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先辈榜样
国昌在梦中回忆起祖父和父辈做官勤政廉洁的往事。
国昌祖父贺澍恩出生于1809年，原名贺兴霖，字雨峰，世居萍乡青山葡萄村龙塘。自幼聪慧好学，博览群书，十五岁时就颇负文名，后来成为进士，入翰林庶吉士，由国史馆咨送实录补协修兼署纂修。此时与一代名臣翁同龢交往甚密。
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谥文恭，江苏常熟人。翁同龢是咸丰丙辰科状元，历任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同光年间的清流派领袖。在中国近代史上，翁是一位有影响的政治家，又是一位满腹经纶的大学者，他秉承修齐治平，奉行经世致用，受到很多文人、官宦的追随和拥戴。贺澍恩是前科名翰林，国学功底扎实。他们的治学和思想接近，两人在出仕前就有所交往，出仕后一直联络未断，进而铸就了一生的友谊。
贺澍恩与翁同龢结缘于宣宗实录馆。实录馆是为了纂修刚去世皇帝的实录特设，属于临时机构，录成即撤。道光三十年（1850）1月（以下均指农历），道光帝崩，2月即设宣宗成皇帝（即道光帝）实录馆，按年逐月逐日记录道光朝发生的重大事件，建立以道光帝为中心的史料档案。按清朝规定，皇帝实录馆向由内阁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以及各部尚书、侍郎充任正、副总裁官，由新皇帝钦命。宣宗实录的正、副总裁官前后多达33位，其中有一位副总裁官从始至终都在任内，在管理层中起着中流砥柱的统筹作用，那就是翁同龢父亲——工部左侍郎翁心存。
翁心存（1791—1862），道光壬午科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咸丰、同治两代帝师，谥文端。道光三十年（1850）2月，宣宗实录馆设立，翁心存以工部左侍郎的身份被钦命为副总裁官，同年9月，20岁的翁同龢被抽调为实录馆校对，作为实缺小京官。翁同龢自幼禀性好学，通读四书五经，但当时他还没中举，能以生员的身份充为馆内校对，自然得益于其父的权位。因此，翁心存在日记中忧心忡忡地表示：“得六儿（翁同龢乳名）禀，知昨日堂派实录馆校对官，学浅资轻，恐不胜任也。”但是，“六儿”没有让他的父亲失望，翁同龢凭借着扎实的学识和负责的态度，于咸丰元年（1851）2月转任为实录馆详校官。
贺澍恩是道光己亥科（1839）举人，道光二十年春庚子会试不中，被国史馆挑为誊录。数年后，贺公回到家乡江西任教，咸丰元年赴京师重回国史馆工作。咸丰二年（1852）4月，贺公春闱大捷，中壬子恩科进士，著授为翰林院庶吉士，由国史馆咨送宣宗实录馆，补为协修兼署纂修。其时，贺公是点了翰林的进士，又比翁同龢年长21岁，翁同龢只是一位担任实录馆详校官的生员，谦逊有礼的翁同龢对贺公一直以“长辈”相待。7月，翁心存以工部尚 书的身份兼任实录馆总裁官，专勘稿本。8月，户部左侍郎王庆云兼任实录馆副总裁官，以后王庆云巡抚山西又成为贺公的上司。同年8月秋闱，翁同龢应顺天乡试中壬子科举人，仍留实录馆。
