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彦心灵叙事论

               文/艾尤 李颐

【内容提要】李彦将个人生命体验融入作品，创作出独树一帜并折射出多维复杂面向的心灵叙事，具体表现为爱情与信仰的纠葛、身份归属与现实困境之间的矛盾、人道主义精神下的人类思想互通等，而这些纷纷指向李彦对爱、人性、自我价值以及人类命运等心灵层面的内在认知。藉由这些要素，其作品呈现出一幅有关女性成长、华人精神探寻和人类共享同一命运的动态画卷，涌动着跨越性别、宗教、国别、时空的力量，引发人类心灵共鸣，彰显出独特的书写价值。

李彦是著名的加拿大华裔双语作家，著有《红浮萍》《雪百合》《海底》《羊群》《不远万里》《兰台遗卷》等作品。评论家白烨认为李彦的写作姿态是“内倾式”的：有意味地发现生活，有想法地表现生活，将自己融化在作品中，用心灵去阐述故事，这也是她独树一帜的文学标识。于写作，李彦由心而发，自然挥洒文字并从中寻求心灵的平静；于生活，她选择“按照最自然的、来自心灵的召唤去生活”。李彦对待心灵召唤的生活状态和写作姿态使她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格，创造出独属于她的心灵叙事。鲍桑葵曾言：“心灵或灵魂不是凭空开始的，而是从生命那里获得它的内容。”对于李彦而言，从女性个体、海外华人群体乃至人类整体出发的心灵叙事，纷纷指向对爱、人性、理想、自我价值、身份认同以及人类命运的精神层面的内在认知。需要加以明确的是，李彦的这种认知并非静态的、一成不变的，其所呈现的心灵叙事是一幅有关女性成长、华人精神探寻以及人类思路共鸣的动态画卷。

（一）情爱纠葛中的女性心灵成长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是大陆、台港澳，抑或是海外华文写作，越来越多的女作家不避讳情欲书写，将女性的肉欲展现得淋漓尽致，以宣扬对于身体的主权。而李彦却独树一帜，她说：“我不太关注肉体感官的问题，我更在意的，是围绕着‘灵’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4她坚持以心灵为主导的情爱书写，用精神之爱升华肉欲之爱，进而探讨女性在情爱纠葛中的心灵成长问题，使得作品彰显出穿越俗世与抗争现实的超然魅力。

情爱是李彦进行心灵叙事和表达心灵追求的重要模式之一，主要有以下维度。其一，爱情源自于两性心灵的契合。在《红浮萍》与《海底》中，雯与珊瑚之所以钟情青年教师，是被对方为宗教信仰献身的崇高精神所打动；《嫁得西风》中，吸引小敏的不是外表英俊但内心空虚的丈夫，而是身体残疾内心丰盈的作家；《吕梁箫声》中，美国女教师露西爱上了其貌不扬的吹箫人，天差地别的爱情只是因为内在精神的相连。其二，爱情与信仰会因为心灵精神的契合而交织交融。《红浮萍》中雯的两段婚姻均与革命信仰相勾连，对组织的绝对忠诚是爱情的必备条件。《不远万里》和《尺素天涯》中的凯瑟琳崇拜并爱慕着白求恩，白求恩吸引她的不只是男性魅力，而是他们精神信仰的高度重合。其三，对沉沦于肉欲和金钱舍弃心灵之爱的批判。李彦塑造了一系列沉溺于肉欲金钱之爱的女性形象，如《吕梁箫声》中受到资本主义风气侵害出卖自己身体的堕落少女梅子，而最典型莫过于《海底》中的银嫚和翠螺，她们精明世故且贪图享受，喜欢周旋于不同男人之间享受肉欲、金钱、权力所带来的快感，情爱成为她们人生获利的途径和攀升的垫脚石。在李彦的笔下，这种由肉欲和金钱连接的情爱悲剧，不仅腐蚀和伤害了女性的心灵，还消磨了女性的自我意识与精神，对女性的成长造成阻碍。

