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为中医辩诬和鸣不平
李建军
李建军 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及《文艺研究》等多家报刊发表大量理论、批评文章。有专著及论文集《宁静的丰收——陈忠实论》（华夏出版社，2000年）、《小说修辞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必要的反对》（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小说的纪律——基本理念与当代经验》（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文学因何而伟大——论经典的条件与大师的修养》（华夏出版社，2010年）、《文学的态度》（作家出版社，2011年）、《文学还能更好些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是大象，还是甲虫——莫言及中国当代作家作品析疑》（北岳文艺出版社，2013年7月）、《文学与我们的尊严》（台湾新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即出）等数种。曾获“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文艺争鸣》优秀论文奖、《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北京文学》文学评论奖、《上海文学》优秀论文奖、2002年度和2006年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首届“勤英文学奖•青年学术奖”以及《文学报》首届、第二届、第三届“新批评•优秀论文奖”等多种文学奖项。
作家春桃三十多万字的长篇纪实作品《国医》，终于出版了。
为了写这部作品，从2014年到2022年，春桃南下北上，东跑西颠，前后花了八年时间采访和写作，终于完成了这部替中医辩诬和鸣不平的长篇纪实作品。
本文的主旨是讨论《国医》的文化价值和思想意义，但是，我还是想先说说它的文学价值。叙事能力决定了一部作品的可读性。春桃善于捕捉那些容易被轻忽的细节，善于将复杂而纷乱的事象，构织成充满冲突感和丰富细节的故事，从而赋予自己的纪实性作品以小说的可读性和吸引力。在她的笔下，人物形象是鲜活而饱满的，而不是苍白而干瘪的——几乎每个人物，无论是徐长荣和朱复初，还是宋立人和陈万举，都有自己的个性和清晰的面孔。她所塑造的名医陈万举，虽然经历种种苦厄和挫折，内心却依旧充满仁爱和济世的善念，常脱人于病苦和困境，自己则年九十六而无疾仙逝，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良医。她的语言朴素而质实，又灵动而通脱，毫无时下常见的矫揉造作的文艺腔，反而有一股近乎男性气质的力量感。
春桃原本是学医的。她的纪实性写作，触及尖锐问题和社会病痛，体现出勇敢的现实主义精神。她与陈桂棣合写的《民间包公》（《当代》1998年第2期）和《中国农民调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痌瘝在抱，直面病痛和残缺，体现着为社会提供诊断书和治疗方案的严肃目的。也许，正是因为这样，这些作品才引起了读者的广泛注意和欢迎，才获得了巨大而良好的社会反响。
春桃作品《国医》
像她的其他作品一样，《国医》也是一部严肃、尖锐而充满热情的忧患之作。她要说服人们接受这样一些基本的事实：中医像西医一样伟大，一样具有科学精神，一样解除了无数人的病痛，一样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祉。所以，中医应该像西医一样，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感恩，而不是嘲笑和诋诬。她要用丰富的细节和可靠的事实，来宣达中医的伟大精神与卓越贡献。这部作品必将引起人们对中医的现状和未来前景的关注。虽然春桃为了文学写作，放弃了自己的医学专业；然而，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她终究还是没有走出医家之门——她成了安徽著名的中医大夫陈万举的儿媳。从公公真实的人生故事和坎坷的从医经历中，她看见了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医者，也看见了中医百年历史的缩影。医学专业的背景和作家特有的敏感，都在提醒她：应该好好写一写陈万举这个了不起的人，应该写一写中医的光荣与忧伤。陈万举一连夭折了三个孩子，而且都是因为得了腹泻。到了第四个孩子，又得了同样的病，已经严重到了双目无神、气息奄奄的程度。危急之际，陈万举用师傅的神方——用一把车前子和两次扎针，就把儿子的病治好了。他的老师宋立人对他讲了车前子的传奇来历。自从有了车前子，就有了中药“一文钱治大病”的神奇功效。在中国人的意识里，行医绝不是微不足道的末技，而是与政治同样重要的大业，故有“悬壶济世”和“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俗语。