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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谯达摩诗歌中的宗教意识
江 霞（长江师范学院）
摘 要
自“盘峰论争”以来，“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便进行着非常的激烈论争。就在此时，谯达摩已然扛起了“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大旗，作为一股清新的力量，以多元、开放、包容的姿态登上了当代诗坛，瓦解了“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僵化状态，力图实现“当代诗歌写作多元化趋向的客观存在”。谯达摩作为“第三条道路”写作的领军人物，主编了“第三条道路”系列丛书。谯达摩的诗歌观念大体可以用以传统宗教哲学（亦可称之“道”）为经脉，不断追求多元化、人性化的后现代主义诗歌之境这句话来概括。在谯达摩的诗歌观念中，蕴含着浓浓的宗教意识，他所写的诗歌中，宗教意象也潜行其中。谯达摩作为“第三条道路”的领军人物，在他所提出的关于“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中，宗教意识同样也存在其间。文章从谯达摩及其诗歌观念，到谯达摩诗歌中的宗教意象，再到谯达摩“第三条道路”中的宗教意识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谯达摩；“第三条道路”；宗教意识
Abstract
Since the "Peak debate", "Intellectual Writing" and "Folk Writing" has been a very fierce debate. Just then, qiaocheng dharma has carried the banner of "Third way" writing as a force for pure and fresh, with pluralistic, open and inclusive attitude on the contemporary parnassus, break down the "intellectual writing" and "The Folk Writing" either/or binary rigid state, is trying to achieve "diversification trend of the contemporary poetry writing objective existence". Qiao damo, as the leading character of "The Third Road", edited the series of "the third road". Qiao damo's poetic concept can be generally summarized as the saying that traditional religious philosophy (also called "Dao") is the main channel and constantly pursues the multiplex and humanized postmodern poetry. Qiao Damo's poetic ideas contain deep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and in his poems, religious images are also hidden in them. Qiao Damo, as the leading figure of "The Third Road", also exists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in the theory of "The Third Road" put forward by him. This article analyzes and studies Qiao Damo and its concept of poetry, the religious imagery in Qiao Damo's poetry, and the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in Qiao Damo's "Third Road".
Key Words: Qiao Damo; "Third way" ;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目 录
引言
中国自古以来便是诗歌的国度，从几千年前的古典诗到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所兴起的现代诗，中国的诗歌一直处于不断发展的进程中。1999年4月，在“盘峰论争”中，“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进行了激烈的交锋，这场论争也使得双方的问题暴露无疑。谯达摩对此持否定批评的态度，同年12月，由谯达摩、莫非所主编的《1999九人诗选》出版发行，标志着“第三条道路写作”作为一股清新的力量，以多元、开放、包容的姿态登上了当代诗坛，瓦解了“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僵化状态，力图实现“当代诗歌写作多元化趋向的客观存在”。此后，以谯达摩等人为主编的众多关于“第三条道路”诗歌及理论的书籍相继出版发行，直至2013年5月，通过长达14年之久的推动，“第三条道路写作”逐渐衍变成中国当代诗坛的一个诗歌流派。在谯达摩的诗歌观念中，蕴含着浓浓的宗教意识，他所写的诗歌中，宗教意象潜行其中。谯达摩作为“第三条道路”的领军人物，在他所提出的关于“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中，宗教意识同样也存在其间。
中国新诗发展至今，“第三条道路”作为21世纪第一个诗歌流派，冲垮了当时甚嚣尘上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因其开放性、多元性、包容性的特点，使得旗下所属诗人众多，出版发行的诗歌也是不胜枚举。然而对该诗歌流派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对该诗歌流派做出重大贡献、发挥领军作用的谯达摩所著诗歌研究也并不多。在谯达摩的诗歌中，宗教意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这种有着浓厚宗教意识的诗歌在当代整个中国诗坛中也是一个独特的存在。然而迄今为止，对于谯达摩诗歌中宗教意识的研究几近空白。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综合分析法、访谈法，介绍谯达摩其人，并且着重分析、梳理、研究谯达摩的诗歌观念和诗歌观念中的宗教意识、谯达摩诗歌中的宗教意象及其所倡导的“第三条道路”写作的理念，以及谯达摩“第三条道路”中的宗教意识呈现。
一、谯达摩及其诗歌观念