与此同时，李彦还指出唯有上升至心灵层面的精神之爱，才能经受住现实的冲击与考验。正如柏拉图在《会饮篇》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说：“以心灵为依托的本质之爱比以现实为依托的形体之爱更为珍贵。”对比《红浮萍》与《不远万里》《兰台遗卷》的情爱书写，李彦“重灵轻欲”的情爱观点不言自明。在《红浮萍》中，雯的两段婚姻之所以难以为继，就在于这两段婚姻都是以现实为基础的“物质之爱”，而并非以精神为基础的“心灵之爱”。第一段婚姻，雯只是被男性外表的才华和光环所吸引，她从未真正爱过眼前这个男人；第二段婚姻，只是因为雯离婚且带着孩子，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需要一个条件好的男人依靠。由此，也开启了雯两段“互为注脚”的不幸婚姻。而在《不远万里》《兰台遗卷》中，虽然凯瑟琳与白求恩、李添嫒与何明华并无爱人之名、夫妻之实，他们因心灵契合而彼此欣赏或倾慕。正是这种内在精神的连通，使他们不是爱人却胜似爱人。两位女性甚至为了这种内在的精神之恋终身未婚，并为支持精神爱人的事业付出所有。凯瑟琳突破教义限制，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前线、采购药品，全力支持白求恩的革命事业，也正是这种由精神共鸣产生的归属感和满足感，支撑她在白求恩去世后靠着对其怀念度过了漫长时光。李添嫒则打破性别规约，顶住各方压力冒天下之大不韪接受何明华的封立，成为史上首位圣公会女牧师，将毕生献给了基督教。“在她亲手筑起的那堵心灵高墙内，供奉了一生的那个隐秘的‘爱人’，是耶稣基督？还是何明华？抑或在她的心灵世界里，这二者早已融为一体，不分彼此，完美结合了？”这正如泰勒对柏拉图之爱所总结的：“爱不是与有血有肉的配偶结合，甚至也不是与某个‘同类的心’的终生‘结合’，而是灵魂与‘远远高出于人类情欲上面’的地区的‘永恒的智慧’的‘不可思议的融合’。”

      李彦著《兰台遗卷》书影

综观李彦的情爱心灵叙事，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其心灵叙事多以女性为主体，但关注点并非两性关系，而是女性的成长问题。其作品中的女性，往往会在爱人身上倾注挣脱现实压迫及困境的精神理想，以及超越日常爱情生活的对真善美的渴望。甚至可以说，她笔下的女性所爱的并不是爱人本身，而是其背后抽象的、她所向往的某种精神或理想。对此，李彦又以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进行反思，指出女性作为情爱的主体之一，其精神之爱必须以自我为依托，具有女性主体性的自我认知、自我意识，而不是以他者(某种信仰抑或某一人物)为依托，这样才不会陷入精神的困顿与心灵的困惑。在此基础上，李彦又进一步以情爱为锚点，以女性的内在精神成长为侧重点，铺陈描画了女性为追求爱情和信仰所经历的“向往—迷茫—祛魅”的心理历程，并且母亲会用自身的女性经验告诉女儿：如何进行自我突破与成长，从而不再延续母辈的命运。

《红浮萍》和《海底》存在鲜明的互文性关系，通过这两个文本的对读可以更为清晰地参透女性互为主体镜像和精神支撑，以及女性心灵成长的真谛。《海底》可以说是《红浮萍》的后续，二者的互文对话突出表现为对“情爱关系”与“母女关系”的书写。这两种关系在两个文本中，既有内容的承接性，又有时空的对话性。一方面，作品中的两对母女形象，《红浮萍》中的“雯/平”与《海底》中的“珊瑚/江鸥”互为化身，雯是年轻时代的珊瑚，而平则是幼年时期的江鸥，《海底》是《红浮萍》母女关系的再现。另一方面，作品中的两对恋人雯/青年教师与珊瑚/红衣主教，年迈的红衣主教就是年轻时移民北美的青年教师，来到北美寻找曾经的恋人的珊瑚亦是当年的雯，《红浮萍》中没有结果的爱情在《海底》中水落石出。

