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之际，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逄先知等同志主编的九卷本《毛泽东年谱》修订本出版发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和领袖人物著作出版中的一件大事。
△2010年主编逄先知与冯蕙、熊华源、张素华讨论年谱相关问题
《毛泽东年谱》已经出过三卷本和六卷本两个版本。《毛泽东年谱（1893-1949）》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逄先知主编，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2002年8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分上、中、下3卷，全书139万字。《毛泽东年谱（1949－1976）》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2013年12月22日起在全中国发行，全书共6卷，近300万字。其间还出版过其他版本。这两部年谱出版后，均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尤其受到广大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和喜好者的重视和青睐。据悉，这两部年谱分别已累计发行愈13万套。这对《毛泽东年谱》的编撰者来说，是莫大的鞭策和鼓舞。
△2023年，主编逄先知与参与《毛泽东年谱》《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修订的部分同志在一起
这两部年谱之所以获得成功有多种原因，而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这两部《毛泽东年谱》的编撰者在重视年谱条目撰写的同时，同样高度重视年谱（尤其新中国成立后部分）的注释，使其具有严密完整、自成一体的注释体系。新修订的《年谱》全书437万字，注释条目共4300多条、近30万字，是全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参与这项工作的一员，我仅以《毛泽东年谱》新中国成立后部分（以下简称《年谱》）为例，谈谈自己对年谱注释的几点回顾与思考，也方便读者在阅读这本书时充分使用这部分宝贵资源。
01
《年谱》人物职务的注释问题
《年谱》的人物职务注释，在本书注释中占据了主要位置。对于人物职务的注释做法是：
第一，一般采用在一卷中只注释一次的“当时任”的表述方式，注释其所任党、政、军等部门的主要职务。例如，在介绍朱德和彭德怀1949年10月所任职务时，即行文为：“朱德，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第二，在当时所任职务之后、本卷最后时限期之前，倘若又任新的主要职务时，应再注新任职务。例如，朱德在1949年11月、彭德怀1949年12月又有新任主要职务时，即又在当时所任职务后再注释新任职务，这就是：朱德，“1949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彭德怀，“1949年12月，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
第三，根据正文内容需要，有时又以“原任”的表述方式，介绍其担任的主要职务。例如，1949年10月，对已在新疆率部起义、还未就任新职务的国民党将领赵锡光的注释，就注释为：“赵锡光，原任国民党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兼南疆警备司令、整编第42师师长。1949年9月率部起义，同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副司令员兼第9军军长。”
第四，根据正文内容需要，有既注释曾任职务又注释当时任职务的。例如，对曾经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过重要职务、后参与发起组织民主党派或起义活动的李任仁、程星龄，就分别注释为：“李任仁，曾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委员、广西省临时参议会议长。1947年冬在香港参加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程星龄，程潜的堂弟，曾任国民党政府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参议。1948年12月至1949年8月在长沙参与程潜、陈明仁起义活动。当时任政务院参事、湖南省人民军政委员会顾问。”
第五，对特殊时期的特殊人物的注释，则需要交待其一生的简历。例如，在《年谱》正文内容讲到要防止张国焘那样的党内个人野心家的非法活动时，对张国焘就注释为：“张国焘，1931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1935年6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2月到达陕北。1937年9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1938年4月，逃离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
02
《年谱》事件、会议和条约等的注释问题
《年谱》对当年曾经发生的重要的、读者现在不一定清楚的事件、会议和条约等，也都分别作了注释。
第一，关于对事件的注释问题。例如，对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巨济岛事件，《年谱》作了如下注释：“1952年2月18日6时，在巨济岛上美国第62号俘虏营中，美方人员把中方被俘人员5000余人包围起来，进行所谓‘个别讯问’，强迫实行‘甄别’，遭到中方被俘人员的拒绝，双方发生冲突，美军开枪射击，中方被俘人员死亡77人，受伤140多人。美军死1名，伤20余名。对巨济岛事件，新华社23日播发消息，《人民日报》24日进行了报道。”又如，对“跃进号”事件，即注释为：“‘跃进号’事件，指1963年5月1日中国第一艘载重15000余吨的国产远洋货轮‘跃进号’在由青岛首航日本途中触礁沉没。”再如，对文革期间发生的“安亭事件”，即注释为：“1966年11月初，以上海国棉十七厂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一些工厂的群众组织，串连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没有得到中共上海市委的承认，王洪文等指责为‘压制革命造反’。11月10日，王洪文率领2000多名工人在上海北站强行登上火车，要去北京请愿。列车行至安亭站被上海铁路局下令停车，王洪文煽动工人卧轨拦车，造成沪宁铁路交通中断31个小时。‘安亭事件’发生后，中央确定的原则是不向‘工总司’妥协，并派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前往上海处理。张春桥到上海后擅自发表言论，表示支持‘工总司’，说‘工总司’可以存在下去。这个表态立刻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