翁心存地位尊崇，主持着宣宗实录馆的工作，负有派充实录馆诸臣及校阅稿本等重任，但是具体编纂工作还是由贺公、翁同龢等下层官员来完成。据翁同龢称：“馆事益繁，每日赴馆赴署，几不暇给。归侍大人，秉烛理案牍，漏三下，乃入室披书。或课一文，或习书，久而安之，不以为倦也。”贺公与翁同龢均是有耐性和认真负责的文人，面对卷帙浩繁的资料，他们悉心编纂，同心协力，兢兢业业，彼此尊重，成为忘年之交。后来，翁同龢在咸丰六年（1856）中丙辰科状元，成为贺公在京师中关系最密切的故旧素交。
咸丰三年（1853）4月，翰林院的壬子恩科进士散馆，贺澍恩被分发为山西稷山县知县。当时，翁同龢劝告他不要离开京城远赴山西艰苦之地去任知县，留在京城会有更多机会升职。贺公说当官就是要为朝廷分忧，为老百姓干实事。官大官小无所谓。于是，便义无反顾地到山西云赴任。此后，贺公历署太原、曲沃、永宁、浑源、朔州等地知县、知州，达三十余年。贺公是点过翰林的州县官员，是乡试同考官的最佳人选，在咸丰、同治、光绪年间曾七充山西乡试同考官。
乡试是对全省应试士子的考试，考中者为举人，是一级至关重要的科举考试。山西乡试在太原贡院举行，内设九个大考场，每个大考场为一房，每房最多纳300名参考的士子，每房设1名乡试同考官（俗称“房官”），因此共有9名同考官。山西乡试有两名主考官，即正考官和副考官，例由进士出身的京官钦派而来。山西乡试同考官由山西巡抚选派，调取进士、举人出身的州、县官，以年壮学优者为标准。同考官是主考官的阅卷助手，各房同考官负责审阅所管考房的阅卷，挑选出优秀试卷向副考官、正考官推荐，由主考官决定考生是否录取。因此，没有同考官的推荐，考生的试卷就得不到主考官的录取；没有副考官、正考官的录取，考生也不可能中举。同考官、副考官、正考官三位一体，共同决定着应试士子的录取，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录取的举人往往称两位主考官为“座师”，称同考官为“房师”，称其他房的同考官为“受知师”，自承为“门生”，这成为科举制度相沿的传统。
由于年代的久远，贺公典试七次山西乡试的情况无法一一查实，只知他担任过咸丰五年的乙卯科乡试同考官和同治元年的壬戌科乡试同考官。
咸丰五年（1855）8月，钦派翰林院编修张金镛为乙卯科山西乡试正考官、李鸿藻为副考官，典试山西。山西巡抚王庆云委派的九房同考官依次为：兴县知县周人龙、灵上县知县王心田、榆社县知县吴辉珇、河曲县知县张磔斗、平陆县知县余怀堂、稷山县知县贺澍恩、岚县知县张保衡、即用知县李汉章、试用知县赵振钧。那个时期，正是贺公被稷山豪强史铭参劾的前夕。
同治元年（1862）8月，钦派詹事府右春坊右赞善翁同龢为壬戌科山西乡试正考官、翰林院编修孙念祖（字心农，咸丰己未科榜眼，翰林院编修）为副考官，典试山西。山西巡抚英桂委派的九房同考官依次为：武乡县知县梁大鹏（举人）、临县知县崔成霖（举人）、五寨县知县李植（举人）、太原县知县贺澍恩（进士、庶吉士）、蒲县知县邓琛（举人）、山阴县知县朱汝鹏（进士）、右玉县知县王者诏（进士）、阳高县知县杨立旭（举人）、交城县知县孔广泉（进士）。根据同考官的资历可以看到，贺公是本科惟一进过翰林院的庶吉士，在同考官中属佼佼者。
翁同龢是同治壬戌科山西乡试正考官，时年32岁，虽是青年才俊，处事却周到稳健。7月20日，翁偕副考官孙念祖雇佣一班轿夫出京西行，沿途在馆舍打尖，至涿州改用民夫，途经所地，均有地方官接风迎送，8月3日才抵太原。