谯达摩是中国当代著名诗人，他的名字与佛祖——乔达摩·悉达多之名谐音。因此，即使是在最表层，从诗人的名字来看，便是颇具佛性的。以谯达摩的名字为原点出发，就可以隐约洞察到谯达摩诗歌中的宗教意识。
（一）谯达摩其人
1966年农历4月17日，谯达摩出生于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先后就读于复旦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谯达摩是中国当代著名诗人，并且至今仍活跃于中国诗坛，所著诗集有《橄榄石》《摩崖石刻》等。同时，他也是“第三条道路写作”诗派创始人。
谯达摩本姓谯，名伟，字达摩，汉族。早在1992年，诗人便将达摩作为自己的笔名畅游于诗坛。对于达摩二字，笔者查阅现代汉语之后，发现有两个释义。第一，法，引申为法子、办法。第二，菩提达摩的省称，而达摩祖师为中国禅宗之始祖。加之最能让人联想到的佛祖之名——乔达摩.悉达多，以上三种最易让人联想到的意思，皆与佛学密切相关。对于为何会起一个如此颇具佛法的名字这一问题，谯达摩在访谈中是这样回答的：“当时用笔名达摩，没有考虑它的真实寓意，只觉得这个名字大气，神气，与我的姓谯字连在一起，更是大气磅礴，神气非凡。直到后来我了解佛教和研究佛教之后，才知道当初自己用‘达摩’作笔名，是多么的狂妄。不过，这也说明我与佛教的甚深因缘。”因此，从诗人的名字出发，便可洞察其中的宗教意识。
谯达摩曾主编《中国百年儿童诗选》(与谭五昌、谭旭东合编)。主编《词语的盛宴——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诗人作品精选》(与谭五昌合编)；参与创办大型诗歌与诗学丛刊《新诗界》(与李青松、陈旭光、谭五昌合编)。主编大型诗歌与诗学丛刊《第三条道路》(第一、二、三卷)；主编《第三条道路代表诗人作品集--穿旅游鞋的舞神们》(与朱赤、亦言合编)；主编《在路上:第三条道路10周年作品集》(与朱赤等合编)。除此之外，他的长诗《世界之王交响曲》，入选洛夫主编的《百年华语诗坛十二家》。谯达摩现居北京，曾先后供职于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诗刊》编辑部，主要研究中国佛教思想史，2010年3月与温皓然联袂创办《世界文坛》。
1999年4月，自“盘峰论争”以来，“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便进行着非此即彼的激烈论争。就在此时，谯达摩与莫非主编的《第三条道路》《九人诗选》于同年12月出版，标志着“第三条道路”写作就此问世，并以此为契机，标榜与“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分庭抗礼，引起诗界极大关注。就此，谯达摩挑起了“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大旗，作为一股清新的力量，以多元、开放、包容的姿态登上了当代诗坛，瓦解了“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僵化状态，力图实现“当代诗歌写作多元化趋向的客观存在”。
（二）谯达摩的诗歌观念
说起诗歌观念，首先得说明什么是诗。谯达摩在听到“这才是诗”这句话之后才细细思索究竟什么才是诗。后来，他在许多种回答中选择了格罗塞的答案。格罗塞在其《艺术的起源》一书中回答说：“诗歌是为达到一种审美目的，而用有效的审美形式，来表达内心或外界现象的语言的表现。这个定义包括主观的诗，就是表现内心现象——主观的情感和观念——的抒情诗；客观的诗，就是用叙事或戏曲的形式表现外界现象——客观的事实和事件——的诗。在两种情形里，表现的旨趣，都是为了审美目的；诗人所希望唤起的不是行动，而是感情，并且除了感情以外，毫无别的希冀……一切诗歌都从感情出发也诉之于感情，其创造与感应的神秘，也就在于此。”[1]
而谯达摩的诗歌观念大体可以用以传统宗教哲学（亦可称之“道”）为经脉，不断追求多元化、人性化的后现代主义诗歌之境这句话来概括。对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这两个概念，谯达摩也曾叙述过：“阐释后现代诗学，首先有必要在现代、现代性、现代主义与后现代、后现代主义这两组概念之间，做一个简要的梳理。”
与传统相比较，任何时代都可以称之为现代，它是一个时代概念。如今所讨论的现代，一般是作为历史分期的概念来分析的，一方面既是对理性的神话，另一方面也是对理性的绝望。现代性也是一个矛盾概念。在启蒙和理性这样的关键词下，它常常代表人类历史空前伟大的变革逻辑，同时又给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剧变，并将精神焦虑植入期间，从而产生种种危机和困惑。而现代主义，实际上就是审美现代性，是指19世纪末期以来西方出现的一种文化思潮与现象，涉及文学、美术、音乐、电影、建筑及其宗教。属于文学范畴的现代主义，具有如下重要思想与艺术特征：追求中心、深度、本源、整体性、等级秩序、确定性、形而上学与超验性等。关于后现代，尽管众说纷纭，但谯达摩首先关注的是后现代的起源时间。在这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汤因比认为后现代始于1875年；二是利奥塔认为后现代因子可远追古希腊时期。但是，谯达摩的观点是后现代从1888年尼采宣告虚无主义的来临开始。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关于后现代的若干问题，包括前述后现代的起源时间、涵盖面、概念意义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思想界、学术界有不少争论，很难统一，实际上也没有必要统 一，因为后现代有一个特征就是反对任何统一化的企图。
在考察利奥塔对知识转型后的对后现代状况的分析之后，谯达摩归纳出了后现代的一些特征：“后现代是一个我们看待世界的观念根本变化的时代，其标志是机械论世界观已陷入不可克服的危机；后现代是一个告别了整本性、统一性的时代；后现代是一个彻底的多元化已成为普遍的基本观念的历史时期；后现代的基本经验，是完全不同的知识形态、生活设计、思想和行为方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即便是正义、人性、理性也是多元的；这种多元性原则的直接结论是：反对任何统一化的企图。因此，从利奥塔到威尔什，后现代的特征几乎已阐述清楚。”[2]
谯达摩的诗歌观念，在他的所写的诗歌里面，很好地得到了体现。 “此刻睡衣醒着/而高原沉睡/唯有漫山遍野的羔羊/……一匹瀑布，卷帘而上。”（ 《穿睡衣的高原》）[3]此诗作为谯达摩的早期知名著作之一，值得探讨一二。这首诗最突出的表现在于将高原拟人化，赋予人的情态特征。说起高原一词，或许是由于青藏高原这样一个世界屋脊的存在太过于醒目，以至于平常而言，高原在人们的印象中即使不那么粗犷，也是偏荒凉寒冷的。而谯达摩则不走寻常路他在文中直接用“她”这一女性代词。并且，整首诗的用词清新自然，畅读下来，其中的温柔、慈爱、浪漫之感令人赞叹。“那些娃娃鱼的倒影开始疯狂”这一句，胡亮这样说道：“我认为，至少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讲，我们在这里目睹了纯洁而优美的性爱。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必为作者讳，也不必为受者讳。”（《短诗<穿睡衣的高原>：变性意象与拟物修辞》）[4]如此，在早已奠定全诗浪漫主义笔调的同时，还直接提及了“人性”，已然具有后现代主义的种种因素。
