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泸州名医王仁叟系列(七)
原创 渠公
王仁叟《新中医五种》被列入“近代名医珍本图书重刊大系”再版
“新中医”在《新中医五种》正式揭橥概念用作书名之前，已经酝酿了至少半世纪之久。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概念从未定型。
19世纪中叶洋务派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问世，伴随五大臣出洋考察、君主立宪提上满清日程、留学欧美蔚然成风、西学东渐、科学实务成为时髦。反映在性命攸关的中医学术上，“新中医”的探讨实际上就已经开始了，并且愈演愈烈。对传统医学所谓“国医”，斥之者众，学界大鳄、留学生、西医、政界大佬竞相诋毁；而中医界也不乏名流引经据典，华洋之辩，反唇相讥；更有职业医师、悬壶郎中、硕学名流群起舍命护盘。其中就有陈虬、丁甘仁、恽铁樵、谢利恒、秦伯未、王仁叟这样的有识之士。他们从旧营垒中来，情形看得分明，又吸收新思想，于中西文化没有门户之见，却于中医的根底领悟极深，已臻“道医”之境，看清了时代的局限。他们明白“新”与“旧”可以相对为言，“中医”与“西医”却必须泾渭分明，信念不可丢，调和折中必然扬弃中医，死路一条。出路就是“新中医”。他们共同酝酿着，概念尚未明晰，更无达诂，反映的只是中医在时下聚讼众多因应图存的现实。“新中医”在西学、西医的重压下挣扎蜕变而出，浸透了百年来无数有识之士的心血，自有不屈不挠的生命力，有一批以性命相托的志士。自上世纪中叶开始，直到新中国成立，这场有关中医、中药的探讨牵涉面之广，讨论之深，反对者与支持者之众，足以称为一场运动。争论的关键还是中医的“医以意”、“阴阳调和、五行生克”“经络”、“营卫”等缺乏实验支持的理念有没有价值，能不能治病，能不能养生。西医有解剖学、生理学、化学证据，可视可感甚至立竿见影，似乎更有说服力。但现实并不尽然。中医存在几千年了，从草医（神农尝百草）登堂入室成为“国医”，护佑国人走到今天，岂能一朝舍弃？中医关系千千万万从业者的身家性命，也绝不可能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而国家虽然提倡西医，一时还无力建设出西医体系，中医仍然承担着国民医疗、健康、维生的重担，性命交关之下，国民并不推拒中医；而西医不治之症比比皆是，被中医起死回生的例子也流传甚广。民间中医医患关系一如既往地欣欣向荣。国人在这场运动中受到震动，受到教育，开启了民智，既有科学观念的日渐昌明，又有反躬自省对中医文化的认识深化。
“新中医”虽然迄无定论，但与西医相持百年，也有一些基本性质确定下来，得到业内普遍首肯。
一是熟谙“群经”。新中医必须熟读所有中医经典。治一经可以诊治救人，但不足以称新中医。新中医必须在众多经典中浸淫日久，有比较，有领悟，才能从中走出来，成就其“新”，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有时而竭，难登大雅之堂。
二是国学。自从恽铁樵引《易经》五行甲子深刻阐明《内经》医理，以“四时”释“五脏”，化实为虚，著《群经见智录》贯通中医义理，并著文以易经经义批驳余云岫《灵素商兑》之谬，引发关注。医界这才省悟：国学与国医本就同源双生，都是传统文化结晶，中医理论遇到的桎梏能也只能在国学中寻求解决之道，何须外求？不用妄自菲薄。想调和中西，引入西医医理来解决中医疑难，那是饮鸩止渴。而“市医”遇到挑战不思也无力向国学求解，甚或仿效习西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也属本末倒置。殊不知医学经典虽以古文书写，医典大师们的修养却不止医经，而是植根于深厚国学。新中医的经典包含了医宗经典和国学经典，它是国学精华而非国学余唾，须取法乎上仅得乎中。恽铁樵、丁甘仁、谢利恒、秦伯未、王仁叟他们是明白道理的，著作中对此都表达了极大重视，对庸医饮鸩止渴深恶痛绝，对“市医”本末倒置痛惜不已。“甚矣，医道之难也！不明乎造物之大道、人生之真理而言医，则根本未彻，无有是处也。”（王仁叟《医案一束》）新中医必须倚仗国学才能将国医发扬光大。
