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生活存在艺术永远大于单纯的艺术本身
——简论郭澄清艺术价值
柴 莹 孟繁华
摘要：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评价“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的赵树理与孙犁似乎已经有了轮廓，《黑掌柜》、《大刀记》已经写进了文学史，如何真实客观评价郭澄清就非常必要了。
“五四”新文化衍生的新文学已满百岁，文学百年的路程与中国思想革命路程融为一体的文学走到今天，“人的文学”这个概念已被公认，人有思想，必然有观念；文学百年的文学创作实践中思想（或称创作理想）的力量与艺术的力量之间的较量一直显得极为重要和醒目。确实，在中国百年的现、当代文学史上，各种文学潮流，一直存在着互争第一的霸气现象，文学时而走向思想的极致而缺乏艺术，时而走向艺术的极致而缺乏灵魂（即思想）。在中华民族存亡的关头，在新中国成立的各个历史时刻，我们中国作家们在文学创作中一直寻找思想与艺术平衡这个撞击点，撞击点的偏向性就导致了作家作品的偏向性，因此，我们的文学史家和研究者细读作品文本从中寻找思想的力量和艺术的力量撞击平衡点，分析作品和研究作家，否则将难以理解和吃透作品和作家，就更难以论述作品的得与失，成与败。显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时期文学”中，中国作家在思想性艺术性平衡点创作策略中，有些作家的选择偏离了平衡点，其结果偏离艺术规律；但也有一些作家选择了符合艺术规律的平衡点，这一部分作家的创作理想是艺术性第一（即艺术标准第一），思想服从艺术，思想在艺术中凸显，思想是艺术的后产品。郭澄清现象就启示我们重新思考文学创作的平衡撞击问题，本文以郭澄清先生的《黑掌柜》短篇系列和《大刀记》为研究对象，从郭澄清的创作现象谈起。
关键词：郭澄清现象 短篇小说 艺术性 《大刀记》 文学史
在中国当代小说史上，最成熟或成就最大的，普遍的看法是以乡土中国为题材的作品。在这个共识中，对“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的优秀作家赵树理、孙犁已有了系列评价供文学史参考，但今天的文学审美视角，人们去解读郭澄清的《黑掌柜》、《茶坊嫂》短篇系列和三卷书《大刀记》时，正如梁鸿鹰先生的感言：“读到郭澄清的作品，我的心灵深深受到震撼，我惊奇于作家写作技巧的成熟，感叹于作家思想情感的高尚，由此想到郭先生的作品和他的创作道路对我们文学创作提供的诸多有益养分。”这也是本文作者的同感。《黑掌柜》、《大刀记》已经写进了文学史，但对《黑掌柜》短篇系列和三卷书《大刀记》的评价并没有完成，或者说对郭澄清评价的文学审美共识还存在文学理论上的构建，郭澄清是最忠实践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的作家，但是，郭澄清在创作上的在文学观念和文学追求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另一方面，我们阅读后发现郭澄清创作的大量作品，如果剥离其作品的背后时代，他小说中的叙述之美、语言之美、人性之美，叙事表达的人情之美。乡土气息、生活细节、以及边缘性的平凡普通人物，都栩栩如生跃然纸上，甚至同样可以与“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的作家作品相媲美，从文学性审美、语言审美和人物审美视角感受上超越了“山药蛋”派，这就是生活大于文学观念导致的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郭澄清的小说创作就理应在这个认识中得到重新评价。