《穿睡衣的高原》据谯达摩自己说为赞美家乡之作，哪怕已经远离家乡，远离那样一个纯美、柔和之地。诗人也依然是一种纯粹的赞美之情，从中能够完完全全感受到谯达摩的平和之心，并未怀有其他愤懑之感。这一点，即是符合大卫·雷·格里芬所言的：“后现代精神的第二个特征是它的有机主义。在这一点上，后现代精神同时超越了现代的二元论和实利主义。与信奉二元论的现代人不同，后现代人并不感到自己是栖身于充满敌意和冷漠的自然之中的异乡人。相反，……后现代人世界中将拥有一种在家园感，他们把其他物种看成是具有其自身的经验、价值和目的的存在，并能感受到他们同这些物种之间的亲情关系。借助这种在家园感和亲情感，后现代人用在交往中获得享受和任其自然的态度这种后现代精神取代了现代人的统治欲和占有欲。”[5]
除此之外，诗中的“收割灵魂的吟唱”“去天堂度假”“升天”等等描写，就可看出其中的传统宗教哲学，即“道”。
《第一波罗蜜》这首长诗可以说是淋漓尽致地展现谯达摩诗歌观念的典型之作。整首诗围绕着谯达摩的故乡，将故乡存在的诸多事物都囊括期间，比如：村庄、稻草、火把、岩洞、钟、山枣儿、野猪、獐子、猫头鹰、松鼠、山鸡……除大量自然事物外，此诗中的人伦情怀亦是无比浓厚，除了拥有血脉渊源的亲戚之外，“我突然想起山那边、山那边、山那边的嫂子/我的嫂子/刚嫁到我们村的时候，只要炒什么好菜（比如说几片猪肉）/总不忘我去她家，吃一点儿”。[6]连相隔很远的嫂子都记得如此的清楚，而嫂子也是如此的善良。这个好菜，并非什么大鱼大肉，仅仅是几片猪肉，不是一碗更不是一块，也不忘分享，如此愈加可以看出诗人故乡那醇美的人伦情感。对于家乡的自然景物，谯达摩这样写道“光天的儿子，是的，我能控制风，而风的行踪/最终消失于敞开者的一朵花，一根草，一滴露水”，从中便可看出人与自然之间相处是那么地和谐。整首诗遣词用语无比自然、清新，充斥其间的思乡之情、浓烈的人伦之情是那么的醇美。综上，这首诗直白地透露出浓浓的人性美。
在《樱桃沟的爱情》这一首诗中，“樱桃沟的爱情从梅园开始/登上如笠亭，一二.九纪念亭/退谷亭，传说中/水源头泠然出现：‘两山相夹，小径如线，乱水淙淙……’/是的，都六百年了，即使是上帝的元宝石/也动摇不了樱桃沟的/木石前盟：你是仙柏，高七米;我是石头，高十米”[7]。此诗是谯达摩赠与其妻子温皓然的一首情诗，说到爱情，它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社会中经久不衰的长生之物，更是时时体现着人性的光辉。因此，即使是从表面粗略一看，此诗的字里行间也是表现着关于人性的倾向性。而诗中的遣词用语是完全借鉴了中国传统的文言句式，其间更是引用了《天府广记》中的一句话。除此之外，上帝的元宝石和木石前盟这两个来自东西方的典故，则是真真切切地体现了包容性和开放性这两个特点。
在谯达摩所不断追求的多元化、人性化的后现代主义的诗歌观念中，除了将人性化的特点在诗歌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外，多元化的特点实则也展现在他对于人世间诸多宗教的态度上。谯达摩在访谈中，对于“除了佛教，在诗歌中常常也会提及中国传统的道教和西方的基督教，您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其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谯达摩是这样回答的：我最近这五六年在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给本科生讲授外国文学这门课程。这门课程是央美本科生的必修课。讲授这门课，第一，需要理解佛教典籍，否则无法讲透古印度文学。第二，需要理解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根本经典《圣经》，否则没有办法讲解古希伯来文学。第三，需要理解伊斯兰教的重要经典《古兰经》，否则阿拉伯文学史就讲不好。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不懂道教和儒家思想，要想讲好中国古代文学史，显然也是不可能的。这几大宗教包括儒家学说，它们的本质是“道”。凡是宣传上述学说和思想，均可以说是传道。它们的关系表现为它们都是人间宗教，只不过度人的方法、手段、侧重点不一样而已。并且，我对于各种宗教的典籍都有所涉猎。因此，谯达摩所追求的多元化，实则还表现在他对于宗教的多元接受上。
（三）谯达摩诗歌观念中的宗教意识
谯达摩的诗歌观念大体可以用以传统宗教哲学（亦可称之“道”）为经脉，不断追求多元化、人性化的后现代主义诗歌之境这句话来概括。这就注定了其诗歌中的宗教意识是非常明显而浓厚的，谯达摩本人也说：“对于我而言，传道应该是我的天命。”因此，在谯达摩的诸多诗歌中，“道”学精神寓于其间，这个“道”的实质，正如谯达摩本人而言，它是一切宗教的本质属性，并非单指中国本土的道教。并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中国，儒释道在很早便交织在一起，他们互相促进、互相影响，就其几种宗教对谯达摩的影响而言，或许佛教是最明显的，而中国传统的“儒”“道”则是根植于其思想深处的。
对于“道”，谯达摩在《我的诗学：1999年冬天的思想》一文中，认为“‘第三条道路’的‘三’是‘三生万物’是‘三’”[8]，这本就是道学中的哲理思想了。后来又在《第三条道路：一种思想技术》一文中再次说明：“‘第三条道路’的‘三’实际上就是‘一’，都是‘道’的意思。”[9]“我们需要的道，就是‘道法自然’的道。”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浓厚的宗教意识早就根植于谯达摩的内心，并且他还将一些宗教文化直接引用为他所提出的诗歌观念中。因此，谯达摩诗歌观念中的宗教意识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谯达摩诗歌观念中的宗教意识同样还明显地表现在他的诗歌中。前文所提及的长诗《第一波罗蜜》，到了第八品“顺流而下，我的家乡离我越来越远……我感觉大地上有一块地方在等待着埋葬这一切”[10]。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出谯达摩是有些些许伤感的，但到了第九品，“重返源头，才发现源头也是空的/……惟有/金刚经/能够圆满阐释我的世界”连《金刚经》也依然到了末位，如是说道“皆大欢喜。信受奉行。”于是，谯达摩也释然了：“天黑了，不，天亮了！……此刻，但愿神圣成为我的话语”。可见，谯达摩已然给诗歌的题目找到了答案。对于这首诗，谯达摩本人是这样说的：“当时有两个想法，一是让诗与《金刚经》互为彰显；二是我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弘扬禅宗根本经典《金刚经》。”谯达摩直接将宗教经文引用于他的诗歌中，因此，非常直白地表现出他的宗教意识。
