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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外 头 条总 编 火 凤 凰 （海外）
海外头条总编审 王 在 军 （中国）
海外头条副编审 Wendy温迪（英国）
图片选自百度
王一玄：《北京诗派简史》（谯达摩论上帝的拇指）
王一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
119.2024年3月26日，《海外头条》（火凤凰主编）发表“北京诗派”下列诗人的作品（16位诗人的16首诗）：上帝的拇指《美的致敬》，蓝雪《余生》，华万里《我是春风一路向你靠近》，木子《旁观者》，张厚生《大地要取一个名洁净》，霜扣儿《你的姐姐在哪里》，花萼《沙砾》，皇甫芳《游乐场》，朱赤《水渍》，韩兰娜《小孩与成年》，楚红城《对答录》，咏樱《秘密》，童年《无题（之七）》，君兮《告诉桃花》，火凤凰《日本记》（四十六），谯达摩《契诃夫的餐桌》。
此日，《海外头条》（火凤凰主编）发表熊立娟的硕士论文（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导师赵建忠是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论<红楼梦>的新时期续书创作——以女作家温皓然为考察中心》。
此日，《海外头条》发表河南诗人、诗评家李若冲的文章《从“忍受光芒”到“如此安宁”的一场心灵救赎——序夕婉诗集<刹那芳华>》。
此日，《“北京诗派”文库》推出谯达摩的文章《上帝的拇指：在诗歌的进程中》，全文如下：
一
去年冬天，我去了一趟开封。在开封，我在微信上与在郑州师范学院教书的上帝的拇指联系，问他是否有时间来开封，他说太不巧了，前几天喝酒喝醉了，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下来摔伤了，头都差点摔破了。因此，去年的开封之行，与上帝的拇指没有见面。十几年前，上帝的拇指在位于开封的河南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我专门从北京去开封与他相聚。前几年我去少林寺，上帝的拇指和他的朋友当天晚上开车从郑州到少林寺，我们彻夜长谈，为2016年端午节启动“北京诗派”，奠定了基础。从“第三条道路写作”到“北京诗派”，纯粹的诗歌兄弟友谊，令人珍惜。
作为“第三条道路写作”的代表诗人之一，上帝的拇指早期的代表作有《秋日: 致爱人》，《休息日: 致爱人》，《长时间的事》，《竹书纪年》，《中亭街的小餐馆》，这几首作品均被收入2010年6月我和温皓然主编的《世界文坛》（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一书中的重要栏目“汉语的光芒——最近30年中国新诗十大流派（诗群）作品选”，该栏目（长达200多页，从456页到709页）由我和徐江、唐欣、上帝的拇指、赵晓虎负责编审。上帝的拇指还专门写了一篇长文《嬗变的历程: 新时期三十年诗群流派演变综论》，洋洋洒洒，纵横捭阖，鞭辟入里。
“汉语的光芒——最近30年中国新诗十大流派（诗群）作品选”，包括如下十大流派（诗群）: 朦胧诗派，他们诗群，非非主义诗群，莽汉主义诗群，海上诗群，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第三条道路写作，低诗潮，女性写作。
（2020年5月1日，写于北京）
二
上帝的拇指出生于1973年，比北岛（1949）小两轮，比戴潍娜（1985）大一轮。他们都属牛，都有自己的牛脾气。当然，他们确实也很牛，在诗艺探索上非常勤奋，非常执著，一往无前、势不可挡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北岛作为“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上帝的拇指与戴潍娜作为“北京诗派”的代表人物，从“朦胧诗派”到“北京诗派”，自有某种神圣的意志在其中，只是不易觉察罢了。
1999年12月，我和莫非、树才策划编辑的《九人诗选》（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问世，标志着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分庭抗礼的“第三条道路写作”正式登上中国诗坛，打破了此前几个月因“盘峰论剑”而剑拔弩张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二元对立格局。从某种意义而言，“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在相互成就的同时，也成就了“第三条道路写作”。司汤达劝人们要以决斗的方式进入社会，诗坛也是如此。司汤达的这句话，对尼采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所以尼采说: 我的乐园是“在我宝剑的影子中”。
1999年，上帝的拇指26岁。伴随着“第三条道路写作”，上帝的拇指的诗歌进程终于与从此展开的中国诗歌史的进程逐步合二为一，逐步臻于化境。
（2020年5月2日，写于北京）
三
1918 年，1927年，1932年，1978年，1999年，2016年。百年中国新诗史，一目了然。
