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是个孤寂的孩子，住在山东芝罘东山的海边上，三四岁刚懂事的时候，整年整月所看见的：只是青郁的山，无边的海，蓝衣的水兵，灰白的军舰。所听见的，只是：山风、海涛、嘹亮的口号、清晨深夜的喇叭。生活的单调，使我思想的发展，不和常态的小女孩同其径路。我终日在海隅山陬奔游，和水兵们做朋友。虽然从四岁起，便跟着母亲认字片，对于文字，我却不发生兴趣。还记得有一次，母亲关我在屋里，叫我认字，我却挣扎着要出去。父亲便在外面，用马鞭子重重地敲着堂屋的桌子，吓唬我。可是从未打到过我头上的马鞭子，也从未把我爱跑的癖气吓唬回去！

刮风下雨，我出不去的时候，便缠着母亲或奶娘，请她们说故事。把“老虎姨”“蛇郎”“牛郎织女”“梁山伯祝英台”等，都听完之后，我又不肯安分了。那时我已认得二三百个字，我的大弟弟已经出世，我的老师，已不是母亲，而是我的舅舅——杨子敬先生了。舅舅知道我爱听故事，便应许在我每天功课做完，晚餐之后，给我讲故事。头一部书讲的，便是《三国志》。三国的故事比“牛郎织女”痛快得多。我听得晚上舍不得睡觉。每夜总是奶娘哄着，脱鞋解衣，哭着上床。而白日的功课，却做得加倍勤奋。舅舅是有职务的人，公务一忙，讲书便常常中止。有时竟然间断了五六天。我便急得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天天晚上，在舅舅的书桌边徘徊。然而舅舅并不接受我的暗示！至终我只得自己拿起《三国志》来看，那时我才七岁。

我囫囵吞枣，一知半解的，直看下去。许多字形，因着重复呈现的关系，居然字义被我猜着。我越看越了解，越感着兴趣，一口气看完《三国志》，又拿起《水浒传》和《聊斋志异》。

那时，父亲的朋友，都知道我会看《三国志》。觉得一个七岁的孩子，会讲“董太师大闹凤仪亭”，是件好玩有趣的事情。每次父亲带我到兵船上去，他们总是把我抱坐在圆桌子当中，叫我讲《三国志》。讲书的报酬，便是他们在海天无际的航行中，唯一消遣品的小说。我所得的大半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林译说部，如《孝女耐儿传》《滑稽外史》《块肉余生述》之类。从船上回来，我欢喜地在前面跳跃着；后面白衣的水兵，抱着一大包小说，笑着，跟着我走。

这时我自己偷偷地也写小说。第一部是白话的《落草山英雄传》，是介乎《三国志》《水浒传》中间的一种东西。写到第三回，便停止了。因为“金鼓齐鸣，刀枪并举”，重复到几十次，便写得没劲了。我又换了《聊斋志异》的体裁，用文言写了一部《梦草斋志异》。“某显者，多行不道”，重复地写了十几次，又觉得没劲，也不写了。

此后便又尽量地看书。从《孝女耐儿传》等书后面的“说部丛书”目录里，挑出价洋一角两角的小说，每早送信的马夫下山的时候，便托他到芝罘市唯一的新书店明善书局去买——那时我正学造句，做（作）短文。做得好时，先生便批上“赏小洋一角”，我为要买小说，便努力作文——这时我看书看迷了，真是手不释卷。海边也不去了，头也不梳，脸也不洗；看完书，自己喜笑，自己流泪。母亲在旁边看着，觉得忧虑；竭力地劝我出去玩，我也不听。有一次母亲急了，将我手里的《聊斋志异》卷一，夺了过去，撕成两段。我趑趄地走过去，拾起地上半段的《聊斋》来又看，逗得母亲反笑了。

舅舅是老同盟会会员。常常有朋友从南边或日本，在肉松或茶叶罐里，寄了禁书来，如《天讨》之类。我也学着他们，在夜里无人时偷看。渐渐地对于国事，也关心了，那时我们看的报，是上海《神州日报》《民呼报》。于是旧小说、新小说和报纸，同时并进。到了十一岁，我已看完了全部“说部丛书”，以及《西游记》《水浒传》《天雨花》《再生缘》《儿女英雄传》《说岳》《东周列国志》等。其中我最不喜欢的是《封神演义》，最觉得无味的是《红楼梦》。

十岁的时候，我的表舅父王夆逢先生从南方来。舅舅把老师的职分让给了他。第一次他拉着我的手，谈了几句话，便对父亲夸我“吐属风流”——我自从爱看书，一切的字形，我都注意。人家堂屋的对联；天后宫，龙王庙的匾额、碑碣；包裹果饵的招牌纸；香烟画片后面，格言式的短句子，我都记得烂熟。这些都能助我的谈锋——但是上了几天课，多谈几次以后，表舅发现了我的“三教九流”式的学问，便委婉地劝诫我，说读书当精而不滥。于是我的读本，除了《国文教科书》以外，又添了《论语》《左传》和《唐诗》（还有种种新旧的散文，旧的如《班昭女诫》，新的如《饮冰室自由书》）。直至那时，我才开始和经诗接触。

夆逢表舅是我有生以来，第一个好先生！因着他的善诱，我发疯似的爱了诗。同时对于小说的热情，稍微地淡了下去。我学对对子，看诗韵。父亲和朋友们，开诗社的时候，也许我旁听。我要求表舅教给我作诗，他总是不肯，只许我作论文。直到我在课外，自己作了一二首七绝，呈给他看，他才略替我改削改削。这时我对于课内书的兴味，最为浓厚。又因小说差不多已都看过，便把小说无形中丢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