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扬身边观文坛风雨（下）
郝怀明
反“左”还是反右？“三、四、‘左’、右”之争
文艺界党员骨干学习会，从周扬2月12日在大会上发言开始，至4月18日止，先后在大会上发言的有：丁峤、柯兰、时乐蒙、曹禺、黄钢、刘迅、金山、苏一平、宋扬、冯牧、陈播、林杉、陈荒煤、江丰、王蒙、凤子、李连庆、林默涵、赵寻、吕骥、李庚、贺敬之、刘白羽、朱子奇、周巍峙、许觉民等。
当时文艺界的主要错误倾向或问题到底是“左”还是右？对此文艺界高层领导的思想认识分歧很大。有的同志认为主要是“左”，有的同志认为主要是右，也有同志认为两者都有，不要分什么主要次要，有什么反什么。
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是所谓“三、四、‘左’右”之争。“三”就是三中全会，“四”就是四项基本原则。一些同志强调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强调反“左”；一些同志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强调反右。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道理。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右的同志说，四项基本原则是党的根本立场，是制定一切方针的基础，不能用“三”抵“四”，用反“左”掩右，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怀疑、摆脱、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倾向。强调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和反“左”的同志说，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就包含着四项基本原则，贯彻执行三中全会的精神，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赞成这种意见的同志反驳说，四项基本原则是根本原则，三中全会是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制定出来的，说“四”包含在“三”中是本末倒置。周巍峙说：三中全会是总结历史经验制定出来的，离开三中全会谈四项基本原则，那就讲不清楚。有以反“左”掩盖右的人，也有以反右掩盖“左”的人，以“四”抵“三”，以反右掩“左”的人可能更多一些。有些干部习惯用旧框框看问题，认为中央右了，在地方和部队干部中这样的同志不少。
会上为此争得十分热闹，搅成了一锅粥，谁都说服不了谁。
其实，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它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并不矛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是一个抽象空洞的概念，必须同现实生活相联系，离开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而空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意义。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要反对右，但主要是反对“左”。对三中全会的否定，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否定，既可以来自右，也可以来自“左”。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右简单地等同起来，视为反倾向的重点是不适当的。
这次会议强调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对文艺界领导进行批评，主要是对周扬的批评，意见可谓相当尖锐。其中，林默涵、刘白羽的意见最具代表性。
林默涵说：周扬在四次文代会上没有提四项基本原则是个严重错误。没有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实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林默涵此话大谬不然。他不妨去查看一下邓小平在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邓小平在祝词中也没有提四项基本原则，你能说这也是邓小平的一个“严重错误”，“实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吗？为什么邓不提就没事，周不提就成了大罪了呢？林默涵认为当前经济上主要是“左”，思想上主要是右是有可能的，不应掩盖思想界的右。文艺界否定、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突出的有顾尔谭、王若望。有些作家就是要把四项基本原则搞掉。对赵丹，不必为逝者讳。批判赵丹遗言，是批活着的人，不应加以掩盖。这几年来抛弃、否定了《讲话》的原则，不少同志认为为工农兵服务不合适了。目的不一致，战线也就不能统一。今天不能团结，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出了一批不利于安定团结的作品，过去不是批评，而是袒护，谁批评就说谁是僵化，反对三中全会。敌视我们的力量赞扬我们的某些作品，如《假如我是真的》，难道不值得深思吗？怎样对待青年作家，光看才华是不够的，光有才华还不能成为革命接班人。《太阳和人》的作者是有才华的，但光有才华并不能保证作品成功。从作品情节得出祖国惨无人道，是残酷迫害人民的，使人们感到中国不好。庙堂历来是指朝廷，毛主席是大菩萨，各级领导干部是大小菩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都被否定了。全盘否定毛泽东，不仅否定了毛泽东，也否定了广大革命战士和人民，丑化了党，丑化了人民。