三是智见。恽铁樵著《群经见智录》，宣示自己的新见只是智慧结晶，没有达到明道的境界。这自然是谦辞，却也包含了重要提示。庄子说：“道也，近乎技矣。”恽铁樵同时代人魏源也说：“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新中医想要明悟医道，除了“智见”也没有其它路径可行。明悟不能先天获得，也不是老师能够教授的，只有靠自己努力。因此，熟读医典群经确是进阶之路，却不够，还要运用自己的心智，殚精竭虑，深入钻研，甚至集思广益，联系实践，才能有智见，有真知灼见，才能最终望见道途。
第四悬壶济世。新中医的日常修行就是悬壶济世。只有接触病人，感受病痛，保持日常医患关系才能陶冶医者性情，得见大道。这时候积累医案就是重要功课。王仁叟积累医案甚至不问人我、不计成败，有用必录。“兹将余驻泸治验及不治、难治、疑难等症，摘录一二于后，俾其真理出而医道公开，世之明者，必将有以教我也。”（王仁叟《医案一束》）实践出真知是必由之路，新中医必须产生于见多识广才有价值。也只有实践能检验经典的真伪、价值，从而推陈出新。
最后，新中医避不开“中西医结合”这个时代大潮催生的命题。西医随着时间变得日渐强盛，实验科学立竿见影，西医医理和治验效果呈现出无可辩驳的效率。当前许多中医都接受了西医医理，痛苦又无奈地投诚了。甚至选择同时处方中、西药。新中医不能不了解西医、西药。但是涉及到医理，必须泾渭分明，中医的病理、医道掺不进沙子，整体观不能打破。运用西医、西药也许可以得逞于一时，终将伤及根本，以致无药可医、无计可施的地步。这是从清末陈虬以来，经丁甘仁、恽铁樵、谢利恒、秦伯未、王仁叟都坚持的教训。这不只是一条中医文化泾渭线，也是一条人体整体生命线。
1930年，秦伯未收到王仁叟寄到中医书局的投稿。
秦伯未1901年生，中医世家子弟，家学渊源，儒医兼通，尤精《内经》。其时正当盛年，他是丁甘仁、谢利恒“上海中医专门学校”高足，也是孟河传人，毕业后留校任教。问诊短短数年，已经相继创办“中医书局”、“中医指导社”、“上海中国医学院”。作为身处漩涡中心的人，他名气很大，眼界也高。
他展读王仁叟书稿，立刻看中其历史价值。这部1930年前撰成的《新中医五种》，产生在中医世纪风潮中，中医存、废激烈争论时期，时代感极强，它代表的是改良维新，突围求存的那种力量，代表全国中医积极向上的努力方向。“是书历无数黑暗阶级，由验症而治理而创造新医学”， “树一正鹄，辟一光明之途”，“发其凡”……他发自内心地极力推崇，不吝词语向身边同仁推荐，并立刻给王仁叟复信。
泸州篦子街(在原关圣殿与珠子街之间)局部
王仁叟与阴羽仪民国21年于泸县惜字宫办弘仁医学校(原名“泸县中医革命医医医校”。惜字宫(已废)原址在篦子街(邻关圣殿)——编者注)
历史在这里隐藏了一些有趣细节。《新中医五种》来稿原名《中医革命》，秦伯未就此去信与作者商量，提议书名舍“革命”而用“新中医”，理由：“故革命者所以致美致新之道，而新者革命之结果……是书实为医学之结晶，非指示革命之方略。与其名曰中医革命，毋宁名新中医之为愈。矧新之历程，率皆由革命生乎。”王仁叟“驰函报可”。这实在是一份以学术的名义的无私赠送。秦伯未身处百年中医革命思潮中心，哪能不知道中医界的难题、中医界的期待、新中医呼之欲出？他已经预见到这部书稿将是一个里程碑，以此书导引“新中医”概念，从此树起大纛，正式定名，何乐不为？秦伯未感慨往事，“犹忆民十六年五月，余有新中医社之组织，唯一工作即为中医学术革命。”“而卒为人才经济所限不能实现。” 他补充了一个鲜为人知历史细节，这就是：早在五年前秦伯未就曾经提出“新中医”概念，那时叫“新中医社”。那么，“新中医”概念究竟属于谁呢？很明显，秦伯未提供了他五年前提出而没有实体的概念，王仁叟则阐明了这个概念。秦伯未的皮，王仁叟的血肉。也就是说， “新中医”概念其实是王仁叟与秦伯未共同贡献。这一细节有趣的地方在于：秦伯未为王仁叟书稿改名是为这一己之私吗？王仁叟接受了赠与，就这样甘之如饴吗？
还有后话。《新中医五种》于次年（1931年）顺利出版发行了。人们这时才发现，书名依照秦伯未意见改了，王仁叟为《中医革命》所做的序言也原封不动保留下来。秦伯未序：“并仍存其原序，以示创作之苦心。”