《狐狸炼丹》这首诗谯达摩写于2002年，单是从此诗的题目来看，已然是充满了玄机。狐狸这种生物自古以来在人们的心中从来都不简单，无论是传闻中上古的青丘狐族，亦或是令商纣王色令智昏的其原身为狐狸的妲己，还是无数志怪小说中魅惑人心的妖物，都不乏狐狸的身影。而《狐狸炼丹》这首诗却在传统事物的基础上，反其道而行之:“在茫茫草原，狐狸开始炼丹/首先是超度自己/燃烧的火球上下翻飞/我听说狐狸在传说中炼丹/嘴里吐着火球/火球的方向是月亮/月亮的方向是无边的孤独和黑夜”[11]。传闻中魅惑人心的狐狸并非传统中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邪性，而是正道而虔诚地在进行炼丹，过程实属不易，连“超度”都只是第一步而已，比起这种短时间就能达成的程序，其后燃烧的熊熊火球和孤独、黑暗才是长久地摧毁意志的不可磨灭的存在。在谯达摩的初心里，狐狸这种阴性的物种却是如此正道的存在。“那时我的岳父走过茫茫草原/那时我的妻子还小……千年的修行伴随着肉体起伏的地平线/而万物终于看见了晨曦，看见了光”。 在这样黑暗的时刻，谯达摩的妻子“出现”了，她与她的父亲，路过狐狸的炼丹所在地。即便“黑夜即将结束”，狐狸在这关键时刻也并未松懈导致功亏一篑，而是更多的狐狸互相传递着信仰，潜心修炼。于是，黑夜结束，晨光降临。“而狐狸终于看见了自己的本相/整个世界首尾相连/此刻我的妻子已经长大/此刻她正在构思她的蓬莱仙岛”。修炼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狐狸结束了黑暗，带来了光明，表面上看起来谯达摩对于狐狸似乎有过于夸大的迹象，但实则只是对女性，对妻子的赞美，或许，在黑夜中路过茫茫草原的妻子也正是某只虔心修炼的狐狸呢。她们的存在，令万物生辉。这种赞美女性的形态，正是一种美好人性的展现。妻子已然长大，并未停止修炼，而是构思着她的蓬莱仙岛，继续好好生活，充满希望。
整首诗亦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借助宗教，借助“道”表达了谯达摩的思想，在整个过程中，手法颇为浪漫，哪怕是经受“超度”、黑暗、孤独、烈火灼烧的狐狸，也并未过度渲染其苦楚。于是，在平常人心中看似理所当然实则却暗含贬义的意味，都不复存在，而是赋予其新的浪漫意义。
除了短诗和长诗之外，谯达摩还有很多组诗，比如《睡莲》组诗系列、《小离骚》组诗系列、《净土宗的十三位祖师》组诗系列皆体现了宗教意识。说起宗教，总是与神离不开的，而对于这个话题，谯达摩是这样认为的，他在《第三条道路（第3卷）》中引用了大卫•雷•格里芬的话——正如后现代精神既拒斥二元论又拒斥物质至上主义一样，后现代精神既拒斥超自然主义又拒斥无神论。尽管各种后现代主义者对此所作的描述略有不同，但大多数后现代主义都持一种所谓的自然主义的万有在神论，这种观点认为世界在神之中而神又在世界之中。世界的状况既不是来自于神的单方面的行为，也不是来自于被创造之物，而是来自神与被创造之物的共同的创造性。”[12]
二、谯达摩诗歌中的宗教意象
在谯达摩的诗歌中，很多地方都非常直白地透露出了他的宗教意识。最明显的就是大量运用宗教之中的事物，比如：寺、灯、水等等。通过这些意象的分析，可以直接深入通往诗人的内心，能够更为直观地感受到谯达摩诗歌创作中那浓烈的宗教意识。
（一）佛的容身之所——寺
谯达摩的诗歌中，很多时候都用到了“寺”这个字。“‘寺’,是‘侍’，之本词，本义为‘内小臣’”[13]，在最初，本是指由朝廷内侍之官居止之所及其机构名而扩大引申为朝廷内外之官居之止所及其机构名，即“官寺”义。后来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渐传播，“寺”便由“官寺”义逐渐演化出佛教徒居止及奉佛礼佛之“佛寺”义。直至清王朝灭亡，“寺”之词义为“佛寺”义所专。而谯达摩诗歌中的“寺”，即佛的容身之所——佛寺。
谯达摩的很多诗歌中，是直接以各个佛寺的名字作为诗歌的题目。比如《塔尔寺》，“一双凉鞋/一条短裤/一件T恤/塔尔寺/我来了一盏酥油灯/一排转经筒/一些莲花山/塔尔寺/我走了无论我走到哪里/塔尔寺/我都是你的/肉身塔”[14]。这首诗仿佛只是游览之作，粗看很是简洁，但仔细琢磨一番，韵味屹然其中。到之塔尔寺之前，“我”身着简单，不过是一双凉鞋、一条短裤、一件T恤，到塔尔寺之后，“我”亦没有带走些什么物质，酥油灯、转经筒、莲花山“我”都看过了，感知了他们，所以，“我”走了，来去都如白云般自由灵逸，来去二字本就是一对互相依存的词，颇有哲学意味。此诗精妙之处在于最后一段，谯达摩直抒胸臆——“无论我走到哪里/塔尔寺/我都是你的/肉身塔”，来来去去，天地如此广阔，物质的塔尔寺岿然不动，但塔尔寺所承载的精神，早已贮存于“我”的体内，游走于苍茫世间，“我”与塔尔寺其实就是一体的，肉体和塔尔寺，实则都是“佛”的容身之所。所以，这首诗直白明了地表明了谯达摩所信奉的宗教。
《卧佛寺印象》这首诗同样是直接以寺庙名称为诗歌的题目。“这是火焰海棠……卧佛卧了一万年/这是火焰海棠，这是红玉海棠/一万年后/海棠是火焰，海棠是红玉”[15]。这首名为《卧佛寺印象》的诗，毫无疑问是一首非常具有诗人个人意识的诗，所谓印象，即事物个人加工留存于脑海中的形象。此诗用了反复的手法，多次介绍卧佛寺此刻的海棠，并且多次用“我发现”说卧佛想站起来，海棠被风吹之后，竟然说卧佛已站起来。这一切实则是谯达摩强烈的主观意识在表达，于是，卧佛寺、“我”的灵魂、身体皆被海棠给覆盖，却不仅仅是海棠，而是佛学精神。最后再加以时间的渲染，“一万年”这样一个足以表现永恒的时间度量单位，沧海变桑田，海棠或许变成了火焰又或者是红玉，但卧佛始终是卧佛，它卧了一万年。因此，在诗人谯达摩的心中，或许万物皆会发生变化，唯有佛祖是一直留存的，佛，便是永恒。从这儿便可看出，他的宗教意识是如此浓烈地根植于他的诗歌中。
还有一首也是以“寺”为诗歌题目的诗——《致净影寺并张川兄弟》“我喜欢山我喜欢进入山的腹地……昨天离开净影寺/今天写这首诗/我知道我已经/让秋风舞/让秋雨哭/让自己/归零”[16]，从这首诗同样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出谯达摩强烈的自我意识，在净影寺中，或许是因为佛寺缭绕的氤氲香火把，“我”所遇到的一切，雨、山、酒都是不同于尘世的。因此，离开净影寺后，受到了佛祖洗涤之后，“我”也“归零”了。
谯达摩的很多诗歌其实都是与寺庙有关，最根本原因或许就在于他强烈的宗教意识。除了以上三首，其余多不胜数，在此不便列举。
（二）佛的传心之物——灯
谯达摩的诗歌中除了大量“寺”的存在之外，还多次在诗歌中使用“灯”这一意象。在佛教中，“灯”代表智慧与光明。谯达摩在书中也这样写道：“所谓灯者，心也。传灯即传心。”[17]因此，“灯”这一事物，在谯达摩的潜意识中，是有其特殊寓意的，其实就是他宗教意识的具体表现之一。
《黄昏的咖啡屋》这首诗中对于“灯”是这样写的：“咖啡屋在沉睡……另一盏灯/灯的下面/咖啡屋/醒来/而且/开始/搅拌”[18]，这首诗的里面提及的场所很是日常，但在诗人谯达摩的眼中，黄昏时刻的咖啡屋其实已然是陷入了沉睡，哪怕黑也其实还并没有来临。这首诗的精妙之处在于就在这样一个“咖啡屋”沉睡之时，灯出现了，却不是以乏善可陈的出场方式，而是“从天/而降”，充满的浪漫之感和某种哲学之义。随即，“伸出”“手”这时，极具画面感的景象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之中。那盏从天而降的灯，仿佛被人给小心翼翼地接住，然后去点燃另一盏灯，在此刻，便有种传播的意味蕴含期间。灯出现后，咖啡屋“醒”过来了，并且，开始搅拌，一切就运作、旋转起来。这首诗中的咖啡屋其实并不仅仅就是指这样一个场所，或许还有里面的人，或许其实就是代表着世界，代表着世间万物。因此，“灯”这一意象在此诗中可以说是点睛之笔，因为它本就是有着特殊的意义，从光明、智慧灯角度去理解一点也不为过。有了光明，一切苏醒过来，脱离混沌之境，而智慧实则是可传播的，这里算是呼应了诗中的“点燃”“另一盏灯”，因而，灯在此处，就是那传心之物。