这两部作品对于母女关系的描写都充满了矛盾性：一方面，母亲将自己对爱情与信仰的失落发泄到女儿身上，控诉女儿是自己人生灾难的源泉，此时的母女水火不容；另一方面，母亲又希望女儿延续自己的理想，成为一名不被家庭琐事烦恼的独立女性，或要求女儿入党追求进步，或鼓励女儿读博提升自我，此时的母女结为同盟。母亲在与女儿的关系中处于一种游移和摇摆的状态，这种状态指向一种主体性的匮乏：“这并非拉康所谓的菲勒斯崇拜或嫉妒所造成的匮乏，而是一种女性自我确认、身份认同依据的匮乏，一种重重镜像包围之的‘中空’。”母亲并不想获得男性的位置，但她又无法成为自己理想中的女性，她空无一物。殊不知，母亲对女儿的怨怼，实则是在向过去的苦难对自我意识的蒙蔽进行控诉，而这一切都与母亲对爱情和信仰的追寻历程密不可分。

如果说，这两部对于母女关系的书写充满了矛盾性，那么对于情爱关系的书写则充满了悖论性。在小说《红浮萍》中，李彦从女性个体出发，借雯于爱情和信仰泥沼中内心痛苦挣扎与思索的过程，彰显了女性心灵成长的路径及其苦痛。小说展现了女主人公雯的两种情爱模式：一种是将爱情等同于理想的纯粹性爱恋，另一种是信仰高于爱情的矛盾式婚姻。这两种情爱模式，分别通过雯的一段爱情和两段婚姻予以呈现，但最终都以悲剧收场。

第一段爱情中，雯对青年教师的爱隐喻着雯对理想主义的坚守和对独立自主人生的渴求，青年教师所具有的美好品质成为雯理想的具象化表征。这种表征在青年教师要将身心全部奉献给上帝之后达到顶峰，指引着雯做出信仰上的选择：“她在眼下风靡社会的新思潮中，真实地触摸到了与青年教师反复歌颂的‘神的大爱’的异曲同工。不费吹灰之力，她就接受了那个没有剥削与压迫、人人平等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妙蓝图，萌生出投入到滚滚洪流中献身的冲动。”但是，在投身信仰的过程中，“个人主义的复杂梦幻”萦绕着雯，献身理想的冲动被出人头地的欲望所替代，信仰的不纯粹性也影响到爱情选择。在第一段婚姻中，雯并不是出于爱与丈夫结合，所以当丈夫楠被冤枉为反革命时，她因为她所谓的信仰抛弃了深爱她的楠。然而，在第二段婚姻中，丈夫虞城也舍弃了她。婚姻和信仰的双重失落，让她痛苦不已，陷入深深的迷茫之中：“她不知道究竟该埋怨什么。是虞城对党组织的忠诚，还是他对亲人的无情？她再次陷入了无可名状的绝望中。”更具讽刺性的是，《海底》中的珊瑚发现寄托了自己信仰的的青年教师，不仅没有如其当初所说的那样独身侍奉天父，而是在与其相爱五十载的发妻去世后，又新娶了娇妻。她，早已被他遗忘在九霄云外。于是，那个曾经在珊瑚心里像上帝一样作为信仰偶像存在的恋人，跌落了神坛。

当女性侦破了爱情与信仰乃为空洞能指的真相，她便开启了不再成为空洞能指的历史时刻。面对真相，母亲告诉了女儿她用一生悟出来的女性生存真理：“不要把你的希望寄托在任何人身上，包括你的母亲。也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你的孩子身上……如果你不想在某一天感到对一切都绝望，而一切都已为时过晚的话，你必须及早开始，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幸福。”由此完成了对爱情和寄托在他人身上的信仰的祛魅。

无论《红浮萍》还是《海底》，都从不同维度展现了女性个体的心灵成长之路。雯/珊瑚等女性的成长历程，实则是一步步为“信仰”祛魅、透视自己心灵的过程。曾经她们把不同的信仰当作自己的心灵支柱，奉献出所有后却伤痕累累，但发现自己的心灵寄托有时只是一种幻想或幻象时，终于明白“人活在世上，最终能依赖的，仍然是自己”，真正找到了不依赖于外界，独属于自己的心灵力量。这种心灵成长不仅体现在个人身上，还体现在代际关系之中：一代又一代前辈女性为后辈女性提供精神力量与心灵支持。《红浮萍》中的外婆，选择能荫庇女儿后代的地方安葬外公；《海底》中的母亲，为女儿今后的发展提供建议和给予支持，等等。在“母亲们”为“女儿们”提供心灵支持的同时，“女儿们”也避免自己上演“母亲们”的悲剧：《红浮萍》中的平，选择去更加广阔的天地，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与心灵世界；《海底》和《嫁得西风》中的女儿们，则拒绝像母亲一样为了理想忽略对孩子的陪伴，而是尝试事业与家庭都兼顾。这种不以他者为依托的自我人生选择，是女性试图建构主体性的表现之一，体现出女性真正的自我成长意识。正如凌逾在《海底无边——论加拿大华裔作家李彦的华人叙事》中写道：“时下先锋女性早明此理，但是前辈女人却要经历一生惨痛，才能体悟并践行。”