郭澄清最著名的作品是二部三卷120万字的长篇小说《大刀记》。《大刀记》的出版得益于1975年邓小平整顿工作的全面展开，出版后先后被改编成电影、连环画、评书、话剧等。但是由于《大刀记》写作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版过程一波三折，作者被迫一再删改，并非出于作家本意的写作，所以对其评价并不完全一致，但肯定的评价仍然是主流。张炯、雷达、陈晓明、朱德发、吴开晋、任孚先、张全景、吴义勤等的评论，代表了这种意见。如果说对《大刀记》的评价不尽相同的话，但对郭澄清短篇小说的评价则是肯定的。在文革前，他已经出版短篇集4部。当时全国性的短篇小说选集几乎都选他的小说。他曾与李准、浩然、胡万眷、王汶石、茹志鹃等并列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1965年l月由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团中央、文化部召开的“全国青年作家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并受到大会的表彰。《黑掌柜》还被复旦大学出版的、胡裕树主编的《文学写作》列为范文。但是，我们在评价郭澄清短篇小说的时候，仍然要考虑那个时代的历史语境，仍然要有一点历史感。
这样做的目的不再仅仅追溯他作品中反映的生活和事件，也不是单纯地从社会的抑或政治的角度来梳理和评判小说所持的社会、政治立场。因为对于他这样一位以严肃的现实主义笔法写作，兼有战斗者和作者双重身份的作家来讲，贴近并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是他的习惯和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当时大多数作家的必然意愿。本文所阐述的是更为“文学性”的问题，如果“抹去”或“搁置”作品的时代和政治动机，郭澄清是如何把表面看似很“主流”的主题和现象写得如此生活化和艺术化。
首先说郭澄清先生的短篇小说。
郭澄清短篇小说的所有人物都是农民，即便如公社项书记（《公社书记》）、马家店中的马五爷（《马家店》）、供销社售货员王秋分（《黑掌柜》）等并非十分纯粹的农民形象，但身上有着与生俱来无法抹掉的农民气质和生活习惯。这完全取决于作家民间写作姿态的真诚性和艺术实感性，用生命的热情书写农村，书写农民，才是一位真实的郭澄清，也是我们理应认识和研究的郭澄清。郭澄清解放前参加过济南战役，解放后本可以做官，却为了圆自己的文学梦，主动要求回老家山东宁津做基层工作，先后历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公社副书记、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山东省文化厅党组成员、山东作协副主席。但为了写作的真实，一直和农民吃住一起，郭澄清的生活与农民的生活融为一体，无法分割，熟悉才能真实，熟悉才能热爱。就此而言，他的写作风格理应超越了以赵树理、柳青、马烽一类，完全没有“客居”他乡的焦虑，而是一种强烈的人性和生活意识。无论是第一人称视角还是第三人称视角，我们始终感受到的是故事中人物的生活和经历，很难察觉“作者”、叙述者与角色之间的疏离，他完全把自己融和在小说情节之中，自己消失得无影无踪却又合情合理，这种叙述的真实感郭澄清做得浑然天成。
