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八团上海知青《青春在远方》作者合影。

牵挂队友“老国保”

叶俊泽

2011年，我的准花甲之年，怀旧的情结愈发浓重，经常会想起过去的往事，尤其是怀念四十多年前，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八团一营工作和生活的那段日子，特别是放不下对我的北大荒荒友——“老国保”的“牵挂”。他是我1973年3月至1975年初，在一营电影放映队共事的“哥们”。

俗话说，“雁过留声，岁月留痕”。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往事的经历便似奔腾的江水滚滚涌来，穿越时空，仿佛又回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和“老国保，”一起在营部放映队共同工作和生活的时光。

那时，我们放映队共有四人：我是来自五连的上海知青，“老国保”来自六连的北京知青，姚中平是来自五连的哈尓滨知青，还有七连的当地知青王江。王江长我们一至两岁，是队长也是我们的师傅。中平年长我几个月，“老国保”最小。我们都是二十啷当岁的小青年，充满了青春活力，但性格各异，情趣也各不相同。下连队放电影时，我们四人经常两人搭档并“交叉”换位。

“老国保”是一个性格内向、个性特别的“大男孩”。他经常会面对一件物品发呆，或者看着一样东西冥思苦想。他话语不多，很少主动跟人“搭讪”；他“与世无争”，从不和他人计较“得失”；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子承父业，画的一手好画，经常在下连队放电影的间隙画人物速写和创作版画。当然，他也给我画过肖像，可惜我嫌他给我画的丑，私下里把画纸给揉吧揉吧扔掉了（现在想想真够后悔的）。他的套色木刻版画《骤雨欲来》，还曾被推荐参加兵团举办的绘画展览。记得这幅作品描绘的是，乌云压顶，暴雨即将来临，着草绿色军装的兵团战士在麦场上正紧张地用毡布遮盖麦囤。

那时候，我们朝夕相处，情同手足，经常一起下连队，在同一桌吃饭，同一炕睡觉，尽管彼此话语不多，但工作与生活相当协调。

“老国保”的父亲原是新四军的一位文艺工作者，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画家，（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为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的教授。）“老国保”的母亲原是新四军的医务工作者，是参加过解放战争淮海战役的上海人。

由于“老国保”的母亲是上海人，他父亲也曾在上海念书四年，会讲一些上海话。受家庭氛围的影响，“老国保”能听懂上海话，也多少会讲几句北京腔的上海话。大城市知青的生活习性，加上语言沟通的特殊性，使我俩走的比较近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有绘画技术，我比较喜欢“舞文弄墨”，写点宣传报道之类的小块文章。营部宣传干事老赵就交给我们一个任务，让我们在放电影前用放幻灯片的形式做宣传。这样，我写文字稿，“老国保”在玻璃片上绘画，两人默契配合制作幻灯片。两人合作期间，他时不时会蹦出一串北京腔的上海话：“乡下人，到上海，上海闲话讲勿（不）来，米西米西吃咸菜”，逗的两人直乐，而旁人因听不懂而觉得莫名奇妙。后来猜想，大概是因为“老国保”的父母亲在“老国保”幼年时教他说上海话常用的一句话吧。

“老国保”的父亲非常疼爱自己的儿子，在“老国保”五、六岁时就教他画画。“老国保”到兵团后，他父亲经常写信敦促“老国保”寄画稿回去让他点评并回信加以指点。他父亲还曾专程从北京到北大荒来看望过他。很可能是“老国保”一想起他父母亲，就情不自禁地脱口说出这些“上海闲话”来。

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在1973年初冬，我和“老国保”一起在师部举办的电影放映培训班学习。六营的一位姜姓朝鲜族放映员非常羡慕“老国保”的绘画，经常要缠着“老国保”教他画画。由于我们的电工知识极其匮乏（因“文革”，根本没学过物理课程），“老国保”为补物理基础知识而没时间教他，就一再拒绝他。这位朝鲜族放映员不死心，就想了个招。他抓住“老国保”胆小的弱点，在晚上熄灯睡觉时讲使人害怕的鬼故事，吓的“老国保”整夜睡不好，第二天只好教他几下画画的窍门。

