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彦的创作世界
——兼谈新移民文学
作者 黄万华
【内容提要】21世纪以来，一批新移民文学佳作接踵而至，宣告“白先勇时代”之后又一个旅外文学时代的到来。新移民作家是自晚清以来，旅居海外的华文/华裔作家中人员身份最复杂、写作和传播语境最多样、创作个性最丰富的群体，其生长更呈现多种可能性。从此意义而言，李彦创作是非常值得讨论、研究的个案。她不同于前行辈程抱一、白先勇，也不同于同行代哈金、张翎，而是努力来回于“专为英文读者创作”和“专门为中文读者创作”，并找到了最适合的表达方式。她用摆渡于两种语言的创作表明，对文学而言，探寻、表达“人类的思想情感是相通的”，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好承担，由此开辟出的文学境界是海外华人文学思想情感最深刻的表达。她创作的白求恩情结显示了一个海外中国人感知、理解世界可以抵达的高度，也揭示了新移民文学的一种走向：走出华人圈，深入理解海外文化，在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共存相处中在地生产，那么，即便是第一代移民的文学，也会在海外闪烁恒久的光芒，成为中华民族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一员。
初识李彦，是2004年开始从加拿大出版的几本“华裔(华人)作家作品选”(《白雪红枫》《枫情万种》等)中读到几篇与众不同的小说。记得其中一篇《毛太和她的同学们》(2004)让人过目难忘。你在当年的中外小说中，是绝对读不到这样的作品的。一个对某种“主义”满怀执着憧憬的女孩，一个年过六旬尚未寻觅到相爱伴侣的职场女强人，一个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三个加拿大普通人，不约而同将人生最初或最终的情感交给了万里之外的中国。在加拿大，他们会因为种种“边缘”而被自己国家的作家忽视，而中国作家，在政治的、地缘的、文化的“万里”之外，则难以进入他们生活和内心的深处。但在一个华裔教授深情、深知的目光中，这些异国他族的世俗人生，在丰盈生动的个性言行中，闪现出动人而恒久的人性光辉，消解了历史风云裹挟来的种种隔阂，沉淀下超越文化差异的美好情感。之后，不时读到李彦的新作。等到两个多月前，旅居加拿大35年的李彦出版了又一新作《兰台遗卷》，一部作者“完成了自己的使命”1的长篇非虚构作品，我心里一动，是否可以就李彦创作写些文字了。
（一）语言的摆渡：人类的思想情感是相通的
李彦长期教职之余的创作经历，与其他新移民作家有所不同。20世纪80年代，出国不久的李彦开始小说创作，第一部作品是用英文创作的长篇小说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出版于多伦多(1995)。随后，她在海外出版了其第一部中文小说《嫁得西风》(1998)。2009年，她以“一种回家的感觉”2将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 (《红土地的女儿们》)译写为中文小说《红浮萍》。2010年，她“专为英文读者创作的小说”Lily in the Snow (《雪百合》)问世，之后，又将它译写为“专门为中文读者创作的”《海底》3，得到了加拿大文化艺术委员会的赞助，在北京出版。海外华人作家中，不乏双语创作者。但如李彦这种写作语种、传播场域、接受对象等皆双栖的文学形态，在新移民作家中也并不多见，而如她那样译写自己的非母语作品，更极为罕见。4这让我很想从李彦小说谈起，再次涉及中国大陆读者已经熟悉的海外新移民创作。