“农民”是郭澄清短篇小说的永恒主题，各种各样的农民形象足以构成乡土人物形象系列。这些人物并没有如当下乡土小说那样把人物置于剧烈动荡的环境，人物也没有精神的震荡和裂变。即使曾经经历了急遽变革的时代，比如解放、比如土改、比如人民公社，对这些农民来说也已成为过去式，并且成为他们对当下生活满足、乐观的理由。无论现在是人民公社抑或其它特殊的政治时期，他们的生活已经回归平静，回归了人性美，表现出来的是幽谥宁静、平和自然的状态，是文学人性美的永恒，也是文学流传百世的最佳文学之道。在历史的“罪人” 地主、财主等被消灭之后，人性的美好一面成为唯一的存在而被张扬，没有富人（坏人）的世界是完美无缺的，“历史在想像中曾经拥有的纯粹、明丽和诗意”，郭澄清小说人物就生活在这里。即使生活中有矛盾，这种矛盾也是由善意而来的家庭、邻里、上下级之间误会，比如社迷与文阁的矛盾（《社迷续传》），文华与文华爹的矛盾（《男婚女嫁》），黑掌柜王秋分与社员的矛盾（社迷续传），……
从这个意义来讲，郭澄清小说人物与沈从文小说人物有相通之处。所以说，郭澄清从这一点上超越了赵树理和柳青的政治问题叙述，郭澄清从而达到了人性美的叙述。小说的历史、时代、时间是停滞的，停滞在美好的现在，未来是不会变化的，不过是现在的更美好而已。我们可以说郭澄清美化了生活，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郭澄清文学审美的成功。尽管人物生活在刘庄、方庄、黄庄、丁庄等不同的村庄，但其实哪个村、哪个庄，甚至哪个时代并不重要了，这些人物生活的人性美是中华民族的闪光点。平凡却又典型的农民，推而广之，就是全中国农民的浓缩而已。
当然，不可否认郭澄清短篇小说仍然是一种潜在的政治性写作，但人物的语言、性格，乃至性格气质都似乎与政治意识形态无任何关系，或者可以说，作者往往有意识地把人物的性格气质与行为品性与政治完成了脱离。但他最终用潜台词表达的政治意图还是存在的，任何大家的作品都有潜台词，都有写作的潜在政治意图，全世界的作家无一例外。
在塑造人物上，郭澄清抓住人物最重要的特征来表现。嘟嘟奶奶最大的毛病是爱嘟嘟，早上一睁眼她就开始嘟嘟：以为儿子、媳妇没有起早干活她要嘟嘟，发现儿子、媳妇很早就去上工她要嘟嘟；嫌闺女懒她要嘟嘟，闺女去干活她也要嘟嘟；对人嘟嘟，对猪嘟嘟，走路的时候嘟嘟，干活的时候也得嘟嘟，无论走到哪，碰到任何事任何人，她都会嘟个不停。《嘟嘟奶奶》全文都是嘟嘟奶奶嘟嘟的话，幽默、风趣，又生活气息十足，嘟嘟奶奶那种爱唠叨、爱劳动、热心、直爽的性格跃然纸上，她就是我们熟知的见人自来熟、爱管闲事爱唠叨的农村老太太。《嘟嘟奶奶》艺术的成功，叙述的成功，人物个性的成功已不言而喻。如果还不足以说明，从如下几篇佳作的解读就足见郭澄清不失为短篇小说的大家风范了。
如一，茶坊嫂是乡间茶馆的老板娘，她高大黑壮，性格特征就是直爽、助人为乐。口干舌燥的“我”见到担水的茶坊嫂，却要水未果，还被抓来当差。当我问起她的名字，她说起话来像开机关枪，毫不保留全盘交待：又是“王桂香”，又是“猪菩萨”又是“保险柜”，又是“茶坊嫂”的，这些名字又都与她的经历有关。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她性格耿直，能干，从不拿人当外人。茶坊嫂为来喝茶的乡民们准备象棋、扑克，坚持让周大爷喝热茶，提醒陈大嫂不要让茶烫了孩子，帮助刘庄和黄庄交换夏薯秧和玉米种，给吵架的两口子说和关系，给光棍小伙洗衣裳……只要力所能及，她总是热心地去帮助别人解决难题，这种可贵品质也得到乡亲们的交口称赞。她不就是乡间田头常见的风风火火，啥事都少不了的农村大嫂形象吗？（《茶坊嫂》）