“棕榈树上挂着一些灯/我点亮其中一盏/树叶低垂/此刻整个天空低垂/云层之上/日月之上/携灯漫步者/是我”[19]（《东莞奥义书之一》）这首诗谯达摩在2014年写于广东东莞，故此命名，在诗中，有一物贯穿全诗始终。就如同它的名字，“《奥义书》其实就是蕴含深刻含义的典籍。奥义书对印度古代不少宗教都有重要影响” [20]。此诗行文简短，但也颇有内涵。诗句一开篇就写道在棕榈树上挂着一些灯，传说，耶稣在进入耶路撒冷时，人们拿着棕榈枝迎接。所以在基督教中，棕榈其实是代表着欢乐的。“棕榈树上挂着一些灯/我点亮其中一盏”。这一句中，其实有虚实相接的意境，或许棕榈树是存在的，灯也是存在的，然而从现实意义上说，灯却并不是由“我“”点亮的。或者说，其实并没有点亮实体的“灯”，而是“灯”的象征寓意。后面几句，从极具空间感，并且是非常立体的，从低矮的树叶慢慢往上，天空、云层、日月接连出现，视野也随着变得开阔起来。诗中的“低垂”二字，实则很有压抑、阴郁之感，此刻的沉闷之感扑面而来。随即，灯来了，驱散了这一切。携灯漫步，多么自由、美好而浪漫，“是我”二字结束全诗，但言尽而意无穷。携的不止是灯，还有光明和智慧，漫步的时候，或许也是传道的过程。谯达摩本人在受访时说：“对我而言，传道应该是我的天命。”因此，在此处，也的确呼应了他所言。
《东莞奥义书之四》是谯达摩在2014年写于广东东莞黄旗山。“一盏灯，两盏灯……世界圆融无碍/从今天起/东莞通体透明/世界通体透明”[21]黄旗山自明代以后，便有“东莞八景”之首的美名。传说因其观音在此显过灵，故而黄旗山上的观音古庙颇负盛名。东莞民谣的第一句是“黄旗山上挂灯笼”，因为黄旗山顶有一个无比巨大的灯笼，在夜晚的东莞城区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看见它。因此谯达摩写这首诗，或许也是有感而发。这首诗在前两节颇为对偶之感，选取数字“一”“两”“三”“十”“百”“千”看似普通平常，实则很是具有哲学意味。“灯灯圆融无碍”，这么多灯，并没有杂乱无章或是过于紧簇，而是相得益彰，融洽无比，光与世界亦是如此。这里或许便深藏佛学中的“包容”一哲学。世间万物，彼此独立多彩而融洽。后面三句，“从今天起/东莞通体透明/世界通体透明”有一种号召的意味在里面，或许是谯达摩的美好祝愿和向往吧。通体透明与佛学中的要求摒弃杂尘，追求纯净是一个道理。
“灯”的意象的选用在谯达摩的诗歌中实属平常，或许就是因为灯在佛教中是传心之物，它象征着光明、智慧，这种寓意是美好而重要的，因此除了以上三首诗，还有谯达摩的很多诗歌中也有“灯”的存在，在本文中就言尽于此。但不可忽视的是，灯作为一种宗教意象，在谯达摩的诗歌中广为存在这种现象实则是体现了诗人浓厚的宗教意识。
（三）道的喻善之源——水
水乃生命之源，因而水在各大宗教中其实也寓意非凡。在中国本土的宗教——道教中，其代表人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上善若水。”古代西方提出的四元素中就有水，佛教中的四大之一其中就有水，除此之外，水还被喻为菩萨的十种善法。因此，“水”这一意象的描写在谯达摩的诗歌中也是多如牛毛。 它实则也是谯达摩宗教意识在诗歌中的表现。
《论大海》这首诗中，谯达摩于“众水之上”问道。“回忆海上日出……众水之上/我充满法喜/击大法鼓，吹大法螺，燃大法炬，竖大法幢，雨大法雨/……我试图横渡生死之岸”[22]，这首诗充满了哲学思辨之感，论大海，论证它的深邃与辽阔。或许在平常人看来这就是一个事实，是不需要论证的。但在诗的最后，才恍然大悟，或许论证的并非普通意义之上的深邃与辽阔，因此，才需要“我”试图横渡生死之岸。在诗的第二节，“上善，若水”这四个字直接借用老子的话，“他迷人的，曲径通幽的，海岸线/直抵道的本源”，说明通往道的本源的途中，就如同曲径通幽的海岸线般，道阻且长，不是简单就可抵达的，在这一句说，其实也充分说明了谯达摩自己也向往抵达“道”的本源的。于是，他化身为海鸥，问道于世界上最低之处的大海，不断盘旋在众水之上，谯达摩也知晓，“水”就是最大的善，因而，他并不畏惧水中的龙、鲨鱼、海盗、渔网。就如同诗的结尾所言的那样，“我论证大海，我试图横渡生死之岸”因而，“我”是那么地坚决，连生死也不惧怕，更不会去执着珊瑚了。或许是问道之虔诚，在众水之上不住地飞翔，“我”或许是参悟到了些什么，于是，“我充满法喜/击大法鼓，吹大法螺，燃大法炬，竖大法幢，雨大法雨”。也明白了“海角”即“天涯”。整首诗中，谯达摩的问“道”之心昭然若揭，大海本就是由一望无垠的水组成，又不断在徘徊于众水之上，因而，归根结底，“水”在全诗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雾》这首诗同样涉及到了“水”这一意象。“死缠/烂打/而世界/如如不动/缠来/缠去/打来/打去/受伤的/只能是自己/雾啊雾/你的本来面目/除了水/一无所有”[23]谯达摩善于运用一些看似日常简单但仔细品来又颇具匠心的词汇，“雾”本就是终日缭绕的存在，此诗却用“死缠烂打”来形容雾的姿态，形容得贴切而生动。接下来用“如如不动”来表述世界的姿态，事物常在，没有什么变化。“如如不动”本就是佛家语，面对这个一个死缠烂打的“雾”的存在，依然以随缘与平静的心来对待。在这样的存在的面前，受伤的只能是自己。最后为雾而感到感叹，有中若隐若现的无奈之感夹然其中，接着揭示雾的“本来面目”是“水”，并且强调，除了水，一无所有。这首诗看似在写雾，但雾或许只是一个符号，雾并不单指“雾”，或许另有深意。一般来说，“死缠烂打”是个贬义词，因此，雾所代表的，或许就是那些宵小邪恶之物，“世界/如如不动”或许就暗指正义无所畏惧，对邪恶亦不妥协。在最后直接点明“水”的存在，或许亦指除了善，一切皆不会永恒地存于世间。水，即善之源。
《睡莲》组诗中的第九首也直接表明了“水”的重要性：“如果抽掉水，……所有的沙滩将堆满苍白的盐，苦涩的盐”[24]这首诗是《睡莲》组诗中的第九首，采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并用的形式。在诗的一开篇便用开门见山的方式，说明如果抽掉水之后，对“你”和对“我”所造成的后果。于你而言，会“置身沼泽地”“甚至万丈深渊”，沼泽地和万丈深渊本就指黑暗之所，说明水的重要性。对“我”而言，“会找不到归宿”“找不到历史”因为水乃生命之源，它承载着生命，有了生命才会延续历史。第二三节没有明明白白地写水，但处处有水的影子。“如果湖泊倾斜过来，如果鹰/被悬崖挂住”这一句对比第一节的开门见山之感明显给人空间上的倒置感，令人心神一震。“如果抽掉经脉”也不会死去，因为，在水里，将得到修养。但如果再次抽掉水，那一切都荡然无存，尽是苍白与苦涩。
《滂沱之书》谯达摩写于北京的暴雨之中：“淅淅沥沥……我差点悟道”[25]这首诗更为简短，运用了两个重复的拟声词，模拟出下雨之感，却并非暴雨之狼狈，反而充满欢快与童真。头暴露于持续不断的雨中，脚被水给覆盖，一身的雨水，并没有觉得倒霉，而是充满了生命的美感。这就是谯达摩对“水”的态度，在谯达摩的心中水并不仅仅是水它。在雨水中，并未想着尽快逃离这狼狈之景，反倒是仿若有些许的遗憾，差点，就悟道了啊。从此处也可看出，谯达摩对于“道”的追求以及宗教意识在他脑海中的根深蒂固。
综上，单从意象这一块来说，类似像寺、灯、水这一类体现宗教意识的事物还有很多。因此，谯达摩的诗歌中存在浓厚的宗教意识这一段是无可非议的。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对于各种人间宗教皆有所涉猎，但他认为最究竟、最圆满的还属佛家文化。因此，在谯达摩的作品中，弘扬佛家文化的要更多一些。也或许正是因为佛家文化中的包容性，他在1999年12月“盘峰论争”之际，高举“第三条道路”这样一个倡导包容、多元与独立的旗帜。
三、“第三条道路”与宗教意识
