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故乡”的思绪
文/董惠安
每当读到李白《静夜思》中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诗句，或者听到三毛作词的《橄榄树》中“我的故乡在远方”歌词时，我心中总会对“故乡”二字泛起一种莫名的惆怅。我的故乡在哪里？这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话题。
何为故乡？“百度”给出的解释是“出生或长期居住过的地方，家乡，老家”。近义词有“故里、家乡、家园、乡里、梓里、梓乡、桑梓”等等。我出生地是陕西第二大城市宝鸡市区，陇海铁路南坡下一片棚户区里。我还依稀记得那里叫做中五街，居民多是河南逃荒来的难民。父母作为东北军残部西撤，后退伍流落于此地，于是就混杂在棚户区中落户。我咿呀学语时，听到的是“嘿拉拉呀嘿呀拉拉，天空出彩霞，地上开红花呀”的歌声，看到过和平鸽飞翔的年画，后来有过短暂的上幼儿园的甜蜜记忆，再后来有了饥饿的苦涩记忆。然而有过常常跟着几个哥哥看电影、看戏、逛文化宫，和街道小伙伴疯玩的激情体验。每逢过年，简陋而拥挤的家居小院里，弥漫着凭票供应的几斤肉炒熟炖烂而散发的香味，还有家中亲情的温暖。然而童年关于这个出生地——故乡的记忆，就在我刚满7岁时戛然而止。
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的尾声，饥饿的记忆中已经夹杂了更多的恐怖和绝望。一个美好的口号由当时的专家提出，叫做“到农村去吃饱饭”。“饱饭”啊“饱饭”！多么富有诱惑的词汇啊，就是在由这个词汇而幻化出的白馒头、大米饭、油条、红烧肉的诱惑下，我们全家开始了一次和平年代逃荒式的生存迁徙，与历史上逃荒所不同的是，父亲怀揣着一纸“到农村吃饱饭”的落户介绍信。目的地就是当时的宝鸡县（如今的陈仓区）八鱼乡寨子岭大队贺家湾村。这是一处由秦岭北麓七十二峪中的马尾峪中，一条名叫马峪河的小河冲击而成的小河湾，成为了我的第二故乡。
第二故乡的新居是两孔没有门窗的空旷窑洞。后来得知，这两孔窑洞的主人死于三年苦难岁月，后来成为生产队的猪圈，但猪也常常莫名死去。于是这无主的窑洞便成为了从城里来村里“吃饱饭”者的新居。坐北朝南的窑洞口正对着视觉上近在咫尺的秦岭峰峦。父母和哥哥们用床板临时遮挡窗户和门洞，支起铁锅开始了近似于野炊的烧火做饭，夜幕降临后，小小的村子近乎于死寂，偶尔有几声狗叫划破夜幕，父亲在窑洞里点起了煤油灯，新居于是有了几分微弱的生气。
这时，童稚未脱的我，明显感觉到了市区铁道坡下棚户区中的老家的好处，起码晚上家里能亮起耀眼的电灯。而新家窑洞通上电，则是在8年之后了。仿佛真的天降大任于我，命运给我安排的都是劳我筋骨、苦我心智的考验历练，除了“吃饱饭”只是一张画饼外，我读书的小学远在3公里之外的一个大村庄，每天要涉过两条河流、翻过一道土岗，中午回不了家只能啃干馍喝凉水。由于起初语言不融（我从小讲一口河南话），常遭同学耻笑欺侮。更让我难以容忍的是，村里人总是把我们当做逃荒乞食者看待，冷眉冷眼中毫不掩饰歧视和排斥的目光。关中人以地理条件的优越而有着歧视四面八方的心理优势，甘肃的流民被称为“炒面客（甘肃人出外有携带炒面粉的习惯）”，河南人被嘲讽为“河南担（河南流民常用扁担挑着两个筐子）”。我们家虽不是河南人，但也被村里人列入“河南蛋”的序列。被歧视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本村的女子绝不会嫁给我们这样的外来“客”。村里有几户一同从城里来“吃饱饭”的“客”家，其家中女孩很快就被邻村的本地农家汉子娶走，但男孩无一能娶到当地女子，无奈只能从河南、甘肃农村领回媳妇。有人阴阳怪气地说：“谁要把女儿嫁给河南蛋，那真是眼睛里没水（有眼无珠）咧！”我的家中从未有过媒婆登门的事情发生。我的几位嫂子无一是关中女子。令我铭心刻骨的是，就在我已经在七九年考上大学，和邻村的一位女子确定终身后，我们村一位多事婆婆竟然通过亲戚传话我的岳母，警示她不要把女子（嫁给）外来“客”，那架势看来真够执着的。而我能体面地娶到本地女子，还是挺荣光的！南唐后主曾有诗云“梦里不知身是客”，而我在这种歧视氛围中，梦里也时时警示自己身是异乡之“客”，重新回到出生地宝鸡市区，成了我梦绕魂牵的目标。然而，回城之路在我们刚离开宝鸡城区就被堵死。尽管当时的动员口号是“下乡落户时间为三至五年，最多七年”，事实上那个下放落户“办公室”很快就撤销，那个“三至五年”的承诺也随风而逝。