如二，公社项书记是锄杆、枪杆、笔杆样样能行，小说着重对项书记的锄杆子进行了形象的描述。他从不高高在上地摆出一副当官的架势，而是深入到乡民中间，吃、住在社员家，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与他们不分你我不分彼此。项书记热爱劳动，干家活的技术相当熟稔，一看就知道出身农民。因此，他见不得不爱劳动的人，对“我”推车的拙劣技术和年轻社员不爱护劳动工具的态度，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从支书介绍项书记的出身：“他从十四岁就扛小活，二十多点就成了种地的能手；可有一件：就是不好好的干，后来被地主撵跑了……打鬼子的时候，他在这一带打游击，外号‘金刚钻’，枪法特别好，百发百中，可有名啦。解放后，笔杆子用处多了，他就拼命学文化，如今，他不光能写会算，还经常给报纸写篇哩……”可以看出，项书记与《大刀记》中党的抗日游击队大刀队队长梁永生的经历和精神气质极其相似，项书记就是解放后的梁永生，梁永生就是解放前的项书记。（《公社书记》）
如三，马家店的马五爷热爱自己的工作，工作经验丰富，他从我的衣着打扮就能准确判断初来旅店的“我”的来路、去向；他对天气的预测非常准确，常常提醒旅客天气情况，方便他们安排出行时间。不仅如此，他更是个热心助人的店掌柜。努力学习各种农业修理技术，为旅店客人修车、修农具；大雨中帮推化肥车，送出四五里地；腾出自己睡觉的地方给深夜住店的旅客；帮助乡亲们寻找治病的偏方；对住店旅客关心体贴……他的好人好事说也说不完，是行业能手，典型的干一行爱一行。（《马家店》）
郭澄清笔下新社会的人们对生活、对未来洋溢着十足的自信与豪迈，充满人性的乐观主义精神，无论年轻或是年老，都激情四溢，不知疲倦地劳动着。正如雷达先生读郭澄清短篇小说后写到：“与今天相比，那个年代的物质是贫乏的，政治生活极不稳定，但是与今天的人相比，他们似乎倒更加善良淳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彼此之间也非常坦诚。即使出现了小矛盾，也是通过一种简单的传统方法解决，显示了宽容、古朴的一面。”
如四，对民族文学形式的汲取是郭澄清的主动选择，在写作形式上，他积极向传统文学手法学习，为了最大限度地突出人物的性格气质，他一般采用传统小说描述人物时常用的虚写、实写、虚实相结合的手法来塑造人物形象。
“第三人称的叙事话语通常致力于故事的再现。由于叙述者与角色‘他’的分离，人们可以察觉到，角色的性格通常在叙事开始之前已经完成 文本更像是一次事后的追认。”1《嘟嘟奶奶》、《男婚女嫁》、《篱墙两边》、《社迷续传》就是“第三人称”的写作方法。在叙述人物故事之间，人物的体态样貌、性格气质作者全都了然于心，所有的叙述内容都是为了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用正面实写的方式全方位的展示人物形象。
《男婚女嫁》中富队社员文华和穷队刘庄的会计小兰恋爱即将结婚，小兰的出嫁不仅使刘庄少了一个骨干劳动力，而且就剩一个女儿的小兰娘也因此成为刘庄的“五保户”，需要生产队负担，这使刘庄无形中承担很多经济压力。大公无私的文华为了帮助刘庄解决困难，从集体的长远利益出发，放弃小家的眼前利益，毅然决定到刘庄“倒过门”。文华的决定引起了他爹的激烈反对，原来他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小兰嫁到他家后可以增加劳力、增加工分，随之改善家里的生活。他对未来充满着憧憬。对结婚的不同态度，使文华和爹产生了摩擦，由此发生了许多微妙而有趣的事。作为一个全知叙述者，作者先描述了文华和爹对文华结婚的不同想法，然后，文华和爹发生了激烈的正面冲撞，接着，为了教育爹，使之转变思想，文华巧妙地借着给桂兰娘做思想工作，让桂兰娘从大局出发，不要存留私心，其实也是为自己的爹做工作。自此，文华爹对自己的行为产生疑问，同时也开始在意周围人对自己的看法，这个段落通过文华爹的心理活动揭示了他的疑心和焦虑，他时刻担心周围人会看不起他的私心和小算盘，应该说，这段文华爹的心理描述相当精彩，彰显了全知型叙述方式的优点。最终，在老书支和文华的耐心教育下，文华爹彻底转变思想，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故事的每个细节，人物的每句话、每个行为都是对文华无私性格的一次展示和证明。
