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阅读背景：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刘益善短篇小说集《东天一朵云》
刘益善 祖籍湖北鄂州，生在武汉江夏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仼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长江文艺》杂志社社长、主编、编审。
发表小说、散文、诗歌600余万字，出版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作品30余部。
作品多次获奖，其中，短篇小说《东天一朵云》获湖北文学奖
本土故事 本土化叙说
—— 《东天一朵云》阅读札记
作家、评论家 黄 自 华
一、
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乡土越来越像一个穿着落伍的灰姑娘，被当作了一个将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悲剧角色，在通往多种可能性的岔路前，我们再也看不到它昔日单纯质朴的笑颜了。而走在乡土道路上的作家们，今天又该怎样去把握这个乡土世界？是满足于展现出一方地域的独特风貌，还是关注更为深层的东西比如今天乡土之中的人性变化？
出版的刘益善创作于二十多年前的短篇小说集《东天一朵云》，再次把乡土小说创作中的诸多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这部小说集文本中的“精神性现实”，以尖锐的方式提醒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当下小说写作的本土化境遇。
建国后十七年期间进城的作家，因“革命需要”，他们一直讲述着乡村故事，并且一直是乡村文化最坚定、最自觉的代表，他们的身份变了但角色没变。
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进城的作家，其代表意义却有了悄悄的变革。他们的进城无疑具有了新的象征意义，那就是代表了中国正在向城市化、现代化迈进的进程。
改革开放以后进城的诗人刘益善，虽然从身份到生活、从面貌到谈吐迅速地“城市化”了，并且早已成为文学庙堂的精英，位居湖北省作协副主席高位，但大多数时候，他却依然深情地讲述着乡村的故事。
因为他知道，他的祖先、亲人、血脉、情感、记忆、经验，所有这一切的“根”都在苍茫乡村大地的深处。拒绝或切断这条“根”，就有可能让他失去爱、激情、灵感和想像力，甚至失去与当代对话的能力和作为作家的存在价值。
其实，刘益善的成名，是他的“乡土”诗，后来才写起了“乡土”小说。刘益善的小说创作以短篇为主，阅读他的小说，如同咏唱他的诗歌一样，你总是能够闻到一股浓烈、湿润的茅草味和稻香味，总会感觉到有一种泥土深处的清新向你扑面而来。
在短篇小说集《东天一朵云》中，刘益善精心描绘了一幅幅江夏水乡的生动图画，成功刻画了那些具有复杂性格的农民形象。他虔诚勤勉，站在新世纪社会转型期的时代高度，从自己的体验出发，从乡亲日常的凡俗生活出发，真实地表现了农民生活的每一个细腻场景，虔诚地在自己的文学创造中，表达他对这个生他养他的乡村世界的感知。他对农村的深切关注，同时也透露出他对现世农民生存的焦虑。
当年的农村生活经验，使刘益善的乡村叙事既生动厚实，又有具有一种与现实保持一定认知空间的审美距离。
刘益善以他个人的乡土经验，成就了江夏乡土生活的浮世绘，以本土故事，本土叙说的叙事策略，表达了他对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生活的某种理解、洞察和悲悯，极具“原生”性。
在短篇小说集《东天一朵云》中，刘益善着力探究的是围绕在我们四周的那种令人迷恋，也让人窒息的千年农耕文明留下的怪圈式氛围。他笔下最有质地，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乡村普通农民的形象。
刘益善编织的乡村故事，没有乡村政治的博弈，也没把笔力过多伸向支配乡村政治运转的秘而不宣的潜规则，而是把自己独到的理解和深切的体恤，倾注于这些当年与自己同命运的人们。他让人物群像在他们的生活情境中发自本性地喜怒哀乐，让人物在自乐自嘲中自省。
在短篇小说集《东天一朵云》中，记忆、经验和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成为强大的载体，负载着简陋温暖的故乡、卑微的生存场阈以及阵痛中扭曲的时代病。这无疑是吸附刘益善灵魂和良知的巨大能量的磁盘。
刘益善的乡土小说源于乡村生活，又为现代生活所观照。在短篇小说集《东天一朵云》中，作家不再是站在单一乡土的视角来观察和体会生活，也不仅仅是单纯地反映风土和民俗，而是以一个现代人的生命直觉和理性思考，表现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民和农村的真实处境。
在刘益善的乡土小说里，农民的日子虽然穷，但却不乏一种“日子的感觉”，是充满原始生命力的、充满生机的生活。因此，相对于以往习惯称谓的乡土小说，刘益善的乡土小说具有更丰厚的美学特征。
在文学表达上，现实生活和写作本身都成了一个疼痛而艰难的过程。漫漫生存的长夜在胃里咀嚼着苦涩的草根，凝聚民族心血的历史传统和价值表现符号被一次次地肯定，从而使他小说的基本价值建构和精神升华变得愈来愈坚实。