1918年，《新青年》4卷1号发表第一批新诗，有胡适的《鸽子》、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沈尹默的《月夜》等。百年中国新诗史，由此展开。在此之前的晚清“诗界革命”，尽管梁启超、黄遵宪做了种种努力，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最终也不得不止步于宋诗派的摹仿之中。
1927年，“新月诗派”（早期新月派）正式登上中国诗坛。以北京《晨报副刊》“诗镌”为基本阵地，该诗派云集了一些非常杰出的诗人，其中主要有徐志摩、闻一多、朱湘、饶孟侃、杨世恩、孙大雨、刘梦苇、于赓虞等。“新月诗派”新诗格律化的主张与实践，是对早期白话诗的“非格律化”的一次历史的反拨。与此同时，以李金发为代表的“早期象征派”诗歌，也值得关注。
1927年，被称为“现代诗派”“诗坛的首领”的戴望舒写出了自己的代表作《雨巷》，该诗已经显示了由“新月诗派”向“现代诗派”过渡的趋向。1929年，戴望舒写出了自己的另一首代表作《我的记忆》，该诗成为“现代诗派”的起点。
1932年5月，《现代》杂志创刊，1935年5月，《现代》杂志终刊，整整3年。该刊成了刊载“现代诗派”诗歌，并使之独立与成熟的重要阵地。“现代诗派”也因《现代》杂志而得名。
20世纪40年代的“七月诗派”与“九叶诗派”，也是百年中国新诗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阐释。
1978年12月23日，北岛、芒克主编的《今天》杂志创刊，“朦胧诗派”（“今天派”）诞生。
1999年，“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与“第三条道路写作”，鼎足而三。自此，20世纪中国新诗史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21世纪中国新诗史也由此发轫。
上帝的拇指的长达六七万字的论文《嬗变的历程: 新时期三十年诗群流派演变综论》，详细论述了自“朦胧诗派”以来的中国新诗诗群流派演变史。
2016年端午节，中国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北京诗派”启动。
（2020年5月3日，写于北京）
四
2010年6月，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我和温皓然主编的《世界文坛》（第一卷）。原本计划编辑第二卷、第三卷。由于2010年下半年我开始忙孔子和平奖，一直忙到2017年，所以编辑《世界文坛》第二卷、第三卷的计划就搁浅了。迄今为止，人世间也就只有这一卷《世界文坛》。该卷710页，显得非常厚重、大气，简直不可一世。
这卷《世界文坛》的最后两页，即709页至710页，是我写的“编后记”: 《世界文坛》“这个名字的灵感来源于彭燕郊、罗洛、北岛主编的《国际诗坛》。”
“编后记”:“这本《世界文坛》里面的《汉语的光芒: 最近30年中国新诗10大流派（诗群）作品选》是打算单独出版的，这在当初我和上帝的拇指沟通时就已确定。从1999年12月编辑出版《1999九人诗选》迄今，我对搞诗歌流派或诗歌运动一直兴趣不减，所以，2009年11月21日，我踏上了北京开往郑州的列车，目的地是开封，河南大学在开封，我要和在河南大学文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上帝的拇指商量编选《汉语的光芒: 最近30年中国新诗10大流派（诗群）作品选》一书的细节问题。下午，我从车窗望出去，看见一轮硕大浑圆的落日朝地平线缓慢退却，我当即心一动，在手机上写了一首诗，命名为《从北京到开封》，只有两句:
诗人上帝的拇指在开封
所以，此刻我在火车上，在写诗，在驱逐落日抵达历史”
“编后记”:“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试图‘驱逐落日抵达历史’的诗人，完成一首诗的心情是难以叙述的，当时我就把这首诗发给了……上帝的拇指。……过了一会儿，上帝的拇指发来短信，说他和几个朋友在开封火车站等我。后来，火车在兰考附近就已经非常晚点了，火车站特别冷，他们就到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餐馆等我。等我好不容易到开封，打车到那家餐馆，他们把菜都已经点好了。他们是上帝的拇指、樊城、西屿。当天晚上我和西屿住在河南大学的宾馆，聊了半天诗歌和佛教。次日，西屿要赶回郑州上班，我和上帝的拇指上午讨论《汉语的光芒:最近30年中国新诗10大流派（诗群）作品选》一书的详细编选细节，包括确定的10大诗歌流派、诗群，每个入选诗人的作品数量，还确定了与这些诗歌流派、诗群相关的理论文章。……”
“编后记”:“2010年3月17日下午，我和徐江、唐欣、赵晓虎在北京广渠门附近的金桥国际酒店公寓一楼食通天厦门厅相聚，大家相谈甚欢，讨论的结果是，由徐江负责‘民间写作’的编选工作，由既是‘他们诗群’成员、同时又是‘民间写作’重要诗人的唐欣负责‘他们诗群’的编选工作，由刚从辽宁鞍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做访问学者、专门研究中国新诗史的赵晓虎负责‘第三条道路写作’的编选工作。”
（2020年5月4日，写于北京）
五