海外华文文学中，与中国当代文学关联最密切的，自然是20世纪80年代后以中国大陆移民欧美的作家为主的新移民作家创作。20年前，一位旅美新移民作家曾对我抱怨说：“白先勇时代早就过去了，你们为什么还只是关注白先勇他们？”当时，尚未有如今的“新移民作家”命名，我写的第一篇相关论文是《“在旅行中”“拒绝旅行”——华人新生代作家与新华侨华人作家的初步比较》5，后者就是指“新移民作家”，随后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也冠名以“新华侨华人作家”6，这是与当时国务院侨办对20世纪80年代后移民海外人员的称呼一致的。但“新移民作家”一词很快流行开来，因为它主要来自新移民作家的自我命名，而且，严歌苓、虹影、张翎等横空出世，足以宣告“白先勇时代”之后又一个旅外文学时代的到来。
新移民创作是在纵(白先勇时代)、横(华人新生代)交错的历史维度中登上其创作巅峰的。新移民创作的语境不同于同时崛起于海外华文文坛的华人新生代作家，却和他们的前行辈白先勇们颇多相似，都是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中漂洋过海，与中国故土除了血脉相连外，也有着多方面的现实联系，更多地是为中国读者而写，与中国大陆的当代文学呼应、互动密切(新移民作家的两大题材领域，海外题材与中国本土历史题材，也被当下中国大陆作家所频繁涉及)，甚至就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组成部分。然而，新移民作家也是自晚清以来，旅居海外的华文/华裔作家中人员身份最复杂、写作和传播语境最多样、创作个性最丰富的群体，其生长更有多种可能性。新移民作家对白先勇辈的延续和超越，也多有个人的相异性。而即便就创作成就而言，值得关注者也可谓“群星璀璨”。如果讲，白先勇时代还是流派纷出(乡土文学派、现代小说派、旅外作家群……)、各领风骚的年代，那么，新移民时代已是“代”(60后、70后、80后……)有迭替，也是同一世代的作家自有迥然不同的身影，因为他们所泅游的没有分界和边际的大海，给了他们各自搏击风浪的辽阔空间，其中不被风浪击沉海底者，就会有开阔的视野看到壮丽多姿的世界图景。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新移民文学研究不忽视其群体趋同性，但更需要关注其内部差异性。细细观察、辨识每一颗星星的独异光影，也许才能明白那璀璨星群何以能在浩瀚星河中恒久存在并为我们所感知。从这意义上说，李彦的创作，就是非常值得讨论、研究的个案。
2019年李彦主持研讨会
回到开头谈到的李彦在创作语种、面对读者上的自觉选择，她没有如前行辈程抱一、同行代哈金等一样，毅然进入“两种文化源头——语言的交流”，完全用非母语创作面向欧美民众；也没有如前行辈白先勇、同行代张翎等一样，一直坚持母语写作，心中隐然的“读者”始终是“中国”。李彦创作伊始，就努力来回于“专为英文读者创作”和“专门为中文读者创作”，并找到了最适合的表达方式。
李彦的第一部英文小说出版当年即获加拿大全国小说新书提名奖，她还为此获加拿大滑铁卢地区“文学艺术杰出女性奖”。其第二部英文小说由加拿大妇女出版社推出后，加拿大文学艺术评论界赞赏有加，她“看到自己写作的初衷——促进各族裔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没有付诸东流，感到由衷的欣慰”7。这些都让人感受到李彦英文创作的成功。
开始英文创作时，李彦也从事中文创作，并尝试着两种语言之间的摆渡。这开始于她将自己的中文小说《嫁得西风》译成英文，“供英文读者了解华裔新移民的生活百态”8，但两种文字在文学表达上的巨大差异使她的这一努力没有成功。她摸索着如何有效地从事双语创作，改变了自己创作的途径，先写成英文小说，赢得英语读者后，再“自我译写”成中文。她获得了成功，不管是从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译写而成、“无论是书的结构、还是人物、情节，都基本上保持了英文原状”9的中文小说《红浮萍》，还是从Lily in the Snow (《雪百合》)译写而来、“情节和内容上均做了巨大的调整，已变成了一本差别甚大的小说”10的《海底》，返回中文读者圈后，都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不凡的评价。摆渡于两种语言之间的写作，李彦在新移民作家中异军突起，吸引了中加、汉英双方的关注。
