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黎明小说的“乡村模样”

——以小说集《柳月的故事》为例

黄 将

中国的农耕文明养育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深厚广袤的乡村深培着中国艺术的根须。乡村，是取之不竭的艺术源泉，是孟黎明老师小说创作“安身立命”的根据地。乡村人物、乡村故事，乡村思维、乡村语式，是孟老师小说的“现实世界”，也是他思考的“主要通道”——借由乡村题材、乡村叙述，传达对于乡村文化嬗变、乡村命运走向的深刻思考，使他的小说呈现出特色鲜明的“乡村模样”。

一、表现了农民思维的嬗变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自工业革命以来，传统的人畜耕作受到巨大冲击，大型机械进入农田，使一向温顺宽厚的农田显得不伦不类。在中国，改革开放使经济发展走上快车道，农民进城务工成为不二（无奈）选择，从而加剧了农民与土地的疏离。“现代化”解放了劳动力，也使农民传统而森严的思维意识壁垒轰然坍塌，加剧了农村文明的急速嬗变。

最简单来说，农民思维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从“粮”到“钱”的转变。

细毛要村人穷怕了，“做梦都想着发财”，领头人狗剩带领青壮南下“淘金”。三年过去，他们挣下了钱，回村里“开花”“栽树”“箍窑”“娶娘们”，惊天动地，声名远播。市县乡领导大树“典型”，各路媒体争相报道，狗剩本人也被破格提拔为乡副主任、市人大代表。从上到下，表现出一统的思维模式：唯金钱论——有“钱”就是“模范”。然而在红红火火的表象下面，却隐藏着一个可怕的事实——他们得以发财的“事业”是卖血，他们染上了艾滋病。当惨烈后果（死亡）一一呈现，成功人士、模范人物狗剩也迎来了自己的消亡。（《被红雪覆盖的村庄》）当然，这一“事业”被否定了，还有其他诸多事业可做，从“粮”到“钱”的思维模式既经形成，就再难消失，从“钱”到“粮”的思维返程，也许不会出现了。

《卧虎岭》的故事在许多地方发生着。村民“被”汹涌返村，谋划一件大事——备料建房。建房虽是大事，但还大不到全村人集体行动。其中猫腻在于，这房子要建在新修高速公路即将经过的地段上。这就好解释了，建房不为建房，而是为了拆房，目的是其背后的拆房补偿。于是乎，庆生“拉了一屁股外债”，建起二十多间简易房。然后，山民们就“惶惶地，在石牌楼功德坊下的阴影里悬着”。事情果然悬了，高速路改线，专案组查办“乱占耕地违法建筑”……这故事讲的还是赚钱，却不是正经路子赚钱，而是走上了歪门邪道，想出歪点子“讹钱”。钱，以其似乎无往不胜的魔力，巨噬细胞一般吞噬着人性里的光辉。

《煤殇》的故事中，德顺老汉每天想的是“一叠一叠数也数不清的钞票”、“成功富翁的梦”和“给儿子娶婆姨”，他带领三个儿子去挖黑洞、开煤窑，誓要淘出一桶、两桶、三桶金。他们不顾危险，付出艰辛努力，终于挣来了钱，给大儿子娶上了婆姨，生下了白胖小子。他们似乎成功了，然而他们却失败了，彻底失败了。德顺老汉死在煤窑里，大儿子、二儿子也同时死在煤窑里。为了“黑金”，他们失去了“命金”。人为财死，惨痛的教训循环上演，经久不衰。

“钱”的巨大冲击，极大改变了农民的思维模式。但这也并非坏事，社会总要发展，人也总会改变，顺应时代时代潮流，是必然。孟老师的小说，被时代裹挟着奔涌向前，在前进的路途中同步叙写着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表现着时代中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逝去的总在逝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成为诸多文艺作品中哀伤的凄然回眸，“三亩薄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思维受到毁灭性打击，头裹白羊肚手巾，手持旱烟袋的农民形象也悄然离场，不复存在；到来的终会到来——新农村的新型农民，活跃在社会生活的主流大道上，与社会同步，他们身上的色彩更加艳丽而丰富，他们与潮流不再有隔阂，而是成为其中的朵朵浪花。

此时的农民，已经不是以前的农民，传统农民的“农耕思维”已然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新型农民的“经济思维”。