耶稣诞生的时候，突然来了三位博士。“北京诗派”也云集了三位博士，当然他们不仅仅是博士，同时还是当今中国非常杰出的诗人。他们是上帝的拇指（福建师范大学文学博士）、戴潍娜（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博士）、刘文旋（北京大学哲学博士）。上帝的拇指、戴潍娜、刘文旋，作为21世纪中国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北京诗派”——的“三剑客”，自然会让人想到19世纪头三十年英国最伟大的6位浪漫主义诗人，他们是“湖畔派”三剑客: 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骚塞，第二代浪漫主义三剑客: 拜伦、雪莱、济慈。也会让我们想到19世纪四五十年代法国最伟大的象征主义诗歌三剑客，他们是马拉美、魏尔伦、兰波。还会让我们想到二战后美国“自白诗派”三剑客，他们是罗伯特·洛厄尔，西尔维娅·普拉斯，安妮·塞克斯顿。
三人成虎。当今中国诗坛的北师大三剑客（伊沙、徐江、侯马）和北大三剑客（海子、西川、骆一禾），在百年中国新诗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此补充一句，我和北师大三剑客有甚深朋友因缘。20年前，在侯马的介绍下，我同时认识了伊沙、徐江。2010年3、4月，我和徐江、唐欣、上帝的拇指、赵晓虎共同编辑《世界文坛》（谯达摩、温皓然主编）一书中最重要的部分:《汉语的光芒: 最近30年中国新诗十大流派（诗群）作品选》。2015年，我和伊沙共同主编《后现代之光——近40年中国新诗流派运动代表人物诗选》（北岛、严力、韩东、周伦佑、西川、伊沙、徐江、谯达摩），前者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后者由九州出版社出版。
作为伟大的先知，耶稣为了救赎整个人类，最终无所畏惧地走向骷髅地，走向十字架。在此，我要向耶稣致以最深的敬意。
（2020年5月5日，写于北京）
六
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有三位非常杰出，甚至堪称伟大的诗人，他们是郭沫若、艾青、北岛。这三位诗人伴随着三个重要的历史节点: 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文革”。同时伴随着三个重要流派: 创造社、七月诗派、朦胧诗派。“七月诗派”和“朦胧诗派”作为流派，一点没有问题。关于“创造社”，这里补充几句。创造社作为一个文学社团，于1921年6月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最初的成员有郭沫若、张资平、郁达夫、成仿吾、田汉、穆木天、张凤举、徐祖正、陶晶孙、何畏等，都是当时在日本留学的学生，，先后办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创造月刊》、《洪水》等十余种刊物。他们初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文学必须忠实地表现作者自己“内心的要求”，讲求“全”与“美”，推崇“直觉”与“灵感”，比较重视文学的美感作用，因此其流派特色非常显著。
艾青在百年中国新诗发展的第二个十年的后期，即以《大堰河——我的保姆》震动诗坛，被称为“吹芦笛的诗人”。艾青早期诗歌所显露出来的世界潮流、民族传统与个人气质的交汇，显示了中国新诗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必然出现的历史趋归。因此，当抗日战争的号角一吹响，艾青即从时代的“流浪汉”变成了时代的“吹号者”，迅速地在争取独立、自由、解放的斗争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成为百年中国新诗第三个十年最有影响的诗人。抗日战争时期最有影响的诗歌流派“七月诗派”的青年诗人们，一再申明“他们大多数人是在艾青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自觉地以艾青作为他们的旗帜。另一个重要诗歌流派“九叶诗派”的代表诗人穆旦在写作起点上，也显然受到艾青的影响。
即使是1978年12月因创办《今天》杂志而一举登上中国诗坛，并由此开创“朦胧诗派”的北岛，也与艾青的影响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老艾青与青年北岛，关系非常密切，舒婷的诗《致橡树》的题目原为《橡树》，是北岛建议、艾青点头，同时敲定的增加一个字“致”，才使舒婷的这首诗《橡树》成为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致橡树》。
综上所述，诗人与流派的关系非常重要。上帝的拇指在其长篇论文《嬗变的历程: 新时期三十年诗群流派演变综论》的第一部分开头就写道:“新诗写作刚一开始就是和诗歌群体、诗歌流派的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派、现代派、七月诗派、九叶诗人等等，可以说贯串于整个现代时期，其中不乏代表性的诗人和作品，对于新诗写作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我们甚至可以将现代阶段的新诗使用诗群与流派的方式来划分与叙述。”
诗人与流派的关系如此重要，以致于即使是但丁、歌德这样不可一世的伟大的天才，其创作生涯最初都分别与“温柔的新体”诗派、“狂飙突进”运动，紧密地融为一体，彼此彰显。
（2020年5月7日，写于北京）
七
