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起处雅颂归来
——五句谣的雅颂雏形《山歌高唱颂毛公》（《清风起处气象维新》姊妹篇）
文/梦也无声
在主席诞辰130周年前夕，我看到了来自清江的一份纪念礼物，是清江诗人蒋育林同志的五句谣组歌《山歌高唱颂毛公》，组歌共计201首，这个系列，无论从五句谣创作的角度，还是从纪念主席的诗词作品的角度来看，都算得上是鸿篇巨制了，诗人为此也是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和热情，用了半年时间精心打造成篇。
在我的印象中，五句谣大多以“风”的面貌出现，虽然从形式上有了重大突破，但是民歌的风味还是很突出的。在前不久为清江诗友的五句谣所作的《清风起处气象惟新》那篇文章中，我也向有志于发扬光大五句谣的诗友，提出让五句谣向雅颂发展的建议，当时还得到五句谣的代表人物清江兄的高度评价，说我的那篇文章将五句谣“上升到了理论高度，为今后的创作实践指明了方向”。
说来惭愧，评论永远都跟不上创作实践的脚步。早在我这篇“指明了方向”的文章推出之前半年，五句谣向着雅颂进发的创作实践，就已经行走在路上了。
五句子在被赋予了新的创作理念而全面激活成为五句谣之后，它的生命力是如此地蓬勃旺盛，一旦站到了历史正确的方向上，他似乎就完全明了自己的成长需要，不用评论家理论家高屋建瓴的指指点点，不用人力去揠苗助长，他就像一棵小树，只要没有缰索扼住他的枝丫摧毁他的根须，他就会突飞猛进地向上生长，完全自主地去寻找更多的阳光。
我们的历史，从司马迁开始，就一直把辑录者凌驾于历史的创造者头上，把劳动者创造的精彩世界变成了书斋里的“倒影”，新文化就是要冲破这个定式，按照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让评论者辑录者永远站在创造者的身后，为他们摇旗呐喊站脚助威。蒋育林同志的创作实践，让我更加进一步坚定了这个信念，更进一步明确了自己作为评论者，在五句谣这个新生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恰当位置。
可以说，蒋育林同志的这部组歌，就是五句谣中雅颂的雏形，他已经走出民歌题材的束缚，具足了雅颂不可或缺的因素，开启了五句谣向大雅之堂进发的先河。
这应该也是五句谣第一次这样带着满满的自信，带着全新的希望，鼓足勇气走出清江，走出大山，直奔高不可攀的殿堂，用质朴无华的语言，澎湃激扬的热情，和笃实澄明的识见，歌颂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评说中华民族的伟大英雄，记录他前无古人的奇迹人生。组歌沿着中华史诗《公刘》的足迹，夹叙夹议，踏着《周颂》的旋律节奏，如歌行板，亦史亦颂，直追经典。
先行者都是要负重的，比起先周前辈，在现代，在今天，文艺已然褪去了初生的天真稚拙，变成了雍容矫柔的精英头饰的时候，组歌的作者再度涉足颂赞和大雅，其路途是更多荆棘风雨，需要更多的更加不同凡响的勇气。
一、破局的勇气
看到组歌的第一时间，我于惊喜之外，更多地感叹的，竟是诗人破茧的勇气。
为什么？
从四九年到现在，中华大地上，红旗久历风霜岿然未倒，人民诗人歌颂自己的领袖，难道还需要勇气？
这个问题，涉及到文化界舆论界的现实状况。
沉寂了数千年的颂，是在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倡导的新文化理念和实践中，才刚刚重拾生命力重启新征程的，建国三十年，这种文体的热度一度回升，几欲激活。
随着主席的离开，革命的新文化进入低潮，文坛上炒作的如火如荼的诺奖得主莫言，妄称文学是用来批判的，不是用来歌颂的，这种谬论，居然也就因着他的话语霸权而占据了文艺标准的制高点，进一步断送了“颂”这种最古老最权威的文学体式起死回生的机会。
为了达到诋毁主席污蔑新中国的目的，他们打着反对个人崇拜的旗号，把颂赞的文字拉黑践踏，诋毁的声音压住了人民献给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赞歌。
主席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虽然他大公无私的革命生涯里没有一个私敌，但是直到今天，被他的名字吓得瑟瑟发抖、被他的思想打得体无完肤的腐败势力，还把持着最后的舆论阵地，还在寻找机会作最后的挣扎。
就在刚刚过去的12月24日到26日这个特殊的时间段里，前“体制内舆论前沿的领导”数千万粉丝的网红媒体人胡锡进，就连续发了两篇登上热搜的文章，一篇是“正告”人们“中国老百姓有过圣诞节的权利和自由”，另一篇是“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没有资格自发纪念毛泽东主席”，公然地昭示反动立场，撕破面皮大发淫威。
而就在我开始斟酌这篇文章的时候（1月6日），网络上还“群声鼎沸”提醒人们警惕“群众中出现的极左思潮”，用恶毒的语言攻击谩骂所谓的极左，把矛头暗指纪念主席的活动，阴阳怪气嘲讽威胁，试图以泼向极左的污水，来阻击人民纪念主席重新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十八大召开已经过去十年了，舆论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这些负隅顽抗的敌对势力，不会轻易交出“后三十年”里被他们握的火热的文化话语霸权，这样的反毛反党的喧嚣舆论占领意识形态的时间太久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当年，主流媒体开展对大寨模式的各种批评的时候，陈永贵同志非常愤怒，他曾经很失态地质问“这是变天了吗？”
回想起当时的社会状况，天是不是还是以前的天，处江湖之远的我们也无从知晓，但是在我们的日常中，确实也无时无刻不感知到，那天底下的空气是真的变了。
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胡松华《赞歌》中的“感谢伟大的共产党”和“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这两句词都被改掉了，主席去世了，把“祝福万寿无疆”的词改掉可以理解，可是“感谢伟大的共产党”招谁惹谁了也非改不可？
小到一句歌词，都必要做这样的修改，那重大的决策，天一样大的原则，也就可想而知了。当时陈永贵同志头上的那个天，还可能真的像他说的，有些变了样了。
不知道从哪一天起，《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被移除了课本，美国总统、也是大庄园奴隶主的华盛顿“高尚优雅人性人道”的心灵鸡汤，进入了孩子们的教材。甚至很多只属于中国人的高尚品格人文关怀伦常道统坊间亲情，都被安排到了欧美白人的头上，编撰成故事供中国的孩子们阅读理解。
没有谁明确宣告，不许纪念主席，不许歌颂中国共产党，不许读毛选，不许赞美英雄，……鲜艳的五星红旗，依然在天安门广场上空飘扬。
但是，在新浪，谩骂攻击主席的文章被置顶，反驳反击这类文章的账号被删帖封号且无处投告，书刊市场上莫言贾平凹王安忆们满天飞，媒体上充斥着二马演讲莫言语录，却再也寻不到毛选的影子听不到主席的谆谆教导。
更有甚者，据司马南讲，当时在央媒人士的聚会上，谁要说一句央媒是党媒，竟有人愤怒地举凳子砸他。
我相交甚厚的一个老制片人，空军文化部门的高级将领，有着五十多年的军龄党龄，他曾经因为片场工作紧张无法脱身，而缺席了母亲的葬礼，唯有站在片场含泪北拜，有一次我带着敬仰的心情提起他的这件事，没想到老将军就像被蝎子蛰了一样跳起来，恨不能捂住我的嘴不让再说。
