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

6，学生、家长心中的好老师

在走上岗位的第一站，大邑董场白马第二小学时，很多学生都成了她的好朋友，把这个老师当成了学姐。到西来中心小学后，文革中除自己一家外所有老师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侮辱。而在那个风雨动荡的年代，自己和家人还能独善其身，实属罕见。那她究竟有什么护身“妙招”呢？

在袁老看来，自己与其他老师最大的区别在于她没有打骂过学生。还有就是有侠士的大度和慈母的柔情。这也是她能赢得人心最大的“法宝”。与其说是什么“法宝”不如说是袁老本身的做人品格。因为文革以前，没有任何人能预料到这场极度荒唐的运动会来。

有几件事足以说明袁根秀教书、做人有别于其他人。比如他和余正甫是同在西来中、小学校教了三十多年书的老教友。余正甫那时也是年轻气盛，对学生也是恨铁不成钢。他特别爱骂学生，而且言语极其粗俗。一发火就是：“你龟儿子杂种些…；你龟儿子牛日出来的…；你狗日的娃娃些…；老子又…”

袁根秀就经常给他提意见，说：“余老师，他们还小，你骂他们也不对…”

余正甫说：“他狗日的些，实在不听话…”

袁根秀说：“你看，又来了，我在给你说起，你都要骂他们…要不的”。

后来文革开始了，那些调皮的学生有领袖给他们撑腰了，就开始大闹天宫了，余正甫当时是学校的文革组长，也遭批斗，但没有挨过打。

1969年，县教育局调整了教师布局，那些村小教师调到中心教（场镇小学）教书，而原在中心教的老师又调到村小学去教书。袁根秀和丈夫张学华还有一个叫杨耕卢（女）的老师分派到了八大队（铜鼓村）去教书。

刚去的时候，学校根本就不成学校了，在文革运动的冲击下，全乱套了，学生根本不上课，满山跑，到处玩。那时的学校又没围墙，一通泥砖瓦房，一个操坝，周围都是松树林和坟地。老师把哨子吹破都没有一个学生到学校。有着高度敬业精神的袁根秀并没有气馁，接着吹哨，也许是这种执着感动了学生，那些躲在林子里的学生陆陆续续回到教室。

袁根秀十分生气，就把4个班的学生一起结合到泥土操场上，狠狠地训了他们一顿。就说校风纪律要咋个遵守，如果说以后哪个听到吹哨子不来的话，我就弄他到这儿，等全校的同学都放学了把他单独留到这里。

放学后袁根秀又给那两个老师单独开会，强调了必须要整顿纪律的重要性。通过一个星期的纪律整顿再没有学生满山躲猫猫，不进学校的现象了。

当时晚上就只有袁根秀夫妇住在村学校，杨耕卢是回去了的。为了首先整顿好校园纪律，袁根秀夫妇就利用旁边村委会开大会的时间，给学生家长交换意见，希望家长们配合老师教育好学生。

那个时候是大集体劳动，袁根秀就去找村支书帮忙通知群众，什么时候全校开家长会，书记也很支持配合。最后在学校组织群众开了家长会。开始是分班开，由各班老师讲。最后由袁根秀作总的讲话。那一天开家长会，袁根秀就讲了三个小时。

会后，袁根秀和全校的其余两名老师分别多次走访了成绩差、爱逃学的学生家庭。她把全部的心血都投入到了这个学校里和学生身上。袁根秀还考虑到在开家长会的时候，很多是提前退会的，有的家长是缺席的，于是他们仨又作出了一个决定，利用赶场天，上午上课下午到街上去碰家长，碰到以后就向家长反映情况。

通过袁根秀的不懈努力，有些家长就向老师报喜了：“我的娃娃这回对了，听你们的话，每天早晨多早的就起来，自己弄饭，去上学，以往咋个喊都喊不起来，你们几个老师有杀气…我们家长一定配合你们”（本地话）。在走访一个家长时，告诉她：“袁老师，这些娃娃只有听你们老师的话，老师说的话就是圣旨，我们说的话等于零。我还甚至打过他，等两天他又忘了，你们三个老师来之前，我们五六中队的学生些经常不去上课，就在路上滚弹子，打陀螺，你追我赶的，到处去摘野果偷李子，路上烧火堆烤火。你们来了之后，这些现象再也没的了。娃娃些早上起来就往学校里赶。”

