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桂林都市文学社书画文七星分社第172期桂林都市头条 

理稿融汇：韵芘胡桂芹

社长林耀平先生投稿授权发布

林耀平先生引人入胜：林耀平长篇自传连载《我的经历 无法复制》之第七部《聊聊分兵》

聊聊分兵

作者: 林耀平

      第六部讲的是军训，是两个月的强化训练，那真的是对人思想、筋骨、毅力、素质的很好磨砺和考验啊。终身受用！

       这一部聊聊“分兵”了。“分兵”一词需要解释一下: 当过兵的人都懂，这是部队军务部门“专用”的名词，实际上就是新兵到部队以后，无论团里是否统一组织集训，都涉及到将每个兵员分到各连、站、所或某个机关部门落实具体工作的事。把话说白了就是分配具体工作岗位，跟过去地方大学生毕业分配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地方大学生有“后门”可走，甚至可以选择省、市和某个具体单位、工种等等。当兵的可不行，尤其是四十几年前的兵，征兵都是部队驻地在北方的就得从南方征兵；而部队驻地在南方的就得从北方征兵。说句不好听的话: “鬼都不认识一个”，上哪去“走后门？”那时候是伟大领袖的思想、理论武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也根本没有“走后门”这一说，就是服从命令、听从指挥，领导指向哪就打向哪。

      至于我们这批兵的分配问题，涉及到我的分配，可以扯出挺多很有意思的故事来。

       首先是两代人的“奇特”分配。我们经过两个月的强化训练，于一九七五年三月中旬的一天（因年代久远已记不清具体是哪天了），一大早起来没出早操了，各自准备自己的行李物品，早餐后立即用大解放牌汽车拉到团部参加“分兵”。我们集训点离团部蛮远的，约有二十多里地，大概上午九点多到达团部礼堂。礼堂出了有主席台外，里面都是空荡荡的，所以，我们就以班为单位站一路，按高矮顺序站的，记得我在本班站在第四位，然后统一组织整队，统一口令: “背包放下！”“坐下！”我们都一个个、整整齐齐地坐在自己的背包上，洗漱用具统一放在左手边。

       接下来是团司令部军务股长、接兵团的具体负责人王春训讲话，之后是由分管兵员工作的军务参谋荀新民宣布分兵“命令”。我之所以“特别”就在于: 全团九十几位新兵，我看着他们一个个地被领走了，最后诺大个礼堂，除了主席台上的领导和办事人员以外，台下就我一个人了。我正在想: “我上哪去？”还没来得及再往下想时，朝我走来一位穿“四个兜”的干部（过去战士都是两个“兜”，即: 衣服上方两个口袋，下面是没口袋的，只有干部才能穿四个口袋的军装）。他叫我: “起来吧，跟我走。”他帮我提着背包，我则提着洗漱用具跟在他后面，也就两三分钟就到了我被分配的地方——团司令部军务股办公室兼宿舍。

      整个团部都是平房，清一色的砖瓦结构。军务股和通信股在同一栋楼，靠过道是军务股，中间是通信股，西边是保密室；我们前面是团长鞠耀德和政委梁立德的办公室、宿舍及团党委会议室；团警卫排在团长、政委西面的那栋房子；警卫排后面那栋是两位团司令部副参谋长、作战股、军训股；团政治处、后勤处则在后面那几栋房子。礼堂正门是一个标准的蓝球场；最东面是军人服务社以及后勤部门的用房、物资仓库等；军人服务社的南面则是团卫生队；再往南就是军械修理所大院了。