他一再地解释，那是他傻，谁象他这么傻啊，这傻了吧唧的事，可千万不要再提了，见不得光的。
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件事让他在同行面前抬不起头来。如果满世界传开，他在圈子里就很难做人，更不要说开展工作了。
那是各大媒体纷纷吹捧范跑跑的时代。
也正是智兵被吹捧得甚嚣尘上的时候，智兵那“吹起冲锋号时慢半拍起步”、“天塌了有高个儿顶着”的精明巧智，让身先士卒第一个跳出战壕冲在战友前面的英雄将领——象陈赓黄克诚将军那样——，成为群嘲的对象。
在偏远的粤西，一个老共产党员，县政府公务员，勤奋耕耘的农民作家诗人，当党中央给老党员发放荣誉勋章的消息传出时，他竟满脸期待满脸欣慰地说：这回，我可以在我的简介里写上共产党员了吧！
我也曾经就这些现象，发出过愤怒的呐喊：在中国共产党撑起的一片蓝天下，到底谁，才是地下工作者？
钱学森老说过，价值观的颠倒，风气的败坏，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回来的。就在今年的元旦，竟还有一个出在李梦痴身上的小插曲，情节之可笑，却让人怎么都笑不出来。
自《新史论》脱稿之后，李梦痴一直沿用“马导师私淑弟子，毛教员星火余薪”这个简介来标注自己。
诗坛上一个两万多人的大群，元旦时请李梦痴去讲座，主持者却为了他这个简历犯了大难，说“毛教员星火余薪”这个提法不好在群里展示，建议修改，李梦痴没理解他的意图，问把毛教员改成毛委员如何，主持者说这样就更“拿不出手”了，群里两万多人都看着呢。
我们这一代，都是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长大成人的，而今天，说自己是“毛教员星火余薪”，在这个诗人群体里竟成了“不好示人”的“忌讳”！
这样的事情，何止发生在这一个诗人群体？或者某一个制片人圈子？这是遮住了半个天的舆论场氛围。
这些黑猫已经把文化界舆论界的天翻了个个儿，用他们窃取的政治文化地位大耍淫威，给歌颂领袖赞美英雄弘扬正道倡导公心的文艺立场扣上了沉甸甸黑压压的极左大帽子，挥舞起恶狠狠贼兮兮的还乡团大棒子。这个大帽子配合大棒子，把持了文化的话语权，给文化界意识形态领域造设了一个密不透风的结界，形成了一种文化氛围，不断地施放淫威。
以胡锡进耀眼的前“体制内传媒界领导”身份，和数千万流量的网红评论员身价来说，他的淫威，昭示着文化界传媒界一批有“份量”的大鳄群体的舆论掌控力度。
在这样的氛围里，以主席的高风亮节和丰功伟绩，他的身后尚且遭致如此之多的诟病和诋毁，组歌的作者，只是一个普通的诗人，却敢于冲破这些大鳄的阻碍甚至攻击，顶着大帽子迎着大棒子，公然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大张旗鼓地推出201首颂歌，半年时间的潜心创作，向世人昭示了这些颂歌不是一时应景，而是付诸心血倾力为之的真情倾诉。
这组颂歌，有着五句谣民间风味的平实真切，质朴温厚，事件点到实处，感情真挚温和，议论理智务实不虚张声势，没有口号式的夸张，更没有激进张扬的情绪，无法用极左之类的大帽子打压诋毁。
这才是胡锡进们惧怕的群众的声音，也是此前的革命文艺难以掌控的分寸。在不卑不亢不疾不徐的节奏风调中，满溢着对人民英雄伟大领袖的深厚感情。
极左的躁竞激进，只是授胡锡进们以柄，成为打压诋毁真正的革命文艺的借口，但是民间文艺质朴平实的唱颂，才是他们真正惧怕坚持敌对的目标，他们所以跳梁状拼命阻碍人民纪念主席，就是害怕这股从中华大地上奔涌而出的强大力量，这种力量才是一切腐败精英修正主义分子的永远的死敌，是压抑了千百年的活的火山，有了文化加持的这种力量，才是埋葬精英荡涤腐败，让新文化破茧而出的真正力量。
如此，负重先行，走在这条路上，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二、开局的首唱
蒋育林同志的《组歌》，有别于此前绝大部分纪念主席的民间文艺作品。
尽管如上一章所说，有种种舆论场的打压和大鳄们的淫威，但是毕竟，几十年来，每到主席的生辰忌日，民间自发地纪念主席的活动从未停止，也会出现很多的纪念文章和诗词。
官方除外，就民间而言，纪念主席的文字内容，还是以感恩为主。
就以诗坛为例，大致有两个方向，一是颂扬主席的丰功伟绩，一是感恩主席给人民（一般主体是我们）带来的当家做主的新生活。
这两个方向，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距离感，在这些作品中，主席的形象，是只能仰视的，我们无法去理解想象体会甚至分担主席作为一个人的喜怒哀乐，换句话说，我们无法以自己的小人之心去度主席的君子之腹，这样的文字，更接近于“颂”这个体式。
但是，与颂的初起阶段不同的是，我们的文化，再没有了那时候的单纯和率真，传袭了几千年的私有制生存方式，根植于深厚的、一家独大的小雅文艺的精神基础上，硕大的一个“我”字，让我们无法贴近主席高瞻远瞩的精神气魄。
所以，这一类的纪念颂赞，大多都是高来高去，蜻蜓点水，以一种近乎宗教的热情激扬文字，如《周颂》中“於皇武王，无竞惟烈”的朝天膜拜，仿佛与主席为大众谋解放的事业，隔着一份山高水长无法逾越的界限。既然在主席和我们之间隔了一个“我”，那就只好把激情举过头顶，高高地凌驾于那个“我”之上才堪堪可以去歌咏主席。
艺术水平高些的，可以修饰矫正从而更多地接近《颂》的体式，却又因小雅风致的束缚，难免偏离颂的纯洁而近乎“谀”，而那些占据着大多数的艺术水平较低的文字，就难免落于空泛罗列，缺乏真情实感的所谓“老干体”，或者更有甚者成为口号式的呼号。
这样的文字，非但没有给主席的纪念活动增光添彩，反而给那些反对主席的势力留下嘲讽诋毁的机会。
诚然，主席惊天动地的传奇一生，着实也很难在小雅为本的诗词的有限篇幅中充分表现，主席在人民心中那神一样的存在，也难免让人望而生畏产生那种处于高度敬仰而起的距离感。
更何况，还有另一个“难言之隐”从中作梗，主席一生的经历，与共和国的兴衰成败、与党的历史，与新旧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与上个世纪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路线分歧息息相关，难免涉及敏感人物敏感时事，平实小民见识浅陋信息不全，也大多不敢铺张妄议，所以，诗词中流于空泛地表达感情也就在所难免了。
对此我是深有体会的。
一直以来，都想解读鉴赏主席公开发表过的37首诗词，我的目标其实与政治无关，我这个计划主要是想重塑主席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与绅权旧文化争夺文化标准的话语权和定价权。
但是主席是政治领袖，他的文学作品，与时事政治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在深入分析主席诗词的过程中，有些涉及前三十年重大事件的作品，关涉到主席当时的立场态度原则目的，会和很多敏感问题和人物发生关联，我就感到十分棘手，倒不是因为我的政治立场和态度、或者说对主席的信仰对毛泽东思想的信心有什么动摇，而是我没有能力象主席那样恰切有度地还原他的态度、进而襟怀坦荡地表达我的理解，换句话说，我还是缺乏大雅精神“虽万千人吾往矣”那所向披靡的勇气和“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的社会责任感。
