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与长垣县城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一直与父亲不和，他们经常吵吵闹闹的，其实，都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是什么大事情。那时，我哥还在北京当兵，我和两个姐姐总是站在父亲一边，一同指责母亲，评母亲的不是，看着母亲被气得哭天喊地，指着我们骂，我们心里很舒服，很解气。母亲虽气，但到了做饭时候，她照样做饭，只是把风箱拉得咵嗒咵嗒响，我们在厨房旁边还能听到母亲抽泣声呢。
听邻居四奶讲，我们父母亲年轻的时候就吵架，她听母亲说深夜我母亲醒来的时候，床上就不见了父亲，而且不止一次。母亲质问我父亲深更半夜去哪里了，我父亲说去地里转转，看看有没有人偷庄稼，我母亲听了，总是心存疑虑。后来母亲才知道，我父亲当时秘密加入了党组织，夜里要到区上开会。大跃进年代，我父亲是生产队长，要深翻土地，我父亲还要检查别人的深挖情况，看有没有作假的，我父亲那一份，母亲还得替他干，母亲的手磨出了血，回到家就找父亲闹。
父母亲一路走来，都是在吵吵闹闹中度过的。到了晚年，母亲患了糖尿病，眼睛也得了白内障，是父亲寸步不离，把母亲照顾的无微不至，每到做饭前，父亲总要先问母亲想吃啥。
母亲一生最大的愿望是去一趟长垣县城。在她的心目中，县城一定很大，高楼大厦很多，柏油路很宽，人很多，很热闹。其实，我们住在黄河边上，到县城也就50多里路，搭公共汽车几块钱，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到了。农闲了，父亲说带母亲去县城走一趟，回来住我大姐家里，我大姐家到县城才几里的路程，母亲说，去城柳弄啥了(我们乡里人把县城说成“城柳”)，没事没非的。
平时，母亲天天在家忙，总有忙不完的事儿。
空闲了，母亲就盘着腿纺棉花，我在旁边借着煤油灯微弱的灯光看书，我喜欢用别针播煤油灯的灯花，每次播时，母亲总是不会忘了嘱咐我把灯头压小点，那样灯能省油。那时，邻居的儿子考上了大学，母亲常拿人家给我做榜样，说人家一辈子脱离苦海了，再不受苦受累了，成公家人了。我做完作业，就上床睡觉，往往，一觉醒来，还能听到嘤嘤的纺车声。母亲用纺出的线再织成布，染成蓝色或黑色做衣裳。那年，母亲用蓝色布给我做了一件上衣，穿到学校被很多同学耻笑，笑我都啥年代了，还穿老土布。我回家脱下来说啥也不穿，母亲说，穷没根富没苗，咱现在穷，不能穷一辈子呀，你好好念书考上大学，看谁还敢笑话你。
母亲有一个好听的名字：韩金镯，也许，姥爷给母亲起这样的名字，是想让母亲将来穿金戴银，富贵一生的，可哪曾想，母亲一生都是在艰难困苦中度过的。母亲不识字，但母亲平时会很多口头禅，遇到与邻居有点小矛盾，母亲会说，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远亲不如近邻，遇到谁做恶事，她会说什么邪不压正了，身正不怕影子歪了。“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是在我两个姐姐身上用的最多的，每天一大早就把姐姐从床上喊起来下地干活。大姐出嫁了，农闲的时候，大姐想接母亲去她家里住几天，母亲说啥也不去。大姐走了，母亲给我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狗窝。
母亲第一次去县城，是她眼睛得了白内障，要到县城做手术，当时是在县城南关郭氏眼科做的，记得手术前母亲很紧张，手不停的颤抖，父亲在旁边一直开导她。手术完吃了一碗饺子就搭公共汽车回家了，母亲第一次进城，啥也没有看清楚，更没有在城里逛。
等带母亲经常去城里，已经是母亲身患糖尿病的后期了。
说真的，只怪我们做子女的平时没有把母亲的事情当回事，平时很少把母亲的念想放在心上，母亲的身体也没有给她检查过。平时母亲身体不舒服就熬，实在熬不过了才在村里或乡医院拿点药，母亲平时从来没有给我们要求过啥，总怕给儿女带麻烦，等她老人家倒在病床，已无力回天。
像千万个母亲一样普通，母亲一生也没有离开过生养她的黄河，每逢春天来临的时候，偌大的黄河滩到处都留下了母亲挖野菜的足迹，冬天的早晨，东方的天空刚泛鱼肚白，母亲纤小的身影已经踏着白霜在河滩晃动，她把捡拾大雁的粪背回家当猪的口粮。
河滩养育了母亲，也养育了我们一家人。最后，母亲把自己也永远交给了黄河滩。
母亲走的时候，我连最后一句话也没有听到她说。当时，春节刚过，我正在四川一个电厂组织防腐施工，妻子打来电话告诉我母亲病危的一些情况时，已经很完了，赶不上飞机，我就买了当晚回家的火车票。第二天到家天已经黑了，风卷着纸屑、尘土满大街乱飞。我看到我们家门口围了很多人，我打了个寒颤，心一下收紧了，我预感到事情的不妙，回到屋里，一眼就看到母亲已静静的在床上躺着，任凭我跪在她的床前怎么大声哭喊也不答应我了，哥哭泣着对我说，母亲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眼睛都没有合上。
我知道，母亲肯定也是想看我最后一眼，不看，她不瞑目。
我心悔呀。想想，母亲一个人含辛茹苦把我们几个做儿女的养大，几个儿女连老人小小的心愿都没能实现。扪心自问，我们做儿女的心里真的会没有遗憾？人一旦走了即使扇自己一百个耳光又有什么用？
我的心在滴血。
我真希望，母亲是暂时离开我们的，暂时去了另一个世界，母亲还会回来的。即便不回来，她去的那个地方，一定能让母亲安享尊荣，再无病痛，是一个幸福的世界……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