（二）身份焦虑中的华人精神探寻

在《羊群》《嫁得西风》《海底》等作品中，李彦的眸光从历史转向现实，将心灵叙事的维度由个体拓展到群体层面，对海外华人群体的心灵空间予以关照。由此，身份焦虑与精神安顿成为其心灵叙事的又一主题。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掀起了一股海外留学热潮，华人纷纷奔赴海外留学。作为其中的一员，李彦把自己的海外生活经历和感受融于作品之中，将海外华人的生存与精神困境书写得淋漓尽致，却又独树一帜。比起海外华人群体在异国他乡挣扎求生的艰难，李彦更为关注他们因现实境遇艰难所引发的情感罹难与精神煎熬，并由此追问海外华人群体在异国他乡的身份焦虑与心灵安顿问题。因为“人生的考验，人性的蜕变，虽是在最生计的层面展开，却在最心理的层面完成”。

于是，海外华人的精神探寻之路成为李彦心灵叙事中不可忽视的要素。因为“大家毕竟都是在集体主义氛围下长大的，骨子里都怕孤独，怕被疏离和边缘化……走到哪儿都渴望有一群朋友，有一个组织可以依赖”。不论是现实境遇带来的情感罹难，还是母国文化的影响，都使海外华人迫切地渴望在庞大的海外空间构建起一方庇护心灵的“华人空间”。于是，海外华人们藉由“中华妇女会”等群体组织聚集在一起，试图寻找到一片得以安放心灵的沃土。《嫁得西风》中，“中华妇女会”是海外华人女性们的聚集地，她们藉此相互交流与彼此帮助，就像断奶的孩子回到了母亲怀抱中。《羊群》中，华人们自发形成了诸如“知鹤轩”“兰馨园”等形形色色的海外华人团体，构建起一个个专属于华人们的场域。这些场域，既是华人们在海外的栖身之所，亦是中华文化的宣传阵地；既是自我建构的精神乌托邦，又是寻找精神皈依与实现自我身份认同的具体路径。在这些由海外华人组织形成的“华人空间”内，华人们能够暂时摆脱其所处的海外边缘地位，实现文化和身份的主体性确认。

李彦《羊群》《海底》《尺素天涯》书影

其中，由于基督教会“不分党派，收罗八方好汉，全无门户偏见”，在各种华人群体组织中更具独特性和凝聚力。故而，李彦将笔触集中于基督教会这一特殊空间，还原了海外华人的心灵探寻之路《羊群》中呈现出明暗两条路径，即华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路径”与对心灵的“探寻路径”。一明一暗两条路径在作品中彼此勾连交错，勾画出华人们在海外的生存处境和心灵空间样貌。马立新是华人群体中借由基督教会直面自身心灵困顿的典型代表。从“信仰路径”来看，马立新对基督教经历了由质疑到深信的过程，从不断追问“神从哪里来”逐渐转变为忠实的基督教信徒。这种“信仰路径”亦暗含其对心灵的“探寻路径”。当他走出国门，海外陌生的环境给他带来了诸多挑战，而婚姻的失败又无形之中加剧了他内心的苦闷；但是由华人构成的基督教又让他产生了莫大的信任感和强烈的归属感，亦给予他关照心灵的空间：“看到基督徒都那么快乐，无忧无虑的，我也很羡慕，因为在国外生活，心里总是充满烦恼不安，真的希望能信个什么，也找到那种平静。”这种平静，无疑是一种海外华人对自我身份认同与归属感的建构，一种以精神皈依之方式去进行的对身份焦虑的有力抵抗。