Lily in the Snow与Daughters of the Red land书影
李彦的英文创作，是相伴于母语的。她初抵加拿大，就读历史系研究生，在泡图书馆时阅读大量关于中国的英文书籍中产生了“我”给“你们”(西方读者)写一个中国故事的强烈冲动。就是说，她是在与原先英文世界中的“中国”对话中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她感知了英语世界的外国人如何表达“中国”，更想让外国人在他们的母语世界里感受到真正的中国——“中国的文化底蕴，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有血有肉的中国人，同样也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随后的创作经历，从求学温莎大学期间作品初稿的草成，到富商遗孀英文书房里的深夜写作，再到英文作家组织文学小组的讨论修改，完全是在英语世界中展开的。这样一种状态，使她“浸润于”英语“文字的氛围中”，“体会到那种文字所提供的特殊的文化气息，进入到一种流畅的语言思维状态中”11。她甚至觉得，当自己“想表达生命更深层次上最真切的生命体验时”，“英文来得更顺畅自然，更能让思绪自由驰骋”12。这种非母语思维状态，展开的却是亲历的母语世界中的回忆、体验——曾经拥有但已远在天涯，如今相伴的只是母语意象、意境、氛围、韵味所包含的美善。这样一种母语和英语对话的创作经历，让李彦深切感受到，“人类的思想感情是相通的”13。
李彦小说中，将“人类的思想情感是相通的”写得最好的是一篇至今尚未引起研究者关注的《吕梁箫声》14，这是李彦从Lily in the Snow中摘取了一个千把字的片段扩展成2万字的短篇小说，而在译写的《海底》中，原先的片段去除了，《吕梁箫声》成了一篇独立的作品，但又和Lily in the Snow (海底)等息息相通。故事浓缩在两种差异极大的文化相违数十年后又奇妙“相遇”的场景历史中。一所坐落在吕梁山的大学，其外文系的原先师资全靠京城下放来的右派充实，“文革”结束、高考恢复后，聘来两位外教。男外教“花和尚”，女外教露易丝，个性迥异，但都与中国日常道德观天壤之别，生活习俗更相异千里。而国门刚刚打开的内地高校，微妙交织着“不惜重金”聘外教以求开放办学和高度敌情观念以求教学政治方向正确的人事纠纷。这些浮现在小竹(一个来自高高太行山的军营，初中未读完，求知若渴的大三女孩)眼中，让那不同文化的“相遇”更在丰富多姿中带有中国“乡土”味。激烈的文化冲突、时代隔阂在本根悟性超越语言隔阂的文学课堂上，在历史沧桑打破族群差异的吕梁箫声中，一一化为不同生活圈的人们相通共鸣的思想感情，而种种政治规矩、观念束缚都被质朴的日常情意、人性感悟所消解，恰如小说中那感人的小竹从“洋和尚”怒发冲冠不为红颜的嘶吼声中听到的“纤细的银铃声”，从擦身而过的吹箫人的黑眸子中捕捉到的意味深长的神情。小说叙事又充分发挥了李彦极为欣赏的汉语的韵律、语象、诗意，让那个久违年代的人事鲜活于当代中国读者的心目中。
2019年李彦带领加拿大教育团访华
《吕梁箫声》脱胎于“专为英文读者创作的小说”《雪百合》，孕成于“专门为中文读者创作”《海底》15之际(2011)。英文《雪百合》以年近古稀的母亲探望在加拿大生活多年的女儿、已成单身母亲的Lily(百合)为线索，展开枫城小镇移民的人生百态，凸现主人公如“基督教圣母之花”百合那样的人生，历经冰天雪地仍纯净刚强如初，有着自己的春暖花开。《雪百合》出版后，加拿大文学评论界有言，小说以“非常出色的”的“风格和文笔”，“描述了华人新移民奋斗不息的意志，提供了他们在加拿大追求理想生活的生动写照”，让加拿大人“通过普通人的生活经验观察到当代中国和加拿大的社会现状”，体会到“建立在爱的基础之上”的亲情“以及人类精神追求有时必须面对的不能承受之重”16。中文《海底》写新移民的“海外底层”生活，小说开篇的母亲一句“这加拿大，究竟有什么好？”