我后来曾几次回到梦中常常惦记的宝鸡市区中五街。那熟悉的牛毛毡房屋和小院犹在，只是换了主人。很久以后我从父亲口中得知，当面这座城市的主政者，面对蜂拥而至的难民，安置的方式就是在市区铁道南坡下的荒草地里，划出一大片地皮，做了个简单的规划，由流民自己动手出资，购买简单的土木牛毛毡材料，自行盖成简易的棚户住房。童年的记忆中，门外的街道土路高于屋内一尺，一下暴雨水就从土路上倒灌进屋内。“为什么要把房子盖那么低矮？”我曾不解地问父亲，父亲说“当时房屋盖的高，后来外面的路不停地垫高......”大约是离开这座房屋三十年后的某一天，我和父亲、四哥重游故地，已经有些积蓄的四哥对这套翻屋的新主人提出回购的要求，记得当年离开时出售的价格是200元，四哥提出用2万元购回，但对方不答应。理由是中五街马上要拆迁了，他们寄希望于分一套新房。不久，我带着儿子来到这里想让孩子记住我的出生地所在，只可惜这里已经被拆成了一片瓦硌。关于第一故乡的记忆，由此画上了句号。
我真正地“认他乡为故乡”——将那小河湾视为心中的故乡，已是多年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发现村里人还是很厚道的，渐渐忘记了我们“客”的身份。而我心中也留下了不少美好的回忆。最美的回忆当属村前那条流淌不息的马峪河。河水从秦岭山中流出，让小河的两岸积淀出肥沃的土地，我初次踏进这个村子时，看到的是路边已经抽穗的麦地，还有一渠清澈的水流蜿蜒在村边，渠边的绿草中开放着粉色的野刺玫，分外艳丽。
在小河中摸鱼，是我童年到少年时期最璀璨的记忆。村里人会抓鱼却不吃鱼，村里的年轻人抓到鱼后以极低的价钱卖给我家，一条鱼一毛钱。这些鱼经过母亲的烹饪成了美味。我和两个哥哥很快就学会了摸鱼。所谓“吃饱饭”的一大特征，就是如此这般的“长铗归来乎，食有鱼”。
在小河的上游，有三座水磨坊和榨油坊。村里人将收获的麦子、玉米磨成面粉，全靠这水磨坊。在我家落户于此地的第一个夏收时节，哥哥将生产队提前悄悄地分发给各家户的麦子（公开提前分粮是违反规定的），背到水磨坊磨成雪白的面粉，我家的窑洞里终于弥漫出了新麦面的香味儿，看到我们弟兄对新蒸出的馒头狼吞虎咽，母亲脸上的愁容第一次犹如阴云散去。关于水磨坊的传说和吃饱饭的记忆，我都写进了小说《斜谷》中。
然而，这条马峪河也是命运多舛。在后来来兴起的“学大寨治山治水”运动中，上游的一个大村子竟然在秦岭山根拦河筑坝，赫然截断了河水，尤其在夏季枯水期，马峪河几乎断流。别说灌溉土地，就连村子的人畜饮水都成了问题。而我家所处的小河北岸，由于地质条件的复杂原因，地下水位降低，浅层打不出井水，此事据说已经困扰村民多少辈人了。于是，乡亲们就在河床中挖掘水坑，汲取水坑中渗出的水饮用，但肠胃病很快流行开来。
按理说，同属一个县区，关于如何科学分配和利用水资源，应当有个合理的规划，比如规划上游筑坝拦河，下游就应当安排打深井取水，可惜当时的社会管理者没有这样的思维，只顾庆祝上游的治山治水的成功，哪管下游的生态失衡之灾患？下游的农民曾聚集起来要到上游拆毁水坝，单手刀上级警告而不了了之。
这河水断流的一大恶果便是河中无鱼了。记得断流之处，一滩滩水汪里聚集了许多胡蹦乱跳的大鱼，我和小伙伴们兴奋不已，捞鱼收获满满，渐渐地灵醒过来，明白了这就是“竭泽而渔”。再后来，河床中裸露的巨石也在一夜之间成了宝贵的东西，城里来了一群人，对着河里的石头指指点点，村里干部和他们议论了很久，后来就开始了开石取材，一块块巨石在锤子和钢钎的敲击声中，开裂成一条条石材，一车车拉进城里，成为城市建筑的基石。而可怜的小河后来就连细沙都被刮走，如同被掏空的动物腔肠。再后来一场暴雨一场山洪过后，小河中正所谓“混灿灿一片大地真干净”！