难能可贵的是，蒋育林同志的这组赞歌，守正笃实，敢踏“无人区”，可以说是平民文艺第一次勇敢地走近主席，把主席当作一个人，一个伟大的人，来描述赞叹他的不凡经历。组歌中每一首诗，都是主席生活中的一个情节，诗人就像和主席一同经历这个事件一同体味事件中的酸甜苦辣。主席在这组五句谣作品中，是普普通通的农家儿子，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心中神一样的存在。
诗中描述主席的出生：“一声啼唱毛家乐”，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新生，一个农家院里添丁进口的喜悦，与普通百姓没有区别，而“四海翻腾华夏昂”的气势，却写出了毛家这个新生的男丁，日后成为中国人心中神一样的存在的“预警”，“骄龙出世震东方”则更近“颂”体，是周颂中写武王那“无竞惟烈”的丰功伟绩。
三个逐次递进的句子，发挥五句谣长于叙事善于咏史便于议论的优势，夹叙夹议，高度概括了主席从普通的农家男丁成长为伟大传奇的过程，有了“毛家乐”和“华夏昂”这样的史实垫底，“骄龙出世”的赞颂就有了依托，看上去不像颂而更像论了。
《组歌》因为过于具体，细致入微，还有五句谣那质朴平实简洁直观的表现方式的加持，在主席生平的每一个重大事件中，诗人的立场观念客观态度不但展示的一览无余，而且表达的直观明确没有歧义没有给自己留下进退屈伸的回旋余地，突破了常规纪念主席文章的限制，这《组歌》就有了前人没有的新气象新思路和新格局。
文化破局的时代，总要有人负重先行。我佩服走在前面的先行者的勇气，惊喜于这开风气之先的杰作，更对五句谣这个新体式的时代意义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
我在清江与组歌的作者蒋育林同志见过面，但并没有很多的接触，更没有机会很深入的了解他，我上面的说法，不是说蒋育林同志就已经全面地克服了我面对这类题材时的那些软弱和顾虑，说他就有了和主席一样的襟怀和勇气，而是通过他的作品，我进一步认识到了，五句谣的全新优势，这个从民歌中脱胎出来的新体式，成功避开了小雅的腐败狭隘，比之我们发育生存了数千年的主流绅文化，更容易接近大雅和颂的纯洁与澄澈，蒋育林同志掌握了这个新诗体，就更容易让自己的作品接近原初的文艺本质。
三、大雅的前世今生
我在《新文学史论导言》中说过，纯正的诗经大雅，在文学史上仅仅存在了一段时间，在唐初魏征那里，还闪现了最后一点光芒，到了唐末，只留下一抹“朝阳的余晖”，就跟着皮日休愤世的脚步一起，把文攻的笔换成了武斗的刀，把拳拳赤诚的劝戒变成了义无反顾的杀戮。
从那以后，李白呼号的“大雅”就真的沦于草莽，再也没有振作精神重返人间。
与雅颂相似的命运，风到唐代风行了一段时日，在唐末的三岔路口与颂和大雅分手，颂飘去了天国无影无踪，大雅被逼上梁山去了“大泽乡”，彻底沦落为人间“不雅”的典型代表，风便流落民间与山水和清贫为伴，保持着自己纯洁率真的天性被主流文化边缘化了。把瑰丽的文学殿堂，全部留给了小雅的士阶层精英分子，从此，主流文化史只剩下了各种以“我”为唯一主题的绚丽多姿。
主席的事业是解放大众，让历史的创造者当家做主，主席毕生与精英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的生存方式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主席领导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全新理念的实践成果。
在这个开天辟地的时刻，风、大雅和颂带着巨大的向心力，又从各自的隐居点，向文化的中心聚拢过来。
主席不仅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弘扬雅颂精神，而且，他还是雅颂回归的开路先锋，是流落民间的国风的守护神。
在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时代主流风貌就是大雅精神，人民当家作主的直接结果，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深入到基本群众中并掌握了群众，人人皆可为“召公”（据说是大雅《板》《荡》的作者）。
在诗经传统的大雅中，有两个主要部分，一是带领民族走向兴旺的伟大领袖的历史传记（如《公刘》），二是以前辈民族英雄的生平和思想以及成就为正统，教育规范监管后辈行为的谏疏（如《板》《荡》）。
一个部落，一个民族，其正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站在历史发展正确道路上的先人的历史传承（如《公刘》），保证这个历史传承始终不会偏离历史发展的正确道路的，是护法使者的《板》《荡》。
周初的统治阶层，都是田间地头最有组织能力也最擅长农活的农民领袖，《颂》所歌咏的对象，是最有能力的农民领袖，《大雅》所记录的历史，是最有能力的农民领袖的生平，诗经中的风和大雅，是分属于农民和他们的领袖的。
在主席的时代，他做了一件天翻地覆的事情，就是把颂的主体，从农民的领袖，变成了觉悟的农民。（见拙文《新文学史论导言》）
经过这一天翻地覆的变革，在中国就产生了千千万万觉悟了的农民英雄，大雅精神在沉寂了千年之后，在主席的时代满血复活，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记得前不久开播的电视剧，王雷饰演一个西部贫穷县级市的书记（以下以王雷借代），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到某地急需修一座大坝改善农田，如果不能及时修好大坝，洪水季节就会有千亩农田遭灾，后果甚至使县内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挨饿受冻。但是市委没有足够的资金，市委班子除了他以外，全员反对这一工程。当时恰好境内有个民营资本家，投入大量资金准备在市中心修建集休闲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商业广场，王雷就打上了这笔资金的主意。
在市常委会上全员反对的情况下，王雷不动声色地把一个问题摆到了桌面，一边是望眼欲穿温饱不足等待解救的农民，另一边是供精英中产休闲娱乐的活动广场，王雷让常委们拍着良心想一想，就只有这一笔钱，到底哪一个是燃眉之急，看着办吧。
在座的常委面露惭色，除了一个主办广场建设的借故回避之外，全员举手通过了王雷的提议，是衷心的赞同还是违心的接受，都不重要了。虽然不久王雷就从这里的市委书记调往省里担任了扶贫办主任，但是这一刻，他的精神力量是无法战胜的。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是写进宪章不容反驳的桌面话语。不管其他几个常委是否心甘情愿，此情此景绝不敢在会上公开反对。
但是，在数千年的旧政权里，大雅之道的守卫者随着最高统治者的不同而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可以一谏成名平步青云，也可能金銮殿前身首异处，更有被嫌弃被冷落被边缘化闲置一边直到老死，……但是，不管最高统治者是什么品性，做出什么样的反响，大雅之言既出，政权与卫道者便纠结不开，一荣俱荣一辱俱辱一死俱死。
大雅的精神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这就是大雅精神的一个常规基本的表达方式。
在正气张扬的时代，大雅记录先烈的历史，鼓舞世人勉励前行振兴民族（如《公刘》），在正气消弭的低潮，大雅挺身而出，为正道护法守节（如《板、荡》）。