《社迷新传》也采用第三人称的实写手法。作者开篇就在“引子”中介绍了“社迷”的三大特点：首先他说话很有意思，直来直去，从不拐弯抹角；第二，他处理矛盾和问题不是光说不干，而是用实际行动教育别人，再来摆事实讲道理；第三，他好管闲事，不管是否该他管，只要他认为是对的，他就决不拿自己当外人，一管到底。之后的“春播时节”、“文阁借粮”、“推粪风波”、“选模会后”等几个小故事中，他的这些性格特征通过语言、行为、动作、心理有了更生动、更风趣、更形象的描述和证明。这种先总结性格特征、再具体举事例证明的写法淋漓尽致地显示了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特质。更有意思的是，文本借鉴古典说书技法，每个小故事相互关联，前一个故事都引出下一个故事，彼此之间环环相扣，层层深入。“春播时节”最后一句说：“接着，两个人都咯咯地笑起来，这有啥可笑的呢？原来这句话里包含着一段故事”，引出“文阁借粮”的桥段。然后，“文阁借粮”最后又说：“这一问，把仨人都逗笑了。又笑什么？原来这话中也有个故事”，引出“推粪风波”。然后，“推粪风波”最后又写道：“青池打着眼皮愣了一下，突然又咯咯地笑起来。又笑啥？原来‘社迷’这句话，是‘灶王卷门神 画（话）中有画（话）’”，引出“选模会后”的故事。这种递进式写法容易引起人的阅读欲望，再加之作者语言风趣幽默，轻松明快，与生活密切相关，相当引人入胜。
郭澄清还有相当一部分短篇小说采用第一人称视角。第一人称的叙事话语将叙述者与角色合而为一，即使郭澄清作品中“我”通常都是作为见证者出现，很少成为故事主角，但是因为第一人称并非全知视角，他的主角性格仍然要在叙事话语结束之后方才得到完整的塑造。“在这个意义上，第一人称叙事话语的节奏、口吻、腔调更多地介入了故事，汇入故事的内在部分。叙事话语与故事之间的张力将使角色产生多重影象。”2但是，郭澄清又要用第一人称来表达主角的正面气质，这往往就会形成“我”与主角之间的误会，那么，如何解决这个矛盾，郭澄清采用了由第二者介入叙述的方式，“我”的亲眼所见与“第二者的热心描述”（即“我”的所闻）共同塑造人物。《茶坊嫂》、《公社书记》、《马家店》、《黑掌柜》等就采用了这种叙述模式。
《茶坊嫂》的“我”根本不认识也没有听说过茶坊嫂，通过“我”偶遇茶坊嫂，然后和她之间发生了一些有趣的故事，表现了茶坊嫂的直爽、敢想敢干、乐于助人的性格。但作者仍然觉得这样还不足以说明茶坊嫂的崇高品质，他专门插入一段，通过茶客们的议论来说明为何所有人都喜欢茶坊嫂：茶坊嫂帮人寻找治癣的偏方、雨中背老奶奶回家、解决夫妻矛盾、帮人到城里买煤，“有一回，我也亏了人家茶坊嫂，那一天……”诸如此类的话不绝于耳。《茶坊嫂》以实写为主，插入虚写是为补充说明，使茶坊嫂这个形象更加高大。与这种写法相似的是《马家店》。
《公社书记》是一个“寻找”、“确认”的主题，这种模式更加容易动用第一人称叙事话语的潜力。 “我”下乡去找公社书记，偶然遇见却并不认识，通过“我”对“陌生人”（其实就是公社书记）的逐渐认识和在寻找书记的过程中别人的热情介绍，“我”对项书记由完全陌生到深入了解，真相的揭示强化了了“我”对项书记的了解。虽然“我”贯穿于故事始终，但“我”的叙述至少在表面看来显得更加客观公正：当官就要了解人民疾苦，就要为民做主的光辉形象跃然纸上。如果说《茶坊嫂》是以实为主、虚为辅的话，那么本文则是真正的虚虚实实、虚实结合。