对中医来讲，济世的手段是医术，但济世的动力却是医德，是仁爱的情感和行善的精神。医德是医术的灵魂。没有爱的情感和行善的精神，就不可能成为“良医”和“上医”。在陈万举的眼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他的病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不管你是有钱有势、有着万贯家财的富人，还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一贫如洗的穷人，他都一视同仁。他认为，一个病人，能够把性命交给你，就是对医生最大的信任，这种信任是至高无上的，作为医生，就应该全身心地投入救治，这就是医生义不容辞的天职！”（《国医》，中信出版社，2023年，第77页）这与那种将医疗事业企业化的功利主义观念，有了天壤之别。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必然会将治病救人的人道主义事业，降低为唯利是图的牟利之具。
身体状态是心理状态的反映。身体的病痛大多来自精神痛苦的郁积。像所有那些道行很高的中医一样，陈万举特别关心患者的精神状况和心理健康。他在治病的同时，也帮助患者调整心态，因为，“乐观而平和的心态，会使人获得一种难以言状的心理满足，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活跃精神细胞，强化人的免疫系统，提高抗病的能力。”（《国医》，第220页）为了帮助人们养成健康的心理习惯，形成良好的心理状态，他编写了《养生解病长寿歌》，在报纸上连载，试图把保持心理健康的理念和方法传播给读者。他在《身心不老是精神》中这样写道：“精神不倒缓颜衰，遇上忧虑莫过哀。身无显疾不须治，笑口常开病何来。”（《国医》，第419页）这些歌谣似乎也不过是老生常谈。但是，这些近乎常识的道理，也许人人都知道，但未必人人都理解。一位名医的耐心宣讲，会赋予这些常识以非同寻常的意味，会极大地影响人们的意识和行为。陈万举说：“在我们中医界，医生分三种：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我做了一辈子医生，医的都是已病之病。我写这些诗歌的目的，就是想医未病之病。”（《国医》，第429页）“医未病之病”这样的理念，也许是中医才有的吧？也许是中医才有的病理意识和防患方法吧？ 观地认识和分析两者的短长。那些医术很高的中医医生，清楚地知道中医与西医的本质区别。老中医陈建中说：“西医是身体观，中医是生命观。所谓身体观，西医往往是把人看作是静态的、可分的物质实体；生命观呢，把人看作动态的、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因此，西医是用静态的、数字化、可分解的办法；中医则是采用静态的、‘玄学’的、正在运行中不可分化的一种方法。”（《国医》，第199页）有了这样的认知，中医才能不为“西医中心主义”的时风所动，才能有足够的信心坚持自己的医学理念，走自己的医学道路。如果我们能理解中西医的本质和差别，进而采取多元共存的医学发展理念，那么，中医一定得到更有效的保护和更大的发展，也会给人类的生命健康带来更多的保障和利益。
中医是中国文化的和合性精神和整体性思维的深刻体现，或者说，是在望闻问切中运动着的活泼泼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春桃深刻地揭示了中医的本质，以及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说它（中医）只是一门治病的科学技术，都贬低了它的价值。因为它已经包容了科学技术；它既是形而上之道，无形无象，通天达地，又是形而下之器，有形有象，治病救人；同时，它更是一种渗透了东方世俗文化、哲学、艺术，以及价值观的一种美的生活方式。”（《国医》，第10页）所以，“批判和否定中医，实质上就是批判和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国医》，第196页）这样的判断，一语中的，一针见血，实在是一句摘心取肝的紧要语。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怀疑和否定中医，就成了一种风气。在那些信奉“科学主义”的启蒙知识分子看来，西医是先进和科学的，中医则是落后而且缺乏科学精神的。有些很有影响的知识分子，要么完全不信任中医，宁愿被西医误诊和误治，也不愿登中医之门；有的人仅仅根据一己的奇特遭遇，而对中医大加诋诟，称之为有意无意的“骗子”；就连严复这样的出身中医世家的知识分子，也对中医缺乏理解和信任。1901年，他写信给甥女何纫兰，建议她看病一定要找“上等西医”，而不要找中医：“听任中医之言，什有九误，切记切记！”（马勇、徐超编：《严复书信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22年，第426页）若有好事者，想拉一个否定和攻击中医的名单，那么，很多著名的现代知识分子，当陈力就列，赫然在焉。就是在这样的高擎“科学主义”旗帜的攻诋中，中医被严重地污名化了，也逐渐失去了它的文化地位和影响力。