“第三条道路”是在1999年“盘峰论争”之后提出来的，谯达摩作为“第三条道路”的领军人物。他所提出来的观点对于整个“第三条道路”理论塑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之所以选择第三条道路”，实则与他一直以来所秉持的诗歌创作的观念有关，直白来说，跟他一直以来存在于他头脑中的宗教意识是有着非凡关系的。
（一）“第三条道路”
在“盘峰论争”会议上，“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双方各执一词，以自己的诗学观念和价值立场大肆否定对方。“知识分子写作”群体强调的是诗歌写作中的知识、智性因素。而在“民间写作”群体看来，诗歌写作应强调本土经验与叙述的客观化，并注重语言的口语化。[26]这场论争使得双方问题暴露无疑，就在大家还沉浸在盘峰会议热闹的余波中之时，“第三条道路写作”悄然发展壮大起来。1999年底，谯达摩、树才、莫非各自写下重要的诗学文章：《我的诗学：1999年冬天的思想》《反对秘密行会及其他》《第三条道路》，明确提出“第三条道路写作”诗学口号，并于1999年12月出版发行了《九人诗选》，标志着“第三条道路”的兴起。
“第三条道路”本来是一个西方社会学的概念。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用它来指称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27]它是基于社会政治派别中的“左”与“右”而提出的一种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半个多世纪以前，“第三条道路”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其基本思想形成于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后期稍成规模。在半个多世纪以后，中国诗坛出现“第三条道路”，这其实也体现了历史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因此，从其命名上，即可看出“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姿态，它旨在否定“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长期以来争论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状态。
对于“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内涵这个问题。莫非提出第三条道路“是‘单独者’，是单数的复数”；树才认为是“多元，即差异，即独立，即无领袖欲，即尊重对手，即‘不结盟’”；谯达摩说“三”是“三生万物”的“三”。他认为“第三条道路写作”是历史的选择，在这个市场经济时代，由于人文精神的退守边缘，导致“人性写作”普遍贫乏。“第三条道路写作”之所以作为历史选择的产物，是因为它首先通往伟大的人性。谯达摩在《第三条道路，或曰21世纪中国新诗的开端》这篇文章中总结的“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几个特征：“第一，倾向性。‘第三条道路写作’没有统一的行动纲领，而且它也不可能有统一的行动纲领……当然，就目前积极从事‘第三条道路写作’的情况看，它肯定也有自己的倾向性。它将反对文化霸权主义与文化专制主义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试图建立自由的写作方式，并指向人性。第二，独立性。‘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倾向性决定了它的独立性。这里说的独立性，既指‘第三条道路写作’的独立性，它将努力排除外来的各种干扰因素，也指‘第三条道路写作’诗人的独立性……也就是有一千个诗人，就应该有一千条道路。第三，包容性。这里所说的包容性，我想应该是指‘第三条道路写作’对于一切文化遗产的态度……不论是中国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当代的，还是外国的，‘第三条道路写作’都持积极的态度去对待它们，即使对于‘知识分子写作’及‘民间写作’的成果也是如此。既不搞纯粹的民族主义，也不搞纯粹的民族虚无主义。第四，开放性。……无论是写作姿态还是写作方式，它都是开放的……第五，别了，启蒙。……在路上，这是每个真正的诗人的诗歌状态，也就说明探求真理的艰巨性与复杂性。”[28]
“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出现作为一股清新的力量，以包容、多元、开放的姿态登上了当代诗坛，瓦解了“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僵化状态，力图实现“当代诗歌写作多元化趋向的客观存在”。“第三条道路写作”自1999年诞生以来就不断发展壮大，在其之后的年月里一直持续不断地出版既有诗歌理论又有诗歌文本的书籍，一直到2013年底才结束。谯达摩作为“第三条道路写作”的领军人，林童在《第三条道路论纲》中是这样评价他的：“谯达摩的伟大贡献在于——他以他具有独特风格的诗歌实践和理论实践，以及敢于承担的无所畏惧的勇气，成为‘第三条道路写作’的领军人物，还找到了切实可行的合作者。”[29]
除此之外，谯达摩在《第三条道路：一种思想技术》中说：“‘第三条道路’的诞生过程，其思想观不是基于实证主义的确定性，而是基于实用主义的怀疑，这一怀疑来自基于人类经验和精神历史而非元叙述主题的任何决策。所以，‘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出现实际上标志着一种开放的、动态的、具有创造性的后现代范式‘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真正确立。”[30]并明确地说：“第三条道路是中国的后现代主义。”[31]虽然谯达摩后来说“‘第三条道路写作’这个诗派并不足以承载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诗学之魂”并在2013年出版了《智者喜宴：第三条道路经典诗人作品集》，以此作为“第三条道路写作”流派的最后一本书来划上一个句号。但谯达摩并未放弃对于多元化、人性化的后现代主义诗学的追求，在2016年6月9日，农历五月初三端午节，与其同人创立了“北京诗派”，以《和平》杂志为承载，旨在打造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诗学。而现今，谯达摩秉持着以传统宗教哲学（亦可称之“道”）为经脉，不断追求多元化、人性化的后现代主义诗歌之境这样的诗歌观念，还在继续属于他的旅程。
（二）谯达摩“第三条道路”中的宗教意识