“七月诗派”这一名称，来自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及《七月诗丛》。“七月诗派”是从抗日战争开始到1949年前夕，以《七月》（创刊于“七七事变”后不久，终刊于“皖南事变”后不久）、《希望》（创刊于1945年底，终刊于1946年10月）为中心而形成的诗歌文学团体，主要成员有胡风、阿垅、艾青、田间、鲁藜、绿原、冀汸、芦甸、曾卓、牛汉、杜谷等。
20世纪40年代后期，围绕在上海的《诗创造》和《中国新诗》杂志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九叶诗派”，成员有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穆旦。在百年中国新诗史上，“九叶诗派”的诗人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中外现代派诗风的影响，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新现代派”。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1949——1966）诗歌创作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政治抒情诗、长篇叙事诗以及爱情诗等三个方面，代表诗人包括郭沫若、艾青、臧克家，尤其是郭小川、贺敬之、闻捷。但整体而言，这一阶段的诗歌创作成就，其思想性与艺术性严重失去平衡，思想性远远大于艺术性，因此，从整个百年中国新诗史的角度观之，其艺术价值不是很高，甚至非常平庸。比较而言，闻捷的《天山牧歌》由于较多地反映新疆各族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给我们吹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闻捷也因此而被誉为“写爱情诗的能手”。
在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我们不能说这一时期几乎没有什么收获。相反，这一时期在台湾（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诗坛崛起了两座高峰，他们是洛夫、余光中。这两位非常杰出，甚至堪称伟大的诗人，与之前的郭沫若、艾青和之后的北岛相比，毫不逊色。特别是洛夫，在诗坛享有“诗魔”之美誉，其长诗《石室之死亡》和《漂木》，在我看来，无疑是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最杰出的作品。1954年，洛夫与张默、痖弦共同创办《创世纪》诗刊，是台湾“现代派”最卓越的领袖。1953年，余光中与覃子豪、夏菁等人创办“蓝星诗社”，担任《蓝星周刊》主编。围绕《蓝星周刊》和《创世纪》，台湾诗坛形成了两大诗群或流派，他们相互激荡，为百年中国新诗史贡献了一段辉煌的历程。
在《嬗变的历程: 新时期三十年诗群流派演变综论》的第二部分的开头，上帝的拇指写道:“诗歌群体、流派的产生决非孤立的文学现象，总是和特定的社会语境相关联的，特定的社会语境下产生了特定的社会思潮。诗群、诗派反映的是诗学思潮，而诗学思潮也是社会思潮的反映。在具体的诗学思潮下，会有相应的诗歌传播活动，这些传播活动中有以诗歌运动的形式展开的。”
（2020年5月8日，写于北京）
八
至此，我在“主要诗歌”与“次要诗歌”这一诗学范畴（来源于艾略特的诗学思想），勾划出了百年中国新诗史从其诞生以来直到“朦胧诗派”的“主要诗歌”发展轮廓（其中“十七年”诗歌也作为今后我即将深入阐述的“次要诗歌”而予以简要提及）。从“朦胧诗派”开始，在《上帝的拇指: 在诗歌的进程中》这个题目之下，我将完全引用上帝的拇指的相关论述。由于在微信时代，我不追求长篇大论，只希望简洁明了一些，所以随意引用，点到为止。
在我主编的十几本书中，《世界文坛》（第一卷）一书占有特别的地位。这本书最大的特色是全文发表了温皓然的长篇小说《凤鸣台》（后来《凤鸣台》一书由九州出版社单独出了三版），并一次性推出《汉语的光芒: 最近三十年中国新诗十大流派（诗群）作品选》（谯达摩、徐江、上帝的拇指、唐欣、赵晓虎编选），其中包括上帝的拇指专门为《汉语的光芒》写的的气势磅礴的长篇诗学论文《嬗变的历程: 新时期三十年诗群流派演变综论》。
关于编选《汉语的光芒: 最近三十年中国新诗十大流派（诗群）作品选》，上帝的拇指在《嬗变的历程: 新时期三十年诗群流派演变综论》一文中写道:“通过《汉语的光芒》内容的组成部分，我们编选者的目的自然也就清晰可见了。首先，这将会是一个基于最近三十年来新诗写作的现象性的描述，也是新诗写作整体发展内在动因深入体察。通过代表性诗群和流派的筛选，以及其中代表性诗人和作品的集中呈现，来展示当代新诗写作的整体实际。……通过《汉语的光芒》的编选和传播，力图为最近三十年的新诗界提供一份相对权威的代表性的新诗流派作品选本，作为了解和研究当代新诗写作的参考资料，也力争为某些模棱两可的概念带来正本清源的作用。”