那个时候袁根秀的大儿子才4岁半，女儿也才半岁，但她仍然把教育当成了主要任务，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起初一个月还背着奶娃子上课，后因娃娃哭闹影响教学，就请安和汉老师编了一个竹筐婴儿车，没有人管孩子，就让4岁半的大儿子拉着摇篮车转操坝。她也没有因为只是暂时任教而得过且过，听之任之。早在文革以前，还在孕期大着肚子也在坚持走家访，一次摔了一跤，差点酿成大祸。

袁根秀等三个老师到八大队小学的时候，那时正值文革时期，学生连教材都没有，老师也没有拿到教材。但袁根秀是反对将《毛语》作为教材天天念的。杨耕卢更怨声骂道：“…天天喊我们教语录，就知道背丶背丶背…”袁根秀赶紧劝住：“小声点，你才不要那样说啊！有人听到要整你去斗的！”。

没有教材就借文革以前的教材教。全年级4个班，没有2年级，张学华就教五六年级的数学，杨耕卢教三四年级。三个人相互配合，当张学华教不好五六年级语文时又该袁根秀去教。

那时，学校里有一个非常简陋的厨房供他们俩口子做饭用。烧灶火的“凳子”就是一块泥砖垫上松针叶，柴火也要自己去山上寻。瓮里的水要去几里外的井里挑。有时凌晨三点打着电筒到后山上去刮松针叶，如果迟了，山林中的松针叶被社员刮干净，自己又没刮的。那个时候没有电，点的是煤油灯。

1970年后，公社仓库就没有向这些下乡老师供应大米了，各个村的老师就向所在村仓库领粮食，一个人一月是28斤大米。孩子的口粮仍由公社发。他们俩口子应该领56斤大米，但袁根秀的人格魅力总能征服很多人。她去领大米时，仓库保管员见袁老师来了，56斤直接大大方方给一百多斤，他的两个孩子也正是袁根秀的学生，他是从心里佩服这个老师。当时的社会也有些社员是吃不饱的。

有了富余的粮食，就请了一个保姆，也就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因为家里太穷吃了上顿没下顿。一个月给5块钱的工资，负责帮助带奶娃子。袁根秀并向她家人送去了一些米，都没有要钱。

当村上开会时，会处事的袁根秀总要煮一大蒸桶饭，晚上有社员来家里时，总要叫社员吃点饭去开会，这个吃了那个又来吃。袁根秀在八大队也划了三分自留地，拿一点种菜，拿一大半种粮。每每有社员看到袁老师家劳动时，就二话不说把这点活帮袁老师做了。她走到哪里都能与人打成一片，都能得到别人的鼎力相助。

在八大队铜鼓村教书的两年多时间里是袁根秀一生中也是最快乐的时间，在那里，很多学生和家长还有村干部都把她视为亲人。除了平时买点豆油、盐巴、猪肉，很多东西只要附近社员和学生家长知道缺什么就会主动送什么来。包括家里吃的菜籽油都是社员送的。这在客观上节省了很大一笔生活开支。

袁根秀走到那里都是学生心中的好老师，当时学校里有一家赵氏四兄弟，四弟兄就在四个班，那个时候高年级的学生个子甚至比老师还高大。四兄弟在学校很让老师头痛，经常打架，一个惹事或挨欺，其余三个就要去打人，让过去学校的三位老师很头疼，管也管不了。后来还是袁根秀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才稳住这四弟兄的纪律。几十年后，一次袁根秀因摔伤住院，正好被这个当年最不好管的学生在医院里看见，此时他也是国家退休干部了，两鬓苍苍。见到昔日老师，寒喧过后死活塞给袁老五百块钱。

还有一件事，80年代有一件，袁根秀到西来木材市场看木料，因为要建新房子。一个粗鲁无礼壮汉在背后说了一句脏话，其实他不认识这是袁老师，袁根秀也没听见。而听话的正是袁根秀曾经的学生，也是一个市井粗人，听见就火了，二话不说直接几个耳光。搞的那个卖木材的壮汉一头懵。在这个学生心中，你敢对我的老师出言不敬，就如同对我父母辱骂。后来这个挨打的壮汉也很尊敬袁根秀，她要买木材，他不是卖而是直接送到家不要钱。

还有一次我到蒲江拜访袁老师，中午在一家餐馆吃饭，没想到想隔桌一个中年男人也在吃饭，他得知是袁老师以后就悄悄的把我和袁老的钱付了，我怎么给他都不要。他是西来初中八三级的学生，曾在袁根秀的班上过课，四十年不曾见面。如果老师在学生心中没好感也不会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