山西巡抚英桂因兵乱驻守蒲州防堵，布政使郑敦谨（1803—1885，字小山，官至刑部尚书，谥恪慎）代办监临（乡试主监考官）。休息了两天。8月6日，翁、孙二人先至抚署大堂茶叙，学政、监临郑敦谨、按察使钟秀、冀宁道邓裕生、外监试李仙根作陪，庶几，监临率众官送翁、孙两考官进贡院入闱，翁、孙、监临与外面送行官员在龙门各一揖，自此内外相隔。贡院内部，则早有内监试高奎（进士，候补同知）、内收掌陈鑅（举人，朔州知州）和九房同考官相候。自此，贺公与翁同龢在时隔9年后再次相遇，两人的地位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逆转。
8月7日，翁、孙召集同考官、内监试、内收掌升堂，掣签分房，进行考试前的正式会议。翁、孙两人的年龄均小于各位同考官，考前讲话中称：“某等（指他与孙念祖）资浅年少，衡校必不能精。惟不敢有毫发私，倘负斯言，神明昭鉴。”所讲之言既切合实际，又礼数极周，可谓大方得体。
翁同龢与贺澍恩最为相熟，接触最多，办理考事时，同考官出面者以贺公为首。据《翁同龢日记》载：“初八日，……诣文昌庙行礼。退邀内监试及贺雨峰、邓献臣、杨晓潭书题纸。”“初九日，昨外帘送酒席，偕心农邀诸君同饮，肴榼尽馁，不堪下箸。”“十一日，黎明刻字匠来，巳正始封门，邀贺雨峰、邓献臣、朱振南、杨晓潭、孔漱山同刻题。”“十五日，微雨，风飒飒。……是日收荐卷四十本，阅卷二十本。午后风起，夜月色皎洁。邀监试、九房、收掌饮。”此后，收卷、荐卷、阅卷、行礼诸事，均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考官、考生进入到贡院，就相当于与世隔绝，不能随意出去了。厨房在贡院门外，吃饭时令役仆送来，送后仍封门。有时，贡院外面的山西官吏会整办酒席馈赠于贡院内的大主考，送的多时，翁同龢便会分送给与他关系较好的同考官分享，26日的日记就载有“候补道陈景谟、德、穆……送食物，分送贺（澍恩）、孔（广泉）两君。”
转眼间，8月过去，闰8月姗姗来迟。8月底的时候，翁同龢就觉得身上不对劲，数天腹泻、呕吐，有中暑的症状。闰8月1日，翁同龢竟然腹泻9次，考务诸事却一点也没敢耽误。作为负有重任的大主考，翁同龢虽病的这么厉/害，但也不能出贡院找大夫诊治，只好在贡院内找懂得医术的人看病，贺公正是擅长岐黄的那一位。闰8月2日，翁同龢冒着微雨拜访贺公，贺公为其开了含有肉桂等中药材的药方，并赠送了药物。是日，翁在《日记》载：“初二日，微雨。访贺雨峰，雨峰为处肉桂方并赠药物。腹泻不止，服药后胸膈顿开，泄亦止。”足见贺公医术高明。3日，翁夜访贺公再诊，一番把脉之后，贺公便告翁已无病，翁欣然返回。在这天《日记》，翁写道：“初三日，阴。三场皆阅竟，粗定去取。夜访雨峰再诊，云已无病”。
闰8月8日，翁、孙两位大主考将本科朱卷名次判定，又在朱卷上写好批语，即可出榜。临近出闱，贺公等九位“房官”赶紧商议共同送翁、孙两位主考馈赠。6日，翁收到“九房公送折席银（谓用金钱抵充酒席，实为借此名义向对方馈赠）一百两”；11日，翁又收到“九房送程仪（路费）二百两，又磨勘费（审卷费）廿五两。”均依旧例而行。12日，贺公等九位“房官”及内收掌陈鑅均辞出闱，翁、孙两位大主考和内监试高奎留至13日出闱，考事终告完成。从入闱至出闱，整整32天。
翁同龢和孙念祖出闱后，下榻于专门的公馆。此后数日，来访者络绎不绝，有的求写书扇、有的求写条幅、有的馈赠程仪、有的礼节性拜访，更多的招饮餐聚。贺公仅为一县令，他知道拜访翁同龢的军政大员太多，因此等了两天，迟至15日才与同僚相偕去看望翁同龢，作礼节性拜访。是日，翁在《日记》载：“十五日，晴，客来如织。贺雨峰……保眠琴来晤”。