用曹操的话说，“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关键的一点，这个“道”，必须代表历史正确的方向。否则，如果“道”成了一小撮的利益代言，这种表达方式就成了政治倾轧的噱头和工具。
想当年，极右派指斥修红旗渠耽误正常生产，极左派批评抓生产耽误革命，两个派别都打着为人民着想的旗号，其实都是在为自己一派捞取政治资本谋求政治权力，他们同样都不关心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从上古传承下来的大雅精神，就是在中唐之后党争的残酷角逐中失去了他原本雅正无私大义凛然的高风亮节，他的精神力量也随之消亡殆尽，真正的大雅精神从此远离庙堂，走向了武装抗争的“大泽乡”。
主席号召既反右，也防左，就是希望我们的新政权能永远站在历史正确的方向上，永远为全体的劳苦大众探索生路谋求幸福，这一基本宗旨，与上古民族初兴大雅原生时代有共同之处，那时，生产资料极度匮乏，一个部落的种群不得不团结起来共同求得生存之道，那时的领袖，或者领袖阶层，也不得不把群体的生存当做头等大事。
大雅精神从最初的周天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了“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到“山不像山水不像水”、最终又来到更高境界的“山是山水是水”的漫长岁月，在历史攀援而上的过程中，雅正之道也完成了一个圆满的成熟过程
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是战无不胜的，就是因为它的核心就是要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站在这个正确的方向上，我们中华民族就彻底跳出了“历史周期律”的束缚一路向前。
四、不得不说的陈永贵同志
陈永贵同志，是毛主席生前亲自遴选，自有历史以来，第一个登上庙堂当家做主的中国农民代表，尽管他本人也有着各种各样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毋庸讳言，他曾经的辉煌存在，就是毛泽东思想伟大实践的一个开天辟地的历史见证。
我对“后三十年”中国农民真实生存状况的认知，是通过关注陈永贵同志在主席去世之后的经历得到的，我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应该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坚定起来的。
我能得到的资料有限，全部都来自《党史博采》等有关官方党史文章，陈永贵同志是主席生前亲自选定的农民兄弟的杰出代表，他的经历，堪堪能说明在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里，大雅精神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据说陈永贵同志文化水平很低，还是解放后在扫盲普及班才识的字，刚到中央工作的时候，阅读相关文件都很吃力，可是正如唐太宗感叹的那样，“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就是这样一个原滋原味的普通农民，他的精神品格中，竟然融入了大雅风范的远古传承。
陈永贵同志，用他农民的质朴和狡黠、大地的坦荡和局限，加持毛泽东思想的哺育教化，竟跌跌撞撞勉为其难地接续了这个时代大雅精神传承的火种，这一发现，着实让我惊叹不已，对那深深地植根于大地之下的《诗经》传统，也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
农业文明的民族，他的文明和文化也是农民的。
零星地散落在各种纪念文字中的陈永贵同志的言论，择其要者，大概有这几个方面：
对主席的态度：不要瞎折腾了，一切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来，要高举毛泽东思想坚持（他的）路线就好了。
当主流媒体批评大寨的时候，陈永贵也曾愤怒质问：改革都改了些什么？为什么如今按照毛主席指示（去做）反而被全社会抨击？
对“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质疑：不用政策去鼓励，只要不严加监管，当官的马上就会先富起来。
对“旗帜”的疑虑：三面红旗就不要了吗？
对批评他修梯田居心不纯的反驳：（人多地少），不修梯田，农民吃什么？
资料有限，我们无法精准还原当时的情景，也不好妄断政策上的是非曲直，但就这些只言片语，还是能看出陈永贵同志的这些质疑，简洁尖锐，坦率直观，入情入理，直击要害，直面现实，直指人心。站在全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立场上来看，这些质疑是无比现实无比严峻无比关键不容回避的。
这就是大雅正道的真正力量。
不需要答案，不需要解释，问题的提出，结果便已摆在那里，认可也好，不认可也罢，成与败在问题提出之际，就已经有了定数。
四十年后的今天，时间已经证明了一切，我们再回头看陈永贵同志的这些质疑，不得不由衷地佩服这样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知识和文化技能的普通农民，竟然有着多么质朴无华而又超越大多数人的认知能力和政治远见啊。
我们更由衷地感叹主席知人识人不拘一格选贤任能的勇气、识见、格局、气魄和无疆界解放思想的巨大开度。
陈永贵同志可能不熟悉高层领导工作的策略，但他作为一个从基层起步的农民代表，是从底层群众中走来，他了解群众疾苦了解群众需求，他把双脚站在大地上的时候，有着大地一样坚实的基础，大地一样质朴的逻辑。
虽然他被嘲讽在中央当副总理“就是活受罪”。但是，陈永贵同志这个农民，不是私有制自给自足时代的小农，他是毛泽东思想教育成长的农民共产党员，当年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井冈山、在延安的革命斗争时期，在“智兵”的眼中，在敌对势力国民党的眼中，就是在“活受罪”，前辈能顶得住坚持“活受罪”也誓要为中国的工农大众谋求解放的出路，陈永贵难道会惧怕“活受罪”？他有这个觉悟，他本来也不是为了享乐为了让自己和家人“先富起来”才做这个副总理的。
他是为了全国大多数的农民兄弟的利益，为了主席的信任和嘱托，为了这个千百年来从未有过的农民当家做主的高光时刻，心甘情愿地承受这个“活受”的罪，用农民的执着倔强，顽强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立场，全力以赴地为农民争取利益捍卫政权。
他被嘲笑文化水平低、政治幼稚、入党时间短，当他被质问对毛泽东思想的两个基本核心知道多少的时候，他竟哑口无言说不出所以然，……
他被各种刁难，被各种无视，被各种嘲弄，被边缘化，被……
那段没有硝烟的斗争还是很尖锐的，甚至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你死我活的。
陈永贵同志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还行，给我留了条命，我还可以做点什么。
“板”“荡”的作者也是“农民”，但他们在朝堂都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力，他当众指责厉王昏庸，一句“我言维服勿以为笑”（我的言论切合治国实际，不可当做笑话儿戏），威风凛凛霸气逼人，令嘲笑他的人寒生项背。以周厉王之昏庸无道，朝野上下也没有一人敢轻薄妄为，那时候更没有成熟豪横的精英势力，能替周厉王将他赶出朝堂，不管他们是否愿意，也就只好乖乖地听着老臣数典着老祖宗毫不留情地教训他们。
