杨焕亭
读罢杨生博的《非遗之光》，掩卷沉思，我感到这是一部学者邃思与诗人激情的结晶，是诗人唱给历史，也唱给当下的心灵诉歌，既有着历史的凝重，又绽放着时代的光彩。
当下中国新诗是在全媒体时代背景下走向繁荣和发展的，经济结构多元化、价值理念的多样化，都使得当代中国新诗创作呈现出多题材选择，多向度审美，多层次展开的格局。有学者总结了当下新诗写作向度的四个方面。一是对时代景况、现实遭遇和历史记忆的写作；二是回归内心世界的人性和神性写作；三是超越日常叙事的智性写作与形而上写作；四是地域性写作。这样的划分是不是科学，大家可以讨论。我只是想拿他做个参照系，来研判杨生博作品的特点。我觉得，选择以非遗题材作为对生活的审美表达，表现出杨生博在题材选择上的文化自觉。首先，从非自治角色说，诗人毕业于大学政教系，又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和理论教学工作，这种角色底板使得生博从走上诗坛第一天起，就占据了能够透视生活本质的优势。其次，从艺术视域说，他长期担任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对于承载着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使命的担当和情感的贴近。再次，从文化地理学概念说，诗人长期生活在周秦汉唐文化资源富集，非物质文化遗产琳琅满目的关中大地，从而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源泉。
这就是说，无论从客观条件说，还是从主体质素说，杨生博都具备了诗人所具有的诗性知觉和学者所具有的理性知觉，使他能够从容地在多元创作格局中开辟新的选择视域。这种选择，究竟理论上怎么定义，正如有论家把沈从文先生湘西系列作品界定为“类型”创作一样，我个人认为，生博这是一种自觉的“类型”写作，类型不是沉迷于“写作套路”的类型化，而是一种创作主体专注于某一领域的耕耘，而又保持着个性写作风格的创作姿态。
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里，至少在咸阳，他是自凌晓晨以后非常突出的“类型题材”诗人。如果说，凌晓晨的《水荒》表达了诗人强烈的“类型”意识，那么，一部《非遗之光》，则为我们走进中华文明高地提供了具有美学价值的文本。这种选择使得杨生博的作品既与历史上传统咏史怀古诗有着价值取向上的区别，这就是淡化历史激流中个人的沉浮悲欢，而将目光投向对人类普世命运和历史逻辑的审美，同时又表现出比当下某些咏史题材更系统、更深刻的开掘，从而在时间的一维性深度和空间三维性广度的结合中构建起诗人全景式的而又富于个性的历史审美表达体系。这种选择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当我们站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放眼纷乱不堪，被霸凌主义绑架而又充满变局的地球时，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这些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中昭示的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统一性、 创新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对于这个世界有着多么现实的文化和美学价值。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透过《鱼也许是我们的祖先》《故乡》《故土》，透过《古渡码头》《大雁塔》《昭陵》《马嵬驿》等作品触摸历史的心音，倾听时代的潮声。那些古物，不仅仅活在过往，而且在人的审美经验中得以“复活”在当下。十九世纪英国诗人雪莱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我所创造的形象，有许多是从人类心灵的活动或者他们表现在外面的行为中间吸取来的，这在近代诗中并不多见。”他同时认为，“诗歌的美与新，并不是因为它所赖以制成的素材事先在人类的心灵或大自然中从不存在，而是因为它把集合起来的材料所制成的整个东西，同那些情感和思想的本身，以及他们面前的情况，有许多相似之处。