白天客人纷纭，只有到了晚上，翁同龢才能抽出时间与相得的友人小聚。20日晚，翁“夜招高桂坡（内监试，进士）、杨晓潭（八房房官，阳高知县，举人）、孔漱山（九房房官，交城知县，进士）、贺雨峰（四房房官，太原知县，进士）小饮。”
高奎，号桂坡，咸丰壬子科进士，此科担任内监试，与翁入闱达30余天，同吃同住，结下了很深的情分。高奎当时没有实缺，但有“尽先候补同知”的资格，意谓“补名次第一”的有缺即补。可是，高奎告诉翁同龢，就在他们典试期间，一位名叫张兰的官员刚刚补了太平县（在今临汾境内）知县的缺，让他非常气愤。由此可见，在当时巡抚调派官员也不全是按部就班，而是会有暗箱上位、变幻莫测之举，无怪乎翁同龢在日记称“桂坡候补名次第一，今有张兰一缺而调太平令署，可怪也。”
22日晚，翁同龢最后一次夜招贺雨峰、孔漱山小饮，共叙情谊，行作别宴。是日，翁在《日记》载：“廿二日，晴，晨至辰，客来不断。辞行，晤冼学使、邓观察、陈葆珊、王荫堂。夜招贺雨峰、孔漱山饮。”
24日，翁同龢、孙念祖，这两位正、副考官启程归京。其时，贺公等九房乡试同考官均已回任，山西学政、布政使以下的官员在大南门外相送。
9月8日，翁、孙两人顺利抵京，结束了山西的行程。此后，翁一直在京内为官，贺公则在山西各地任州官县令，天各一方。
同治四年（1865）4月，贺公因在“大计”考核中得“卓异”，来到京城，候旨谢恩。其时，翁同龢因父丧丁忧，刚服满起复，钦命为詹事府右春坊右赞善。4月22日，翁得知贺公已抵京师，便亲自登门拜访，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廿二日，晴，午后大风，傍晚止，凉甚。……访贺雨峰前辈，（澍恩，山西曲沃令，壬戌分房），谈良久。拜客。作楹贴。”
翁同龢惟恐后读日记者不知“贺雨峰前辈”是何人，特意用小字标注“澍恩，山西曲沃令，壬戌分房”，意谓贺公名澍恩，任山西曲沃县令，曾在同治元年充任乡试“房官”，此为渊源。是啊，那次乡试入闱，翁同龢与贺公朝夕相处32天，所得恶疾又为贺公化解，此番情谊，足以让他铭记终生。
5月7日，天气晴朗，微热。贺公办完事情，赴翁府辞别，告知行期。贺公身为外官，知道京官的清贫，于是奉上“冰敬”白银二十两，翁同龢欣然受纳。是日，翁在《日记》中载：“初七日，晴朗，微热。贺雨峰来辞行，赠余二十金。”
5月9日下午，是贺公离京返任的日子，翁同龢本来有前去送行的想法。谁知上午还是晴空万里，午后就阴雲密布，两时许竟下起了大雷雨，街巷积水达一寸有余，翁同龢要去送贺公已来不及，便没有去送行。是日，翁在《日记》中载：“初九日，晴，午后阴，申刻大雷雨，得寸余，晚晴，送贺雨峰不及。”
此后，贺公一直与翁同龢有书信往来。据《翁同龢日记》载，同治九年（1870）3月10日，“复贺雨峰函”；8月21日，“答贺雨峰函”；同治十年（1871）4月27日，“复贺雨峰函”。证实了他们之间的联络情况。
光绪二年（1876），67岁的贺公由浑源知州回任永宁知州。5月，贺公不知为何事赴京师，与翁同龢又一次见面。据《翁同龢日记》载：“5月23日，微阴，……晤贺前辈，典试山西内帘同事也，老矣。”
翁同龢强调了昔日在山西典试内帘之事，可见记忆深刻。这次相见，翁看到贺公已失去旧时风采，真如苏东坡所云“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不觉叹息道：“老矣！”