再后来，一群下乡知青出现在贺家湾村。他们中有人发现，村里各家各户的第二胎孩子，身体都有不同程度的病弱残缺。这说法让村里人恍然大悟。追根溯源，根子还是出在饮水方面。小河的水虽然清澈甘甜，但水中还是存在不知名的微量有害元素。因而打出一口深井，就成了当务之急。一家具有基本资质的打井队进了村，在村东一处高台地上支起了井架，开始了钻探。钻机的轰鸣声带给了村里人无限的希望。不成想出现了意外——当钻头探到地下30米岩石层时，被坚硬的石头卡住了，既钻不下去，也拔不出来了！
怎么办？打井队负责人说，只有找到大型吊车才能拔出钻头。可是到哪里寻找大型吊车呢？
我高中毕业后，先当民办教师，后来到公社机关当广播员，生产队长派人找到我，说明情况后让我帮忙想办法。恰好附近的大型企业宝鸡有色金属加工厂有子弟在八鱼乡插队，该厂与公社保持着友好关系。我对公社领导说明了情况，公社领导立刻打电话向该厂求助，很快一辆大型吊车就开到了何家湾，卡在井底的钻头一下子就拔了出来！据后来有人说，当被卡钻头拔出那一瞬间，老村长泪如雨下。他知道，这口井出水，有希望了！
果然，这口深井后来出水如喷泉，不仅灌溉了久旱的农田，还为家家户户通自来水提供了用之不竭的水源。我这个曾经的“客”，也算是为这片土地贡献了一份微薄之力。后来，我上了大学，先在宝鸡工作，后定居在西安，这个“第二故乡”已经渐行渐远。可村里人已经把我认定为这方土地上的人，后来见到我，总是很亲切地问一句“回来了？”是啊，父母已经安眠在村后的半山坡上，童年少年的美好记忆都镌刻在这村里村外。虽然我曾经发誓要离开这个偏僻的山村，可如今，这份“第二故乡情”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啊！
然而，回望这座曾经生活了整整17年的村子（从1962年落户到1979年上大学），心中还是惆怅难消。每次回村，都感觉环境愈来愈陌生了，熟悉的面孔很少看到了，稍微年长一些的人，大多都早逝了。按照健康指数算，他们大多才70岁，在城里还都是壮年之身，可在农村，他们应当都是在长期的艰苦劳作下，透支了身体，耗尽了血气，就像缺水的老树，早早地成为枯木，就像老朽的树根投进火堆也冒不出几缕焰火了。而村里的年轻人，都奔向城市成为了打工者。村里虽有一座座二层小楼代替了窑洞和半边盖的“厦房”，但多是人去楼空，村子多为老弱病残，不见年轻人影。死寂沉静成为了村中无声的旋律。
再说说那条小河吧。偏偏在流经我们村的这一段河流的上空，架设了一段高速公路的桥梁，就好似给河流盖上了长长的凉棚，河床终年照射不到阳光了。我不知道这桥梁的设计师咋就产生了这般的奇思妙想，整出了这样的奇迹！至于是否破坏生态我不敢妄议，反正，童年印象中的小河在阳光照耀下呈现波光粼粼的景象是永远不会再现了。
如今已进入老年，定居终南山下的长安区，周围绿树浓荫，公园环绕，堪称宜居环境。然而我有时凝望终南山，不免想到童年记忆中，窑洞门外的南山秦岭峰峦上的皑皑白雪。哪里是故乡？记得有位古代美女说过“吾心安处，便是吾乡”，而何处能安放我关于故乡的美好记忆？思来想去，还是交给梦境吧......
董惠安
2023.12.22
董惠安，男，汉族，祖籍辽宁海城，出生于陕西宝鸡，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2000年以来在网络上发表纪实文学《一个东北军后代的回忆》、长篇小说《书生沦落半官场》《谁主公平》，在报刊发表大量针砭时弊之杂文，并公开发表历史政论专题片脚本《追寻盛唐雄风》、社会调查纪实《大创启示录——陕西大学生创业与就业的现实与思考》、长篇小说《神泉》《斜谷》、以陈忠实生平为题材的20集广播剧《呦呦鹿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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