更为深刻的是，李彦意识到诸如“中华会馆”“知鹤轩”“兰馨园”，甚至是基督教会内部都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明争暗斗。这些内部矛盾及权力斗争，解开了华裔为何会在移居海外之后选择成为基督教徒的谜底，进而折射出海外华人群体的身份焦虑与精神皈依问题。因为，这些“华人空间”既是关照海外华人心灵的一方净土，也是一种与“心灵空间”相抗衡的“权力空间”。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就将社会空间概括成一个“权力的空间”，不同空间会产生权力的抗衡：“空间除了是一种生产手段，也是一种控制手段，因此还是一种支配手段、一种权力方式。”李彦通过小说《羊群》，揭示了海外华人群体组织的某些真相：一个理想与现实的汇集地，一种海外华人群体的精神乌托邦，一处现实的权力聚集空间。并借牛红梅之口，道出海外华人群体组织之间的区隔及其隐含的身份焦虑问题，“在国内，人人都要依靠组织，在国外，各种各样的团体五花八门，但是只有教会才是真正帮助你的地方”。“中华会馆”虽然历史悠久且人多势众，但终究是广东籍移民的组织；“知鹤轩”“兰馨园”则是知识分子和白领丽人组成的团体，非精英者难以加入；而“台协”连在岛上出生的外省籍后代也拒纳。似乎只有基督教会更具博爱性，所以成为众多海外华人的精神归属地。

值得注意的是，李彦敏锐地注意到基督教会不过是海外华人各自心灵的避难所，在表象的“成群”之中，心灵上却是“总隔着一层薄而韧的膜”。这层坚韧的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语言筑成的身份壁垒。《羊群》开篇，通过对朱牧师、侯教授邀请杨玉清担任基督教会大陆长老提名的寥寥数语，便将“香港人”“台湾人”“广东籍”“大陆人”等港台移民和大陆移民划分得明明白白，暗示了语言背后所隐藏的地域文化身份对海外华人的区隔。而此后的各方投票，则彰显出海外华人因小团体利益不断巩固着彼此的身份认同感与归属感。异国他乡并未改变于母国就已经存在的身份隔阂与身份焦虑问题，反而使其愈演愈烈。其二，现实利益对精神信仰的冲击，使海外华人的心灵相隔膜。在《羊群》中，“捐钱”意味着与神交流，意味着向主奉献，是每个基督教徒绕不开的课题。牛红梅一家收入不高，却努力将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捐献给基督教，为此牛红梅要作为廉价劳动力给郎太太打工补贴家用，要采摘无人问津的野果子熬制果酱，要捡拾别人丢弃的旧家具，修修补补。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郎太太一家，其经营着红火的华人超市，每每祈祷却是求神保佑先生事业进步、女儿顺利升学、超市生意兴隆之类的现实问题。而郎太太对主所奉献却仅有区区两百元。此外，小说还指出捐款可作为慈善事业捐款，计入个人免税额；并且所捐善款往往被教会主管所贪污，难以得到善用。李彦于细微之处，揭示出一种宗教身份认同的破灭感。

其三，在李彦的作品中，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携带着一份对往昔生活的追怀和一份历史往事的烙印。这鲜明地体现在大陆移民牛红梅对母国社会地位的追怀，以及台湾移民侯老太太对“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募捐的断然拒绝中。牛红梅因生活所迫作为廉价劳动力为郎太太所驱使时，不免因社会地位不复往昔的跌落感勾起对往昔的追怀：她丈夫在国内是博士后，相当于正处副局，而她则是电大中文系毕业，科长、支部宣传委员一当就是好几年。当马立新因“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找到侯老太太募捐时，侯老太太以没有台湾人参与办刊而无情拒绝了。历史在心灵上的烙印，并没有因为他们加入基督教共同成为“神殿下的羔羊”而消弭，反而使彼此间的身份隔阂更加明显，精神焦虑无以释放，心灵愈加苦痛。

道主义理想的追寻，是对五四时期、七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精神信仰的一种延续，然而，这种延续必然历经1990年代和新世纪的消费主义浪潮所造成的巨大断裂。这种断裂表现在雯/珊瑚/陶培瑾的晚年时期，她们在青年时代一边经由参加革命以实现这种人道主义理想，一边通过爱上具有崇高人道主义理想的男性来寄托自己的信仰；然而，在她们的晚年时期，一方面，实现人道主义的路径由带有危险意味的政治革命置换为经济上的现代化建设，而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世俗化倾向反而消解/悬置了实现人道主义理想的路径；另一方面，她们发现青年教师实际上并没有践行他所宣扬的崇高的献身理想，这两者导致雯/珊瑚/陶培瑾失去了将信仰付诸实践的道路，心灵上也失去了寄托。这种心灵失去信仰支撑的绝望感同样弥漫在《羊群》之中，《羊群》是一幅充满世俗意味的群画像，教会圣地也同样不乏功利庸俗且非真心实践基督教义之人。