也许，就是因为“老国保”的胆小和个性特别的弱项，无意中的他逐渐也把自己封闭了起来。

1974年底的某一个日子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老国保”突然变得怪异起来。他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放汽油发电机（停电时发电放电影用）的草房小隔间里，白天睡觉，晚上一个人起来点着煤油灯闵思苦想，他茶饭不思，寝食无律，隔几天到食堂买几个馒头，靠着啃冷馒头就白开水度日，别人怎么劝说也无济于事。起先，我以为他在构思绘画作品（他曾跟我说过，大凡有名望的画家在创作时就会出现这种怪异的现象）。可是后来发现不对劲了，他一个人在草房小隔间里划起了火柴，我去劝他，他反而要跟我“干仗”。

我们害怕汽油碰到火星把草房点着引起火灾，更怕他发展下去会患精神方面的疾病，就立马将这种情况报告了营部领导。

这时已临近春节，营部领导决定，利用我回上海探亲的机会，让我顺便拐道北京，将“老国保”送回家交给他父母。

为了顺利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我就找六连的北京知青马家骥帮忙，约他一起和我们同行。为了路上进出火车站方便顺利，我特意在营部开了“护送病号”的介绍信，以避开正常检票时人多拥挤，把我们挤散和避免“老国保”在路上“犯病”出现意外。就这样，我们一行三人从营部先坐汽车到福利屯火车站，然后转乘到佳木斯的火车，再从佳木斯转乘到天津的火车，最后从天津坐火车到北京。一路上担惊受怕（时值节前知青回城探亲高峰，担心转乘时买不到车票，担心“老国保”路上出现意外），吃不好，更睡不稳当（起先，在佳木斯赴天津的火车上，我们仨连一个座位都没有，后来与几个宁波知青商量，总算匀出一个座位給我们三人轮流坐，即便是坐在硬座上也根本无法睡，因为我担心“老国保”会发生特殊情况），就这样，折腾了三天两夜，总算在第三天的下午平安到达北京，这时，我们仨个个睡眼朦胧，精疲力尽。

那是我有生已来第一次来到祖国首都北京，人生地不熟，多亏马家骥指点，转乘公交车到达了朝阳门外呼家楼小区“老国保”父母亲的家，已是傍晚五点多钟了。由于事先我们没有告诉他父母（当时根本没有网络，电话也不像现在普及，写信也来不及在我们之前到达）。“老国保”的母亲见到我们感到非常意外，一方面是非常好客，另一方面为了了解个中原因，再三留我吃晚饭并住在他们家。我们在他家洗完澡吃完饭后，“老国保”父亲也回来了。于是，我原原本本把“老国保”在北大荒发生的事情向他进行了汇报，并且给他看了介绍信（遗憾的是，我没有在营部医院让医院出具“老国保”病情的证明，或许当时情况下医院也不会出具这样的证明，毕竟我当时还十分年轻，没有社会经验，不知道怎样妥当处理这样的事情）。当时他们根本不相信这个情况，特别是“老国保”自己本人根本不承认自己的“病情”。

往事如烟，三、四十年来，岁月的沧桑和世态的变故，也淡化了我的一些记忆。加上当时年轻，不黯人情世故以及路途劳累，现在也记不清后来是怎样说服他们要给“老国保”去看病，抑或当时就根本没说服过他们，也记不起后来是怎样离开他们家的，（好像第二天“老国保”父亲让“老国保”陪我在大栅栏玩，还带了个照相机，可我哪有心情让一个“病人”陪我玩啊。下午，我提了行李让马家骥带我去他家，走时也未跟“老国保”的父亲打招呼）。直到1975年的5月份，我到上海为营里购买轴承回到营部时，王江师傅告诉我，“老国保”的父亲来这里已为“老国保”办理了病退手续，我听了后悔，回营部晚了两天，以至于错过了与“老国保”父亲见面和了解“老国保”真实情况的机会。