第二，关于对会议的注释问题。例如，对1970年12月召开的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作了注释，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于1970年12月22日至1971年1月24日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军区、华北各省军区、北京卫戍区、天津警备区及华北地区有关单位负责人共499人。从1971年1月9日起，出席中央军委座谈会的143人也参加会议。会议分小会、中会、大会三种形式。小会是北京军区、北京、天津、河北省负责人参加；中会是省市区和军以上干部参加；大会是全体人员参加。会议前期由李雪峰、郑维山主持，毛泽东认为批陈不痛不痒，提出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会议随即改组，由周恩来代表中央主持，同期召开的中央军委座谈会也被并入。会议结束时周恩来代表中央作了结论性讲话。这次会议后，李德生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第一政治委员，纪登奎任第二政治委员。免去了李雪峰、郑维山的职务。此后，全国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1979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为李雪峰、郑维山平反。”
第三，关于对机构的注释问题。例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即注释为：“1949年10月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本书编者行文中简称‘中央军委’。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再设立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1954年9月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在本书编者行文中简称‘中共中央军委’。”
03
对《年谱》正文内容作补充和说明性的注释问题
《年谱》还对于正文交待不了的，注释后却是对正文的有效补充和说明，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正文的，也进行了注释。
例如，1952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转发全国妇联党组报告的批语中对报告中“所提各项意见”的注释就起到这样的作用。注释说明：“报告中提出各项意见主要是：要解决互助合作组织中男女同工同酬问题，批评轻视妇女的封建观点；解决妇女参加农业生产与家务劳动的矛盾；通过精耕细作、兴修水利、发展副业等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妇女劳动模范应发挥专长，减少兼职，少参加一般性会议等，以求巩固。”
再如，1966年9月16日，康生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利用1936年薄一波等61人经党组织决定出狱一事诬陷刘少奇。对此，注释对这件事情的原委作出说明：“薄一波等61人在1931年前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被捕。1936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同意他们履行简单手续后出狱。‘文化大革命’中因此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中组部的报告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大错案。’他们履行的出狱手续是‘组织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
04
《年谱》对谱主推荐著作、文章等的注释问题
《年谱》还对谱主毛泽东读过并推荐他人阅读的著作、文章等作了必要的内容介绍。
例如，毛泽东1953年10月22日指示杨尚昆“将《联共党史》六条结束语印成单张”，发给出席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同志阅读，年谱就对“六条结束语”作了较为详细的注释：“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结束语中对布尔什维克党所经过的历史道路作出的6条基本总结。主要内容为：（一）没有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一个消除了机会主义、对妥协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毫不调和、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政权采取革命态度的党，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二）工人阶级的党如果不掌握工人运动的先进理论，不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当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三）如果不打垮那些在工人阶级队伍中进行活动、把工人阶级的落后阶层推进资产阶级怀抱、从而破坏工人阶级的统一的小资产阶级党派，那末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获得胜利。（四）工人阶级的党不同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斗争，不打垮自己队伍中的投降主义者，就不能保持自己队伍的统一和纪律，就担当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就担当不了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建设者。（五）如果党陶醉于胜利而开始骄傲起来，如果它不再注意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如果它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害怕公开地老实地及时改正这些错误，那它就当不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者。（六）工人阶级的党如果不同群众保持广泛的联系，不经常巩固这种联系，不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疾苦，没有不仅教导群众而且向群众学习的决心，那它就不能成为能够领导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和全体劳动群众的真正群众性的党。”
再如，对毛泽东1964年3月25日将他在1941年写的一篇文章批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阅看，为便于读者理解，年谱就对这篇文章作了如下注释：“《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是毛泽东1941年写的一篇长达五万多字的文章，共9个部分，也称九篇文章。这篇长文章主要是针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共中央发出的《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等9个文件而写的。这些文件大致反映了王明等人的指导思想和主要政策的内容，毛泽东写的文章从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方面对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文章最初的题目是《关于和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后改为《关于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关的一些主要文件》，后又改为《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这篇文章初稿写出后，作过几次修改，但没有发表。”
05
《年谱》对社会传言和不实之事及质疑回应的注释问题