上帝的拇指继续写道:“通过细心全面的整理和总结，我和谯达摩一起反复考察论证后，选出了十个颇具代表性的诗群流派，作为最近三十年来汉语诗歌写作的光辉形象的代表，他们分别是: 一、朦胧诗派，其中包括白洋淀诗群、今天派、启蒙诗社以及其他被认定的诗人。二、他们诗群。三、非非主义诗群。四、莽汉主义诗群。五、海上诗群，其中包括撒娇诗派、海上诗群以及其他同时期的代表性的上海城市诗人。六、知识分子写作。七、民间写作。八、第三条道路写作。九、低诗潮，其中包括下半身、垃圾派和低诗歌运动等等。十、女性写作。……其中我具体负责海上诗群、莽汉主义诗群、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低诗潮、女性写作部分的编选以及《嬗变的历程: 新时期三十年诗群流派演变综论》一文的写作；谯达摩则负责朦胧诗派、他们诗群、非非主义诗群、第三条道路写作等诗群流派作品的编选以及理论文章的编选和编后记等等（注: 随着《汉语的光芒》编选工作的展开，徐江、唐欣、赵晓虎同时被邀加盟，分别负责民间写作、他们诗群和第三条道路写作的编选）。”
（2020年5月8日，写于北京）
九
十年前，《汉语的光芒: 最近三十年中国新诗十大流派（诗群）作品选》的编选工作之所以能够得以高质量高水平地完成，显然取决于我和徐江、上帝的拇指、唐欣、赵晓虎的共同努力。徐江、上帝的拇指、唐欣既是当今中国非常杰出的诗人，他们同时还是当今诗坛非常杰出的诗学理论家。赵晓虎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学位期间，主要是研究文艺理论，之后转向中国新诗史研究，是当今中国不可多得的一位非常杰出的诗歌史研究专家。现在看来，我们五个人当时的合作，完全是轻车熟路，水到渠成。
关于“诗群”和“流派”，上帝的拇指在《嬗变的历程: 新时期三十年诗群流派演变综论》一文中写道:“诗歌群体和诗歌流派之间是相互关联的，诗歌群体通常在外延上大于诗歌流派，而部分诗歌群体本身就是诗歌流派。一般说来，诗歌群体的组成方式是松散的，而诗歌流派则具备了一定的组织性特征。诗歌群体的产生因素有地域、时间、美学和社会学等等各种动因，而诗歌流派的产生或者说其主要的划分依据则是美学因素。诗歌流派内部的诗人，必须具备写作风格的内在一致性。诗歌流派按照命名的方式可以分为主动命名的和被动命名的两类，主动命名的是指流派内部的诗人对于流派进行自我命名的；被动命名是指流派内部的诗人是被后来分类指定的，这其中往往是为了批评研究的方便，或者说是为了总结诗歌现象来设定的。……”
上帝的拇指继续写道:“在此，我们必须廓清和诗歌流派相关的各种影响因素，包括诗歌流派的生成动因、发生机制、发展演变过程，以及诗歌流派的人员组成、组织结构、组成功能，还有该诗歌流派的传播机制和其对于诗歌创作和社会文化发生的影响力。我们编选《汉语的光芒》的目的之一，也就在于希望通过对于近三十年来代表性诗歌群体、流派的集中展示，来试图寻找新诗写作的内在脉络，据以判断新诗写作的未来走向。通过对于流派文化的梳理和研究，来推绎当代中国文化的基本组成要素，发现当代中国社会文明传承的内在因子。这也同时成为了《汉语的光芒》编选活动的首要依据。”
（2020年5月9日，写于北京）
十
根据蓝棣之的研究，在“朦胧诗派”之前，百年中国新诗史上出现过三次现代诗浪潮: （一）巴那斯主义浪潮: 新月派，（二）意象象征主义浪潮: 现代派，（三）新现代主义浪潮: 九叶派。蓝棣之的论断，自有他的诗学逻辑。我和蓝棣之教授是朋友，2006年元月，他送了我一本他的著作《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8月版）。朋友归朋友，但在我看来，“新月诗派”是不是百年中国新诗史上的第一个现代诗浪潮，有待商榷。在我的诗学逻辑里，李金发及其早期象征派，应该作为百年中国新诗史上第一个现代诗流派来进行考察。“新月诗派”的对于新格律的种种尝试，后起的“现代诗派”持的是否定态度。《现代》杂志的主编施蛰存说: 《现代》杂志上诗人们的诗“只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自由诗，都是对‘新月派’方块诗的革命。”
实际上，从“早期象征派”、“现代诗派”、“九叶诗派”到“朦胧诗派”、“第三代”诗歌、“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第三条道路写作”、“下半身”、“垃圾派”，中国新诗史上的现代诗一脉，可以说非常明显。也正是在上述现代诗内在演变的基础之上，我们才于2016年端午节启动百年中国新诗史上的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北京诗派”，从而使中国诗坛逐步走向世界诗坛的最前列。
任何历史其实都有自己的内在逻辑，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历史是没有办法割裂的。所以，上帝的拇指的长篇诗学论文《嬗变的历程: 新时期三十年诗群流派演变综论》的第三部分是这样开头的:“当我们讲述新时期以来的诗歌活动时，首先要关照的就是‘朦胧诗潮’；而朦胧诗写作的背景又必须推移到文革时期甚至更早的‘地下诗歌写作’。从事地下诗歌写作的两类诗人大都在新时期延续了原有的写作风格，当然也有更为大胆、直接的艺术革新，但后来在界定‘朦胧诗群体’时却把老诗人摒弃在外，从而形成了一个以青年诗人为主体的朦胧诗诗人群体。事实上，在早期，写作上被指认为有‘朦胧’倾向的诗人是包括了老诗人的，比如作为‘九叶派’诗人之一的杜运燮，在1980年的《诗刊》上发表的作品《秋》就带有明显的意象色彩，而被作为‘朦胧’、‘晦涩’的诗歌的特例来对待。这时期的老诗人通常被称为‘归来的诗群’，甚至回溯到现代时期，单独列出‘七月派’诗人，重新认定出了‘九叶诗派’。这是一种颇具意味的分类命名方法，有着内在的深层逻辑，也基本上符合新诗写作的状况。”