      分兵完后帮我拎背包的那位“四个兜”实际上是军务股的保密员吕喜才，他个子不算高，1969年入伍，直接提干当保密员的，属正排级职务，在两年的一道工作中，他像一位亲哥哥一样带着我，只要外出“遛弯”（散步），他都叫上我。有一天下午，一营报来一个不好的消息，说: “二连指导员王某友自杀身亡。”当天晚上九点多，尸体被大解放牌拉到军人服务社那边院子停放着，吕喜才拿了个电筒叫我: “小林，王某友的尸体拉回来了，我们去看看。”整个院子都是黑灯瞎火的，只有他手中的电筒有亮光。等走到那辆车子时，吕喜才就从侧面爬上去把尸体看了个究竟。看完后，他对我说: “太惨了，用手枪打的，从右边太阳穴打的，从左边出去的，满脸都是血。”他问我看不看？我说不看！然后我们就往回走，刚走出这个院没几步，见前面走过来一个人影，我大声开玩笑地吓唬他，说:“王某友来了！”吕喜才被吓得立马蹲在地上了。等我们回到他的住处兼保密室时，他连门都不敢开了，把钥匙交给我帮他开。这还不算，还要让我先进去把灯打开，还要叫我找根棍子来捅几下床铺底下。我说“没棍子呀”，他说: “旁边倒垃圾那里有棍子，平时烧毁文件用的。”然后我一一照办。看整个房间没问题了才罢休。后来我心想: 一是看你还多不多事，死人有什么看法？二是看你今天晚上还能睡得着觉否？现在想起来真的蛮有意思的，苦就苦了死者的爹妈了。

       王某友自杀的原因，后来听说还是夫妻感情的问题，王是从河北省农村入伍的，他身材高大、帅气、身体素质也好。只因夫妻两地分居，部队又在高原戈壁滩履行特殊使命，女人肯定是不甘“寂寞”的。于是王某友就自寻短见身亡了。甚为惋惜！

       说到两代人“奇特”分配的另一人是我的侄子林舒。他于一九九二年应征入伍，被广州军区后勤部第十九分部招收，部队在湖南省衡阳市某地。他们两个月强化训练结束后的分兵，侄子也是最后一个被分配的。他与我一样，看着新战友们一个个都被领走了，也一直在心里嘀咕: “我上哪去？”正想着，也是一位“四个兜”过来把他领走。侄子问他: “上哪去？”他说: “回桂林！”侄子“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告诉侄子: “车票给你买好了，你回去后就知道了。”侄子还在莫名其妙之时，已被糊里糊涂地推上了火车。

       在这是我得说些感悟。我之所以是最后一个被分配，且是全团可以说是“一号”战士岗位。是因为我真的有“拿得出手”的东西。一是我的歌声比较好。从桂林火车北站登车后，我就领着本车厢四十几人大唱革命歌曲；二是我会吹树叶，更进一步地活跃了五天车厢寂寞的时光，人人乐。仅此两样，就被所有的接兵干部们“盯上”我了。因此，分兵前起码有六个单位点名要我: 一是政治处想要我去电影组放电影；二是卫生队想要我去培养成未来的军医；三是汽车连想要我去小车班开小车，服务团首长；四是军械修理所想叫我去当技工；五是三营想要我去营部当报务员；六是团司令部军务股想留我当打字员。因为军务股是负责全团兵员分配、调整的单位，谁也“抢”不过它的。所以才有我们新兵连长周传厚的那句山东骂人的话: “他娘的！老子辛苦了两个月，想要个兵都不行！”这是他们高层的事了，与我没关系。至于我侄子林舒的最后一个“被分配”，纯属他的运气不错使然。此是后话，暂且打住。

       其次是我分配后做的第一件事。我分配到军务股后，老兵何适辉同志把一个有几千字的字盘底版交给我，说: “先背背字吧，记住哪个字在哪个地方！”他也没交待我倒底是干什么的，我又不敢问。真的，那个时候的我，真是跟个“木头疙瘩”一样，笨得要命！到了第二天上午，保密员吕喜才同志给我拿来一大落《军人通行证》和一个公章，公章上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0828部队”。每张通行证要盖三个公章。不一会，从外边进来一位领导，他指着公章和通行证对我说:“小林子: 以后你就学这个了！”我当时心想: “这个还用学？”我后来才知道，这位领导是团党委常委、政治处主任商志发。他是从指导员“三结合”直接当上政治处主任的（即: 从正连职直接晋升为副团职）。他的口才非常好，政治理论功底蛮厚实，北京市人，1965年入伍。这就是我被分配后干的第一件事: 盖公章。

      再次是分配我的具体工作。我被安排在军务股工作，实际上是当打字员，换句话说就是全团所有的“上请下达”的红头文件必须由我来打印上报或下发。岗位之重要，可想而知。这个岗位的人，最起码要具备以下几点素质: 一是政治思想好；二是口风必须紧；三是组织纪律观念强；四是必须高中毕业；五是钢笔字要优。当然了，能像我“吹拉弹唱跳”都来得点则再好不过的了。