刘白羽说：对小平同志指出的宣传工作中的缺点，要有清醒的认识。现在一讲批评，有人就喊“寒潮”呀，“冷风”呀，“棍子”呀，“紧张”呀，这是这几年来惯用的手法，以此抵制党的领导，这是绝不能允许的。《在社会档案里》、《假如我是真的》大受台湾欢迎，因为它对反动派反共有利，怎么能说不值得大惊小怪呢？我跟周扬同志谈过，没想到会得到那么轻率的回答：“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把文艺领导到这地步，难道还没有痛心之感吗？《太阳和人》把神比拟为领袖，庙堂不是社会主义政权吗？“九死不屈斗争而死”，就是说中国太黑暗了，要同中国斗争至死，这那里是爱祖国，是恨祖国。片中的删节号不是技术问题，是向四项基本原则的挑战。文艺战线上的领导难道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吗？他还说，我认为文艺界领导没提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错误。在小平同志讲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8个月以后的四次文代会上没有提四项基本原则，我在开幕词中也没有提，在解放军文代会上提了，我写信给文艺界领导同志，也让他讲，遗憾的是我的信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响。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后果之一是反对党的领导，从王若望的党5 年不要管文艺，到赵丹的文艺是作家自己的事，一直发展到戏剧界的问题。这两年文艺界是不是“怠工”值得研究。这两年毛泽东文艺思想不时兴了，被抛弃了。文艺界领导不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了，使文艺缺乏指导思想，这是个严重的教训。
文艺界多数领导同志的看法与林默涵、刘白羽不同。他们认为，文艺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基本上还是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上还是维护四项基本原则的，文艺界的形势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这是主流。存在的缺点和问题是对某些思想倾向错误的作品和言论未能及时地开展旗帜鲜明的恰当的批评。许觉民说：对缺点错误，对形势要有个清醒的估计。我们刊物（《文学评论》）宣传四项基本原则不够，对文艺方面存在的问题注意不够，批评不够。但总的来说，缺点错误不是大量的，夸大问题是不对的。1957年的教训，形势估计错了，后果不好。今天形势估计错了，也会出现不好的后果。据江晓天的统计，不好的作品不到0·5%，不能说错误满地都是。对作家的一句话、一件事要同具体的背景联系起来考虑，如赵丹的文章是对横加干涉讲的，他讲的不科学、不全面要批评，但说他和“文革”中“踢开党委闹革命”一样，我看是不公正的。王若望说党5年不要管文艺，是随意性，但也是在特定环境下讲的。我同王若望谈过，他对党还是有感情的。他对上海党的领导有意见，有意见当然也不能讲错话。他不会把党看作不行了，看到党有错误，党纠正了错误，是伟大的，有希望，至少他有这感受。赵丹我想也是这样。他觉得问题没有解决，讲了一些感情的话，要从全部表现全面地来看。
通过学习，在反倾向的问题上，多数同志认为，从领导的角度来说，妨碍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贯彻的，主要还是“左”，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左”的思想影响。在清理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的同时，也必须注意克服和纠正右的放任自流的倾向，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在“三、四、‘左’、右”的问题上，多数同志认为三中全会和四项原则是一致的，不应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但认识远未达到统一。
《苦恋》风波
1981年4月20日，《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公开批判白桦的《苦恋》。因为电影《太阳和人》未公开放映，不便批判，就批其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文章说，《苦恋》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甚至到了实际上否定爱国主义的程度。它所抒发的感情，并不是对祖国的爱，而是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怨恨。借党犯过的错误以否定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这决不是歌颂爱国主义，而是对爱国主义的污蔑。
批判《苦恋》一事是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黄克诚听了副主任韦国清的意见后提出来的，他从去年到今春一直在抓这件事。今年3月20日，总政就此事写报告给邓小平，邓小平于3月27日接见黄克诚。邓小平说，现在的问题是，要更多地宣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左”的错误思想不能忽略，它的根子很深。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但只是这样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同时也要纠正右的倾向。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当然，批判的时候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片面性。
