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念军校
作者：林耀平
上一章简述了“援越抗美”和“自卫反击”战的内容。本章要讲讲我先后两次入军校深造的事了。
我先解释一下“念念”二字的含义，大约有二: 一是我自一九七八年六月提干以后，想进军校深造的念头一直在脑海中“念念”不忘，是在我人生计划内的事。理由是: 无论在团机关还是在师机关，我都在政治机关工作，尤其是在干部部门工作，因为报考军校就是干部部门的业务工作，是做这件事的，我真的可以“近水楼台”，只要你想报考，领导都会支持的。二是“念念”二字是讲我先后两次在军校学习期间都有不少让人回味的东西或故事，也是一种“念想”吧。
我为什么一直想去军校深造呢？而去了一次还想再去第二次呢？理由可以讲出很多，但归纳起来主要是四个方面:
一是我的文化底子薄。文化底子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纳起来无非是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客观原因；另一方面是主观原因。从客观上讲，我们那个时候社会大环境没有提供好好学习的氛围: 从读小学二年级开始就搞“文革”，直到高中毕业“文革”还没结束；再有就是上世纪整个六、七十年代，中、苏矛盾尖锐对立，苏联扬言要对我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甚至要动用原子弹。自我上初中起，几乎都是上午听半天课，下午挖防空洞或搞农业生产劳动，学校下发的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这些主课，大都只能学到一半，学期就结束了，第二个学期又开始学新的书本知识。因此，我们初中、高中学的东西没有连贯性，更不系统。如此社会环境、读书状态与学习氛围，再聪明的人也是学不好的，最起码对每一本书是“啃”不透的。从主观上讲，可能我生来就笨，最起码那个时候认识不到知识、文化的重要性。因为从小接触的都是鸡、鸭、鱼、虾、狗和牛、马、犁、耙、篓，认为不读书也照样可以做，而且村里面人人如此。所以，就现在的感觉，虽过去我是高中毕业，但所掌握的知识可能还不如当今的五年级的学生水平。
二是我的文字能力低。说老实话，文字材料能力，至高中毕业止，根本不知道怎么个写法，就连写个日记都困难。哪能像现在这样: 拿到写什么内容的文章或需要讲什么课后，用七、八分钟就能把标题定下来并拟好提纲。如果是千把字的稿子，动起笔来有四、五十分钟足矣，根本不用费那个多的脑子。真的，回想起过去，我的写作能力，真的够“水”的。
三是我的演讲口才差。举个小小的例子: 我入伍两个月的新兵强化训练结束后就分在团司令部机关工作，一九七五年干了一年的工作，到年终总结时，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后就没下文了，紧张得光叭啦嘴，说不出话来。被领导批评得满脸通红。好在那时还小，刚满十八岁。真的，那个时候太幼稚、太浅薄了，哪像现在，不仅脸皮厚，而且胆子还大，在什么场合都能稳稳妥妥的。所以，我经常开完笑地讲: “我现在最不怕的就是两样东西: 写文章和即兴演讲”。
四是我的理论根基浅。之所以过去不会写、不懂讲，其根本原因就是缺少理论基础，更不会归纳、概括和总结。至于能让你的文章和讲话上档次的中华古之经典，了解得少之又少，即使懂得一些，也不会引用，更不会发挥。
所以，由于以上种种原因，自提干以后，我就下定决心要进军校学习，好好地补补缺少知识、缺乏文化的“短板”。
时任团政治处副主任的孙庆琪老首长，无论是思想也好，个人的前途进步也罢，他对我都非常地关心、爱护。一九八零年六、七月份的一天，他问我: “去空军政治学院（在上海市浦东区五角场）学习吧？”我说: “缓缓吧，今后再考虑！”说心里话，进军校学习深造是我梦寐以求的事，那为什么说“缓缓”呢？其根本原因就是: 我要去桂林学习。桂林那时是“空军高射炮兵学校”（一九七八年在桂林恢复重建），该校有一个“政工队”，这个队专门为空军高炮部队培养基层指导员、政工干部的。因为我本人是桂林人，毕业后想留校工作，这是我内心的计划。