在此之后，随着精英阶层的不断做大，雅正之道势力渐微，庙堂高层精英在历代党争的互相攻讦中失去了正道和正信，真正的大雅之声沉迹下僚被剥夺了政治地位文化权力和社会影响力，“文斗”已经不足以产生期望的政治影响从而实现政治理想，被驱离庙堂的他们，就算想文斗，连衙门的大门都难以进入，更不要说在朝堂之上指手画脚了。无奈最终走向极端选择了“武斗”。
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经历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终于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主席说“试看天地翻覆”，他就是把天和地彻底调了个个儿，把人民高高地举过头顶。
但是真的让全社会把农民举过头顶、当做“父母”当作主人，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天不假年主席去世，他还没有来得及完成帮助人民当家作主的全部工程。主席及第一代领导人的相继逝世，让农民一时间就像失祜的孤儿，对未来对变革感到迷茫焦虑。陈永贵同志本人也缺乏政治斗争需要的基本文化技能，这些文化技能，在处于劣势弱势的斗争过程中，显得尤其重要。所以，“活受罪”的说法，虽然失于轻薄佻巧，却也是对他当时状况的真实解读。
不过，就是这种“活受罪”的日子，也没有机会坚持多久，他很快就被边缘化，看不到相关文件，也就无从再质疑什么了。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陈永贵同志选择了“黯然离场”，这个老汉没有举起暴力反抗的锄头（见白岩松《是什么让老汉举起了锄头》），而是用入情入理的质疑，用土地的扎实敦厚，坚守本分，不为他人的无礼失态而失了自己的分寸。
换句话说，他选择了坚持文斗，即便他的出身和阶层还缺乏文斗的经验、技能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在这个斗争中他输掉了自己的未来，但是他终究没有越过雷池半步，守住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底线，也守住了中国农民走进文化事业、参与政治事务的光明未来。
陈永贵同志的努力，迈出了人民学习当家作主、掌握文化事务、争取政治文化话语权的可喜的第一步。这一步迈得也许不够大，却是必不可少至关重要的历史性一步。
这是大雅之道跨越青史的一次“飞跃”，大雅，居然从仰视才见的召公手中，传递到了扎根泥土的普通农民手里，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发生。虽然被嘲“幼稚”，虽然不够完美，这却是主席领导的伟大事业的一个巨大成就，是主席光辉思想的一次成功实践。
陈永贵同志经受住了考验，他没有去大泽乡，而是选择继续发挥余热为农民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他尽力了，他尽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农民代表的责任，也给跑偏了轨道数千年的大雅精神扳回了一局。
至于，有些他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没能成功避免，那也只是他的遗憾，而不是他的责任。
所以，在临终前，他欣慰地说，他没有辜负主席的信任。
五、现代版《公刘》——蒋育林同志的组歌《山歌高唱颂毛公》
有了陈永贵同志在主席和农民之间独臂撑起的“桥梁”之后，我们再来看五句谣是如何在主席的创作和民歌之间找到出路登堂入室展示了大雅之声的。
曾经，我在一篇给兴国诗友诗集写的序言中说过，他有一首诗堪与杜甫的“野老”诗比肩的话，虽然我把他的这首诗逐句与那首杜诗做了比较说明，还是招惹了诗坛一些捍卫精英“诗道”的人，引发了本世纪初那场诗坛大战。
现在，我又要大言不惭地说，蒋育林同志的《组歌》系列是现代版的《公刘》，而且还有比《诗经大雅公刘》更胜一筹之处，不知又要招惹多少风霜雪雨。
《公刘》是大雅诗歌传统的祖先，敬畏祖先，是后辈的德养和情分，但是超越先人，也是后辈的责任和义务。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化才能越来越兴旺，我们的民族才能越来越强大，不是吗？
《公刘》是一部上古史诗，不是神，天时地利人和机缘凑泊，有了和当时一样的澄明盛世和人文精神，就会有一脉相承的英雄史诗，这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公刘》的主人公是公刘，周代的先祖之一，周人心中无线敬仰的伟大的民族英雄，是周人心目中神一样的领袖。所以周的后代给他作颂，用史诗记录他光辉战斗的一生。
《山歌高唱颂毛公》中的毛公，是我们中华民族现代的伟大英雄，是我们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更是指引中国农民翻身解放的大救星，也是我们中国人民心中神一样的领袖。所以我们现代的中国诗人给毛公作颂，用现代版的史诗，记录他光辉战斗的一生。
《公刘》用整饬排比的句式，分阶段歌颂周室先祖公刘生平业绩，每一个段落，就是一个闪光的历史事件。也是公刘带领族人振兴周室的辉煌成就。
五句谣《组歌》，也是这样的系列，每一首五句谣，记录主席生平的一件有纪念意义的大事，记录我们的伟大领袖，带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一步步走过的辉煌历史。
《公刘》的语言质朴生动，今天看来十分高古，其实只是当时通用的口语，适当规范整饬，形成周而往复的韵调节奏。
《组歌》比之《公刘》的形式更加成熟规范，有特定的五句谣的格律约束，语言也是平易近人通俗易懂的口语。质朴平实，精炼准确，节奏感更强。
最后，诗经《公刘》和五句谣《山歌高唱颂毛公》，所歌颂的伟大英雄，竟然也同是这片土地上“生隔百代心会神交”的农民儿子。
说了这么多的相同，我们再来看看不同，五句谣组歌与大雅《公刘》本质不同的地方，在于他的议论点评，也就是五句谣中的第五句。
大雅《公刘》中，不止以记事为主，而是通篇记事，诗人的情志是在叙事的过程中通过节奏用词，以及事件本身造福于民的结果，隐含在故事背后的，唯一一个赞美的感叹，就是首句首字且循回往复地反复出现的“笃”字，赞美公刘忠良敦厚勤劳诚恳的品格。
而《组歌》中第五句的议论，是从前四句所叙述的事件史实中精炼总结出来的针对此事的一个“盖棺定论”式的评价。
这个评价，完美滴展现了作者的勇气（见前面章节）、识见、精准表意的文字驾驭能力、以及对主席的深厚感情，这个评价针对每一个所叙述的事件，有感而发，举重若轻，简朴生动却一语中的，有些甚至还有点小小的幽默风趣，彰显出五句谣这个新诗体的特色，以及作者深入浅出的扎实功底。
在《组歌~出乡关》中，诗人避开离家求学的通常俗套，利用民歌特点，用了一个比兴的对句传达这一出山对于主席一生的深远意义，“龙奔大海虎奔山”简单质朴，用龙虎比喻少年英雄，暗示未来这个少年将改写中国历史的那种潜力，而龙入海虎奔山直言“得其所哉”“蓄势待发”的序曲。三四两句相对现实，进一步说明龙入海虎奔山的壮志理想是“更世道破围栏”，形象生动简明直接直指当时社会现状（围栏）直抒龙虎雄心（更与破），大气直观。这番“炒作”之后，诗笔又重新拉回到主席当年出山的脚下，具体而微地表现少年伟人此时的感受：“出了韶山天地宽”。