军报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原来拟用社论形式发表，后来降低了一点规格，用“特约评论员”名义，题目也由原来的《捍卫四项基本原则》改为现在的题目，略微降低了一点调门。但即便如此，在社会上尤其是文艺界还是引起了强烈的反映，普遍对把文艺问题看作政治问题，上纲过高的做法十分反感。
4月27日上午，文艺界领导同志在周扬住处开碰头会，文学、艺术、电影等各个组汇报了学习情况，在谈到关于《苦恋》的批判时，一致认为《苦恋》有严重错误，问题是如何对待这部作品，是通过正常的文艺批评还是通过搞运动的方式。《苦恋》应该批评，但应与人为善，要有说服力。看了军报对《苦恋》的评论文章，《时代的报告》增刊转载《苦恋》，在西单叫卖，喊“反动作家白桦”，大家反应很强烈。路石汇报说，艾青对我说，总的印象批白桦是运动，是中央精神。这样搞是不是给中央制造困难？《时代的报告》增刊叫卖批“反动作家白桦”，群众听了很气愤：中央又变了，“文革”又来了。希望中宣部过问一下。好像军队不干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从延安时我就被和丁玲、陈企霞捆在一起搞，批了21年，换来“搞错了”三个字，来之不易。我是“俱往矣”。我就希望批人、打人的大人物吸取教训。有人过去打人应该，现在打人也应该。路石还汇报说，秦兆阳对我说，肃清“左”的东西不容易。有的同志也尝到“左”的苦头，为什么还搞“左”？说经济上反“左”，文艺上反右，能说得通吗？造成中央要反右的社会效果，脱离了群众，与中央在政治上是不是一致呢？
周扬在会上谈到批白桦的问题时这样说：军报对一个作品批评是完全可以的，小平也讲过可以批评嘛。问题是现在造成的效果，批评的方法，这是个重要问题。“文化da革命”中“左”倾的危害，有形无形的危害，同志间的隔阂与猜疑，这危害是很大的。我还要讲“左”的危害。从批《武训传》开始，直到批《海瑞罢官》，都是搞运动。搞运动是“左”的突出表现，其危害影响之深不可低估。搞运动，主要是文化方面频繁、厉害，这是主要教训。还有艺术规律，要讲艺术规律。过去犯错误，就是没有掌握艺术规律。不讲艺术规律、艺术民主也是“左”的表现。不讲艺术规律不行，要大讲艺术规律。再就是知识分子政策问题。这三个方面“左”的东西要清理。右的问题，是讲领导思想，不是讲哪个作品。要反对粗暴专横，又不软弱无力。这两年我领导文艺工作，常常软弱无力。《文艺报》没批白桦嘛。你说军报粗暴，正确的评论也没有嘛。互相补充，不是互相对立，你说这方法不对，你用正确的方法嘛。什么叫有力？粗暴、简单不叫有力，说理才有力。
4月27日、5月7日，周扬邀请在京部分老作家在政协礼堂举行座谈会。周扬在座谈会开始时讲了三点意见。一、学习问题。中宣部组织的文艺界领导骨干学习会谈文艺界形势，是“左”还是右？四次文代会当然有缺点、错误，是否有路线问题，也可以讨论。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三中全会以后，对工作估计不同，确有重新学习、重新总结经验的问题。文艺是全民的事情，需要听听党外同志的意见。不能讲话，不能讲错话，讲了错话，一棍子打死，这样党就不能兴旺，这种风气一定要改变。二、文艺指导思想问题。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这次主要解决文艺领导思想到底是“左”还是右？“左”过去吃过亏，如果现在领导右了，也会犯错误嘛。有人认为经济上反“左”，文艺上反右。我个人看法，经济、文化主要危险还是“左”，要克服“左”的倾向，清理“左”的思想。从批《武训传》起确实伤害了一些同志，不能简单地归于毛主席，我们就没有责任？！“左”渊源很深，我认为文化工作还是要继续清理“左”的思想。“左”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搞运动。我对搞运动很积极，直到搞文化部整风，还是“假整风”。人家讲你是“自食其果”。我不后悔，跟着犯错误，自己也有责任。再就是对艺术的特殊性、艺术规律长期不重视，不研究，甚至宣传一些相反的东西。还有就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偏差。三、团结问题。首先是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的团结问题，这是基础。其次是文艺工作者的团结问题，文联注意做团结的工作不够。第三是老、中、青的团结问题。重视青年作家无可非议，他们表现出来的本事值得我们高兴。“代沟”要缩小，不要扩大。周扬还说，以“三”反“四”，以“四”反“三”都是不对的，那是割裂。思想上、艺术上都要突破，突破才能提高。现在有一种空气，小道消息加空气，压力很大。我说不要听空气。我们“文革”都经过了，还怕什么呢？我们还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可以少畏惧一点嘛！
会上，肖军、姚雪垠、吴组湘、吴祖光、魏巍、李何林、吴世昌、肖三（书面发言）、臧克家、王瑶、朱光潜、王力、楼适夷、黄药眠等先后发言。热门话题还是离不开大家所关心的对《苦恋》的批判。
肖军讲了体制需要改革后说：我们是相信“三”、“四”的，我50年是党的群众，入党不行，太自由，做官不是料，一打、二冷、三团结，我相信人民、真理和党，我们都经过生死患难，共同语言多些。真正的作家是打不垮、掩埋不了的，真理是不能霸占的。
