帽子岭上野枣香
文/张书成
家乡的帽子岭，是一座土石相间的山岭，奇怪的是岭上不长其它庄稼，只长红薯；不长其它树木，只长野酸枣刺。每到秋天的日子，一块块地里红薯长得特别喜人，有的像过去的“送饭罐子”，圆溜溜，胖乎乎；有的长得像妇女洗衣的“棒锤”，胳膊粗，镰把长。而长在一排排土堰上的一簇簇野酸枣，果实有的青，有的红，还有的是乳白色。有的如烧酒盅子大，有的才像人的指头蛋儿小。不管大小，都一个味儿——甜中有酸，酸中有又有甜。一咬“咯嘣”一声，一股酸甜酸甜的味道弥漫在嘴里，鲜嫩的汁水流进喉咙，让人回味无穷，久久难忘。
小时候，帽子岭上的酸枣是我们小伙伴的“开心果”。春季，队里组织劳力向岭上送红薯粪，我们几个小孩跟在背粪的大人身后，沿着小路向上走，走着走着，肚子里“咕咕”乱叫，头天晚上吃的稀糊涂饭经过一夜的几泡尿，早已饿得前心贴后背了。把背笼的粪倒在地里的母亲，捡起一块“料浆石”朝地堰中间的一簇酸枣刺掷去，随即几十颗饱满圆润的野枣就随着地堰上的虚土溜到地堰根，我们几个孩子咧着小嘴，跑到地堰根去争抢，捡到了攥到手心，小心翼翼地捏上一颗放到嘴里，细嚼慢咽，品赏那酸溜溜甜丝丝的味儿，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那时候，野枣成了我们村孩子们充饥的好果子，也是许多大人“歇伙”时“淡嘴”（吃一种东西，改变嘴里无味的状况）的唯一食品。
我清楚地记得，野酸枣还是村里人的“摇钱树”。一到深秋，满坡架岭的地堰上，一丛丛一簇簇的酸枣树上，缀满了红赳赳、圆逗逗、光溜溜的大大小小野枣，给猪拔草的孩子、在地里挖红薯的男女劳力，用镰刀、锄把将野枣树勾到面前，小心翼翼地把一颗颗酸枣摘下来，嘴里一边“吱嘣吱嘣”咬着，一边向衣兜里装。红红的枣儿散发着清甜，鼓起了粗布衣裤的大小口袋，成了回家后全家人的喜悦。在我们村，大家都知道，吃了野枣要留“核儿”，因为供销社收购这些“宝贝疙瘩”，一斤买到七角钱，够称三斤多盐呢！
野酸枣也是村里人赶棣花集拿的“货物”。“三六九，棣花走”，村里的媳妇们，买火柴、罐煤油、捎一盒“海巴油”……，兜里没钱，就上坡摘酸枣，拿到集上，三毛钱一斤，卖上一二十斤，就是三五块，回去时，想买的东西都有了，有的还给自己买了一个小手帕或小圆镜，高兴的脸上，笑成了一朵花。
酸枣还解决了村里人的理发困难。村里的小伙伴们常常为理发而发愁——去街上理发，没钱；让大人用剃头刀剃，又太疼。就想买一把推子，解决理发问题。七三年秋天，我的邻居仓民哥突发奇想，和我商量几次，想摘野枣，卖枣仁，买推子。这主意不错！我俩在帽子岭攀上爬下，弄了两葫芦瓢酸枣仁，卖了三块五毛钱，不光买了一把推子，还买了一把粉红色的梳子——这下子，把全村小伙伴的“头”上问题解决了，那几年，仓民哥家里可热闹了，天天有人来理发，他成了有名的“理发师”……
我参加工作离开家乡以后，有好长时间，酸枣树因“打击资本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而衰败，原来满堰的野枣树，有的被连根挖断，有的只剩下一尺左右的矮茬儿，每每回家，望着光秃秃的地堰，让我不禁长吁短叹，不知说什么好。
这几年，野酸枣的身价倍增——三元，五元，七元，今年又长到九元一斤。它们又像雨后春笋，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有的酒盅粗，一人多高；有的大拇指般细，枝繁叶茂。而酸枣仁，已经卖到了十多元，村里在帽子岭有承包地的村民，见“钱”眼开，又珍贵起酸枣树来了，给红薯施肥时，将“二氨”“尿素”也向酸枣树根上撂一把；红薯地锄草时，也用锄头把酸枣树周围的草搂净，目的是让它们多结果，多卖钱。酸枣，成了村里人的“摇钱树”，“发财树”，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好事情啊！
外地的人，只知道我的家乡有千亩葡萄园，有远近闻名的干面红薯，还有了猕猴桃、樱桃、红核桃，可他们哪里知道，帽子岭上，才有景可看，有“仙果”可吃，有枣花的清香可闻……那树上红赳赳、圆逗逗、光溜溜的野酸枣，不也是一道漂亮的自然景观吗？它们一定会让你恋恋不舍，乐而忘返的啊！不信，你亲自去哪里看看吧！
作者简介:
张书成，男，生于1956年12月，陕西省丹凤县棣花镇人。中共党员，大学文化，政府公务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商洛市作家协会会员，市诗歌学会会员，丹凤县作协理事。从上世纪 90年代开始业余文学创作，先后发表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数百篇（首）。《万湾农家乐》、《旅游遐想》等获丹江旅游征文二等奖。部分散文、诗歌被收入《采芝商山》、《丹凤文学》丛书。出版有散文集《棣花细语》、《棣花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