“出了韶山天地宽”多么简单，却又如此意味深长引发联想。第一次觉得很难用其他文字来形容表现“出了韶山天地宽”的恰切精准，感觉怎么说，都像是涂脂抹粉把原本清纯明晰一眼望到底的本色，搞得模棱两可不知所云了。这是最近研究五句谣的时候屡屡遇到的难题，它的质朴精确让评论者的解读变成画蛇添足，尤其是这第五句的深入浅出的议论，评论惯用的字句，似乎都漂浮在原句的上方不得要领，所有的解读都不如原滋原味更简单明确一语中的抄底扎实。
以下罗列几个比较典型的“第五句”，就不勉为其难穿凿附会地解读了，实在忍不住要一番说辞的，就放在诗后的括号中备注。
五句谣的出现，看来是要砸评论者的饭碗了：
《组歌~撰写商鞅徙木立信论》：
……
入化点评金圣叹，出神预测孔明羞。
笋尖未老已出头。
（注意这个“笋尖未老已出头”）
《组歌~创办湘江评论》：掌上风雷手段高。
《组歌~领导驱除军阀张敬尧》：统一战线试锋芒。
《组歌~舍家为国走上职业革命道路》：
分地散财舍小家，携妻带弟为中华。
无私无畏军阀惧，有梦有期民众嘉。
太阳升起照天涯。
《组歌~参加党的三大》：
盛夏广州暑气蒸，恤孤院路聚精英。
主张合作唯先进，进入核心半掌门。
依靠工农第一人。
《组歌~决定回湘领导秋收起义》：
革命洪流赖武装，中央不去去浏阳。
诚交百姓穷朋友，甘做人民山大王。
脱下长衫扛起枪。
（读罢泪下）
《组歌~浏阳遇险》：
起义艰难路不平，途径铜鼓困团丁。
临危制变思良策，化险为夷凭智争。
天佑中华护救星。
（“天佑中华”貌似俗套，“护救星”乍看近谀，可是联想主席此番被困脱身的惊险经历，这两句词聚合放在此处，又是无比恰切中肯精准表意。）
《组歌~重庆谈判》：
经年战乱九州疲，实现和平万众期。
赴宴鸿门知路险，闯关虎胆信途夷。
弥天大勇古今奇。
《组歌~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
三年鏖战蒋军残，革命征程逢大关。
假借和平分舜土，揭穿诡计护尧天。
争个炎黄万世安。
《组歌~推行农业合作化》：
一家一户似牢笼，不具规模不抗风。（一语中的简洁直观）
打破千年私有制，实行合作地归公。
小农经济化神农。
下面这一组，涉及路线斗争，第五句点评辛辣到位直击根本，诗人勇气可嘉见识深刻。
《组歌~批判电影<武训传>》：
电影热播京沪欢，大清奴隶盛流年。
政权初定沉渣起，文艺难堪腐朽传。
领袖忙扳方向盘。
《组歌~发表<致六级干部的一封信>》：
乱放卫星从未闻，官僚主义害黎民。
中央指示中间阻，大众呼声大海沉。
无奈修书寄到村。
《组歌~制定鞍钢宪法》：
国企经营前路长，鞍钢探索创奇方。
曾欣有道人纷效，可叹无疾法自亡。
墙内开花墙外香。
第五句出神入化的例子举不胜举，篇幅有限，无法一一列出，比如《原子弹爆炸成功》——“手中握有定心丸”，《反修防修》——“大风大浪炼儿孙”，《毛岸英入朝参战》——志愿军中第一兵，《杂交水稻配套成功》——国人饭碗可端牢，《主席睡觉》——半床神话半床书，
源于《公刘》胜于《公刘》的，主要就是这第五句，将大雅史笔与颂的激情融于一体，时或润之以风的灵动，成就了一个五脏俱全的新诗体的雏形。
雅颂两种形式，在这组五句谣中合为一体，不是简单的个别的事情（李梦痴放言说要撰文分析雅颂在这个时代合为一体的必然性，我在此就不就这个问题展开了），没有哪个个人，能超越历史的时代的局限，而独自一人如千里马一样跑出世界之外，取得和那个时代毫无关联的纯个人成就。
组歌的作者生逢一个天翻地覆的伟大时代，毛泽东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荡涤了周王朝开国以来延续三千年日益腐败的旧时代风习，让中华民族重新站在大雅开创时期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节点上，就像当年雅颂的产生一样，雅颂的回归，也是必然的趋势。
新中国七十年，也是雨雪风霜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之路，雅颂的回归，与新中国的时代气氛同呼吸共命运，弯弯折折经历了高低起落的艰难波折。
从主席的队伍草创之时，就有了主席的人民颂歌（见《新文学史论导言》中相关章节），和朱老总、陈老总、叶帅等老一辈革命家吟咏革命生涯的大雅正声，国难当头之际，《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等鼓舞民众抗日的救亡之声。
从延安红色政权的革命歌曲，到建国初期的《东方红》史诗，胡松华的《赞歌》直到七十年代的样板戏，革命文学以它的蓬勃生命力，沿着大雅正声的传统蹒跚前行。
这期间，建国后的《东方红》史诗，可以说是目前为止最为豪华壮丽的革命颂歌了，而最有代表性的阶段性成就的，要数主席的人民颂歌和肖华将军的《长征组歌》。
主席的颂歌脱胎于旧文化体系，他有很深的传统文化造诣，结合革命导师和领袖的使命，和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他用自己的如椽巨笔，在封建文化的金字塔顶，书写劳动人民武装奋斗争取解放的宏图大业和壮观气象，创造了“旧瓶装新酒”的全新境界。
而肖华将军的《长征组歌》则更多民歌特色，肖华将军生于民歌之乡的江西兴国革命老区，在革命队伍中由主席亲自教导长大成人，他的《长征组歌》就是以民歌的风调，记录讴歌那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奇迹。如歌如泣，慷慨长情，如枪林弹雨的的紧迫，有春风化雨的温暖，如狐死首丘的悲情，有以身许国的豪迈，如民歌般温婉，似战火般浓烈，……
在形式上，《长征组歌》基本保留沿袭民歌的范式，是民歌史上首屈一指的英雄赞歌。
主席和肖华将军从传统庙堂文化和地道民间歌谣这两个方向上把颂赞和史诗发扬光大，填充了新的时代精神，让颂和大雅这两个几近消亡千载的文学体式换发了新的生机。
而五句谣《组歌》在主席和肖华将军的基础上，利用五句谣的五句各司其职的形式特点，进一步将史诗与颂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雏形，在雅颂归来的路上，迈出了更新进境的一步。
所以说，雅颂的归来，是伴随着主席领导的人民大众争取解放的革命斗争过程开始的。
主席去世后，这刚刚起步的尚嫌稚拙的雅颂回归之路，就被八十年代蜂拥而起的伤痕文学、先锋文艺、颓废娱乐、什么新自由主义什么意识流……挡住了发展之路，甚至重又复现了雅颂走向没落的“谀墓断碑”现象，……
淡忘了“不因人废言”的祖训，样板戏的成就，被当成极左的余孽打入冷宫成为笑柄。
伴随着新中国新文化的全方位低潮，刚刚回暖重生的雅颂文化也黯然落幕，再无法以文学文艺这样“娇嫩”的形式出现了。在当时的文化界，战争的硝烟其实已经“燎”到了眉毛，大雅在沉默，沉默，再沉默……
用鲁迅先生的话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如果大雅精神再度爆发，也不过就是唐季皮日休的重演，如果大雅精神再度灭亡，也不过就是千百年来吟风弄月顾影自怜的靡靡之音再次独霸文坛。这样的轮回，就把主席和肖华将军的努力，变成了昙花一现的灵光，把中华子弟三千万烈士的英魂，变成无家可归的野鬼。
谁能料到，单枪匹马接续了这个断层，赤手空拳托住了雅颂脊梁的，竟是“不太识字”的农民总理陈永贵同志！
这也是在这个雅颂归来的高光时刻，我要特别为陈永贵同志单列一章大书一笔的原因，是陈永贵同志，继承了大雅精神的《板荡》气概，把劳动人民的敦厚质朴与毛泽东思想化育的火眼金睛相结合，守住了共产党员的底线，也托起了大雅精神的艰难新生。