姚雪垠说：3年来我充满兴奋，这么多的中青年作家冒出来，五四时期没有这种情况，没有这么成熟。这是党的政策的力量，三中全会发生威力了，文艺上表现突出。历史前进阻止不了，旧的力量必然要死下去，新的力量必然要胜利。不能把问题看得太重。官僚主义，群众说到处都是，是客观存在，要消灭其基础，而不是从作家身上开刀。我赞成《举起森林般的手》。30年没有按照现实主义的规律领导文艺，全是从苏联学来的。我们“左”倾思想加官僚主义，愈无知愈粗暴，愈粗暴愈无知。今天再来冷风，还要不要社会主义前途？千万不能再这样搞了。要保护今天的中央，捍卫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如此，作家更应如此。
吴组湘说：反“左”反右，政治上很要紧，文艺上还是讲现实主义很要紧。完全没有错误的作品是没有的，要用现实主义去看。不要搞运动，有点毒草没关系，何况还不一定是毒草。我看不懂意识流，但否定又不敢。郭橐驼种树，给它个环境，浇水，下肥，让它自己生长，你叫他生长不行。要他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叫他写什么就写什么，不一定能写好。
吴祖光说：我是从一般群众和外籍华人那里听到批白桦的消息后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今天收到参加这次会议的通知，我爱人叫我会上千万不要讲话，1956年我最受批判就是在周扬、阳翰笙邀集的会上讲话，她现在瘫了。《太阳和人》确有许多缺点，但批的是另一方面。“文革”中那样的故事太多，远胜于《太阳和人》。“文革”是党的耻辱，我不写，我要找出美好情操的东西来写。军报的文章是给军队、给党抹黑，群众会同情白桦，受到损害的是党、军队。群众现在不会盲目跟着一个口号跑了，我不知下一步怎么办。我只希望向中央转达我的意见，我是垂涕而道：白桦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希望下一代不要再受这样的伤害，希望他们有一个合理的好的环境。我把我爱人的嘱咐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周扬说：我们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帮助修改《太阳和人》。
魏巍说：吴祖光可以写一篇文章反驳。
李何林说：军报文章发表后，有几个青年问我：是不是又要反右了？我同意魏巍的意见，鼓励别人写不同意见的文章，白桦也可以写文章答辩。不争辩，学术没法发展。要真正的争鸣、齐放。
王瑶说：北大中文系学生中绝大部分意见是对军报批白桦文章不满，对这种方式不赞成，教师中同意军报文章的人较多。总的来说，绝大多数人认为作品有缺点，但不要把什么都扯上，不同意这样搞，这样搞无助于批评的正常展开。多数人是不赞成这种风，不在作品本身。
朱光潜说：基本问题还是“双百”方针，对“双百”方针究竟是什么态度。一个电影引起这么大的震动，人家说又反右倾了。还是要坚持“双百”方针，作品的社会效果要看广泛一点，不只是宣传政策。
王力说：昨天中文、哲学、历史三个系“部分教师”贴出大字报认为军报文章是对的，说不同意的同学可以报名辩论。这也是少“部分”教师吧？我们今天来的4 个人就不是这“部分”中间的。学生是不同意军报用大批判的方式批白桦，扣大帽子。政治上什么叫“左”、右，我搞不清。我感到少划点“左”、右，是有利于安定团结的。
还有一位北大教师，没记下名字，他说：社会上有什么问题，北大总会有反应。我们敏感不如青年，从本质上讲，青年人比我们清醒。我们有许多条条框框，他们敢闯；我们有名利地位，怕发言，怕丢掉什么，青年人没这个。他们的缺点是没经验，知识少，易偏激。党今天更成熟了，怎样不挫伤他们的锐气，发展得更好些。
黄药眠在发言中主要讲了《太阳和人》的缺点，并表示他不赞成现在讨论人性论、人道主义问题。
周扬在会议结束时说：“左”和右的问题，主要是指领导的指导思想，在贯彻“双百”方针上不应引起怀疑。对《苦恋》，我们工作中有缺点，《人民日报》、《文艺报》应该表示态度，不能避而不谈。采取搞运动方式来搞文艺批评效果是不好的，再不会采取这种方式了。但不是说白桦不能批评，不要批评。许多老同志看了反感，多数同志承认作品有缺点，是可以批评的，但不赞成搞运动的办法。军队可以批，这是他们的责任和权利。《人民日报》不登，是可以允许的。我们的责任在哪里？《文艺报》是文联的刊物，总要有个态度，你做出另外一种批评嘛，做出好的批评嘛。这恰恰是《文艺报》的缺点，也是中宣部的缺点。贯彻“双百”方针，就要有讨论，对话嘛。能不能允许反批评，允许不同的意见，允许辩论，是能不能贯彻“双百”方针的关键。思想不能强制，不能压制。《人民日报》、《文艺报》如果觉得现在不好写文章，《文艺报》至少报道一下，自己准备点文章。要批评得好，批评得正确，就是要创造这种气氛。30多年运动不断，条件反射，压力还是有，是个客观存在，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10天之后，即 5月17日，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与中宣部、文化部、全国文联及各协会、广播局负责同志座谈，就文艺问题以及批《苦恋》一事发表了系统谈话。
他说：这几年，总的来说，文艺是有很大成绩的。我们提出要开创一个新局面，我看这个新局面开始到来了。这几年，创作了很多好的东西，也出现了一些不成熟、不正确的东西。这是必然的。去年我在剧本创作会议上讲，理论方面也好，其他战线也好，正确和错误几乎是相伴而行的，哪里会一点缺点错误的东西都没有呢？不可能嘛！所以必须肯定成绩，也必须克服前进中的不健康的、错误的、有害的东西。他指出，要充分肯定主流。我们吃过没有肯定主流的亏。毛主席为什么错误地发动一场“文化da革命”呢？就是没有充分肯定主流。我们不能因为有少量的不健康甚至有害的东西出现，就忘记大量是好的健康的东西。他说，克服不健康的、错误的、有害的东西，特别是文艺战线，根据过去的历史经验，要采取很稳妥的方法。新中国文艺的历史情况表明，对怎样克服错误的东西很敏感。因为这条战线受惊特别厉害，惊弓之鸟，不是一次弓弹而是多次弓弹，惊的程度比其他战线更甚，所以要特别注意。