大诗人是大自然的杰作。”雪莱这里所阐释的是物象向意象的抽象过程。他这里强调了“物象”与“意象”之间的“相似”，这就表明，对意象的撷取、排列和组合，是诗歌创作的艺术自觉过程。而意象就其属性而言，是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用现代主义大师庞德的话说，就是“一种在一刹那间表现出来的理性与感性的集合体”。读《非遗之光》，我发现诗人在意象的撷取、排列组合上有诸多特点。一是散点扫描式的意象并列。这使得他的作品与现代主义保持了一种艺术上的自觉融合。例如在《鱼也许是我们的祖先》中，诗人审美的目光掠过“大洋深处的马哈鱼”“微山湖上的小鱼乌鳢”“陆上河流里的鳜鱼”这一个个意象，从中触摸和发现“人”与“鱼”之间情感的、道德的、意志的机缘，从而放歌“你看他们的温情，就是我们生命活生生的翻版”，由此形成一种美学观照。在《甘泉宫遗址》中，诗人将黄帝、秦二世、汉武帝与“我”置于当代的审美视域下，在宏阔的历史幕布上勾勒出历史的兴衰哀荣，命运的沉沦崛起，生命绽出的悲欢离合，现实的文化思考。与这些吟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最高的地方》《不敢忽视的力量》等。这种把不同时空的意象组合在一起的表现手法，体现出诗人意象生成、意象撷取的视物显大症角、意象组合的大格局和意象并列的现代意识。
二是以核心意象为轴心的组群意象链接。杨生博是一位对文学自律性有着自觉把握的诗人，他深知，核心意象是一首诗中最关键的、占核心地位的意象。在核心意象运营的基础上构建一组意象群，采用意象叠加的艺术方式来形成意境，传递情感，是现代诗的重要特征。例如在《故乡》《故土》中，诗人以“山脚下，一座茅屋”为生命之源、情感寄托、乡愁牵系的核心意象，张开想象的翅膀“飞离在场”（张世英语），引发出“马头琴的旋律”、“铁皮桥”、在怀里“金光闪闪钥匙”的钥匙等一系列围绕乡愁，各自独立而又有着内在联系的意象组群，传递出一种缠绵悱恻，余音不绝的情绪。在这里，变迁的是岁月，是“已经锈得发黄的门锁”，而不变的是“故土，你就是我的灵魂”。唯其如此，揣在怀里那把“金光闪闪”的钥匙才具有了一种恒久的美学价值，才成为一种文化的存在。这里贯注着一个隐喻，这就是伴随着工业文明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对社会生态和人的“此在”绽出形成强烈的影响。从社会生态说，农耕文化日益退居非主导地位，从人的生存生态说，在工业文明或者后工业文明时代，乡愁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演绎为马克思曾经说过的现代社会中人的一种“无家可归”的精神漂泊感。这种排列组合，在《那一粒阳光》《姜太公钓鱼》中都留下淋漓酣畅的笔痕墨迹，他使得诗人的作品实现了一种纵向的深度开掘。诚如十九世纪美国诗人惠特曼所说：“天地和海洋、走兽、鱼、鸟、天空和天体、森林、山川，都不是小的主题——可是人们希望诗人所表现的，不只是这些不能说话的实物所固有的优美和庄严——他们希望能揭示出沟通现实与他们灵魂的道路。”
近年来，特别是新世纪二十多年来，我读过不少诗人的作品，有驰誉神州的名家，有弄潮网络的先锋，就诗歌语境而言，除了打上了全媒体时代语言印记外，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许多诗人放弃了新诗的韵律形式美，而注重语境自身内蕴的审美。我并不否定这种美学追求，而且我自己就是这种潮流的追逐者。然而，一部《非遗之光》，从头至尾都选择了以韵律构建语境。我十分赞同序言中对这一点的充分肯定。我记得国学大师吴宓先生在与20世纪初新诗作者们辩论时就十分强调中国传统诗歌除了格律美，也要讲究韵律，他认为，“各自规律（诗韵亦其一），不特不阻抑天才，且能赞助天才之发荣滋长，不特非枷锁之束缚手脚，且如枪炮之便利战斗。故谓中国旧诗太严者，妄也；谓中国现今诗韵应废除者，妄也。”吴宓先生还列举英国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的作品，认为英文诗歌也有韵律。所以，我以为，生博在目前这种诗歌氛围中，坚持诗歌的韵律美，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可贵的坚守。祝贺生博《非遗之光》出版，也祝生博艺术道路越走越宽，艺术青春永驻。2023年11月26日于咸
杨焕亭，中共党员，现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咸阳师范学院兼职教授，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客座教授。曾任陕西省作家协会第五届理事、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第二届第三届理事、咸阳市作家协会主席。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以来，先后在人民日报等国内报刊杂志发表作品将近500万字。出版散文集、学术专著、长篇人物传记、长篇小说计13部，长篇小说《汉武大帝》《武则天》《汉高祖》（均为全三卷）被出版部门称为历史题材“三部曲”，计370万字。其中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大帝》获湖北省“五个一”工程奖，参评茅盾文学奖评选。作品曾多次在国内评奖中获得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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