令女儿语塞，将小说引向一个开放性的叙事空间：无谓“好”或“不好”，而在于每个人所持人生观念、所取生活态度。小说既惊心动魄地展现了“海底”世界：或被风浪打沉或藏身海底的人生百态，或艰难，或荒诞……却各有难以言尽的沧桑心事；更展示了冲破风浪，翱翔海空的人生飞越，曾被大海隔断的种种(例如小说写得极为深刻的母女关系)，终被相通的人性亲情重新连接。由此海外华人丰富的情感世界得以展现。《吕梁箫声》就产生于这种摆渡于两种语言(国家、读者……)间的创作，更清晰地告诉人们：作者要写的，正是中外读者都会引起共鸣的人性人情。
十余年前，一篇关于李彦的访谈题为《作家要关注人类命运》。“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种奢谈，对文学而言，探寻、表达“人类的思想情感是相通的，对真善美的认知标准，基本上也是一致的”17，就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好承担。创作的海外语境，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乌托邦愿景，而是离散者(族群、个人)付诸实践而寻求(到)的人与人、人与国家(族群)、人与自然的切切实实的关系，由此开辟出的文学境界是海外华人文学思想情感最深刻的表达。而我们不宜拿中国国内诸多潮流的价值尺度“与时俱进”地去评判海外华人创作，从“人类的思想感情是相通的”这样的寻求去感受作品，才可能理解、把握海外语境创作追求的价值，更不会让那些好作品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二）突破华人圈：白求恩情结的广阔世界
《海底》题旨中有着直指海外华人圈种种弊病的批判锋芒，这一题旨原也是海外华文文学的传统主题。可是当李彦是面对中英文读者讲述海外华人的生活来表达这一题旨时，就包含了以往海外华文文学少有涉及的思考：华人到了海外，不要沉没“海底”，就要走出“华人圈”，“真正的融入主流社会，进入他们的精神层面与之交流”，在理解其他民族、其他文化的优点和长处后，才能真正地开阔视野。而李彦的旅外生涯就是这样展开的，从处处有“华人”和“老外”之别，到逐步理解了“老外”“他们的思维方式，处理问题的方式”，“在不知不觉中或者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最后感到“同事们和邻居们就跟中国人感觉完全一样了”，这时候“才可能出现真正的视野上的不同”18。“不能只在华人圈子里自说自话”19，成了李彦生活和创作的常态，而其作品成功地在中外读者中都产生影响则启发着新移民文学的走向。对于新移民文学而言，一味地回望“故国”，囿于“唐人街”，难免在异国他乡循环消费故土历史资源而陷入困窘；而走出华人圈，深入理解海外文化，在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共存相处中在地生产，那么，即便是第一代移民的文化表达，也会在海外闪烁恒久的光芒，如此的写作者也成为中华民族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一员。
《雪百合》中，有一个重要的情节线索：百合远离故土，寻求理想，是出于她对白求恩的精神崇拜(《海底》中的主人公江鸥同样崇拜白求恩)，然而，她失望地发现，前往白求恩故居格雷文赫斯特小镇参观的人们中，百分之九十五的游客来自中国大陆，剩下的百分之五来自西班牙——白求恩于20世纪30年代曾在那里参与了反法西斯同盟的斗争，没有加拿大人前来怀念，他已在自己的祖国被同胞所遗忘。在我看来，这一不同于加拿大国内人物的人生“悲剧”，恰恰是白求恩走出了加拿大的人生价值：他可以被自己的同胞一时遗忘，但他的国际主义精神，他救死扶伤的人道情怀，他真正生活在中国普通民众中的艰苦生涯，跨越了国界，让加拿大为异国他乡、为世界所知。白求恩由此成为加拿大的一种象征，他真正活在加拿大历史及其记忆中20。这是否也是新移民文学要不同于中国国内作家海外题材创作的关键之处？我在李彦创作的白求恩情结中感受到了这一点。