年谱还对社会上流传的一些难以查清的传言在注释中作了相应的说明，对一些不实之事及质疑则进行了澄清。
例如，社会上流传这样的说法：1976年6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谈话时说：我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并有不同说法。这句话是怎么来的？有没有权威性？编写者应该有明确意见。编写者对这句话在注释中作出这样的说明：“毛泽东说的这段话，转引自1977年3月22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同时，解释道：“关于毛泽东说他一生中做了两件事情，在一些书刊中曾经流传一种说法：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并且明确地指出：“对上述说法，本书编者没有查到档案根据或其他第一手权威材料。”
又如，针对有学者对林彪1971年9月13日出逃事件所提出的飞机究竟是在空中还是着陆后着火的质疑，2023年12月出版的九卷本《毛泽东年谱》在9月13日条目中，增加一条亲历者亲历现场目睹林彪机毁人亡情况的注释，即：“当时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许文益在《历史赋予我的一项特殊使命——视察林彪机毁人亡现场和对外交涉》一文中说：‘飞机着陆点以南约30米长的草皮被机腹擦光，西侧平行处，是右机翼划出的深约20厘米的一道槽沟。再往南，擦地痕迹消失了，进入燃烧区，飞机碎片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面越来越广。’又说：‘1972年5月，中央专案组邀请有关方面专家，对飞机坠毁原因作了系统分析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没有成功而破碎烧毁。’‘首先，降落场地是经过选择的。’‘其次，飞行员作了野外降落的准备。’‘再次，机上人员似都做了降落的准备。每具尸体腕上都无表，脚上没有鞋子，这是迫降前为避免冲撞扭伤而作的准备。’”这样就用确凿的事实，说明林彪等乘坐的三叉戟飞机是在着陆后燃烧的。
06
关于《年谱》的注释方法和特点
在《年谱》编写中需要不断完善注释体例的思想的指导下，这部《年谱》的注释体现了以下较为突出的注释方法和特点：
（一）必须依据真实可靠的第一手权威书籍和材料。
第一，这些材料必须来自权威学术机构编辑、权威出版社出版的相关工具书。例如，我们需要放在身边经常查阅的有：中央组织部和原中央党史研究室主要是根据中央组织部掌握的第一手档案资料来编纂的大开本13卷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在统一领导和规范下，由各省、市、自治区自行编撰的数十册（套）各省、市、自治区《组织史资料》；由原解放军总政治部编撰的大开本5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等。
第二，必须来自准确记录和反映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当时活动情况的报纸资料。例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资料》《参考消息》等，尤其是《人民日报》。因为毛泽东的许多重要活动、会见的客人以及作陪的人等情况都会有报道，而且当时所担任的职务也可以通过报纸的公开报道反映出来的。
第三，必须来自权威学术机构编辑、权威出版社出版的相关传记年谱。例如，由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以及审定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传记年谱系列；由中央党史学会组织编写的，到目前为止出版已达89册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以《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为代表的数量众多的老一辈革命家的传记年谱，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撰写的回忆录等。第四，由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两卷4册的《中国共产党历史》、3册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等；由中央宣传部统一组织编撰的152卷、210册涵盖面极其广泛的《当代中国》丛书系列。
（二）材料来源一般不应是孤证，还必须有一种、视具体情况甚至必须有两三种的权威图书和报刊资料加以印证。因为，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即便是权威的工具书、图书和报刊资料，仍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仍然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差错，因此使用这些材料时也要始终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态，对这些材料严格加以核实与考订，真正做到去伪存真。
（三）互联网上的有关材料包罗万象，能够并且应该成为可资参考的重要资料，但网上经过随意加工的非学术著作（不包括严肃的学术著作、研究文章和亲历者的口述史料等）材料，由于其内容真假杂糅、质量良莠不齐，因此只能在注释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时作为线索使用，而绝不能成为考证难度较大的注释条目的依据。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差错。特别是，作人物的注释尤其应查找到权威的文字依据，或通过已知的重要线索询问知情者。
例如，对于姚文元“文革”前夕在上海市委理论刊物《内部文稿》所任职务，编写组通过询问当时同其一起工作过的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金冲及同志了解到，姚文元在1965年11月时任《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并依此作了注释。
又如，1950年8月23日，毛泽东复信陈叔同、陈泽同谈到二人工作安排事。由于二人名不见经传，刚开始注释时颇费一番周折，始终没有查找到二人的信息。后来经过在互联网上查找，终于搜索到湖南茶陵县人民政府官网有二人相关信息。据此，编写组扩大查找范围，通过查阅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与茶陵》一书等资料，终于查找到二人的准确信息，并作了如下注释：“陈叔同，1927年夏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27年冬，和妹妹陈泽同在茶陵参加工农革命军，并任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妇女部部长。同年12月上井冈山，在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部做文书。1928年6月被派遣回茶陵组织农民暴动，失败后同党组织失去联系。”
说一千道一万，对我们这些年谱的编写者而言，对年谱进行注释时，就应切实做到着眼全局、立足微观，注意准确地把握年谱注释的要求和特点，即全面、系统、完整、规范。注释做好了，就可以进一步增加年谱全书所包含的信息量，进一步提升全书的质量和分量，从而增强其权威性和科学性，保证其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作者：熊华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毛泽东年谱》副主编
来源：理论中国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