上帝的拇指继续写道:“将七月诗人和九叶诗人从‘归来诗群’中独立出来，这本身就意味着他们自身的写作取向有着独异的部分，也隐含着和新诗的现代传统对接的意愿。一度中断的新诗的现代传统，到了新时期再度被突出出来，也是和当时的社会语境的变革密切相关的。……因此，将老诗人和青年诗人群体分离开来是合理的。这也是为什么老诗人艾青在面对某些青年诗人的写作时，并不支持，甚至有所反对的重要原因。这种区分也说明了，朦胧诗作为一种范畴，并不单纯指向一种写作上的艺术趣味，而包含着更为深入的社会思潮和美学取向。”
（2020年5月10日，写于北京）
十一
1900年8月25日中午，56岁的尼采在魏玛去世。8月28日，葬于故乡勒肯镇的父母坟墓旁。逝世后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康德、叔本华、黑格尔并列为世界哲学史上不朽的思想家。
我特别喜欢尼采。尼采在他的文章《为什么我如此聪明》的第四部分的开头一段，对海涅的推崇简直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尼采说:“海涅使我获得抒情诗人的最高概念。在所有时代中，我都没有找到像他那种悦耳热情的音乐。他具有一种神奇的狂野魔力，没有这种魔力，我简直不能想象美是什么东西。当我判断某些人，某些种族的价值时，我是根据他们的需要，想象出萨蒂尔这个半人半兽性质的神的。他是多么巧妙地对付德国人！总有一天，人们会宣称海涅和我是德语世界里最伟大的艺术家；我们远远超越纯粹德国人用这种语言所能成就的一切。”
海涅，1797年生，1856年死。19世纪德国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文艺批评家和政论家。1819年至1823年，先后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法律和哲学，听过德国浪漫派首领诗人奥古斯特·威廉·史雷格尔和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的讲课。1831年5月，海涅离开德国流亡到法国巴黎，直到去世。在巴黎，他结识了法国著名诗人与作家雨果、巴尔扎克、乔治·桑以及流亡到巴黎来的波兰音乐家肖邦等，从而接触到欧洲各种社会思潮。海涅的代表作是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
在海涅之前，德国有伟大的诗人歌德和席勒。尼采可不管这些。我特别喜欢尼采（《上帝的拇指: 在诗歌的进程中》全文的结束语，我还会引用尼采的话），当然还包括他的“对一切价值的重新估价”。
百年中国新诗史，无论是从所谓“新诗三巨头”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到“朦胧诗派”，还是从“朦胧诗派”到当下中国诗坛，我认为完全有必要重新梳理、重新评估。上帝的拇指的长篇诗学论文《嬗变的历程: 新时期三十年诗群流派演变综论》之所以被我反复提及，其原因在此。关于“朦胧诗派”，上帝的拇指写道:“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朦胧诗作品的选本已经不少，前后出现过的诗人名单经历了不小的变化，即使是核心的诗人，也有着不同程度上的调整。目前得到公认的朦胧诗群代表性诗人有北岛、顾城、舒婷、芒克、多多、食指、杨炼、江河等等。事实上，是否将多多和食指纳入朦胧诗群体，也存在着争议。朦胧诗群体中还有严力、梁小斌、王小妮、徐敬亚、田晓青、方含、岳重、齐云等等。这里主要涉及了文革中的‘白洋淀诗群’和80年前后在《今天》上发表诗歌的‘今天派’。”
上帝的拇指继续写道:“……基于以上的理解和认识，我们仿佛就应该重新来理解和认定朦胧诗写作群体。因此，在这个选本（指《汉语的光芒: 最近三十年中国新诗十大流派（诗群）作品选》，下同）里，在已经得到公认的朦胧诗人之外，我们重新加入了那些本该列入其中的写作上具备了明确的‘朦胧诗’思潮特点，但之前未被列入朦胧诗诗人名单的诗人。这种忽略有时候也是和特定的语境相关的。在这个选本里，朦胧诗群的成员主要来自于以下四类: 文革当中的以知识青年为代表的‘白洋淀诗群’，北岛等人主办的《今天》杂志上发表诗歌的‘今天派’，贵州黄翔等组成的‘启蒙社’，其他被认定的朦胧诗诗人。”
（2020年5月11日，写于北京）
十二
从“朦胧诗派”到1999年4月“盘峰诗会”之间的将近20年时间里，“第三代”诗人给人的感觉是群雄割据，“你方唱罢我登场”，诗坛特别热闹。上帝的拇指在《嬗变的历程: 新时期三十年诗群流派演变综论》一文中，从第四部分到第十一部分，非常详细地阐述了“第三代”诗人的来龙去脉，阐述得非常全面，而且非常深刻。限于篇幅，在这里我打算不再复述。
在第十二部分的开头，上帝的拇指写道:“九十年代的诗歌界是相对平静的，只是到了九十年代的后期，诗歌界才好像一下子活跃起来。在1999年4月召开的‘盘峰诗会’上，很多积蕴的矛盾全部集中爆发了。‘盘峰诗会’最终演变成了‘盘峰论争’。论争的双方被指认为两大阵营:‘知识分子’和‘民间’。……这次论争之后，在当时的诗歌界，很多诗人被对号入座，分别划分到‘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两大阵营当中。在此之外，又出现了‘第三条道路写作’，也就是区别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更为广泛的可能性的写作。就九十年代的诗歌写作来说，虽然这三种称谓是后来才出现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的确存在着这样的三种不同类型的写作取向。当然，这些写作取向到了二十一世纪仍然在延续和深化。将‘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第三条道路写作’作为三大诗群来表述九十年代的诗人和其写作，虽然带有以偏概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但作为一种权宜，也还是值得去尝试的，至少比以单一的诗歌民刊或者说诗歌社团作为诗歌流派来表述更为确切和客观，也更具备代表性。……”