陈永贵同志，第一次代表劳动人民，有了主动参与政治事务文化事务的觉悟、自信和底气，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虽万千人吾往也”这些历来唱给文化精英的高调，唱到了穷乡僻壤，唱到了劳动者的心里，劳动人民没有在那个新文化低迷的时代，完全退缩回到千百年来被文化精英政治集团压迫剥削边缘化的底层，虽然是艰难地、但是却坚定地高昂着自己的头，奋力地挺直着自己的脊梁，没有辜负主席和千百万革命先辈的殷切期望。
在走进大雅之堂的征程中，没有这农民政治家的开疆拓土，哪儿有五句谣今天的轻装上路！
五句谣作为民间歌谣，在这个时刻脱颖而出，把《诗经》中已然退居文化后台的大雅和颂，用具足了风之传统的格调，展现在世人面前，应当不是个别的偶然事件，而是民间普遍唤醒的当家做主的主人翁精神的一次文化展示，也是大雅精神终于掌握了群众的一个现实成果。
而这组颂歌中，对于主席的生平所做的切近中肯简明扼要的点评中所展示的作者的历史的革命的识见，应该也不是个人独有，而是这个重新回到历史正确的方向上的新时代到来之际的广泛的社会认知和大众觉悟。
这部五句谣《组歌》，在传统的《公刘》，至肖华将军的《长征组歌》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
让人无比欣慰的是，在2023年这个新时代的文化元年的岁尾，五句谣这个源自民间的新诗体，终于向世人呈现了它风（见拙文《清风起处气象维新》）雅颂有机融合的五脏俱全的完整形象，清江诗人用他们的理论探索和创作实践，为新时代新文化的繁荣和传播铺垫了坚实的基础。
六、五句谣的现实意义——启蒙和宣传
如今的五句谣，从创作形式到内容题材，都有了相对完备的基础，清江兄和他的五句谣初创团队的诗友们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把五句谣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了五脏俱全的、能包罗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能适应从英雄到平民从历史到现实的各个层面的纪实、抒情、议论、咏叹的需求的“活”的新诗体。
简而言之，五句谣给我们提供了新文化的风、大雅和颂的基本雏形，至于新文化的小雅，何时、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现在还不好预测，毕竟，旧文化的小雅从《诗经》小雅开始，走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新文化的小雅，应该也不会是一朝一夕可以一蹴而就。
一个新式文体的出现，总是伴随着一场社会变革，或者说，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总会有适应这一变革的新文体出现。从五四新文化以来，社会现实革命实践一直在呼吁一个新的适应新的社会生活的诗体的诞生，多少人前仆后继上下求索搜肠刮肚甚至不惜“丑态百出”地想要给诗坛寻求一个新的出路。
那么，新时代新文化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诗歌？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诚恳面对一个现实，我们到底需要新文化为新时代做什么？或者说，新文化的使命是什么？
旧体诗中常见的，吟风弄月、仕途羁旅、怀才不遇、求而不得、远志小草、终南捷径、……到宋词中你侬我侬、风月闲愁……已经写了千八百年了，再难出新，再难超越，新时代的前进旋律和大众精神，也不需要这些精英阶层拖着后腿磕磕绊绊叽叽歪歪扭扭捏捏的个人体验个体情绪的进一步泛滥。我们要有公有制基础上的全新的大众文化。
简而言之，我们的新文化目前有两个紧迫的任务：启蒙和宣传。
6~1启蒙：
说到启蒙，应该不难理解，新中国70多年的历史，新时代的大众文化持续遭遇反动的精英文化的围追堵截甚至降维打击，尤其是后三十年，大众文化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陷入低谷，更需要重整旗鼓振作精神，这是一场文化话语权的争夺战，我们必须丢掉幻想投入战斗，在新的大众文化处于劣势弱势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启蒙宣传扩大影响力，让更多的群众——尤其是我们的青年一代——提高文化斗争的觉悟、理解文化斗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掌握文化斗争的技能、熟练运用文化斗争的武器、学习锤炼在文化事务上当家做主的基本能力……
这个过程无外乎两个方面：普及和提高。
就普及来说，民谣无疑是最有效最便捷的形式，它所承载的内容，也最容易被最大多数人所接受最方便被更为广泛地传播，它的被接受度与戏剧不相上下，而它随时随地不挑场合的便利性，更是戏剧不能相比。
记得小时候，街头巷尾玩游戏的孩子们，不分年龄不分男女，当年流行的歌谣都能朗朗上口耳熟能详。
那时候街头流行“学习李向阳”和“一个老丁头”，“学习李向阳”是英雄主题的，用儿童语言跳绳节奏讲述民间抗日英雄李向阳的传奇故事，简单几个单句，就概括了李向阳勇敢机智的斗争智慧和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而“一个老丁头”是批判走资派的，给走资派进行丑化画像，可能是走资派所做的事情具有复杂性和隐蔽性，不象李向阳故事那样的坦荡直白，孩子不易理解，所以，就以画像的方式，把走资派画成一个大大的嘴巴、小小的斜视眼睛和一个上尖下宽的大脑袋，用形象生动的方式，让孩子对其特点形成初步的认知。当时满大街孩子都蹲在地上攀比谁画的走资派更形象。
自然了，有了这样的宣传教育，孩子们做游戏的时候，谁都不愿意扮演走资派，都抢着做李向阳，于不知不觉间，英雄主题就融入了孩子的心灵，对走资派的歧视和批判也在其中了。
相比于同期背诵的唐诗宋词和领袖诗词，这种歌谣的形式对孩子的教化效果更直接。
不过，这两种普及教育的方式都有其弊端，背诵唐诗宋词固然从艺术角度提高了档次，在学习过程中可以潜移默化地提升背诵者的文艺创作和鉴赏水准，但同时，这些东西也会带来高高在上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感可能终其一生都难以消除，有很多人自己已经成了古体诗人，还是抹不去与唐诗宋词的距离感，我当年说兴国诗友的一首诗直追杜甫而引发的冲突，就源于他们心底这种挥之不去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感不利于宣传和教化。
另外一个不合适就是观念的问题。
古人的诗词毕竟印着深深的古代的世界观及由此带来的精英思想，与现今的时代感颇多隔膜，深深浸淫于古代精英阶层的文气中不能自拔的现代人，都带着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的腐儒败象，难以轻装上阵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我们不能再用《三字经》作为开蒙读物，我们得有我们新时代培育新的精神风貌的新的开蒙教材。
但是，如前所述，用旧诗体装入新时代精神的方式，总免不了高高在上的精英范，与时代的距离感影响宣传教化的效力。而类似“学习李向阳”和“一个老丁头”这样的口头民谣，又过于质朴简单，缺乏提升文艺创作和鉴赏能力的空间。强化了教化效力这一方面，就弱化了培养文艺技能提高文化水准的另一方面。
