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旅途

——记我四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

（一）

文/周树林

题记：

早有写此文的想法，迟迟没有落笔是认为意义不大。经历了第四次磨难之后，我下决心把它们记录下来，因为我懂得了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尤其是在像新冠病毒这样的疫情面前，是多么的微小，是多么的脆弱，是多么的无奈，更是那样的不堪一击。同时也懂得了生命的金贵，健康的重要，生活的幸福，生存的美好。记录人生，珍惜人生，回味人生，释怀人生，感恩人生。

一、取水

一九七八年的阳春三月，经过将近一年的汽训队学习训练我回到了汽车连（我们的学习课程是从汽车构造、性能、每个部件的工作原理、故障排除、机件修复、维护保养、道路驾驶、战地驾驶等），有幸被挑选到军部施工的行列中，因为施工每天都能够开车，这对我们新司机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极好机遇。

我们每辆车老司机带一名新司机，我是由75年入伍湖南浏阳籍的钟自奇带我，当时连队已经换装，基本上都是国产解放CA10B，而我和钟自奇驾驶的是为数不多的前苏联生产的嘎斯51，我们以二排为主，分到了115野战医院新建门诊大楼的施工。115医院始建于建国初期，基础设施、床位等各方面都远远不能满足当下部队的需求，所以决定新建现代化的门诊大楼，扩建修缮住院处。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倒土方、拉砖、运送施工建筑材料。嘎斯51车吨位小，主要任务是拉沙子、拉白灰以及医院和施工的后勤保障。

在那个年代，停水停电是很常见的，也是很正常的事。我作为一名新兵，我们的车又是勤务车，像打水扫地、跑腿买东西之类的事情基本上就是我的份内事。

有一天，我收车回到宿舍，其他开大车的战友们还没有下班，停水已经好几天了，战友们习惯了下班回来后用清爽的凉水洗去驾车的劳累、洗去施工中散落在身上的尘土。于是我拿起两只加水桶去打水，前几天都是去医院的水塔上取水，在水塔上用背包带拴住水桶系到水塔里面就能打一桶水上来，从昨天起即使是用两条背包带拴水桶，只能打一点点水上来，今天我干脆背包带也不拿了就赶往水塔。

水塔在医院最北端的西北角，与医院的供暖锅楼房、洗涤消毒室相连，要想爬到水塔上面取水，就得通过锅楼房里面的专用楼梯上去，因为已经停暖锅楼房停用没有开门，所以只能从消毒室上一楼二楼再到顶部，它和锅楼房的顶部是一体的，是晾晒洗涤用品的晾台，晾台的西部边缘处有一个楼梯过道，上去就是水塔的进口。

当我提着两只水桶到达晾台时，上面已经有几位女兵说说笑笑地在那里等候取水，晾台上面摆放着几个脸盆，虽然我们算是一个集体，早操、就餐都在一起，但从事的工作不同，我们又是刚来不久，所以也不熟悉。我有些难为情地从她们面前走过，低着头，别说打个招呼了，好像自己的呼吸都很困难，我好像是受检阅的士兵通过检阅台，内心恐慌、极度紧张，十几米的长度，就像是万里长征。

好不容易走进水塔，正好主管后勤和施工的武副教导员也在这里。他是来解决停水问题的，食堂和病房用水已经有地方的水车专门送给，个人用水只好从水塔取水以解燃眉之急，我们打过招呼，他说怎么没拿背包带，我告诉说昨天里面的水就不多了，只有人员下到水塔的底部才能把水盛满。武副教导员也认同我的观点，所以由我下到水塔底部去取水。我在水塔底部的爬梯上弯下身子，用一只水桶往另一只水桶盛水，当盛满后顺着爬梯把水提上去，武副教导员在出口接着再分给等候的女兵们，我再下去。这样反复几次后，武副教导员告诉我说：“都打好了，再来最后两桶！”这时的我已经是汗流浃背，盼望着赶快上去。

已经上去一桶是满的，最后一桶尽管我很用心却是个大半桶，按说水桶的水少了应该是省劲儿了，由于我一手提着一桶水，一只手一个一个地拽着爬梯往上攀爬，这样往返次数多了，体力已经不支，我心里多次告诉自己，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

当我把最后的大半桶水递给武副教导员的时候，紧握爬梯的左手不知是因为有水，还是握的时间太久没劲儿了，一滑突然松开了，我的身子失控，我感觉到整个水塔在转动。也就在这时，武副教导员也接走了我右手递给他的水桶，他似乎也觉察到了我的危险，嘴里急促地喊着：“小周”，急忙抓我的右手，可惜没有抓牢。也就是他的这一抓，给了我反应的机会，我有些清醒了，本能地去抓眼前的爬梯，第一个从手中滑过没有抓住，第二个被我牢牢抓住，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武副教导员在上面安慰着我，同时他顺着爬梯来到了我的身边，引导着我爬到了水塔外面。

还好，有惊无险。事后我对战友们说：“如果我当时掉下去非死即伤，那可是天大的罪过。”他们以为我要说自己是盲目蛮干，我对他们说，我要是掉下去，污染了医院的水源，或许那个水塔就得报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