接下来在论文的第十三、十四、十五部分，上帝的拇指分别详细地阐述了“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和“第三条道路写作”。这些阐述可以说构成了百年中国新诗史的华彩乐章。但限于篇幅，我在这里也不打算展开，在此我只引用上帝的拇指在论文的第十五部分的最后一段:“在《在路上: 第三条道路10周年作品集》的序言《第三条道路: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一文中，谯达摩对于整个第三条道路发展的十年历程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并将该书的出版作为第三条道路诗派进入沉淀期的标志。……第三条道路由一个诗学思潮，进而衍生出诗歌运动，并逐步形成了一个第三条道路诗歌群体，第三条道路诗群又进一步分行，核心的部分保留下来，发展成为了第三条道路诗歌流派，这里从始至终一直都有一个重要的人物谯达摩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了第三条道路诗歌流派的代表性人物。谯达摩的诗歌写作，从抒情短诗到充满哲思的长诗，都具备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具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的先锋意识，是第三条道路诗歌流派风格的集中体现。而上帝的拇指、戈多、元谷、朱赤、云外野鹤等人的诗歌作品也各自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第三条道路诗歌流派的后现代主义的美学追求，逐步具备了相对稳定的流派风格。”
（2020年5月11日，写于北京）
十三
1999年12月，我和莫非、树才共同策划主编《九人诗选》（偶尔也叫《1999九人诗选》），该书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标志着20世纪最后一个诗歌流派“第三条道路写作”正式登上中国诗坛。2013年4月，我主编的《智者喜宴: 第三条道路经典诗人作品集》由九州出版社出版，标志着“第三条道路写作”缓缓落下帷幕。屈指算来，“第三条道路写作”的诗学历程前后长达14年。说来也巧，在这14年中，我总共主编出版了九本与“第三条道路写作”相关的书: 三本《九人诗选》，三本《第三条道路》（九州出版社出版），还有三本分别是2007年4月出版的《穿旅游鞋的舞神们: 第三条道路代表诗人作品集》（九州出版社出版）、2009年3月出版的《在路上: 第三条道路10周年作品集》（九州出版社出版）、2013年4月出版的《智者喜宴: 第三条道路经典诗人作品集》（九州出版社出版）。《九人诗选》的“九”，九本书的“九”，第三条道路的“三”，仿佛都在说明冥冥之中，一切自有定数。
在《穿旅游鞋的舞神们: 第三条道路代表诗人作品集》一书中，收录了上帝的拇指的诗16首，包括《中亭街的小餐馆》《手指上的星云》《和不同的人谈起阳光》《一个人的忧伤》《盘中之鱼或者艳情男女应具备的基本态度》《释放》《红尘》《仿佛花开》《冬日午后的男女们》《三个人的同一个下午》《多梦的房间》《心地苍凉》《死亡的幸福》《女巫与魔法师的爱情亮亮的》《死讯》《娶个壮女人》等等。
在《在路上: 第三条道路10周年作品集》一书中，共收录了上帝的拇指的诗32首，包括《长时间的事》《逝世事物的相似性》《Sue，在水底》《对应物》《时间的象喻》《竹书纪年》《空无一物》《再次睁开的眼睛脉脉含情》《变形记》《墓地》《若即若离》《植物志》《蝴蝶的灵魂》《证明》《眼前的片断终于是一生》《惊变》《步步为营》《蛊惑》《每个路遇的女人，都该跟他有个故事》《印象: 致嫣婧》《物语》《女人》《秋晨》《旅途两首》《萨特在1931年的法国》《鱼和水有着一样的皮肤》《暗处的喧嚣》《轻微的回忆无动于衷》《爱一个地方，从爱那里的女人开始》《匮乏或者富有》《素昧平生》等等。
在《智者喜宴: 第三条道路经典诗人作品集》一书中，从《在路上: 第三条道路10周年作品集》选录了上帝的拇指的诗5首: 《长时间的事》《Sue，在水底》《对应物》《时间的象喻》《竹书纪年》。
（2020年5月12日，写于北京）
十四
“猫在呼喊里滑动出荒芜/桃花因为爱而生长的耻骨”（上帝的拇指的短诗《竹书纪年》的最后两行）。上帝的拇指作为“第三条道路写作”的代表诗人，其现代诗探索深得台湾现代派名副其实的领袖纪弦之精髓与魂魄。纪弦祖籍陕西，出生于河北。曾用笔名路易士，本名路逾，从20年代末期开始创作。当时由于李金发及其早期象征派的影响，中国大陆流行象征主义诗风。1936年10月，纪弦与戴望舒、徐迟一起筹办《新诗》杂志，并创办《菜花》、《诗志》，后来去了台湾，50年代在台湾以纪弦为笔名主编《现代诗》杂志，并开创台湾的现代派。纪弦主张放逐抒情，强调知性。当时台湾诗坛到处都在传说纪弦提出的用诗来思考，用散文来抒情。纪弦的反传统姿态和急进先锋色彩，在台湾诗坛引起了旷日持久的论争，其中包括他的老朋友覃子豪和著名诗人余光中。争论的结果是余光中后来成了一个杰出的现代主义诗人，覃子豪也开始创作现代诗。