在刘益善的文字里，我们能够感受到生命的疼痛，感受到每一个个体生命或卑微或丑陋的真实。但他并没有放弃对这些挣扎在农村生活底层的人们的善意的期许，而是极力赋予每一个生命应有的尊严和尊重。
譬如怂哥儿发财之后的尴尬（《怂哥儿的红领带》）、老五盗墓的闹剧（《错位》）、巧姐对故人的欺骗（《清明雨纷纷》）。
作者不是简单地将他们当成一种思想符号，而是将自己深刻的政治良心，内化为文学的心理和灵魂，以充满了人文关怀，让人心灵舒展、欢愉、蕴藉、温暖的文字，揭示出人物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寻找出物质和精神双重命运的苦难人生和被扭曲心灵的深层次原因。
刘益善是一个朴素的叙事者。在他的本土化叙事中，生活浊流与情感热流伴着泥土的芬芳融浑一气，尤其对乡土的那份深切忧虑，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自己本土化的叙述，这种本土化的写作使我们感知到了他的血液流动，感知到了他的心脉跳动。
他以“思想者”的刀锋切入乡村生活的肌体，企图使自己的乡村叙事能够寄寓现代或后现代的哲学思考，能够表达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消亡与阵痛。
在短篇小说集《东天一朵云》中，刘益善将中国当代现实和精神性的历史无限压缩在“金水河畔”这个小小的入口处，而他又同时通过放大镜的方式将所面对的一切，提升到最为宽远的精神空间和寓言化图景。
而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这些精神性文本中的细节、场景离中国的当代“现实”究竟有多远。
是的，在一个如此诡谲的时代，我们进入一个时代的“内部”是如何的不易，而进入一个无比真实的“现实”是怎样的艰难。刘益善义无反顾的担当起对乡土和生命的现实和想像中的双重责任。
本土化的情怀和操守使得刘益善的小说有着一种天然的近乎宗教般的仪式感。在刘益善对乡村近于宗教感的情感和理性的观照中，乡土上的爱与恨都是那样的原生、释然，淳朴得让人落泪，让人不得不长久唏嘘。
正是在现代性的铺天盖地的胁迫下，现代人已经在麻木中丧失了返观和检视个体生命和生存的困境和奥义。而乡村的生活尽管已经被轰隆的机械臂膀所损坏，但是，那依然清晰的天然状态，更能使刘益善获得一种天生的敬畏、冷静、清醒、自知和反思，也更天然地呈现对生命和自身命运的追问。
因此，作为新世纪以来乡村书写的代表性符号，短篇小说集《东天一朵云》无疑也为当下乡村书写的困境和出路，提供了重要的文本参考。
（ 刘益善签字现场，长长的 排队待签）
二、
刘益善是一位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悲悯情怀的作家。他的目光，始终聚焦在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上。从曲折的命运际遇到艰辛的生存境况，从吊诡的乡村伦理到复杂的人性纠葛，有关农民生存的种种外在困顿与潜在不幸，都是他自觉关注的焦点，也是他孜孜以求的探讨对象，更是他倾力表达的审美目标。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既然写作，便不应丧失起码的道义良心和责任感，只有靠道义良知和责任感支撑起来的文学，才会成为世俗化社会中人们前进的精神灯塔。
正是抱着这种文学理想，刘益善无论是写诗还是创作小说，他都总是饱含着一种执着而又沉郁、热切而又忧伤的情感,为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那一群无声的灵魂争取属于他们自己话语权。
刘益善静寂的文字，就像一群沉睡的脸庞，在暗夜的秋风中，不断地弹奏着音韵苍凉的竖琴。时间的暗河上，记忆的阴影让刘益善不断倒回到往昔，但这种倒退早已不能洞透一场弥天的大雾。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人与“故乡”存在着本源性的联系，这种联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场景的转换而加深，而加深在此刻便是遗忘。
对于刘益善而言，乡村景观在现代化城市阴影的笼罩中是无比尴尬的。曾经过去时代，乡村生活的朴素、温暖已经被渐渐吹响的秋风冻得瑟瑟发抖，乡村的记忆沾染上了浓烈的萧瑟气息。
在暗夜和秋风中弹响生命竖琴的作家，领受了在怎样沉重的暗夜里，闪电所带来的寒噤？一个背上满布时代和生存的芒刺，而内心里反复咀嚼苦涩乡土的作家，他所写出的文字肯定是用汗水、泪水和苦水融合而成的！
尽管如此，在我读到刘益善小说的时候，仍然能够清楚地感觉到他小说里的热度和温度。
在短篇小说集《东天一朵云》里，我们强烈感受到了作品贴近山村和土地，贴近百姓的内心。他的作品接地气，有养分，感动人。
刘益善叙述的乡村故事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历史时期的乡村文化状态和本土农民的精神境遇。
短篇小说《东天一朵云》所描写的农村生活，算不上多么宏阔，但它丰盈、细腻、鲜活。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作者把地处金水河畔乡村的日常生活，作为描写对象，特别关注村民精神、伦理、观念上的变化，对主要人物心理刻画颇见功夫。