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加上工作和生活的忙碌，使我无暇再顾及要了解“老国保”的真实情况。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岁月的年轮转到了2008年7月。我利用参加哈工大校友聚会，在师兄姚中平的陪同下，又回到了阔别三十多年的第二故乡，现在的黑龙江农垦总局红兴隆管局友谊农场一分场五队，看望了曾经工作和生活的地方；看望了曾经相处并给过我很大帮助的父老乡亲和兄弟姐妹；特别是在营部看望了我们的师傅王江队长。在中平师兄的周全安排下，也见到了后来接替我们在放映队工作的师弟小米。师徒相见，师傅很是激动，激动之余，他提到了“老国保”，并委托我要设法了解“老国保”的情况。

2010年7月，我和五连的部分上海知青，会同师兄姚中平，还有五连的部分哈尓滨知青，再次回到我的第二故乡，在与故乡的父老乡亲见面的同时，又一次拜见了我们的师傅王江，在聚会的餐桌上，王江师傅再次深情地提到了“老国保”，并一再叮嘱我要设法找到“老国保”，了却他对“老国保”的牵挂。

这样，师傅的牵挂再一次勾起了我对“老国保”的思念与牵挂，说老实话，三十多年来，自己真有N次机会到北京出差，也想过要设法去找“老国保”，但毕竟已过去三十多年的时间，当时也没记下他们的住址，就是记下了，他们还会住在老地方吗？或许他们还住在那里。但时过境迁，不知道门牌号码几层几室，怎么个找法。更担心的是，“老国保”精神上的问题不像其他病人，会不会见了我已不认识，如果将这种情况告诉师傅，反而会让他伤心；或许他已完全恢复正常，而见面以后是否会勾起他对发病时的记忆，引起他“病情”的复发……。复杂矛盾的心情一次次打消了我去找他的念头。

2011年7月末，在与工大同学一起去新疆喀纳斯湖景点游玩的大巴上，我突然想起了一年前此时此刻王江师傅的嘱托，左思右想，觉得还是要找机会去了解“老国保”的情况，否则无法向师傅交代，给自己也会留下遗憾。经过一段时间的冥思苦想，我决定采取“迂回战术”，先托人设法从外围了解他父亲阿老先生的情况，通过他父亲再详细了解“老国保”的情况。于是我把寻找“老国保”的设想跟在北京工作的一位同学说了，请她帮忙到学校离休干部管理办公室（“老国保”父亲是离休干部）打听阿老先生的情况，并索取联系地址和通讯方式。

新疆之行回沪不久，喜讯传来，说阿老先生虽已90高龄，但仍健在，且与儿子儿媳妇仍然住在原来的地方呼家楼，但为了安全起见，不便提供具体的家庭住址和通讯方式。

这下可好了，阿老和儿子儿媳住在一起，说明“老国保”的情况不会如想象的那么不好，而且他已成了家，至少证明他的身体和精神是健康的，只要他们还住在原来地方，我一定有办法找到他们。

2011年12月30日，我到北京参加中航工业集团公司技术基础研究院召开的会议，那天，北京的天气真冷，风也大，但寒冷的天气丝毫撼动不了我寻找三十多年前的兵团战友、放映队“哥们”“老国保”的热情。

我坐地铁10号线来到呼家楼地区，先找到警署，向民警打听，再找到呼家楼居民居住小区，然后辗转来到呼北社区服务中心。几经周折，最后在社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终于和“老国保”的夫人取得了联系并由她把我领到了“老国保”父亲的家。

在呼北社区服务中心，通过那里的工作人员，我了解到：“老国保”的母亲已经过世。“老国保”和他父亲多亏了“老国保”夫人的照顾。“老国保”夫人是阿老的学生，因为跟阿老学画，认识了“老国保”，后来就与“老国保”成了亲。阿老和“老国保”父子俩家务事啥都不会做，平时两人的衣食起居都靠她张罗，所以家庭内外大小事宜都由她料理。