时间到了一九八一年六月，在我不太情愿的情况下，师党委一纸命令，把我调到师政治部干部科当正连职干事了。具体分管干部福利、统计、培训、干部战士考学，包括随军家属安置、户口迁移落户、服务老干部等项工作。一天到晚忙于事务，不知不觉两年时间过去，时间到了一九八三年六月，接空军政治部红头文件《通知》，桂林炮院政工队分配我们师两个名额，要求是三比一择优录取，即: 两个指标就得有六人参加考试。我见《通知》后，立即找到领导。首长们非常干脆利索，坚决支持。就这样，我与好战友、一团政治处干部股干事徐方森同志就携手于八月底非常顺利地赴桂林空军炮校报到去了，并开起了我第一次军校的正规学习。
让我始料不及的是: 炮校还正在起步不久的时期，为了把学校建设得更美，许多时候都是上午在教室听课，到了下午就干美化校园的劳动。尤其是到了第二个学期的一九八四年二月至五月份的“大干七十五天”那一段，是完全彻底地上午听课、下午干活。说不好听的话: 现在空降兵训练基地（原炮校、炮院、空院）院子里的树和草皮，基本上都是我们那一批学生种的、铺的。所以，有句俗语说: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一点没错。
话又说回来，学了总比没学要好，通过一年的学习，在理论知识、文化基础和思想方法等方面，确有一些进步。值得插一句的是: 我特喜欢打蓝球，虽不是绝对主力，但最起码是队里蓝球队的“最佳第六人”。如今虽已六十七岁了，现在仍还在球场上玩球，与过去一直坚持打球锻炼身体有关。
一九八四年七月，我顺利地第一次军校毕业，并成功地如愿以偿留校工作了，安排在学校政治部干部科当副营职干事。之所以能如愿，首先得感谢真正的恩人——时任学校政委的杜福生老首长；其次是感谢政工队的唐仁禄队长和先后两任教导员张乃期与邵元生；再次是感谢时任干部科科长的周兴春老首长。他们都是我人生路上的恩人啊！当然了，话又说回来，你要“心想事成”，你自身要刻苦、要努力，因为我在毕业前在《桂林日报》上先后发表了三篇文章，其中一篇发表在头版右上角的头条。虽字数不算太多，但长长的文字竖着一长条，非常显眼。因为: 任何单位、任何机关的一把手都希望自己手下有一支“硬笔”。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一手好文章是人生的硬核》。你能写一手好文章，还用愁找不到工作吗？甚至还用担心不被重用吗？
自第一次军校毕业后，实际上我是不满足的。时间到了一九八五年，邓小平同志一句话: 全军裁军一百万。机会又来了: 空军为了在裁军工作中保留一些骨干和有发展前途的年轻干部，在上海空军政治学院专门开办了一班，分两个队，共计二百六十人左右，桂林炮院就一个指标，见文件后我“捷足先登”，第一个报名，并顺利通过。于是，我于一九八六年三月背起行囊直奔上海开启了我第二次进军校深造的过程。
俗话说: 自古“忠孝两难全”，还有:“什么好事不能一个人全占了”，再有:“有所得就有所失”。我一个人在外读书，是潇洒了，却苦了父母和妻儿。妻子生儿子时，当天下午还挺个大肚子在单位上班，这时离预产期还有二十三天。到下午四点多钟时，她忽然觉得肚子痛，单位的姐妹们提醒她: “赶快回去洗澡，然后立即去医院，可能会生了。”妻子很乖，立即照办，然后自己骑着自行车直接到桂林市人民医院，到了晚上十点多钟，儿子伴着一阵雷鸣暴风骤雨来到了人间。
具体的一些细节，我是没有办法说清楚的。反正: 做女人难，当要生孩子的时候，男人不在时则是难上加难。所以，我对妻子的亏欠，一辈子都偿还不完的。
再回到在学院读书的事。我们队共一百三十八名学员，属十六队，学员构成主要来自空军机关、兰空、南空、广空、武空、成空所属的各空军部队；另一个队是十七队，主要来自沈空、北空和济空。我们的队长是温国才首长，政委是王毅首长。空军政治学院有三个大院，我们刚入学时住在三院（以体育场馆为主），第二个学期搬到了二院（以学生宿舍、图书馆为主）。一院是以机关办公区为主。
我们队共一百三十八名学员，其中只有两位女生，就这两个“宝贝”，一位是张莉萍，另一位是朱锦毅。她俩都是空军机关的干部。全队第一次集体开会时，在一个较小的空间会议室，有一个细节至今不忘: 由于人多，屋子小，温队长整队时大声下达口令道: “立正，向右看齐！”然后大家就碎步慢慢挪动，张莉萍同学与我都排在后面，她在我的右手边那一列。当退到墙边没地方退了，张莉萍同学看着我说: “都靠墙了”，她话音没落，我说: “靠墙好啊，在家靠娘，在外靠墙嘛！”张莉萍同学被我这“突如其来”的“押韵”幽默逗得: “卟嗞”一声，口水全喷到她前面那位男同学后背上了。真是笑死个人！好在前面那位同学没发觉。
