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乡土题材创作蔚为大观，衍生出西部乡土小说、生态乡土小说、小城镇叙事、底层叙事等分支。但另一方面，随着乡村耕地逐渐减少，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乡土正褪去田园牧歌的面纱，面临着既失去“土”，又失去“人”的尴尬困境。在此背景下，葛安荣、李永兵师徒合著的长篇新作《蓝水谣》秉承了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直面复杂的乡村政治生态和基层治理困局，以真实的细节和诗意的笔调构建出我们时代的乡土人文景观，在题材主题、叙事方法、美学风格等多方面拓展了新世纪乡土小说的面相。
《蓝水谣》选择了归来者的叙事视角。不同于文学史中常见的知识分子以外来者的身份介入乡村，通过审视贫困落后的乡土中国来批判国民精神或讴歌底层苦难；《蓝水谣》的主人公林秋云是当之无愧的蓝水村的女儿，她生来就是蓝水村人，对土地有天然的情感眷恋，在走出家乡，经受现代文明的教育洗礼后，她又回到蓝水村成为村支书，林秋云的命运始终和蓝水村休戚相关。小说在呈现她用政策经验帮村民脱贫致富的同时，同样刻画了蓝水村的人和事也在改变林秋云，她的行为方式逐渐被村民同化。文本多次提到，她习惯用手抹去鞋上的泥巴，闺蜜说她越来越像村妇，一副农民嘴脸。“用手抹去泥巴”这个细节隐喻林秋云恢复了与土地的亲近，她不是作为外来者融入村民之中，而是在乡土间找回她自己，回归了泥气息、土滋味。小说巧妙地借一双熟悉又陌生的归来者的眼睛，观察蓝水村这个古老的乡村在进入新世纪后的蜕变，用时代的经线和地方的纬线，编织成一幅精致生动的当代乡村生活画卷。
这个叙事视角的独特还在于林秋云是一位女性。在以男性占绝大多数的乡村权力场中，选择女性作主角十分具有洞见。一则，女性的性别特质更为柔和包容，能够有效缓和基层政治斗争的残酷尖锐，保证小说的叙事基调平和舒缓，呈现出某种如水般诗意的情调；二则，《蓝水谣》有意将家庭生活纳入叙事范畴，花费很多笔墨描摹林秋云的夫妻感情、婆媳矛盾、亲子关系，基本每一章都涉及对其家庭生活的描写，工作的一面和生活的一面交替展现，构成了这个完整的人。
由此，《蓝水谣》在主旋律题材中难得地呈现出一种个人化叙事的倾向，有效避免了把人当成图解政策的工具，而是始终围绕人的觉醒和成长来写。《蓝水谣》每一章节都以台历上的题词开启，按线性时间记录林秋云在蓝水村的生活，不仅关乎其工作经验的积累，更有心灵世界的成长。小说刻意将林秋云的感情生活和事业理想对照，她之所以反复回忆初恋，是因为对纯洁爱情的向往代表了一种理想主义的坚持，正因为曾在爱情上向现实妥协，林秋云在事业上才更要做一个理想主义的愣头青。无论是感情还是事业，都只是林秋云成长的背景，小说始终扣住人本身来写，以林秋云看见蓝水村，也以蓝水村塑造林秋云。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特意交代林秋云喜欢的台历是“有花”的那种，“花”是生活的闲笔，是浓墨之外的“淡彩”。这刚好对应了《蓝水谣》在记载蓝水村的大事记（如收回耕地、抗洪救灾、舞狮申遗）之外，还有意穿插很多闲笔，比如描摹夫妻之间的推拉、饭局上的暗潮涌动、开会时的唇枪舌剑等。小说颇为大胆地从林秋云上任前的一场饭局写起，座次安排、敬酒顺序、菜肴介绍都十分讲究，或者说规矩十足，暗示了临湖镇和蓝水村既已形成的、复杂稳固的官场生态。再如，村委会上老秦接过何显贵的烟，看了眼林秋云又放了下来，接烟却不点烟，折射出老秦夹在两人中间都不想得罪的微妙心理，体现了作者洞察人心幽微处的能力。正是这类有滋有味、汤汤水水的细节滋养了小说的真实性，成功将乡村大历史化为个人小叙事，呈现出日常生活的美学风貌。