现实生活中，李彦是一位在海外致力于中华文化传播的虔诚行者。不言别的，就提一事：早在2009年，她与唐建清合作编译的中英文对照的《中国文学选读》，将起始于《诗经》《离骚》《庄子》《史记》以及唐诗宋词等多源多流的中国古典文学、一直到鲁迅、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张洁、张承志、白先勇、残雪等书写的现当代文学的众多作品的英文翻译编选为适于海外使用的教材。李彦也自言，“我总是有一种摆脱不了的使命感，不得不全力以赴地彰显中华民族的伟大和优秀”。但也是在这一过程中，李彦更深刻体会到：“世界精神文明各有所长，我们并不是一枝独秀。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也应该是博采众长，包括与中国各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互相融合，才能够在国际交往中消除误解，取得理解，促进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这是我的一个大的认识改变……”21这种认识使李彦的创作走出加拿大华人圈子，她写中国故事，也写海外华人题材，但都是这样的“初衷——促进各族裔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22，让他国异族了解中国(人)，也表明中国(人)理解他国异族和世界。正因为此，李彦才有深深的白求恩情结。
2014年采访持有毛泽东与白求恩合影照片的加拿大老人
李彦有多本关于白求恩的专著，如《尺素天涯——白求恩的最后情书》(2015)、《不远万里》(2018)等，而在《雪百合》(《海底》)中，白求恩成为中国女孩漂洋过海要寻求的人格力量、精神源泉。这些“重造白求恩”的书写，都超越了对一个历史人物、英雄个人的还原、寻找，成为向中、加传递历史的、人性的心声。而《兰台遗卷》，无论是通过白求恩要写什么，还是如何写白求恩(中国和加拿大)，都是集大成者，是李彦创作所抵达的新高度。
《兰台遗卷》一如《尺素天涯》《不远万里》那样，采取非虚构写作。李彦在2013年左右转向非虚构写作，并非追随国外创作潮流，而是出于她“需要了解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人性”23。《兰台遗卷》中，在“我”将匿名举报信一丝不苟地译成了英文、递交给校方后，学校董事会很快一致表决，“对匿名信的指控不予理睬，‘李添媛牧师阅读角'将继续屹立在图书馆明亮的阳光下”。至此，故事最大的悬念——全世界第一个被基督教圣公会封立的女牧师被举报为“披着羊皮的恶魔”将会掀起什么样的风浪，已不复存在。然而，接着展开的长达六七年的叙事，依然具有“悬念小说”的巨大魅力。紧紧吸引读者的，是叙事者“我”欲罢不能的叙事动力：那盘根错节的历史中，一个个在祖国和他乡都“留下了不可磨灭印迹的人物，无论丢弃掉哪个，都会心疼”。于是，整个胜似虚构的纪实叙事，成为作者跨越中、加时空的心灵历程的呈现。
《不远万里》《兰台遗卷》《1937:延安对话》书影
在《兰台遗卷》中，真实的历史文献所包含的矛盾事实，成为“案件”扑朔迷离所在。于是，“破案”成为“破解人生之谜”。而引导“我”一步步接近历史“真相”的，几乎都是“我”日常生活中一触而发、一瞬而过却又长久挥之不去的直觉，那“初始一闪而过的直觉”“实乃丰富的人生阅历积累下的理性归纳”24，从历史文献的种种细微之处中感知、发现“真相”。这种写法，使得“破案”成为破解心灵之谜的过程，不断呈现其抵达的深度。例如秋去冬来，“我”对“匿名举报信”事件的兴趣渐趋淡漠，自动搁浅时，是出现在后院的奇鸟引发“我”的梦境，梦境带来的美好感觉唤起“我”对何明华主教香港沙田“灵隐台”旧照的记忆，暗示出何明华和白求恩这两位西方男性之间“某种神秘的关联”，随后在展现布朗医生、凯瑟琳护士等中国之行中接通了何明华和白求恩的联系……直觉最终引导“我”走向了连通久远的儒家、遥远的基督、未来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历史深处，发人深省何为“源于一体”。