事实上，中医与西医之间，不是“东风”和“西风”的关系，不存在谁压倒谁的问题。它们各有畛域，各擅胜场，人们大可不必在两者之间强分高下，妄别轩轾，更不必怀着狭隘的偏见，在彼此之间，人为地制造对抗和冲突。当然，这并不妨碍人们客观地认识和分析两者的短长。那些医术很高的中医医生，清楚地知道中医与西医的本质区别。老中医陈建中说：“西医是身体观，中医是生命观。所谓身体观，西医往往是把人看作是静态的、可分的物质实体；生命观呢，把人看作动态的、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因此，西医是用静态的、数字化、可分解的办法；中医则是采用静态的、‘玄学’的、正在运行中不可分化的一种方法。”（《国医》，第199页）有了这样的认知，中医才能不为“西医中心主义”的时风所动，才能有足够的信心坚持自己的医学理念，走自己的医学道路。如果我们能理解中西医的本质和差别，进而采取多元共存的医学发展理念，那么，中医一定得到更有效的保护和更大的发展，也会给人类的生命健康带来更多的保障和利益。
面对中医，西方的医生和患者，起初也许会将信将疑，甚至会惊讶得目瞪口呆，但是，很快，他们就克服了对中医的偏见和敌意。中医征服了西方，西方也接受了中医。2007年，在美国，“规模较大的中医和针灸学校就有了百余所，仅拥有执照的针灸师就是五万多人。……意大利的不少医院都设有中医门诊部，各地的药店均能买到中草药或中成药。……不大的荷兰竟有一千六百多家中医诊所。整个欧洲，接受过培训的中医药人员就有十多万名，中医学校三百多所，中医的诊疗结构则多达一万多所……”（《国医》，第460页）这样的数据，是不是会让你怀疑电影《刮痧》的真实性？是不是会让那些鄙视中医的人们有些意外和错愕？是不是会让他们对我们的国医刮目相看？
电影《刮痧》中家人给孩子刮痧，被西方人看成是体罚孩子
然而，一百多年来，在自己的故土上，中医却一直遭白眼儿，走背字儿。袁世凯和后来的北洋政府都极力推崇西医，亦极力遏抑中医。民国初期，教育部竟将中医完全排挤出了教育系统，搞出了“民元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引起了十九省的中医团体的抗议和请愿，“最终教育部依然以中医不合教育原则为由予以拒绝，中医界的第一次斗争就这样失败了。”（《国医》，第188页）1930年，汪精卫掌控的行政院也主张废除中医。他的废止中医的政策，引发了中国医学史上著名的“三一七”抗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卫生部通过了《处理旧医实施步骤草案》，“决定在全国取消中医师的行医资格，要求各地举办进修学校，将中医师集中起来学习西医，改造中医，同时将各地的中药店关门停业。”（《国医》，第197页）后来高层领导果断制止。1983年，由于徐向前的支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正式成立，而中西医“并重发展”，也被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列为新时期中国卫生事业的指导方针。然而，长期形成的潜在而巨大的文化无意识，影响着人们对中医的态度，以至于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医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的逼仄，依然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根据科技部国家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提供的研究信息，“国家财政拨出的卫生事业费，西医占去百分之九十七，中医只占到百分之三；……‘中西医结合’一项又还占去了（百分之三）里的百分之九十七，中医实际能够得到的，也就只只占到（百分之三）的百分之三”（《国医》，第380—381页）。也就是说，直到今天，如何为中医提供公平的竞争条件和正常的发展环境，依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国医》的字里行间，你不仅可以看见作者春桃的认真态度和文学才能，还可以看见她直面现实的道德勇气和反思精神。她以批评的眼光，审视一百年来知识分子的“敌中医”症结；她怀着忧患的态度，揭示了中医所遭受的排牴、所陷入的困境。
春桃的这部新作，大可以被看作替中医抱不平的鸣冤录和辩护词。一百多年来，为我们伟大的传统医学辩诬和辩护最有力的文学作品，殆非春桃此作莫属也。由于能帮助我们认识国医的价值，进而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和要义，春桃的《国医》就具有了另一个向度的启蒙意义，就是一部不同凡响的杰作，就是2023年度最值得怀着敬意阅读的优秀作品之一。就此而言，我们应该祝贺这部写实性杰作的问世，应该感谢作者的勇气、见识和劳作。
2023年10月10日，北新桥
来源：《文学自由谈》2023年第6期。
编辑：邹丽卿
审核：吴申良
核发：杨启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