他说：最近对《苦恋》的批判，我看是需要的，是为了帮助作家，也是为了教育大家，是有好处的。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在方法上更稳妥一些，可能效果更好一些。批判的办法和措词更稳妥一些，不用评论员文章而用个人名义，可能更好一些。指出：写《苦恋》的作家还写了些好作品。军队对他的态度还是好的，但军报那种批评的措词，用的方法不稳妥。但批评是卫生运动，是洗脸。他说：对错误的、有害的东西要有批评，最好争取作者自我批评，也允许反批评。批评作品要同对这个人的评价不要完全混为一谈。可以批评作品中反映的政治态度，也可以批评他的艺术水平，都要充分说理。他说：重要的批评，也不一定所有的报纸都登。即使是最有理的、最有说服力的文章，全国报纸上上下下一起登，大家都紧张，以为又在围攻谁了，以为又要反右了。出现这种局面对我们不利。因此可以自由选择登还是不登。不登完全允许，不要形成什么压力。他说：对《苦恋》的批评，引起了国外的议论，反映很强烈。台湾还转发了（日本）《读卖新闻》的消息，说我们党内意见不一致，说胡耀邦、邓颖超反对这个批评。我们的意见先把这场风波平息下来，现在国内还没有平息下来，把它冷却下来，放一段时间再说。有些报纸登，有些报纸没有登，是正常的，是很自然的现象。（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上第627-628页）
两个月之后，即7月17日，邓小平撇开胡耀邦，同王任重、朱穆之、周扬、曾涛、胡绩伟谈话，就当前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特别是文艺问题以及《苦恋》问题，发表了与胡耀邦、周扬不无相同但侧重点又截然不同的意见。他说，党对思想战线、文化战线的领导是有显著成绩的，这要肯定。工作中也存在着某些简单化和粗暴的倾向，这也不能否认和忽视。但是，当前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我认为是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当然，对待当前出现的问题，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不能搞运动。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但是不做思想工作，不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不行。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关于《苦恋》，《解放军报》进行了批评，是应该的。首先肯定应该批评。缺点是，评论文章说理不够完满，有些方法和提法考虑得不够周到。他要《文艺报》写出评论《苦恋》的质量高的好文章发表，并由《人民日报》转载。
次日，周扬即向张光年作了传达，并商定由《文艺报》的唐因、唐达成承担撰写评《苦恋》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论〈苦恋〉的错误倾向》，由他们两位署名，发表于《文艺报》，10月7日《人民日报》转载。文章认为，《解放军报》发表批评《苦恋》的文章是完全必要的，那种认为中国文艺界的春天又要过去，严寒就要降临的说法是一种误解。文章说，十年内乱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倒行逆施，在人们中间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在某些人中间，甚至发展到对党失去信心，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对共产主义失去信仰的地步。这是党的思想工作、文艺工作在新时期面临的问题。因此，对一些错误的社会思潮积极进行主动的、理直气壮的、有说服力的批判和引导，是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内容，文艺家的重要任务。文章强调，文艺家应该首先是一个革命家，共产党员的文艺家，更应该坚决地站稳党性立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篇文章经中宣部多位部长反复研究讨论，周扬阅改，并经胡耀邦、习zhong勋等中央领导同志审定。
至此，对《苦恋》的批判终于落下了帷幕。
什么叫“搞运动”？就是混淆艺术、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混淆敌我界限，抓住一点，无限上纲，乱扣帽子，把艺术、学术问题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公开在报刊上大张旗鼓进行批判，甚至给予组织处分。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几十年中，这样的事情举不胜举。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人们受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的影响，搞运动之事仍时有发生，军报对《苦恋》的批判就是其中较早的突出的一例。这部引起很大争议的影片，本是一部揭露“文化da革命”摧残人才、毁灭文化的罪行，探索造成这场灾难的社会历史原因的影片，应当说，它与其他表现“文化da革命”题材的影片相比，在深度上又前进了一步。至于说这种探索是否妥当，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上存什么问题，特别是对造神运动如何表现才得当，完全可以通过同志式的、心平气和的讨论，并在今后的艺术实践中求得解决。从维护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需要出发而发动的对《苦恋》的批判，完全是一场政治大批判，采取的还是过去历次运动的老办法。其政治后果，一是遏制了对毛泽东的错误和“文化da革命”的社会历史原因的深入探讨和清理，对彻底肃清“左”的思想影响不利，对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不利；二是促成了中宣部部长走马换将，数月之后，对批《苦恋》一度持观望态度的王任重被免除部长职务，由后来被人们称为“左王”的邓力群所接替，周扬也被免去中宣部副部长职务，改任中宣部顾问。