实际上，我在两年的学习期间，与李春的关系最铁。一方面他也是搞干部工作的，他来自空军装备部干部部；另一方面他的性格，许多方面与我类似，他长得又特别可爱: 是那种诚实、本份、白白嫩嫩的那种，晚上若不组织自习，我俩就在体育场或院里遛弯。毕竟我年长他三四岁，家庭情况，特别是对找女朋友的问题，他什么都跟我说。尤其讲到他爸妈希望他与住他家对门、也是他爸老战友的女孩“成双成对”一事征求我的看法。我也一二三地讲了自己的意见。至于最后的结果就不得而知了。还有廖道财、钟春年、孙兆军、乔先安、张绪国、田卫中、赵振西、李松江和李超英等同学，我们也玩得很好的，至今还有微信联系。
在空军政治学院的两年学习过程中，包括必修课、选修课，大概学了三十多门课程。这当中，我最喜欢的是《大学语文》、《国际关系》、《写作》、《历史》、《军事》以及《西方政治思想史》等课程。特别是写作课，我们的老师教授方法是: 一节课讲写作理论，一节课让学生写文章。老师规定: 少交一篇文章者扣毕业分一分。写作文，对于一般人来讲确实是件难事，但对我来说，觉得一点负担都没有。于是，就有个别同学找我“耍懒”了: 请我帮他写。我也“乐此不彼”，一来我得到了更多的锻炼；二来我得了个人情。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在我们这个队，有几位最特别的人: 他们来自记得是“八一”体工队专门打蓝球的（抑或是空军体工队？）。记得是五位，身高全部超过一米九以上，有两位超过两米。他们几个人打蓝球，当时可以打遍上海所有的高校。如今他们在哪，已不得而知。
我们于一九八八年一月中旬毕业回到原单位，回桂林空军高炮学院时，我已是干部科正营职干事了。可喜的是: 我们毕业二十年后的二零零八年八月，已是军职领导干部的王毅老政委和温国才老队长登高一呼，约有四五十名老同学重返母校，在黄浦江畔重相聚，大家特别地高兴，甚至兴奋。感谢、感恩为我们成长付出辛劳的领导和导师们！
在上海两年的学习、深造，故事多多，因篇幅所限，恕不赘述。
（▽林耀平教授）
（↓↑）林耀平先生简介
林耀平，男，一九五七年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政法专业毕业，高级政工师。出身草根，从军二十六年，其中任团政委六年，空军上校军衔。转业后任副县长，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分管公检法司十二年，在团、处级领导岗位上工作二十六年。长时间从事“党、政、军、警、民”工作，具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在职时现场成功处置、化解多起涉及人命关天的大事，被百姓誉为“人民好公仆”，现还收藏有锦旗。现任桂林市职工大学客座教授、桂林市红色学院导师、桂林市国防教育研究会讲师团团长、桂林都市文学社七星分社社长、桂林都市军旅文艺社社长、多家文学社荣誉社长、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是桂林市党的十八大精神宣讲团成员和七星区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成员。喜欢写作、体育、文艺和教育。发表文章一千多篇，其中80%以上发表在省部级以上刊物或媒体。著书、主编十三本，共计三百八十多万字。其中，退休三年出自己的书七本，超过一百三十万字。十多年来在桂林市十五个县、区讲授儒道、读书、素质、法治、孝道等党课、思想教育课几百场次，获众多高度赞扬。一个村干部说：“我听了四十年政治课，没听过这么精彩的”。自二零二二年二月以后，每月都登上“二五财团”和“大华集团”讲坛，讲授“党声党课”和“传统文化”课，且场场精彩。在“二五财团”百期“党声党课”的授课质量评比中，技压群芳，勇夺第一，骄人业绩，非常耀眼。此外，为庆祝建党一百周年而独立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在越挫越勇中走向辉煌》论文（4435字）获桂林市全市离退休老干部征文一等奖。目前正在撰写、发布自传体长篇《我的经历 无法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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