谯达摩在《第三条道路，或曰21世纪中国新诗的开端》这篇文章中总结了“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几个特征：倾向性、独立性、包容性、开放性。其中，这里面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很明显地体现出了佛家的思想。谯达摩在访谈中，对于“您作为“第三条道路”诗歌流派的领军人物，您曾经明确指出：第三条道路的三，是“三”生万物的三，旨在说明其多元性和包容性，是否也是受长期以来的宗教意识的浸润？”这个问题，更是直白承认：“是的。第三条道路写作”是相对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而言。多元性与包容性，对于我们这个世界而言，几乎比什么都重要。世界史上的无数悲剧，本质上是因为缺少多元性和包容性，一言以蔽之，缺少慈悲。我曾经反复阐释“第三条道路”的“三”字是“三生万物”的“三”，实际上就是“道”，因为只有道才能生万物。而道的两翼，一为智慧，一为慈悲。目前我正在与朋友们共同打造的中国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北京诗派”，也是这一理念的继续，即大力提倡和践行多元性和包容性。
谯达摩在叙述“第三条道路”写作的诗歌观念之时，最初就引用了老子的观点——三生万物，谈到：“第三条道路的‘三’是‘三生万物’的‘三’。”[32]后来又在《第三条道路：一种思想技术》一文中再次说明：“‘第三条道路’的‘三’实际上就是‘一’，都是‘道’的意思。”[33]“我们需要的道，就是‘道法自然’的道。”从这里就可看出，谯达摩那异常浓烈的宗教意识，根植于他内心深处的宗教意识早已深入其骨髓血液中，因此，他早在“盘峰论争”时便高举“第三条道路”的旗帜，并将这种宗教意识作为一种根基纳入“第三条道路”诗歌理论中。谯达摩在具体阐述“第三条道路写作”之“道”时，引用了他和李岱松在《新诗界》共同倡导的“新诗界革命”所提出的“六条主张”，其中第一条和第六条：主张诗人应该关注现实，欢迎体悯众生内心和高奏真理强音的作品；主张诗人（诗评家）都是兄弟，诗人更应该有胸怀、有风度、有境界，更应该宽容、理解和尊重，精诚团结，切磋诗艺，创作出真正的大作品，共同推进中国新诗的发展。这两条其实也与佛教里面所倡导的悲悯众生、包容思想相通。
综上，在谯达摩所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写作的观念中，宗教意识赫然屹立其中，无论是直接将道家的文化观点引用作为“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机身，还是“第三条道路”里面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实则都非常明显地表明了谯达摩所提出的关于“第三条道路”中的宗教意识。
结语
总的来说，自谯达摩最初以“达摩”二字为名，便可确定他对于宗教的姿态。加之他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儒释道”的精神早已根植于他的血脉之中。而后，通过他个人的人生经历，对于各家宗教也有所接触，对此，他皆采取开放、多元、包容的态度对待。因此，他高举“第三条道路”写作这个大旗亦不足为奇。除了他的诗歌理论之外，他本人创作的诗歌中亦以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以“传教”的思想来理解也恰到好处，这种自觉地对于传统宗教哲学中优秀思想文化的传承，是值得肯定的。除此之外，他作为“第三条道路”写作的领军人物，瓦解了中国诗坛20世纪九十年代的关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僵化状态，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前文以用以传统宗教哲学（亦可称之“道”）为经脉，不断追求多元化、人性化的后现代主义诗歌之境这句话来概括谯达摩的诗歌创作观念，一直以来，他本人也的确以此为潜意识中的宗旨践行着，因而，他的诗作也染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这在整个诗坛上来说，亦是一道独特的光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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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本次毕业能够顺利完成，并非我一人的功劳。在2018年底，非常幸运地成为周航老师的指导学生。从开题报告到如今毕业论文的完成，一路上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所幸得到了周航老师的耐心指导。最初，在我纠结论文选题的迷茫期，是周航老师给我指明了论文研究的方向，即诗人谯达摩的诗歌。而后，在资料搜集阶段，周老师为我提供了诗人的联系方式，从而为我论文后续写作提供了可能性。在开题报告期间，周老师多次召集小组全体成员开会，在这个过程中，帮助我们再次分析论文题目，细化论文大纲以行文方向。正是因为周老师的严格要求，我的初稿在2019年的元宵节便得以完成。在初稿的修改上，周老师更是在内容上为我提出了大量可行性建议，使得文章更具理论深度和逻辑关系。周老师在指导期间，一直秉持着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这些可贵品质，也深深地影响着我。在此，我向周航老师表达我最诚挚的感谢。
除此之外，我还要感谢诗人谯达摩先生，感谢他对我毕业论文的大力支持，为我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资料，让我的论文写作得以顺利开展。
江霞
2019年5月16日
附录 诗人访谈
（时间：2019年1月22日 方式：通过微信访谈）
答江霞问
谯达摩
1.您最初是在何时接触到佛教的？
答：2002年以后，我才开始接触佛教。在此之前，我几乎不了解佛教。2006年前后两三年，我开始遍览佛教典籍。
2.您是在什么时候更名为谯达摩的？其真实寓意是什么？
答：我姓谯，名伟，字达摩。达摩作为我的笔名，开始于1992年。当时用笔名达摩，没有去考虑它的真实寓意，只觉得这个名字大气，神气，与我的姓谯字连在一起，更是大气磅礴，神气非凡。直到后来我了解佛教和研究佛教之后，才知道当初自己用“达摩”作笔名，是多么的狂妄。不过，这也说明我与佛教的甚深因缘。“达摩”，梵语音译，这个词译成汉语是正法的意思。因此，我的名字谯达摩至少会让人联想到如下3个意思:（1）联想到佛祖的名字乔达摩·悉达多；（2）联想到中国禅宗初祖菩提达摩祖师；（3）正法。
3.您如何看待佛学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答：佛学包括三藏，即经藏、律藏和论藏。如果我们深入三藏，我们会震惊于它的博大精深与究竟智慧。而生活需要智慧。对于我现在而言，佛学与生活正在逐步统一起来。
4.您的诗歌中常常有比较明显的自我意识，具体表现为：“我”与佛祖的对话。那么，在现实中您是如何看待自己与佛祖的关系的？
答：“九叶”诗人杜运燮先生去世之前，我去看过他。当时杜先生显得非常瘦弱。这一幕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因此，我开始偶尔思考关于死亡的问题。于是，我自然而然地逐步深入各种宗教典籍。在世界几大著名宗教中，佛教的典籍是最多的，我认为也是最究竟、最圆满的。所以，我开始一点一点走近佛陀，走向大智慧。
5.据我所知，您不单纯是信奉佛学，在诗歌中常常也会提及中国传统的道教和西方的基督教，您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其本质是什么？