分歧难以弥合，小结最终流产
4月27日、4月30日，文艺界领导同志两次在周扬处开碰头会，商讨周扬在党员骨干学习会上做小结的问题。
周扬在会上说，分歧是有，会还是开得好。还没听说其它单位有这么多人，花这么长时间，谈思想路线问题。会上有批评自我批评，也不能说没有交锋。想一次会解决问题不实际。主要是思想问题怎么正确处理，我们还没有成熟的经验。改革开放是一次历史大转折，总要在干部、群众中发生波动，干部、群众思想有混乱是必然的，怎么能完全一致呢？不必掩盖分歧、害怕分歧。
对中央的路线、方针，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不可避免的会发生分歧；事物又在发展，看法就更不同，不要觉得了不得。当然应力求一致，至少互相了解、互相谅解。有些问题不要太纠缠。四次文代会当然有缺点、错误，如果说有路线问题，可以提出来。陈沂说四次文代会有路线问题，他可以向中央写报告，不写报告我们听听就是了，可以不理。如果说有路线问题，今天同志们也可以提出来。（刘白羽：除陈沂说过外，没听别人说过四次文代会有路线问题。）说四次文代会没有讲四项基本原则，这个问题我不讲。（贺敬之：不是让你检讨。）事物发展了，走到前面去了，也不能太自信（夏衍：我也不检讨。）应自我批评的问题，大家提出来。要向前看，有些问题不要再纠缠了。
在前一段的会议上，林默涵、刘白羽一再讲周扬在四次文代会上没有讲四项基本原则，所以才发生了文艺界后来那些问题，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好像周扬是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有路线问题。周扬说，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他最有利，这话不假。远的不说，就拿在1979年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所作的《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来说吧，在这个报告中，他就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问题有很长一段论述。他说：为了健康地进行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我们要坚决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错误倾向是，没有能够从思想僵化状态中解放出来，甚至被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束缚着头脑，看不惯或者反对党的工作着重点的战略转移。另一种错误倾向是，从右的一端，假借“解放思想”之名，拣起几句支离破碎的资产阶级的陈言滥语，当成新武器，用来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革命的法制和革命的纪律，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这根本不是什么思想解放，而是变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他强调，必须明确认识：我们的思想解放运动，不是放弃而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取消而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摆脱而是坚持党的领导，不是背离而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就是说，我们党如此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就是为了根据新的历史时期的新情况，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更好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更好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便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纲领。在这样的原则问题上，是决不能有丝毫含糊和丝毫动摇的。他还围绕着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论证。再拿他在同年11月全国四次文代会上的报告来说，不论是对过去艰巨的战斗历程的回顾和总结，还是对新时期光荣任务的论述和展望，以及对文联和各协会职责和工作的要求，处处都贯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精神，充满新的时代感，虽然没有出现“四项基本原则”的字样，却没有任何一处离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周扬明确表示，所谓四次文代会没有讲四项基本原则这个问题，他在小结中不讲。本来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你硬是无事生非，叫他讲什么、怎么讲呢？
