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与百年新诗

——在薛云平《龙门记》作品研讨会上的即兴发言

               史飞翔

    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个跟大家交流、学习和请教的机会。对于诗歌呢，我是一个外行。但是我的老师——李星老师，告诉我：“文学评论归根到底是一种艺术的感觉。”所以我就谈一下自己的感觉。

     刚才李星老师的那番话，可谓是“老僧只说家常话”。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好像跟作品研讨无关。古人有句话：“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说的就是这意思。李星老师的讲话就跟贾平凹老师的散文一样，你一定要体会他的后味，体会他文字背后所隐藏的那种东西。我有幸跟随李星老师将近七年的时间。这七年时间使得我从原来一个写散文的小作家变成了一个以读书和学问为终生志业的评论家、学问家，大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提升了我的境界。使得我明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乃至优秀的文学批评家。著名评论家、中国小说学会会长雷达先生生前曾经称李星老师为“西北第一评”。毫无夸张地说，李老师是陕西文坛德高望重、成就卓著的大评论家，催红发绿，功垂文坛。他是路遥、陈忠实包括今天在座的贾平凹老师在内的几代作家的“催生婆”，是西北地区最早的茅盾文学奖评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到西安来唯一接见并上门探望的一个作家，就是李星老师。所以，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向这位81岁的，从事了一辈子文学评论工作的“文学的磨刀石”的老人致敬。

     李星老师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不读文本就没有发言权”，我一直牢记着这个教诲。就在一个月前，陕西有一个作家，要开一个他个人的作品研讨会，派人把书送给我。看完书后，我觉得内容乏善可陈，实在没办法写评论文章。所以我就不想参加他的作品研讨会，但是他通过别人做工作，不断地做工作，施压，希望我能出席他的作品研讨会。我实在没办法，只好给他说：“我不出席你的作品研讨会，就是对你最大的支持。”为什么呢？因为我怕我开会的时候管不住我的嘴，我万一说出真话呢，对你不好。这个很麻烦的，这叫“忍不住地关怀”。

     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文坛前辈，云平兄是我的老大哥，我们两个人呢，在文坛上算是一茬人，几十年走过来了，光是“作代会”就参加了两三届。我在这个地方想说的是，云平兄他不仅是个诗人，据我所知，作为作家的他，实际上是个“全面手”。他的散文、小说，写的都非常好，特别是散文，因为我主要从事散文创作，所以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把他的散文放在陕西散文创作的队伍里边，绝对也是翘楚。

    今天我们是龙门论诗，讨论的是薛云平的诗歌。他的这一本诗集《龙门记》，我用了三个晚上的时间认真看了一遍。我的一个整体印象是，薛云平是一个已经形成了自己鲜明创作风格的一个诗人。刚才各位老师的评价都非常的好。如果让我来评价，我就一句话——发隐忧于日常，于无声处挟雷霆万钧，我这是就他的诗歌的精神意象而言，刚才雷涛老师说的比较细致，把我准备说的话都说了，所以重复的话我就不说了。云平兄的诗歌是对我们这个正在远逝的农耕文明唱了一曲精神的挽歌，或者说是颂歌。中华文明归根结底是一种农耕文明。今天我们每个人的故乡，在所谓的城镇化、城市化、信息化、工业化、后工业化时代的进程中沦陷。故乡已经回不去。我们成了没有故乡的人。

     李敬泽先生对贾平凹老师的小说有一个评价：“贾平凹这个作家永远能和我们这个时代在出人意表的地方建立一个非常秘密而直接的通道。”贾平凹的小说，实际上在忠实地记录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与历史变迁。贾平凹的二十部长篇小说，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陕西文学的精神高度。陕西这个地方，文脉深厚，文学传统源远流长。铁凝主席曾说，“陕西不仅是文学大省，更是文学强省，在某种程度上说，陕西重要作家文学的高度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度。”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陕西作家老中青三代，现在应该是第四代了，前赴后继，以一种近乎“殉道”的精神，谱写了陕西文学的华丽篇章，展示了“文学陕军”的实力和风采，同时也确立了陕西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的重镇地位。

     云平兄的诗歌，我刚才说是发隐忧于日常，于无声处听惊雷。他的诗歌的特点就是能够举重若轻，文字行云流水，非常的有意象。诗歌其实是一个作家的基本功。你比如：贾平凹老师早年的时候也写过诗。诗歌可以给作家打一个文学的底子，培养对语言的敏感。文学艺术归根到底是语言的艺术，就像李星老师对我说的，文学评论是一种感觉，一种艺术的感觉。文学创作它更多的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是对于语言的运用和把握。你比如贾平凹老师，他的散文文白夹杂，简洁明快，同时又生涩古拙，摇曳生姿，简直是对中国语言文字的一种再创造，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对现代汉语的运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这个贡献今天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还需要一个更长的历史阶段去检验。

    最后，我想借这机会顺便回应一下刚才雷涛先生和孟建国谈到的关于新诗的问题。我是搞文学批评的，对这个问题曾做过一点思考。最近我受北大中文系语言学实验室委托，正在写《刘半农传》，正好阅读了“五四时期”那一批作家的作品。我觉得今天我们回顾100年前的那场新文化运动，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这场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一场思想启蒙运动，这是毫无问题的，但是新文化运动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和做法却大可商榷。有人说这笔账要记在胡适的头上。我想提醒大家，胡适从来没有说过全盘西化这样的话，胡适说的是整理国故，再造中国。大家不要总是把这个“屎盆子”往胡适身上扣。胡适实际上是个很伟大的人。有学者指出，中国不搞现代化则已，如果搞，一定是从胡适开始，一个属于胡适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刚才孟建国先生也讲了胡适对于中国新诗的贡献。客观地讲，胡适的白话诗《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确实是直白、浅显和简单了些。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对新文化运动进行重新审视，它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但是它也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伤害。现在中国是越来越斯文扫地了，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所以我们要重新审视新文化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中，文学运动首当其冲，特别是诗歌运动。通常我们把诗歌的源头追溯到《诗经》。《诗经》不仅是中国诗歌的源头，实际上它也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我们中国这个文学国度，归根到底是一个诗的国度。在中华几千年来的历史上，文学的主体一直是诗。正所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小说是什么呢？小说是非主流，上不了台面。在曹雪芹时代，曹雪芹写出《红楼梦》后，同时代的人评价，八个字：“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这就是曹雪芹同时代人对《红楼梦》的评价。由此可见，我们中国文学的主流是一直诗词，中国是诗词的国度，到了近代新文化运动之后，我们才兴起了白话文，包括新的散文，新的小说等等。其中呢，诗歌运动是以胡适、刘半农、徐志摩等人为首的。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中国诗歌的百年历史，它的转型是不是成功，恐怕还很难说。我跟孟建国先生的观点是一致的，古代的诗歌确实要比我们现在的诗歌好。为什么呢？这里面不光是个格律、平仄的问题，能不能朗朗上口吟唱的问题，实际上它还包含着一个思想和文化的承载问题。

                   2023年12月3日于韩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