翁同龢时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还是光绪帝的帝师，此前听顺天府尹奏称下雨有一寸有余。但是在谈话中，贺公说起天气异常的情况，称山西在5月初旬的积雪下至六、七寸厚，贺公的说法证实了顺天府尹的妄奏，这让他非常气愤。在当天日记中，翁同龢写道：“闻山西于五月初旬积雪至六、七寸，说者非妄，贺前辈亦云。京兆报得雨一寸余，将谁欺耶？！”
5月29日，贺公前来翁府辞行，馈赠翁同龢铜暖盌一尊。贺公来京以前守土于浑源州，那里的铜制品闻名遐迩，这尊铜暖盌极有可能是由该地铜匠制作的器物。
当天，贺公与翁同龢作别。隔日，离京返回永宁州赴任。此后山高水长，贺、翁两人再无相见之期。
1853年，贺澍恩外调选任山西稷山知县，后又历任太原、曲沃等县知县。1870年升授永宁州知州，不久又调浑源州、朔州等州做官。贺澍恩身居要位，忠于职守，清正廉洁，耽心于民，宦及多处，每到一地都留下勤政踪影，造福一方百姓。
他在山西永宁任知府时，张之洞得知从政30多年的贺澍恩为人大公无私，能够为民众福祉而牺牲自己个人的利益，便秘密写了一封信给贺澍恩，密令他率先禁烟。收到张之洞密令之后，贺澍恩深觉此乃大义之举，内心澎湃，豪情万丈，费尽心力引导鼓励州民拔毁自家罂粟而改种庄稼，许诺政府一定会予以资助和奖励。贺澍恩不辞辛劳，夜以继日地开展禁烟活动，收效显著，成为了全国的禁烟榜样。在得知贺澍恩在禁烟方面取得了卓越成效，张之洞欣喜万分，对贺澍恩更加欣赏，大力嘉奖了贺澍恩。
贺澍恩一生都勤于学习，不断吸取知识，丰富自己，同时，还特别注重品德修养，注重以自己的实际言行影响着自己的家人和后代，从而树立起一个好的家风。
贺澍恩曾意味深长地吟诵了一首诗：“翡翠珊瑚列满盘，不教尔手亦相拈。男儿立志初生日，乳饱饴甘便要廉。”以此，告诫子孙，希望他们从小就要做廉洁守纪的人。为官治吏树廉。为改变吏治积习，也主张“学与仕合”，要求属吏学问与治事相结合，对廉吏加以褒扬宣传，树立廉吏典范。
贺澍恩行事克己自廉。他以身作则，廉洁奉公，尽可能以自己的楷模作用影响属府的风清吏正。他从不做寿，不慕虚荣，不以“屏幛宴乐为美”，每逢生日，就避客煮茶于竹林，不受部下、门生一缣一烛之贺。他为人清正，忧国忧民，一贯宽以待人，老幼都称呼其为“贺青天”。
光绪十年（1884）冬，年逾七旬的贺澍恩辞官回乡，清风两袖，行李萧然，了无长物，观者叹异。贺澍恩安然如常，依旧行慈善、睦宗族、恤乡里、治桥梁，百姓对他称赞有加。
他在浑源州任知州时，得知当地一条石渠多次被水冲垮，每冲垮一次，老百姓就要遭受一次水灾，而要修复。当地民众就得摊牌出资，可承修者则在摊派时就从中渔利，当地民众苦不堪言。为修好这条石渠，又不给当地民众增加负担，贺澍恩个人捐资，请来工匠，就地取材，监督施工，只花一个多月就修好了，而且修建得相当坚固，使这里彻底杜绝了水患。当地百姓为了铭记他的恩德，称这条石渠为“贺公渠”。
贺澍恩为人勤奋，他每天除了处理许多繁杂的公务之外，不是读书就是写诗文，编纂书籍。他在浑源州编刻的《续修浑源州志》，极负盛名，至今仍是古汉语学者的案头宝籍，给后人留下了极有价值的文化财富；他在浑源州创设的“义学草堂”，引领开创了中国新式书院的一代学风。