二、展现农村命运的转变

中国乡村社会已基本实现了“现代化”，“现代化”农村与以往农村天差地别，几乎是两种属性了。生产方式上，传统农业生产几乎全面消失；社会形态上，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模式已经全然瓦解；精神文化方面，传统乡村伦理也几乎不复存在。大略来说，现在的乡村，已经没有“乡村模样”了。这个说法当然不确切，因为现在的乡村，是现在乡村的模样，乡村，走入了另一种命运，或曰走进其命运的另一个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异域的、新的思想意识涌入国门，侵入乡村，此前的思想堡垒被冲垮，前面的路要怎样走却很茫然。神灵、祖宗不必说，早被打入迷信的泥潭；宗族意识也早经消失，族长、家长权威不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清晰，也越来越单薄。人，不再与人亲，人，更加亲近钱。乡村文化伦理，渐行渐远；乡村命运，渐渐改变了面目。

《涅槃》综合描述了男人外出打工、女人县城陪读、老人孤守乡村的“新社会现实”。这一模式本身已经表现出传统家庭模式的“分崩离析”。其带来的显形或隐形后果是：男人在工地上与其他打工女性组成“露水夫妻”“临时家庭”（此是泛论，本小说中没有这种情节），女人在孤寂“陪读”中感情出轨、红杏出墙，老人在农村老宅凄凉度日、望眼欲穿。当然，这不是普遍现象，却是不容忽视的存在。在这种“新社会现实”下，显然可以看见一个令人震惊的词语——破碎，这个词语里包含着宗族意识的丧失、伦理纲常的衰退、人性纯良的挣扎、农村命运的曲折、乡村文明的重建。

《心魔》写主人公因讨薪不得而无奈上访，因上访而受到“礼遇”，问题得以解决，自己也成为县里“大名人”，并大有从“大名人”一跃而成为“大能人”的势头。只不过，这显然不可能，对“维稳”不再有威胁的“大名人”，很快便被官员无视，被百姓视为“是非人”。不甘心的主人公开始“报复”，策划了一场“医闹”事件。小说标题为“心魔”，显然表明了作者的立场。但小说不应该只是这么简单，它所反映的，除了“心魔难除”，似乎还应有如下思考：一、新的经济形势，改变了农村单纯农业生产的集体命运，也改变了“农民就是种地”的个人命运；二、在新的社会结构中，是谁，让农民产生了“心魔”，又是什么原因，让这“心魔”不断壮大并至于疯狂；除了个人原因，我们还应该追究什么？三、个人“心魔”如此，整个乡村会不会也产生“集体心魔”，“高大上”的城市会不会产生“心魔”，整个社会会不会在“心魔”的控制下不知所措？

让我们相信未来吧！

作者为小说《煤殇》安了一个“光明的尾巴”——调产致富，三儿子铁柱响应政府号召，在政府帮助下贷款发展养殖业，终于过上了真正的富裕日子、好日子。作者很清醒，他清楚问题总会得到解决，知道社会本是光明的，深信明天会比今天更好。不是小说的结尾光明，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本是光明的，会越来越好。《黄原晨曦》正面写调产致富，并与私开煤窑相对比，揭示了什么才是农村发展富裕的金光大道。

不论怎样，乡村始终在自己并非坦途的命运中迤逦前行。作家可以展现其轨迹，却无能去改变其命运。然而，又或许能起到一点微乎其微的作用？谁又知道呢。

三、对乡村复杂现状的不停思考

在小说集《柳月的故事》中，孟老师几乎是详细地揭示了乡村的复杂现状：产业结构、生活方式、城镇化，异地夫妻、留守儿童、空巢老人，伦理纲常的无力、灯红酒绿的诱惑、欲望的延展，海量信息侵入、精神家园衰微、灵魂阵地失守，等等等等。显然，他对此现状作了一定深度的思考，但他更希望我们（读者）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并努力妥善解决之。

作家不是社会学专家，他能意识到问题所在，能提出问题，但并不能完全合理地解决问题。孟老师能为我们展示这些复杂情况，提出这些复杂问题，并大致给出一个解决方向，已是善莫大焉、功莫大焉。

成绩显而易见，局限也不容忽视。一是人物命运走向的简单化。对于人物性格的刻画，仍嫌单薄，对于人物命运的最终结局，处理显得简单（疯癫、死亡、出走），表现出一定的悲剧化倾向。二是描写场景显得狭隘。从一定程度来说，作者对农村的印象，还受到既有见识的局限，对于目前农村波澜壮阔的场景，没有完全表现出来。三是整体格调的悲凉。不是否定悲剧，但就目前状况来看，尽管在城镇化的影响下，偏远农村在衰败，但农村的整体走向显然是光明的，并且欣欣向荣、活力四射。

乡村小说，作为文学原野的重要部分，在当下文坛，似乎多少有点尴尬。鉴于此，志于乡村小说的作家，肩上担负着更大责任，应紧扣时代脉搏，认识新乡村，书写新农民，表现新时代中国农民（人民）的生活现状、心灵图景和精神世界，由乡村来思考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