林默涵在会上说：我觉得会开得好，不同意见摆出来了，求大同，存小异。他申明：我没有说文艺方面主要是右，我只是说经济上“左”，思想上右，不是绝对不可能的，是完全可能的。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说四次文代会没有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表示赞同周扬讲“左”的危害。他强调中央的精神就是反自由化，中央要多讲问题，我们两个会议就是一片成绩，就讲成绩、成绩、成绩，好像同中央唱对台戏。这次会议有没有把缺点讲透，讲缺点是有保留的。我们的指导思想到底“左”在哪里？是“左”还是右助长了那些东西？没有“左”，又说是“左”，我搞不清楚。长期不批，一批不得了，“紧张”是长期不批造成的。一批就说是搞运动了，那就是对错误的东西不要批评。希望周扬在小结时站得高一点，照顾到两个方面，如照顾不到，分歧会越来越大。
刘白羽说：关于会议我不讲了，看领导怎么做了。同意的我拥护，不同意的我保留。好多意见都讲过了，也没有什么用处。这次会议完全一致起来不可能，但总要向前进一步。我们都是老党员了，你还是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叫你管文艺工作，你讲话分量不同，讲话不能离开主题，主题就是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要站得高一点，总得和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保持一致，如没有理直气壮宣传四项基本原则，没有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批评，这个根本问题要回答。你的总结是代表200名党员对中央的态度，大家是忠心耿耿跟着党的。
周扬深感这个小结难做。但难做也还是得做。他表示自己先搞个提纲，请大家看看。
5月6日，周扬同中宣部文艺局同志谈小结的起草问题。他主要讲了三点意见。一是对学习的估计。二是文艺领导思想问题，清理“左”的影响是第一位的主要的任务。“左”的表现首先是把文艺批评搞成政治运动，再就是不承认艺术的特殊规律，还有就是把知识分子等同于资产阶级。他说，我30年搞运动，从来没有怠工过。30年运动时间长，危害大。你让人家搞精神文明建设，又不让人家讲话。搞政治运动，首先肯定了他是敌人，是敌对势力，被批判的人不能回答。苏联也搞运动，但没有我们搞得大，他们是领导表态，我们比他们更厉害。对意识形态采取搞政治运动的方式，大批判的方式，这个经验应该总结吧？“左”的思想历史悠久。“左”也可分析，左翼的“左”，毛主席的“左”。“左”的危害可以想想，挖挖。三是学习和调整的问题。
中宣部文艺局根据周扬多次谈话的精神，由顾骧等人拉出一个小结的草稿。
5月27日，文艺界领导同志在周扬住处开碰头会，研究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等有关事宜，会上谈到关于报告文学评奖问题。黄钢是《时代的报告》杂志的主编，他写信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求中央干预影片《太阳和人》（即《苦恋》）一案，并印发《时代的报告》“增刊”60万册，批判“反动作家白桦”的《苦恋》，在前面还加上“有人说他是有才华的”，不指名地批判周扬，在大街上叫卖，文艺界不少人对他意见很大，在这次报告文学评奖活动中，开始他没有被评上。周扬在会上说，黄钢没评上奖，对他刺激很大。我提过不要因为对他的行为不满而不评，要尽量公正，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来评，不夹私人情绪，只要符合标准，该评奖就评奖。黄钢这次批评《苦恋》效果不好，有点趁火打劫的味道，但不要因此就不给他评奖。（张光年：你的意见考虑了，评上了。）
周扬在谈到关于这次党员骨干学习会议小结时说，我同文艺局同志谈了一下，已写出个稿子，不行，还要改。现在忙于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只好推迟。要清理“左”的思想，也要克服右的思想，对领导来说主要是清理“左”的思想。比如知识分子政策解决了没有？不要搞政治运动解决了没有？对任何工作，它的一般性和特殊性解决了没有？四项基本原则是普遍的检验一切人的言行，怎样运用到文艺工作上面，极大地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平，标志是一个国家的科学艺术水平。黄钢反对我讲才能，默涵也不同意说才能。黄钢还是有才能的，可惜用到了不对的地方。过去有同志攻我只讲世界观，不讲才能，说得有道理。对创作，还是多讲讲接近人民，接近生活，世界观是个虚的东西，要变成行动，不然还不是教条主义，还不是会引导到公式化、概念化。我不赞成什么都提到路线上去，但确有个路线问题。正像文艺不从属于政治，但确实离不开政治一样。开始乔木提出不讲“从属”，我认为不那么妥当。后来我想了想，政治观点、思想、情绪能勉强“从属”吗？只能说服、诱导，还是他提得对。有同志那天发言那么激动，好像只能按过去那么说，对新事物看不惯。也许新事物不对，也许自己的脑子不对。可能新事物有歪门邪道，也可能是我们没有见过的。先听听、看看再说。“代沟”要缩小，从两个方面去缩小。
贺敬之说：领导同志的发言要顾全大局。黄钢在《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会上讲文艺领导犯了战略性的错误，这就不好。
张光年说：我对这次学习估价不高，不大可能达到团结。我不赞成搞小结，小结之后，意见还是意见。我赞成周扬讲一次话，不可能都取得一致，但根本方针问题要讲清楚，要在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中向前进。我建议搞个新的“文艺八条”，上下左右共同遵守。不然有一天又一个大人物一讲，又搞运动了，生命有限，陪不起了。
林默涵说：哪个大人物讲话？什么时候搞了运动？
周巍峙说：小结不要搞得太急，要求太高。也不一定全解决问题，讲讲个人的看法、体会，不能求全。同意搞个新的“文艺八条”。
6月11日，周扬找起草人顾骧等人谈对小结草稿的修改问题。他总的意见是要求搞得更精炼些。他讲了自己的设想，主要是伟大转折时期的形势问题，用简练的文字回答3年的成绩和缺点、主流和支流的问题，清理“左”的思想的问题，发扬正确的创作路线和理论路线的问题，正确对待新生力量和中青年的战略问题，文艺在促进国家民主化中的作用问题，以及传统的改革问题等。他强调文字要简练，讲得要准确。