比照王序中“若维新笔记云，何以力矫前人之弊而深儆后人之盲从乎？此言实恰吾意，而革命之名乃定。”王仁叟的书生意气呼之欲出，他其实早前已经否定过“维新”作书名。但此次秦伯未的“新中医”却不是“维新”之意，而是将革命断为两截取其成果一端，是因革命而“致新”。这才是王仁叟欣然接受的原因，他与历来新中医志士惺惺相惜，乐意就此与百年中医风潮接续，投入潮流中。秦伯未的苦心孤诣这时就显出来了，他并非为了突出自己，而是为了大局。两序并列，与常例不同，秦伯未将自己的序放在了王仁叟自序之后。既能做到举贤不避亲（自己），又能深自谦抑，这是何等风致？民国文人襟怀坦荡、爱惜羽毛可见一斑。王仁叟也不甘人后。书名定夺《新中医》之后，他加上了“五种”二字，是为《新中医五种》。含义不难明白，秦伯未不愿居功，王仁叟也不愿掠美，特别不愿掠前人之美。一个“新”字，是百年中医风潮中无数人的心血结晶，秦伯未知道，王仁叟也知道。“新中医”概念虽自《新中医五种》始，王仁叟却只认其中区区五种：“气化真理”、“经脉穷源”、“症治会通”、“病案实录”、“药物格要”。特意点明“五种”，第一，表明他自承汇入新旧之争中“新”的大潮流；第二，他的方法论，不是简单传承某派经典，而是必有新见，是综核群经后的意见；3，他固然标新，却只专美区区五种，不图一蹴而“新中医”。循名责实，新中医还是属于百年群贤，属于大家。
王仁叟手稿一种
“新中医”随着百年中医思潮已经远去了。时至今日，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医又面临巨大挑战。西医早已雄视寰宇，目无余子；中医苟延残喘，尚且不知自重，全面堕入效益泥潭。存、废只在一念间了，危机比任何时候都严重。危急之际，《新中医五种》重现中医江湖，王仁叟遗稿《内经摘要补遗·附去伪篇》、《伤寒纂系表解》、《诊断简易真诀》、《医学日新录（一、二、三、四、五）》、《药性分类考（上、中、下、尾）》、《四十年临床回忆之心得·医话鳞爪》等十余种也陆续现身，只待整理出版。此时重提世纪中医风潮和新中医，不论是作为一个历史流派还是现实课题，引起思索讨论，都是有益无害的。如果进而上溯百年，研究、挖掘、继承、发展中医的整体论、宇宙观医理，危机或将转化为机遇，则善莫大焉。
亟待修葺保护的王公仁叟墓
附录
《新中医五种•秦伯未序》：
新中医五种，民国十九年蜀南王仁叟先生著。翌岁举以示余，并乞为序。按，是书力矫前人之弊而儆后人之盲从，虽非根本破坏，而实含革命之色彩，故初名医学革命。会西医中先有医学革命集刊，遂易为中医革命以别之。先生曰：“现今之世，中西医战益剧。欲持我国固有医粹，非举累朝积弊而刷新之，焉能长此适存？故吾书之作，譬之汤武革命，革辛受秽德之乱命，非革尧舜禹启执中之顺命也。”善哉言乎！余更奚敢赞一辞？
顾革命之目的，在改革原有之不良而使之完善。进言之，促其臻于新之境界。故革命者所以致美致新之道，而新者革命之结果。总理之国民革命，在使天下大同，造成新中国、新世界，其最新最显者也。是书历无数黑暗阶级，由验症而治理而创造新医学，则实为医学之结晶，非指示革命之方略。与其名中医革命，毋宁名新中医之为愈。矧新之历程，皆率由革命生乎！乃举以商先生。驰函报可。复易今名。并仍存其原序，以示创作之苦心。
虽然。世界之进化无量，即新之境界无限。在今日视为新者，安知他日不视为旧？凡事物之进步，必由旧而半新旧而新；至新矣！倏又为旧，由旧而半新旧而新。无在非一正一反一合之循环往复。是则新中医之境界，正无时不需要革命精神以扶助之。先生之作，特发其凡耳。尤有说者，吾侪既从事中医革命，即当认定为促进中医而革命，时时以中医为前提，在中医之本身上求其完善，庶几愈显中医之真精神，而立于永不倾覆之地位。今人迷于西洋为新，窃取西洋之名词以实中医书籍，酿成非驴非马之混合物。不特结果无丝毫裨补，反使如治丝之益棼。以此言医学革命，破坏而已，建设云何？然则先生之作，不啻又树一正鹄，辟一光明之途径。噫！亦盛已。
犹忆民十六年五月，余有新中医社之组织，唯一工作即为中医学术革命。当时曾撰宣言万余言。虽属一时气盛，实亦骨鲠在喉，不得不吐。而卒为人才经济所限，不能实现。不谓越五载而得见先生之伟著。千里关山，心心相印，能不令人景慕！而先生倘许引为知己乎？
因拉杂书耑，并促付梓。序云何哉？
(编辑 蓝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