相比而言，《黑掌柜》的“我”则承担了更多， “我”其实是作为一个辨伪者和目击者出现的。因为一封群众来信，大家对刘集分销店店员黑掌柜的人品和职业道德产生了疑问。“我”作为一个刚来供销社工作的人，一个外来者，被认为是不会产生成见而派去调查真相。接下来的就是逐渐显露真相的过程。 “我”隐瞒了真实身份，作为真正的外来者，一个“陌生人”，“我”得以接近黑掌柜。“我”看到了黑掌柜与买货乡亲之间的交往，这一段更像是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来彰显黑掌柜的特征。与黑掌柜之间的距离使“我”的叙述真实可信，黑掌柜的高尚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业务技术令我佩服与崇敬，也得到了读者的认可。从这个意义讲，最后一段写告状信的社员丁芒种来检讨自己污告黑掌柜的行为反而显得化蛇添足。
不可否认，郭澄清小说致力于塑造敢想敢干、雄心壮志、具有无私奉献精神的理想人物，如果说长篇小说《大刀记》是在塑革命英雄形象，那么，郭澄清短篇小说则在歌颂和平年代的“平凡”英雄。尽管限于当时的政治语境，作者刻意回避现实生活的矛盾，但是他的落笔中却依然保有由深厚的生活经验而来的对乡土中国的真实描述，“中间人物”文华爹的出现使作者构建的乡村更加真实，复杂，与《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有异曲同工之妙。
《男婚女嫁》中的文华爹其实隐含着对已有政治秩序与权威的颠覆。文华爹之所以非常支持公社化，是因为他家在富裕的生产队，家里劳动力多，挣得工分比别家多，分的粮食也多，生活过得越来越好，是公社化的受益者。而为实现共产主义和共同富裕的宏大理想对他而言并没有实质的意义，还不如给自家修个新门楼更让他激动兴奋。为了自家生活得更好，他满心欢喜地期盼着文华的婚礼。同一件事，因为立场不同，自然会有不同的想法，事事从集体利益出发，具有无私奉献精神的先进社员儿子文华为是否“倒过门”与文华爹产生了矛盾。文华爹那种与时代气质有些格格不入、患得患失、疑神疑鬼，既想为集体又不愿舍弃小家利益精神气质，非常真实地体现了“中间人物”的性格特征，他是农村相当一部分农民形象的代表。郭澄清多数小说中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反面形象没有进行细腻的性格刻画，往往仅承担着符号作用，意在烘托正面人物，这也更加证明文华爹形象的可贵。诚然，最终文华爹成为“被教育”对象，儿子文华的巧妙说教和刘支书的忆苦思甜使得矛盾至少在表面被圆满解决。当然，这个解决方法并不能令人满意，这也是政治作用于文学所产生的无奈。然而，反过来说，当作者自觉地维护那个时代既定地文学规范时，却也由这个中间人物身上看到了文学与政治的紧张搏弈，看到了作者的某种坚持。
“我们常常感概，今天真正了解农民，并以新的眼光和手法描写农民的作家太少了。因为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在把人的注意力拉向城市，价值的中心在潜移，成熟的作家大多生活在中等以上城市，现在要深入乡间生活，也确实存在诸多主客观上的‘梗阻’。”3就此而言，郭澄清因对农村生活的熟悉，对农民的热爱显得难能可贵，才使他的作品在张扬理想、奉献、激情、浪漫主义精神的同时，又有坚实的现实生活的质感。我们这样评价郭澄清的短篇小说，并不完全出于对那个时代作家所受到规约的同情，更重要是，包括郭澄清在内的那个时代作家的创作表明，在文学观念与现实生活之间，生活不会因观念而被改写。
作者：柴莹，文学博士，北京文联创研部研究人员；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