答：我最近这五六年在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给本科生讲授外国文学这门课程。这门课程是央美本科生的必修课。讲授这门课，（1）需要理解佛教典籍，否则无法讲透古印度文学。（2）需要理解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根本经典《圣经》，否则没有办法讲解古希伯来文学和早期基督教文学。（3）需要理解伊斯兰教的重要经典《古兰经》，否则阿拉伯文学史就讲不好。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不懂道教和儒家思想，要想讲好中国古代文学史，显然也是不可能的。这几大宗教包括儒家学说，它们的本质是“道”。凡是宣传上述学说和思想，均可以说是传道。它们的关系表现为它们都是人间宗教，只不过度人的方法、手段、侧重点不一样而已。
6.您的家乡与中国五大佛山之一的梵净山同属贵州省铜仁市，从地理渊源上看是非常紧密的，您是否从小就受其佛教文化的影响呢？
答：我的家乡有贵州省最大的河流乌江，有贵州省最高的山梵净山。这一山，这一高耸云霄的山，这一水，这一波翻浪滚直扑长江的水，它们共同构成了我的童年世界的记忆，或者说共同构成了我的灵魂本色。梵净山作为弥勒佛的道场，上有金顶、古刹和万卷书，下有茫茫原始森林。梵天净土，绝对名不虚传。我登过几次梵净山，可以说佛教对我的熏陶是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
7.您作为“第三条道路”诗歌流派的领军人物，您曾经明确指出：第三条道路的三，是“三”生万物的三，旨在说明其多元性和包容性，是否也是受长期以来的宗教意识的浸润？
答：是的。“第三条道路写作”是相对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而言。多元性与包容性，对于我们这个世界而言，几乎比什么都重要。世界史上的无数悲剧，本质上是因为缺少多元性和包容性，一言以蔽之，缺少慈悲。我曾经反复阐释“第三条道路”的“三”字是“三生万物”的“三”，实际上就是“道”，因为只有道才能生万物。而道的两翼，一为智慧，一为慈悲。目前我正在与朋友们共同打造的中国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北京诗派”，也是这一理念的继续，即大力提倡和践行多元性和包容性。
8.您希望通过修行，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或者说，通过修行，什么样的状态才是觉得理所应当的？
答：从“事业”这个角度而言，迄今为止我做了3件事:（1）从1999年至2013年，我为创建“第三条道路写作”这个诗歌流派付出了很多。至于这件事做得怎么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2）从2010年至2017年，我为孔子和平奖奔波了整整8年。至于这件事到底做得怎么样，同样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3）从2016年至今，“北京诗派”已经运行两年多了，作为一个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的轮廓已经初步成型了。未来到底怎么样，我决定顺其自然。通过这3件事，实际上不知不觉已经展开了我此生的修行历程。不知不觉，总是若有所悟；当然，也是不知不觉，我的两鬓已经斑白，韶华已逝。
9.在您的诗中引用了不少佛经中的原文，它与诗的关系是什么？
答：16年前，我写过一首长诗《第一波罗蜜》，采取的写作策略是:写一段诗，马上按顺序植入一段《金刚经》，如此不断展开，最后我把《金刚经》全文，全部植入我的长诗《第一波罗蜜》里。当时有两个想法:（1）让诗与《金刚经》互为彰显；（2）我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弘扬禅宗根本经典《金刚经》，包括利用我的长诗创作。而前几年我创作的长诗《刀锋十八拍》，则主要是为了参悟《圣经》。
10.您在诗歌中经常用到“山”“群山”这个意象，是有什么特殊的寓意么？
答：我的家乡贵州几乎全部都是山，山上是山，山下也是山，山连着山，山套着山。在家乡贵州，无论你走哪条路，前方不远处都是“一山放出一山拦”，无穷无尽。所以，“山”，“群山”，这些词进入我的诗是非常自然的，不一定有什么特殊寓意，当然也不一定没有什么特殊寓意，比如我的短诗《穿睡衣的高原》，无论你怎么读，其挥之不去的特殊寓意都会层层包围着你，层层环绕着你，无穷无尽，无休无止。
11.您认为您一直以来所践行的诗歌观念是怎样的？
答：不断突破现代性，不断抵达后现代主义诗歌之境。
12.“第三条道路”到目前为止虽然已经结束，但它持续十几年之久，对此，您认为它对您现今的创作是否依旧发挥着某些方面的影响？除了您本人之外，您认为“第三条道路”对于整个当代诗坛来说有无持续性的影响？
答：“第三条道路写作”作为一个诗歌流派的影响力，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对于我而言，“第三条道路写作”就是一只船，我的目的是过河。既然已经过了河，就应该弃船登岸，而不能扛着船登岸。至于这只船在当今中国诗坛到底拥有多大的影响力，对于我而言，已经不重要了。此刻我的前方是另一片大海，为了泅渡它，我已经打造了另外一个方舟——“北京诗派”。凡事都有始有终，研究“第三条道路写作”这个艰巨的工作，现在和未来都属于与它有缘的诗评家、诗歌史专家、诗歌理论家。
13.由于您的诗歌中大多有寓意非常深刻的“道”，“传道”算是您的初衷吗？还是只是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
答：《金刚经》里说:“一切法都是佛法”。传道，需要与时俱进，需要看对象，不能硬来。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我认为，高等教育，传道应该排在首位；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授业应该排在首位；而基础教育，解惑应该排在首位。对于我而言，传道应该是我的天命。
14.有人曾说：“若用一棵大树比喻，道家是根，儒家是杆，佛家是花。”对于这句话，您是如何理解的？在您看来，佛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是怎样的？答：儒释道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根”、“杆”、“花”的比喻，虽然很形象，但并不准确，甚至大谬。如果我们肯定道家是根，儒家是杆，佛家是花，那么，我们的意思就是儒家和佛家是建基于道家之上。这一说法，显然是错误的。至于佛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也要看在什么时候讨论。如果放在现在来讨论，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互相影响、互相借鉴、互相推动，等等。比如中国禅宗，就是佛学与道家思想的结晶。要理解禅宗公案和禅宗思想，我们必须懂得老子和庄子。只有懂得庄子的心斋、坐忘和朝彻的境界之后，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禅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