小说中的少女云无意丢失了手表，被父亲冤枉而跳水自尽。这些悲剧的出现，表面上看，人们通常将它理解为主人公的愚昧无知，但深层的原因其实是主人公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与乡村传统文化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的忤逆与冲突，作为道德弱者，除了死亡别无选择。
作家通过平静的叙述，将隐藏于故事背后的道德伦理、人际关系、情感状态真切地裸呈了出来，启人深思。
《短篇小说母亲湖》通过一场诗歌朗诵会，将乡村少年在湖中历险时所体验到的敬畏情感，与一段惊心动魄的传奇所表达的扬善抑恶主题勾连起来，并借助“山”、“湖”两个充满象征性的意象，揭示了乡村对于传统伦理道德的坚守。
另外，小说集中还有不少悲剧故事，像《一枝梅》中的梅嫂为了丈夫免于处罚而以身事武装部长，最后遭村人嘲笑而自杀等，作者充分展现了在坚固的传统屏障面前，现代人的焦虑与疼痛。
在刘益善的小说里，乡土作为一本永远翻用不尽的词典，承载了无尽的生命和历史的灯盏。故乡这片土地上衍生的故事是沉静而疼痛的，而现实和历史就是如此不可分割的胶着在一起。
对这片土地的任何挖掘、损毁，在刘益善看来都是不能接受的。正是这种历史、生存和现实在刘益善的内心和背脊上洒下了无尽的芒刺，而同时他仍然在此境遇下“秘密”地爱着自己的乡村、他的理想、他的文字。
因此，刘益善的短篇小说便同时具备了两种不同的精神向度：迎拒与挽留、温暖与寒冷、现实与记忆、疼痛与慰藉。而这种不同精神向度的产生，一方面来自于作者对“金水河畔”生命履历的温暖而失落的感怀与记忆；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乡村和个体在强大的工业和城市化时代的浪潮中的剧烈阵痛，以及现实生存的压力、时光的流逝和温润的农耕情怀的丧失境遇下的分裂与伤痛。
乡村是一个巨大的象征物。乡村对文坛，对当代社会，对我们所有人，是一种精神取向，一种价值取向，是能寄托、寄放、寄存我们整个灵魂的地方，而不仅仅是一种现实问题的说明、表现和书写。
乡村是我们的归宿，是我们的乡愁，是我们的梦境。乡村还代表大地，乡村有一种非常宽大的胸怀，是生命、生存、生与死的所有的表演场。
乡村的贫穷、落后甚至苦难，都是文学的母题，是关乎心灵的事情，它超越了题材与时空限制。
一个具有人文关怀精神的作家，任何有关乡村的书写，都不应该逃避贫穷、落后、苦难，而应该正视贫穷、落后、苦难的真实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苦难也是上帝对人类的赠予。这些苦难，有着人类自然的形态，它们从不同角度寓言着我们人类永恒的局限，从而使人类反躬自省。
短篇小说集《东天一朵云》虽然也触及到一些社会现实问题，但刘益善采取的是一种正面积极的姿态。他以建设性的眼光和一颗灼热的心，来呼唤、迎接新农村建设的正确道路。
刘益善对农民命运的艺术诠释，延续了传统现实主义精神，透显了作家生命的深切体验，隐痛、跌扑的泥土以及亲人的哀愁与血泪。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他将自己的赤诚之心融入大地，贴着乡亲，与他们共命运同呼吸，即使在写一些负面东西时，也往往为他们的行为设置种种理由，体现出作者的宽容和悲悯情怀。
刘益善的小说，立足于自己本真性的乡村体验，还原出了一个个真实的、呼之欲出的、令人为之伤痛的生活场景，历史被还原成了带有个人体温的经验和生命感的回溯与想象。
显然，刘益善的很多小说既具有个人化的历史想象能力又直抵现实内核。在刘益善看来，精神性的“乡土”是承载无尽的生命的灯盏，任何的对它的损毁在他看来都是不能接受的，因为祖先、乡人这些亡灵的手指是那么脆弱，因为乡村就是苦难的“母亲”。正因如此他的小说才能获得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刘益善的乡土小说源自广袤的大地，源自流水淙淙的山野；源自黄昏时幽静的村庄；源自田野里弯腰拾穗母亲的背影。
刘益善小说中情感的真挚在于随物赋性，他将自己真挚的情感融会于所要写的事物之中，从而使他的小说作品达到情景互融美学境界。
显然，刘益善的小说并不是那种锋芒毕露的小说，但仔细阅读他的小说，我们也不难看到他文本中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其实也是作者的一种真实生命状态。
另外，刘益善的小说提供的人物的生活和精神状态是真实可信的，正因为它真实可信，才更值得我们反复深入地思考。因为这些来源于“逼真”现实的小说，其言外之意，不是人生问题，而是人生况味，而且深深地触动了我们。读他的小说，我们不是激动，而是沉默和思考。
黄自华，作家，文学评论家。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曾担任《中国民族博览》常务副主编、《当代老年》诗歌栏目编辑、《炎黄文学》执行主编。著有《批判的快感与尴尬》《荒漠之舞》《边缘喧哗》《自虐与狂欢》等10部文学评论专著和《青山蝶变》《篱笆那边有酸甜的草莓》等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出版《中国式狂欢》《饕餮之殇》等9部中国亚文化研究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