8月3日至8日，中宣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思想战线座谈会，传达讨论邓小平3月17日重要谈话，研究加强党对思想、文化战线的领导问题。胡耀邦在会上说，邓小平谈话的基本点和核心就是一句话：我们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处于软弱状态，必须改变这种状态。他为“涣散软弱”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
文艺界党员领导骨干学习会议的小结最终没有做。时间已经拉得很长了，越来越难做了。再说，周扬在大会、小会上早已阐明了自己的思想和看法，已为大家所了解，这个小结似乎不做亦可。况且，今天的情况已同60年代初期大不相同，同几年前的情况也有所不同，大家在思想认识上的分歧是客观存在，也不是他讲一下就可以统一起来的，他没有这个能量。这个小结不做也罢。
那个新的“文艺八条”，根据周扬的意见，也弄出了一个草稿，他也曾下力改过一番，但还是觉得“太平了”。最后也只好作罢。
还有，那个“革命文艺运动若干历史问题研究小组”的工作，文学所同志写出了左联部分，我也写出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部分，但这件事后来也没有再进行下去，无疾而终。
要把思想问题和法纪问题分开来
10月12日至11月18日，周扬夫妇去安徽、浙江、福建、上海考察，露菲随同。周扬对我说，你也一起去吧，帮我提提包。
我们一行到达安徽，住了几天。陈登科一路陪同，后又送至杭州。陈登科以长篇小说《活人塘》享誉文坛，曾受周扬推崇。进入新时期，又有新作长篇小说《破壁记》问世，获得好评。听说他在不久前说过是艺术家是讲良心的，而政治家则不然。我不知道在他的心目中，周扬是不是他所说的那种政治家，但我觉得，他绝没有把周扬看做是那种没有良心的人。他对周扬很敬重，周扬对他也相当关爱，他们之间，可谓情意融融。
此行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
一件是，在福建时开过一个文艺界的座谈会，会议开始，周扬问：孙绍振来了吗？省里同志回答说：没有。周扬立即让省里同志去请他来参加。原来省里同志考虑，孙在文艺理论问题上发表的意见在全国受到了批评，所以这次会议就没有邀请他来参加。会上周扬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会场上不时发出笑声。大家平等地讨论问题，交流意见，不无交锋，但又其乐融融，一派祥和的气氛，给人以如坐春风之感。他不回避矛盾，善于把各种不同的意见整合起来，共襄事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另一件是，从安徽至杭州途中，当谈到怎样对待思想问题时，他说：除了公开煽动性的言论外，都可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法来解决。作家的纪律问题、道德问题，该给什么处分就给什么处分，该法办的就法办。要把思想问题和法纪问题这两个问题分开来。周扬在这里所说的要把思想问题和法纪问题分开来，也就是说，只要不违反宪法、法律、纪律，就应当而且只能通过自由竞赛和自由讨论的方法来解决，要与人为善，不能无限上纲，乱扣帽子，乱打棍子，施行高压政策去加以扼杀。他的这个意见，是对过去文艺界一再发生的那些对艺术问题、学术问题横加批判的做法深入思考后得出的结论。数年之后，根据胡耀邦、胡启立的意见起草的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写下这样的话：“在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失误和问题，只要不违反法律，都只能经过文艺评论即批评、讨论和争论来解决，必须保证被批评的作家在政治上不受歧视，不因此受到处分或其他组织处理。”（1984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其基本精神，同周扬的上述见解，可谓一脉相通。
在周扬身边工作一年多的时间中，宣传、思想、文化战线风云变幻，在一些问题上，从上到下出现了重大的分歧。身处文艺界领军地位的周扬处在风口浪尖之上，许多事情，“左”不得，右不得，极难处置，备受煎熬。面对上下左右错综复杂的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他妥善应对种种挑战，处理种种争端，力求保护文艺生产力，维护社会安定团结，正确把控文艺界前进的方向，实属不易。他的丰富的阅历，卓越的智慧，圆熟的技巧；他的从容和镇定，执着和追求；他的客观和公正，厚道和宽容；他的民主精神和科学态度；等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令我十分敬佩。他的那些极富说服力、感染力和整合力的理性话语，至今读来仍值得细细品味。
周扬此时已是中宣部的顾问。“顾问”，“顾问”，可以“顾”而不“问”。但是，他绝不会停止对真理的探索和追求。他深知在我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影响根深蒂固，多年来“左”的思想影响也很深，这些都不是在短期内可以消除干净的。他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继续沿着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维逻辑的轨道上运行，这样，他就不可避免地会同那些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以后已经180度大转弯的人们发生冲突，从而遇到新的麻烦，经历新的磨难。同时，也正因为如此，使他在思想上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烈士暮年绽放出了更加灿烂的光华。（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