在去“老国保”父亲家的路上，我和“老国保”夫人一边走一边聊。得知，“老国保”病退回京后，受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照顾，被安排在学院图书馆工作。后来，工艺美院合并到清华，因上班路程远，国保办了内退手续，一方面在家陪伴他的父亲，一方面在家继续从事绘画艺术。他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结的婚，儿子已快三十岁了，在广东顺德与人合作创办企业。他们一家生活的都很好。他们还在北京近郊买了新房，装修的也很好，只是爷俩在这里生活习惯了，不愿去那儿住。

我依稀记得“老国保”家原来住底楼。可国保夫人把我往楼上带。一问才知道，学校给阿老落实政策，他们早就搬到了三楼。现在阿老和儿子媳妇对门各住一套，住的宽敞，照应也方便。

那天，和“老国保”和他父亲见面的情景到现在还历历在目，使我难以忘怀。

“老国保”在他父亲住房的客厅等我，他父亲在画室作画。进门前的瞬间，我一阵激动，心脏突然“砰砰”急剧地跳动起来。京城一别三十多年，又费了那么多周折才找到曾在北大荒一起朝夕相处同甘共苦的兵团战友，现在马上要见面了，我能不激动吗？可是，理智马上告戒我，不能激动，不能因我的激动而带起“老国保”的兴奋，万一他“病灶”还在，引起麻烦的不好后果，我可要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我马上暗示自己“镇静、镇静！”，竭力稳住了自己的情绪，然后跟着“老国保”夫人迈进屋去。

记得当时进得门来，国保在凳子上起身，国宝夫人对他说：“国保，你看是谁来了，你们还认得吗”？我快步迎上前去，一边去握“老国保”的双手，一边说：“国保你好，上海小叶来看你了，一晃快四十年了，你还认识我吗”？紧接着，两双手便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我明显地感觉到“老国保”的手也在抖，我的心仍急促地跳个不停。我怕他激动难于控制自己，连忙先稳住自己的情绪。对他说：“国保，你一点没变，还是那个样子，只比以前胖了一点”。国保夫人也怕国保激动，拉着我的衣角把我引到阿老先生的画室内。她边走边说：“老爸，上海叶先生来看您了”。面对“老国保”父亲，我连忙向他打招呼：“您好，老伯，我是上海的小叶，您还记得我吗”？“记得，记得，你在我们家还住过的”。老人家虽然年已九十有二，但身体仍十分硬朗，精神和记性也都很好。

国宝夫人把阿老先生扶到厅内在椅子上坐下，示意我在沙发上坐下。“老国保”又坐回到他原先坐的凳子上。然后大家一起聊了起来。

“老国保”问我干吗来了，我告诉他出差来北京顺便来看他和他父亲，并告诉他我两次回北大荒第二故乡都见到了放映队队长我们的师傅王江。我说：“师傅和师兄姚中平都十分想念你，师傅两次叮嘱我要找到你，了解你的情况，了却对你的牵挂。”“老国保”楞楞地看着我，“是这样吗？谢谢他”。反过来，他向我问起了原来营部一些熟悉人员的情况，包括宣传干事也是我们的领导赵振宇，还有宣传报道组组长王守山大哥等等，我把我所知道的情况都向他一一做了汇报。看来他的记性还蛮好，还能记起好几个人来。

闲聊中谈到了国保的母亲，谈到了阿老在上海读书的轶事。国宝夫人提议说：“老爸，你和叶先生用上海话聊聊”。老人家笑笑，随口说了一句：“我老早（以前）勒了（在）上海读书格辰光（的时候）…….”。想不到“老国保”脱口而出：“乡下人，到上海，上海闲话讲勿（不）来，米西米西吃咸菜”。我们四人一起开怀大笑。我恍然大悟，原来，这是“老国保”“调侃”他父亲的言语啊。