       最后是工作之余其乐无穷。就我现在而言，真的“吹拉弹唱跳”都有所“涉猎”。关于“吹”: 我可以用树叶吹歌，可以上小舞台表演，可以当蓝球裁判，并有国家二级蓝球裁判证，当然了，吹口琴也还不错；关于“拉”，我可以拉二胡，虽不是非常精妙、动听，但绝不会让别人听起来“汗毛直竖”；关于“弹”，我可以弹扬琴，还蛮“溜”的；关于“唱”，这个更不在话下了，当年桂林市歌舞团去我们雁山中学预招歌手。目测选了七八个男女生，最后就留下一男一女，那位男的就是我，另一位女的是高九班的黄秀荣，她比我们低一个年级；关于“跳”，我尤爱打蓝球，在青海的二团团部和后来换防到辽宁省的鞍山市，几乎天天都在球场上蹦跶。一句话: 我的“吹拉弹唱跳”大都在部队养成的习惯，目前有良好的身体素质也都得益于在部队的锻炼以及转业到地方工作后的坚持。

      在大西北团部的一年半时间里，白天正常工作，到晚饭后就是打蓝球，因为在青海天黑得晚，比桂林要晚一个半小时这样；晚上的“夜生活”也蛮丰富多彩的。机关干部们就打牌，那时打牌的名称叫“找朋友”，六人四付扑克牌，具体怎么玩法，我也记不得了，因为我从来不玩。他们玩牌，我干什么？就跟着保密员吕喜才帮他们准备宵夜的下酒菜。下酒菜的种类有: 牛头、牛肉，羊头、羊肉，以及青海湖里的黄鱼，还有一些干菜等等。这些菜肴的来历当然是基层自己养殖“进贡”而来的。高寒地区，这些东西随便往仓库一丢就行，自己都冻上了，不用管，耗子想啃也咬不动，方便得很。但若要想吃，就得提早拿到宿舍化冻才能操作。

       打牌一般打到晚上十一点多，然后开喝青棵酒或谁探家从家乡带回来的家乡酒。当然了，酒菜我也同样享用，而且都特别地优待我。

       自从新兵连结束后，我在团机关的工作也好，伙食也罢，算是好了很多，最起码常常有肉吃了。

      但有一条: 那时部队机关打牌“来不来钱”的？欲知详情，请看下回分解。

                           ↓↑林耀平先生简介

       林耀平，男，一九五七年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政法专业毕业，高级政工师。出身草根，从军二十六年，其中任团政委六年，空军上校军衔。转业后任副县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分管公检法司十二年，在团、处级领导岗位上工作二十六年。长时间从事“党、政、军、警、民”工作，具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在职时现场成功处置、化解多起涉及人命关天的大事，被百姓誉为“人民好公仆”，现还收藏有锦旗。  现任桂林市职工大学客座教授、桂林市红色学院导师、桂林市国防教育研究会讲师团团长、桂林都市文学社七星分社社长、桂林都市军旅文艺社社长、多家文学社荣誉社长、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是桂林市党的十八大精神宣讲团成员和七星区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成员。喜欢写作、体育、文艺和教育。发表文章一千多篇，其中80%以上发表在省部级以上刊物或媒体。著书、主编十三本，共计三百八十多万字。其中，退休三年出自己的书七本，超过一百三十万字。十多年来在桂林市十五个县、区讲授儒道、读书、素质、法治、孝道等党课、思想教育课几百场次，获众多高度赞扬。一个村干部说：“我听了四十年政治课，没听过这么精彩的”。自二零二二年二月以后，每月都登上“二五财团”和“大华集团”讲坛，讲授“党声党课”和“传统文化”课，且场场精彩。在“二五财团”百期“党声党课”的授课质量评比中，技压群芳，勇夺第一，骄人业绩，非常耀眼。此外，为庆祝建党一百周年而独立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在越挫越勇中走向辉煌》论文（4435字）获桂林市全市离退休老干部征文一等奖。目前正在撰写、发布自传体长篇《我的经历   无法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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