这种对于细节的精准捕捉与细腻白描，离不开作者沉潜老道的笔力。比如，小说描写汪老汉脑子糊涂后，躺在院子里说胡话。“风呼呼的，吹得门前的塑料纸哗哗的，吵闹得狠。白色塑料纸被掀起来，露出几根木头。那是汪老汉的农具，铁锹、钉耙、镰刀都有。木柄裂开了，颜色暗黑，多少年没用过了。”“风呼呼的”仅四个字，就写出了院子的空旷和破败，用塑料纸这种的现代工业的廉价产品遮住了代表农耕文明的农具，则构成了某种漫不经心的象征，在快速发展的现代化面前，废弃的不只是农具，也是像汪老汉这样过时的人，甚至一整个破败荒凉、被抛在城市之后的乡土中国。这样的语言朴素自然，却能品出真实人生的况味。
《蓝水谣》在写真人和写小事上下功夫，围绕人情和真事建构出我们时代的乡土景观，孕育出“个性的土之力”。一般生态小说通常要树立正反两方截然对立的人物，比如盗猎者和守护者、污染者和保护者，将极好者和极坏者对照，以此宣扬绝对正确的主题。但《蓝水谣》避免了将人物脸谱化、标签化，而是把小说角色当成和我们一样血肉丰满的人。小说对真实的把握在于始终尊重人性的复杂。对主人公林秋云，没有回避她的软弱，如实记录她曾因现实因素对初恋见异思迁，她的婚姻充满遗憾。对所谓的反面人物何显贵，小说既写他纵容污染企业入驻蓝水村，在修堤坝的问题上撒谎，也写他讲义气，为了堵住涵洞毅然跳进水里，甚至让他以牺牲的方式体面退场。何显贵这个人物可怜又悲壮，因为真实而生动而极富魅力。事实上，《蓝水谣》里，无论是为赚钱不择手段的欧阳学长、对一切心知肚明的刘镇长，还是破落户童家声、泼辣的李招娣，都有人性化、善良温情的一面。这些人物真实得就像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才跟他们吃过饭、聊过天，随时都能再去他们家里拜访。正因为人物有真实的喜怒悲欢，小说所讲述的故事才真诚动人，蓝水村才会成为我们所熟悉的村庄。
蓝水村从来不是架空的世外桃源，而是一个自古就因为土地充满纷争的地方。
《蓝水谣》拒绝给人物一个圆满结局，一场水灾几乎让林秋云的美丽乡村计划毁于一旦，一切都要从头再来，但正是这样一个不完美的结局，推动人物和故事不断前进。文学不能拒绝时代，作家也不该回避乡村复杂的现实，《蓝水谣》的可贵就在于它敢于直面我们的时代生活，写出了新世纪的乡土中国，将新农村政策、廉租房、托老中心、直播卖货、旅游开发等焦点问题化入小说，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事件、用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对抗制衡，盘活了小说。
但在种种变动冲突中，恒定不变的是农民骨子里对土地的热爱和亲近，人和土地再次恢复了相依为命的关系。《蓝水谣》正在建立在这种乡土意识之上，“土之力”构成了以林秋云为代表的蓝水村儿女的基本性格特征。表面上，只有童家声对耕地有兴趣，实现了从渔船上到土地上，以种紫香芋为生的转变，实际上，林秋云身上朴实的“做事”态度，她一次次推动新政在蓝水村落地，小琴从丧夫之痛中走出来，勇敢迎接新生活，残疾人汪迁不认命，开办家具厂脱贫致富，李大爷一个人搜集污染企业的罪证等等，这些都是人物身上“土之力”的觉醒和体现。由于成功刻画了这种“土之力”，《蓝水谣》虽以新农村为主题却并未沦为简单的政策图解，虽植入新闻事件、热门话题却不显得空泛，因为事情桩桩件件都落在人的身上，人物的情感逻辑、行为逻辑立住了，小说的真实性也就能深深地扎根在土里了。
沈从文在臧否《史记》人物时说：“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知。”在《蓝水谣》中，在这些蓝水村的儿女身上，事功可为情。正是一次次现实考验，历事炼心，激发出蓝水村人骨子里不屈不挠的精神，也将乡间的生死、土地的命运、人物的悲欢都移入纸上，绘制出与时俱进的乡土中国景观。（作者简介：童欣，90后，青年文学评论家，现供职于《扬子江文学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