也是这种直觉，从种种历史文献似乎难以辩白的疑团中发现解开矛盾的头绪，令人难以置信地揭示出一位恪守“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真正基督徒如何实践着拥抱共产主义人生理想的“(粉)红色主教”的职责，一个跻身于世界女圣徒之列的知识女性如何在“背叛”“忏悔”“顺服”中孜孜实践“我必遵行”的誓言，发人深省何为初心原意。而这些又无处不在地指向了白求恩身份所包含的人格、情怀、品行。待到“尾声”所呈现的，白人女士文笛校长在病毒肆虐之际说“人类在同一片蓝天下生活，必须学会消除误解，互相扶持”，原住民部落老者在回答自己的部落“为何没有文字”时说“人与各种动物、植物皆应和谐相处，互为依存，不分高低贵贱……没有感到专门为人类单独树碑立传的必要”，这些令人感慨万分的话语所展现的心灵、情怀，显得极为切实、自然，一个为先辈前人实践过的“爱”的世界，是不分界的，也是无边界的，会和一代代人的生命同在。这就是李彦的白求恩情结要告诉人们的希望，由此也显示了一个海外中国人感知、理解世界可以抵达的高度。
《兰台遗卷》的文笔很美，异国他乡长期浸淫于中华文化之美善中的“我”感知到人之心灵供奉的大爱，唐宋诗词更自然熨帖地穿插于“我”的心境，尤其是日常生活的心境中，展现出“我”既积极进取、又谦和自律的人格。“但愿人们都将愿意换位思考”，“我尊敬所有的男性，不论他们是强是弱，正如我尊敬所有的女性一样，无论她们选择事业，抑或家庭”，“我”的这一番话，何尝不是“我”看待人、族群、国家及其相互关系最紧要的立足点？在几篇李彦的访谈录中，最让我动心的是她曾这样描述打动她心的场景：“在风雨中跪拜乞讨的残疾人，在街头摸索着挪动脚步的盲人，在市场上盯着买不出去的青菜愁眉不展的老农，为供养子女读书而卖血的单身母亲，都会使我悲伤。在加拿大这块土地上，打动我心灵的，往往是人们向弱者展示的无私与善良。”25李彦这种自然流露的日常情感，让她时时深切地感受人类文化之美善，也让她能真正走进白求恩、何明华等他国异族人士的心灵深处。
在我读过的李彦文字中，印象极深的有她与加拿大法裔女作家米雪·提塞尔的第一封通信，长谈2008年在加拿大举办的“中加两国顶尖作家交流会”，其中写到她从与会作家(中国的刘庆邦、刘震云，格非，加拿大的麦克劳、崔维新、鲍克、施奈德等)的个性各异中感受到的“相似”：“洞察人性的高手”“具有国际视角”“敏锐过人的触角”“技巧与想象相融”“对小说的特性进行了各种探索”等。例如她谈到鲍克、施奈德两人与格非创作的相似：前者“主题涉及当今世界最为困扰的事件与问题……他追踪并描绘这些事件，展示出人类受到这些事件的影响，因而变得怪异、仁慈、热心、冷酷、愤怒，或者默从的种种复杂现象”，叙述方式往往是“后现代派”的；后者写的故事看似平淡，但“这种平淡一旦得到凸现，便使得平淡不再平淡……潜藏在表层之下的，是一种黑暗的感觉，是一种在眼角边游移的死光。当你去正视它的时候，它却消失了。这种似是而非的感觉，给故事带来了魔幻现实主义的特征”26。这些感受，无论是艺术的概括，还是细微的描述，都显示出李彦创作心灵的细腻、深邃，而与他族友人通信中能心灵遨游地谈这些，看得出教职繁忙的李彦“天造地设的”文学气质、心灵执着。这是李彦创作成功的个人因素。而突破华人圈的创作实践，呈现出新移民文学最有生长活力的一种走向，令人期待她在中华民族当代文学中留下更多的收获。
本文作者简介：黄万华，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文转载于《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23.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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