然而，很明显的是，李彦拒绝接受现实生活的庸常和信仰的虚假性，她执意修补这种断裂，因此她仍然坚持要将心灵放置到信仰的高处。一则，她将基督教作为实现信仰的路径，即使她明白那只是一个幻象：“信仰一种宗教，也许或多或少能给人带来一些慰藉和梦幻。也许究竟是否真有个上帝并不重要，能在颠簸不定的人生中，永远感到心灵上的快乐平和，才是重要的。”二则，青年教师虽然撕碎了雯/珊瑚/陶培瑾对理想男性的向往，但是平/江鸥身为雯/珊瑚/陶培瑾的女儿们，用白求恩这个理想形象再次弥补了这种失望：“来到加拿大之后，却逐渐发现，白求恩之所以是理想的化身，其实是因为他从小受着十分纯洁的基督教文化的熏陶，这为他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国际主义者，也就是一个崇高的理想主义者，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这也正是江鸥要成为基督教徒的原因，由此，基督教的拯救性不再是一个幻象，因为李彦在历史中找到了真实的案例——白求恩，一个美好信念的化身。故而，雯/珊瑚/陶培瑾曾经的人道主义理想和对青年教师的渴求与断裂，在平/江鸥的生命中经由基督教和白求恩又得到了延续和复苏，心灵不再悬浮于空中，而是找到了落脚之处。

李彦始终坚持书写信仰与心灵、爱与拯救的话题，这种纵向的追求使之不断向上或者向心灵深处走去。如果说，在《红浮萍》《海底》与《嫁得西风》等虚构作品中，李彦探讨了信仰对于个人心灵成长的作用，并借此找到了一条实现信仰的路径；那么在《不远万里》《兰台遗卷》等非虚构作品中，李彦则进一步将路径具体化，把西方的基督教思想与中国的共产主义相比较，在这种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与思想共鸣中，达至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这种共鸣和关怀能够让不同地域或种族的人跨越国别、身份、宗教信仰、时空距离等限制，达成心灵的契合，形成一种超越现实生活的人类精神共同体。

李彦的新作《兰台遗卷》是一部极具小说趣味性的纪实文学，作品史料丰富，故事悬念迭起，情节环环相扣，人物栩栩如生，分析妙趣横生。这部作品，李彦将人道主义理想由《不远万里》的白求恩扩展到何明华、凯瑟琳等人身上。作品由李添嫒、何明华、白求恩三人牵扯出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比如白求恩与毛泽东、宋庆龄、布朗，以及凯瑟琳与白求恩、何明华，等等。这些人物关系的明或暗、合与悖，在于他们的信仰是否相连，内在精神是否能碰撞出思想火花并产生心灵共鸣。凯瑟琳之所以会成为白求恩、何明华共同的朋友，并且选择死后魂归华夏大地，把骨灰撒在白求恩墓旁的莲花峰上，皆因为他们的内在思想是相通的，心灵是彼此契合的，因而才能在爱与平等的感召下，突破种族、身份、性别、阶层等各种限制，共同为人类谋福祉。

         李彦《不远万里》书影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两位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心灵上的碰撞与共鸣?“难道说，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使何明华主教与白求恩大夫一样，面对贫富悬殊、社会不公、陷入了痛苦的思考?”显然，这仅是外因。为此，作者又从两人的家庭背景、成长环境、性格特点等各方面追根溯源，发现根本原因是两人内在思想精神的高度契合。这从他们俩与友人的通信中可窥见端倪。何明华给友人的信写道：“共产主义学说，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崇高的梦想，能够改善人的心灵世界。天堂，不是你死后要去的地方，而是在你活着时便须建设的神圣社会！”白求恩给战友的信写道：“我无比幸运，因为能够与那些真正把共产主义作为生活准则，而不仅仅是奢谈和空想的人们为伍，并肩奋斗”。可见，他们不仅对共产主义的见解相通，而且都具有坦率真诚的求实态度，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有着内在思想相通相连的精神信仰。因此，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他们身上，完美地展现了国际主义精神与人道主义精神的结合。