我和国保聊起了近四十年前的兵团轶事；聊起了我们一起在放映队的工作和生活；聊到了黑龙江的版画和著名版画家郝伯义与廖有楷；聊到了反映北大荒知青生活的文艺作品和黑龙江兵团网；聊到了对四十多年前几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看法；聊到了同是兵团战友的姜昆；聊到了六连和九连的北京知青与温州知青的人和事；还聊到了十八团的温州知青在2010年7月他们下乡四十周年之际，包了一辆专列从温州直接开到十八团团部所在地友谊的事情……我说：“国保，你的记性还真好，你对这些都还十分了解和清楚”。国保得意地说;“那是当然，都是我自己经历过的，何况现在我还经常上兵团网呢”。看来尽管他现在仍还把自己封闭在自家住房的小圈子里，但还是通过网络了解了外面缤纷绚丽的世界，我感叹，“互联网真好，它把你我他和整个世界都联系了起来，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

我俩聊着，国保夫人拿出了一本汇集阿老和国保两代人绘画精华的画册。她让“老国保”在画册的扉页上题字并送给我做纪念。我高兴地收下了这份珍贵的礼物。

据画册的“序”介绍，阿老是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会员，中国老年画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联合办学理事长。他擅画舞台速写，长期以来，为国内外艺术团体的演出留下了丰富优美而生动的艺术形象。画册中还收录了朝鲜族《长鼓舞》、东南亚《南亚之舞》、《缅甸古典舞》等作品。阿老的诸多作品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被各大报刊竞相登载。周恩来总理生前曾对阿老说过，“你的舞蹈速写比照片要美”。阿老还是解放后第一位画毛主席像的画家。他的作品《全中国儿童热爱毛主席》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全国各地家喻户晓。他还为革命回忆录《跟毛主席长征》、《和毛主席相处的日子里》和小说《小城春秋》等画过插图。

据画册对“老国保”的介绍，国保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借不少画家在阿老家中聚会切磋画艺的机会，经常聆听著名画家如：黄胄、刘亚兰、蒋兆和、吴冠中、范曾等的画技交流，耳闻目濡，使国保对增强画艺的浓厚兴趣和提高画技帮助很大。在工艺美院图书馆工作期间，国保读了不少书，创作了很多作品，并且还随父亲一起去山东和北戴河采风写生时与国画大师吴冠中、李可染、李苦禅接触交流。他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绘画艺术，练就了非常扎实的画艺基本功。他的作品，无论是人物、花鸟还是动物，功力都比较深厚。他尤其受其父亲的亲授真传而擅长画人物速写。他画的人物速写，无论姿态、神态还是舞姿，形神兼备，结构合理，把人物的表情和造型的变化刻画的惟妙惟肖和恰到好处。另外，他还独辟蹊径，独树一帜，“专攻”国画“猫”。他的作品曾参加过中国赴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的四国巡回展。作品《猫》被国内外多家艺术机构和个人收藏。难怪已故著名花鸟画家张世简先生称：“国保为奇才、怪才乃奇怪之才也”。从画册的介绍中，使我对“老国保”的工作和生活了解了更多。

时间在闲聊中不知不觉地流逝，屋里的光线渐渐暗了下来，我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快5点钟了。于是，起身向他们告别，并邀请他们有机会到上海我的家作客，且把我的上海住址留给了他们，抄在了“老国保”的记事本上。我还告诉“老国保”，要是因为照顾年迈的父亲而不方便回第二故乡探望王江师傅，有可能的话，我们约个时间，我和中平把师傅接到北京，我们一起在北京聚会。

告别了阿老、国宝和国保夫人，来到了繁华的大街上。这时天已经黑了。社区万家灯火，街上华灯初上，我的心也是“瓦亮瓦亮”。

我找到了失去音讯三十多年的北大荒荒友“老国保”，了解了他和他父亲阿老先生的情况。他们现在生活的很好，而且“老国保”在事业上取得了那么辉煌的成就，我的心宽慰了，我对他的“牵挂”也可以放下了。

回到上海后，我立即给王江师傅和中平师兄打电话，告诉他们我找到“老国保”的消息。

2012年6月下旬，借助再次到北京出差的机会，我把王江师傅邀到了北京，一起来到“老国保”家，拜见了“老国保”的父亲，并同“老国保”相聚，了却了王江师傅的心愿。遗憾的是，中平师兄正好去日本，未能实现我们师徒四人在北京相聚的夙愿。不过，我还会和中平师兄商量，想办法创造我们师徒一起相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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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