贺澍恩之所以有要创办“义学草堂”，是受到他在浑源州任职时的启发。他回乡后，正逢民族内忧外患，认识到民族要兴必先育人，萌发了办义学的念头，于是在当年乡邻们帮助过他的水井旁古樟树下创设“义学草堂”。
他带领乡亲搭建的校舍，虽然只是陋室一间，却为诸多寒门子弟及目不识丁的乡民提供了一个遮风避雨的学习场所。“义学草堂”的开支，除了向临近乡绅募集筹资之外，大部分是由贺澍恩自己承担，学校的讲师则由贺澍恩和附近的有志之士共同担任，同时他也让自己的孩子在“义学草堂”给乡邻们授课，此举既节约了开支又教育了子女学会报恩。因为贺澍恩积极兴办义学，和睦相邻，老百姓感念他的善举，将“义学草堂”边的那口井取名为“进士泉”。
讲到“进士泉”，这里有一个故事：
贺澍恩年少时，一日出门求学，路经青山乌石境内，适逢盛夏，烈日炎炎，酷暑难当，贺澍恩突然中暑，昏倒在路旁。乡民见状，即刻将他扶至泉边阴凉的古树下，取来清凉的泉水给他解暑。少顷，他苏醒过来，乡民问其缘由，他是去求学，途经此地，中暑所致。热情朴实的乡民将他扶到家中休息，还请他吃了午饭再行上路。贺澍恩备受感动，自此，每每经过此地，他总是会去看望这里的乡民，常来常往，与乡民们建立起了十分亲密友好的关系，并立志一定要学有所成，将来能有机会报答乡邻们的恩情。后来，贺澍恩学有所成，咸丰壬子高中进士，所以，就有后来的“进士泉”一说。
贺澍恩一路仕途平坦，在从政的数十年中，他不忘年少艰难时乡民们的恩德，将乡民们朴实的教诲化作他惠政爱民的行动，无论在何处为官，他都深得百姓爱戴。他时刻不忘年少之诺，要以己之力，回馈故里。现在他年老还乡，在当年中暑遇救的地方办“义学草堂”，既是为国家培养人才，也是对这里的乡亲们的一种回报。同时，他也以实际行动告诫子孙后代，要懂得感恩，要知恩图报。他还在门前种下了三棵桂花树，象征着为人正直为官清正，希望这三棵桂花树香醇贺家。
贺澍恩为官数十年，曾七任乡试同考官，在教育和人才选拔上，主张因人施教，惜才爱士。他创办的“义学草堂”培养了一大批仁人志士。在用人上，贺澍恩主张“良医务蓄珍药，而君子务树善人”，既唯才是举，又唯贤是举，不拘一格，知人善任。尤其是注重擢拔下层人士，并把他们派到关键岗位，让他们有用武之地。这在封建社会，尤其在贪腐之风猖獗的清代，要做到这一点，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贺澍恩以出众的才情、廉正的品格、博大的胸怀影响着贺氏家族一代又一代的人。他不仅有心怀天下，情系故里的情怀，更有教儿育女，秉持家风的治家之道。贺氏满室英才，均饱读诗书，勤政爱民，效国睦邻。贺澍恩之子国昌之父贺培桢为清同治拔贡，曾任河北省永清知县，为官清廉。贺氏特有家训文化是： 眼前皆赤子，头上是青天。
祖父贺澍恩一生勤勉，廉洁自律，有较高的威望和成就，成为当时官场的表率。这固然与他个人的才智和品行有关，但也应该看到另一不可或缺的因素，即贺澍恩早年成长的家庭氛围以及他后来为官所处的环境对他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贺澍恩父亲对他的教诲和引导。查阅史料，贺澍恩家族并未有“治家格言”一类洋洋洒洒千百言的完整文本，但有许多关于治家教子的训诫和诗句，构成了贺氏特有的“家训文化”。父亲的一句训诫，使贺澍恩牢记终身，也受用终身，这句“父训”是：“好把诗书为世业，仍将冰玉振家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