而出身于民谣五句子、经过精炼提升进一步规范化了的五句谣，就得天独厚地避开了这两者的弱项，兼具教化效能和提高文艺水准两个方面的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将五句谣的形式用于普及教育，可能是一个不错的尝试。
6~2宣传：
说到宣传，就没这么简单了，毕竟，后三十年的文化，致力于将革命和革命领袖妖魔化，把红色宣传视为洪水猛兽，在配合西方和平演变的殖民化文化侵略向中华大地全面推进的过程中，蛊惑国人以拒绝“洗脑”为名，丑化打击新中国的红色革命文化（这部分内容，见我的《新文化史论导言》，在此就不展开了）。
后三十年里，被西方掌控的媒体机构树起了多少对抗红色文化的“黑猫”，他们把持了几乎所有的宣传平台，全方位全天候地向社会狂轰滥炸西方价值观，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新文化迫切需要抢占制高点争夺话语权，这就要求新文化必须建立起高效的有针对性的宣传体系。我们鼓励什么，反对什么，要用最简单明确的方式，旗帜鲜明、没有任何歧义地传达到每个角落，让我们中华大地上的城市乡村的每一个细胞，都汹涌着时代的最强音，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去挤压打击淹没涤荡那些另类的反动的居心叵测的阴阳怪气的含沙射影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杂音和噪音，通过启蒙教育通过正能量的传播，让中国梦的征途上，逐渐走出一个全民族积极向上的共振旋律。
五句谣适逢其会，从内容的开度和形式的便捷两个方面都初步完善初具规模，这是诗坛幸事，更是新文化的机遇。这种新诗体，在启蒙和宣传两个方面，有着极大的潜力和到目前为止无可替代的优势。
到这个《山歌高唱颂毛公》为止，清江诗社的五句谣已经形成了初步完备的初创团队，初具配备齐整的从风到雅颂的创作范式，如果能把清江的模式大力推广，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规模，那宣传的力度和广度、受众的接受度将非比寻常。
举个眼前的简单例子：
比如今年超级火爆的哈尔滨冰雪旅游，如果哈尔滨文旅部门预先与清江五句谣的相关人士，比如清江野老田昌令兄相约合作，只需要把清江兄请去哈尔滨安排冰雪节的相关旅游，清江兄就会把所有的项目，用朗朗上口的五句谣摹写一遍，如口吐莲花一般的流畅自如，把哈尔滨的冰雪项目宣传到位，以五句谣第五句擅长抓住重点提纲挈领的特点，得到重点突出简洁明确精炼晓畅的宣发效果，可诵可唱可以张贴到各种宣传栏广告版，比之记者的专门文章报道更直观更新颖更亲切有更高的接受度和——更浓郁的文化底蕴。
看看清江兄的诗集就知道，这些年没有地方文旅部门特别请他，他自费旅游的所到之处，都在用五句谣的“镜头”摄录下当地的旅游特色民风习惯土特名产山川风物，一步一景一景一诗，……
可惜的是，这些诗篇传播力度有限，未能更好滴取得宣发效果。
如果清江诗人的探索和努力，“只惠及一方不能泽被天下”，这是清江的无奈，更是天下的损失。
以上所述还只是清江兄一人之力，如果一个团队——比如组建了一个“清江土家族五句谣宣发承包志愿队”（我是说比如啊）——就像进城务工的农民兄弟那样，承揽承包各地旅游宣发项目，加持当地政府机构的协作宣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这里农村不是说限于农村，而是指的边缘化的基层群众自发活动，如果政府能有组织有计划地统一动作，那当然是五句谣求之不得的良机），那效果一定非常可观。仅此一项文旅宣传，就可以既达到宣传旅游的效果，又能把推广五句谣的项目做成大文章。
如果，还不止一个团队，而是这样的“五句谣新文化宣传志愿队”，在中华大地的各个角落象雨后春笋一样地涌现出来，那个气象，那种繁华，那种如滚滚洪流般荡涤着反动文化的巨大力量，必定势不可挡一往无前。
走下神坛，诗以致用，五句谣本就来源于民间，与民间的泥瓦匠建筑工同根同源，在建设发展过程中并肩站在一起，各司其职，各放异彩，在这个服务大众造福一方振兴家国弘扬文化的过程中，让亿万民众的双手，把五句谣捧上诗国的大雅之堂。
这，可能就是新文化繁荣昌盛的一条必由之路吧！
这是仅就五句谣中风的特色，针对社会生活中一个小小的旅游计划，演示一下五句谣的巨大的宣发潜力，五句谣所承继的风之传统，可以“插足”于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深入民间世俗的各个角落，“上穷碧落下黄泉”，没有它不能信手拈来随口咏出的故事、情节、人情、风物……
五句谣中所承继的雅颂精髓，可以回放波澜壮阔的历史、传播高瞻远瞩的理念、解读精辟深刻的思想、点评意义深远的事件、歌颂建功立业的英雄、赞美热血沸腾的时代……
就五句谣目前的成熟程度，完全具备“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宣传教化解读评点颂赞等职能，就看我们如何运作如何推广如何利用了。
目前，以《诗经》的传统来衡量，五句谣缺失了整整的一块“小雅”，而这一块，正是几千年文学史上最不短缺——甚至到了多而且滥——的内容，也是中华文化中，与大众精神大众生活距离最远隔膜最大的一块，旧小雅主张的精英化个性化，与目前实现中国梦的全局性和共同富裕的大众化相抵牾，与新文化所需要的新理念、新文化的启蒙精神、新文化的天下观、新文化的大格局……背道而驰，所以，私有制下高度发达完备的旧小雅精神已经过时了，公有制下的新的小雅理念还在酝酿之中，我们目前还无法预测他的样子。
新文化现在是开疆拓土破冰斩浪的时代，没有可供小雅玩味品鉴的精致闲情寄生空间，所以，五句谣之不具备小雅风情，除了他源于民歌底色的原生性格，更主要的也是时代精神使然。
有个让我倍感头痛的憾事，就是受小雅浸淫太深的人，写不来五句谣。
我尝试了多次，发现自己根本无法达到五句谣要求的那种轮廓清晰场面直观情感平实点评中正——也就是“有事说事有话好好说”、“不要大惊小怪无病呻吟”——的简洁明了实事求是。
看上去这个比小雅风致简单直白的五句谣，却不是想学就能学得来的。其采可及其白不可及，其深可及其“深入浅出”不可及，小雅的委婉暗示，与五句谣的开门见山，是针锋相对背道而驰，没有临阵掉头的决然勇气和断腕能力，真的很难接上关系。
我对自己有点绝望，就给小侄女做工作让她学习创作五句谣，小侄女虽然早早就开始写作生涯，可她就是一点小雅的“姿势”都不会摆，早些年这一点还让我十分忧虑，现在看来，这倒成了她不受污染保持清白心性的最大优势了，一向对我和梦痴的诗词不感兴趣的她，竟然没费什么周折就表示想要尝试一下学习五句谣创作了。
看来，新的时代精神，新的文化理念，随着一代新人的强势降临而呼之欲出了。
但愿，五句谣这一个经过清江几代诗人歌者探索努力的新成果，能在新时代、在一代新人的手中，发挥它无与伦比的优势作用，唱出前无古人的时代强音。
我，这个可能被留在新旧时代交界处的“前朝遗老”，会一如既往地站在旁边，为这个新时代的新文化新气象，两肋插刀摇旗呐喊鼓掌助威呼唤好运！
10/2024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
梦也无声 （本名李晓鸢）， 著名诗人、诗词评论家，中国古典诗歌的爱好者实践者传播者，作家、影视编剧、影视策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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