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本位与伦理底线：女教师丈夫是否侵犯隐私权？// 胡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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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本位与伦理底线：

女教师丈夫是否侵犯隐私权？

胡春雨

大年刚过，南方某都市某中学结出个大瓜，旋即有人将矛头指向被绿了的受害人，说是侵犯未成年人隐私，弄不巧还要拘留坐牢。我想这个瓜所以这么大，不在于小树林里下删多少页，而是事件背后情理法的碰撞，折射着中国社会价值观念的裂变。对一个社会而言，法律应该怎么样往往比应该怎么用还重要：前者是法律文化及其价值论问题，后者是法律解释及其方法论问题。从这个角度讲，事件背后的法律文化现象，还是值得探讨的。

《民法典》规定的隐私权，乃“生活安宁不受侵犯”的权利。都在天底下过，谁还没点私人空间？动不动骚扰别人生活，还有没有天理了？法之为法，不在于国家用强制力打造一套条条框框，贵在为人性量体裁衣，让人们彼此相安。《史记-礼书》云：“乃知缘人情而制礼，因人性而制仪”，中华法系自古礼法合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至于法律条文，只是正义观念的载体，人们离不开文字表达观念，而非社会正义本身。法律如何解读，关键要拎清里面的价值，为社会提供价值引领。对中国社会而言，维护世道人心与保障个人权利不可偏废。

任何权利都有边界，法治不是搬出一个权利观念高高在上，就可以一条路走到黑。《大学》云：“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人类天生有喜怒哀乐之情，普罗大众也需要通过发声维护主流价值观，没有道德情感的加持法律将无从树立。真正的人格权不在于片面夸大个体权利，而在于真正促进一个社会人的尊严，让人活得有价值有体面，让人有体面有价值的活着：做人不流于卑污，人格不横遭侮辱，才能真正获得心灵的安宁。可见所谓人格，既是尊人更是自尊，既是权利更是义务。

问题在于，现代西方文明倡导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人的伦理观、价值观。作为奠定市民社会规则的民法，即倡导权利本位。从现有法律评论来看，立足个人本位的隐私权被看得很重，社会伦理却因立法缺位而淡化，理解这种现象还要从大历史角度考察。在近现代法律移植中，我们长期把法治文明与文化传统对立起来，很多价值观念被打上封建主义标签。但现代法治从西方诞生，有其内在的历史文化背景，譬如人类价值在宗教禁锢中的觉醒，近代西方对封建专制的反抗等。民主自由无疑乃人类共同价值，但也要看到中西文明底色及其历史路径不同，不能依样画葫芦。像萨维尼那样顶尖的西方法学家，便提出法律乃民族精神的一部分，要真正有生命力，就要符合其民族性。

与西方文化不同，我们信仰天人合一的“上天”，而非超越外在的“上帝”。在中国人心目中，法律所以被敬畏，与上帝的意志无关，但一定和道德良知有关。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社会道义的维持，来自人类天然的羞恶之心；又说，“是非者，智之端也”，价值观念的维系，离不开人类天然的是非观念。王阳明进一步论证，“知善知恶是良知”，又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便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万事万变。”归根结底，“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倘若中国人的心头没有了廉耻，中国人的法律放弃了伦理，就像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一切社会构建都将失去基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乃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耻感对于维系中国社会至关重要。倘若法律世界只剩周密的逻辑体系，能有多大生命力？

中国是一个世俗型、伦理型的社会，构建社会秩序，让人们享受生活安宁，离不开家庭伦理；传承文化成果，让文明得以持续发展，离不开师道尊严——维持世道人心不靠教义靠道义。因此，中国人重视家庭伦理，而非夸大个人自由，目的是顺应生命规律，让男女老少有个安身立命的家；中国人不去教堂礼拜上帝，却要把“天地君亲师”供在牌位上，师放在压轴出场的位置，可见干系之大。《白虎通》提出“三纲六纪”，包括夫妇之伦与师生之义，陈寅恪先生亦认为乃维系中国社会的根本，只不过具体解释要与时俱进罢了。这些文化机制深埋于国民心理，明白了这一层，也就明白了南方某都市某学校结的那个瓜为何那么大。

回到故事情节，如果被侮辱被损害的人，在咽下瓜时苦得呲牙咧嘴，吐了人家孩子一身，的确不那么克制。但要说被侮辱的人侮辱他人，甚至要拘留坐牢，就要三思了。法律界有句行话，叫做“法律非经解释不得适用”，法律条文就那几个字，现实生活则千变万化，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俗话说“伤人莫伤心，打人莫打脸”，说的是人格尊严的底线。《刑法》上的侮辱罪，是“用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相对于颠覆人伦底线、伤害道德情感的行为，看不出被侮辱的人多大罪过。从《治安管理法》角度看，与其说受害人散布他人隐私，不如说受害人在为失去的尊严呐喊。倘若触犯伦理底线不负法律责任，被伤透的人反要遭受法律打击，价值导向何在？

中华法系自古“天理、国法、人情”一以贯之，从自然法则、道德情感到国家立法，乃天人合一的体现，其精义与西方自然法观念自有相通之处。现代中国法律，需要彰显中国价值、体现文化精神，以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在维护伦理与保护人权之间无过不及，力求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乃至政治效果相统一，关乎中国社会的底层逻辑，不可跑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