何明华和白求恩的故事，不仅引发了李彦对不同文化思想的辩证思考，还引发了她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她在《兰台遗卷》中阐述了一个重要的概念——朱碧丽/铢必离(Jubilee)，这个概念就是时空跨越中的人类思想共鸣的最好体现。在《圣经·旧约》“利未记”的篇章中有Jubilee一词，“词语的本意是：每隔50年，必须对全社会的财产进行一次重新分配，归还土地，免除债务，奴隶获得人身自由”。也就是说，消灭私有制、按需分配的生活方式，社会平等公正的共享式理念，或许表明“人类对真善美的标准本质上相同。真正忠于信仰的人们，既可以是白求恩医生那样的真正的共产党员，也可以是何明华主教那样的真正的基督徒”。因为就李彦看来，大同世界、共产主义、地球村、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代表了人类对未来社会的一种美好憧憬，即人人相亲相爱、家家安居乐业，没有贫富差距，没有战争杀戮，因为人类对平等公正的追求根本上是一致的、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根本上也是一致的。所以“只有放弃偏见，勇敢面对事物的本质，才能消除误解和歪曲，真正搞清楚何谓人类命运共同体，何谓人类共同价值观”，才有可能实现世界大同。值得一提的是，在《兰台遗卷》中，李彦还由人及物，指出真正的世界大同并非仅限于人与人、国与国之间，还包括人与动物﹑动物与动物等各种关系，只有涵盖了世界万物的大同，才是真正的大同世界，进而对关乎人类共同体命运的世界大同做出了新的阐释。更难得可贵的是，李彦对问题的思考已跳出了非此即彼的思维局限，对性别、爱情、宗教、信仰等问题的探讨都极具思辨性。就像历史，“没有文字记载，不等于就没有发生。而有文字记载的，却也许根本就没有发生过”35。同样，正是因为有载入史册的“白求恩”们和未载史册的“何明华”们，真正的历史才得以完整，而这也是“兰台遗卷”的独特意义所在。

综观李彦的创作，无论是虚构的小说，还是纪实性作品，心灵叙事都是其创作的重中之重。身为一个具有历史学背景的作家，她把生命的内在精神与心灵成长作为其写作的探求历程，将自己的历史眼光与现实敏锐性相交融，在今昔交替和时空穿越中观察历史、反思现实、思考人性，并试图找出现代社会的心灵弊病，并给予一种洗礼的可能和一条心灵成长的路径。更为重要的是，从个体到群体，再到人类，她不断地扩展和深化自己的创作视野与思想深度，她借助白求恩等代表崇高精神的信仰载体，高屋建瓴地思考不同文化、不同国别、不同种族之间的相通之处，以期实现人类共命运的崇高理想。无论是对女性自我心灵成长的探寻，还是对海外华人群体内在精神的关注，抑或是对人类共同体命运的探讨，她的创作都“努力去挖掘这一崇高精神背后的来源，并寻找中西文化对话的可能性”。她在虚构作品与非虚构作品之间架起了一座烙印着“心灵”和“崇高精神”的桥梁，绽放着耀眼的国际主义与人道主义相融合的思想光芒。

本文作者简介：艾尤，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颐，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转载于《世界华文论坛》2023. 11.17）

【作家简介】李彦，北京人，1987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系，同年赴加拿大留学。1997年起在滑铁卢大学执教，现任文化及语言研究系中文教研室主任，副教授，2007年起兼任滑铁卢孔子学院院长，长期致力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现为北京市侨联海外委员。

1985年起从事中英文双语创作、翻译。曾获中外多个文学奖项，主要作品包括英文长篇小说《红浮萍》《雪百合》；中文长篇小说《海底》《嫁得西风》；自译中文小说《红浮萍》；纪实文学《兰台遗卷》《不远万里》；作品集《尺素天涯》《吕梁箫声》《羊群》；译作《1937，延安对话》《白宫生活》；合著中英文双语对照《中国文学选读》、英语文集《沿着丝绸之路》《重读白求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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