百年中国新诗史上的现代诗历程，从李金发、戴望舒、冯至、卞之琳、穆旦、杜运燮、纪弦、洛夫、余光中、痖弦、郑愁予、罗门、管管，到北岛、芒克、多多、杨炼、严力，再到王小妮、于坚、韩东、周伦佑、王家新、欧阳江河、翟永明、伊蕾、唐亚平、西川、臧棣、西渡、伊沙、徐江、侯马、莫非、树才、刘文旋、上帝的拇指，阵容可以说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壮观。2015年，我和伊沙共同主编《后现代之光: 最近40年中国新诗流派运动代表人物诗选》（北岛、严力、韩东、周伦佑、西川、伊沙、徐江、谯达摩），该书的书名刚开始叫《现代诗八大家》，目的就是为了突出现代诗在百年中国新诗史上的重要地位。
现代诗的传统，从西方说，是自爱伦·坡和波德莱尔以降的传统。从中国来说，宋诗就有此传统，宋代的格物致知就有此含义。宋代诗人张先、柳永、周邦彦，可以说是现代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隐而不彰的先驱。无论是李金发的“早期象征派”，还是“新月诗派”的新诗格律体尝试，其实都是对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的“白话入诗”和郭沫若的浪漫主义的“直抒胸臆”的某种历史性的反拨。这就是为什么“后期新月派”逐步与“现代诗派”汇流的深层原因。
就文学史的整体而言，“浪漫派”与“现代派”之间不存在高下之分，只是各自承担的角色和使命不同而已。在西方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思潮的产生可以追溯到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卢梭。在卢梭之前，古典主义文学描写感情是为了谴责感情，强调和讴歌的是理性；而卢梭描写感情，是为了肯定它，尽情抒发它，讴歌它。卢梭居功至伟，正是因为他的思想，世界文学史上才会出现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骚塞、拜伦、雪莱、济慈、普希金、莱蒙托夫、雨果、惠特曼等伟大的高居于文学之巅的浪漫主义诗人。
（2020年5月13日，写于北京）
十五
我在长达710页的《世界文坛》（谯达摩、温皓然主编，经济日报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一书的“编后记”里，还有几句话需要在此引用一下:“2009年11月22日下午，我和上帝的拇指一起逛了开封最主要的街道，去了我非常喜欢的大相国寺和一座历史悠久的道观，上火车前还和上帝的拇指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茶馆品茶、谈天说地，最后一道喝了点酒，晚饭后我就踏上了返回北京的火车，可谓来去都是匆匆，但其中有大乐。”
从“第三条道路写作”（1999——2013）到“北京诗派”（2016—— ），此生的诗歌兄弟之缘，怎么说也不过分。在此，我还想到了刘文旋，我们也是从“第三条道路写作”一直走到“北京诗派”。关于“第三条道路写作”曾经的风风雨雨，直到现在我都不愿意去回忆，以免再次对自己造成伤害。总之，我和上帝的拇指、刘文旋的纯粹的诗歌兄弟之谊，值得我去珍惜，去寻找机会大书特书。刘文旋和上帝的拇指，作为“第三条道路写作”的代表诗人，作为“北京诗派”的创始人，他们的非常卓越的诗歌作品，值得我们去欣赏和深入阐释。上帝的拇指的《竹书纪年》一诗，全诗如下:
要为已有的生命分类
这何其之难
漂流异乡的浪荡子
对着往事弹五十弦
西风乃芦花之女巫
招他的亡魂
降他的幡
丢盔弃甲者
在沧桑中作茧
可能不清晰的纹路
在痉挛里显现
黄昏清点一日的出入
猫在呼喊里滑动出荒芜
桃花因为爱而生长的耻骨
从上帝的拇指在“第三条道路写作”时期的诗里，我看到了纪弦的影子。在百年中国新诗史上的现代诗的探索历程之中，我发现了“影响的狂欢”，而不是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纪弦的“从逻辑的世界到秩序的世界”的现代诗探索，受到波德莱尔、德国的新及物主义、里尔克和海德格尔的影响。纪弦之前的戴望舒1925年秋天开始接触雨果、拉马丁、缪塞，1927年以后开始接触欧莱斯特·道生、魏尔伦、波德莱尔、果尔蒙、保尔·福尔、耶麦。在戴望舒的最后一本诗集《灾难的岁月》里，其中的《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待》这些诗，显然又有阿拉贡、艾吕雅的影响。在戴望舒之前的李金发，20世纪20年代中期连续出版了三本诗集，在他那些难以卒读的“怪诗”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李金发直接取法魏尔伦的象征主义。作为文学博士的上帝的拇指，对上述诗人的作品肯定是非常熟悉的，所以其诗歌创作在“现代诗”范畴，必然受到诸方面的影响，纪弦的影响只是其中比较明显的部分而已。
除了《竹书纪年》，上帝的拇指的另外几首代表作《长时间的事》、《Sue，在水底》、《对应物》和《时间的象喻》等，统而观之，都非常朦胧、晦涩。而我们知道，晦涩是现代诗的本质所必然生出的特征。
（2020年5月14日，写于北京）
十六
上帝的拇指的长达六七万字的长篇诗学论文《嬗变的历程: 新时期三十年诗群流派演变综论》，总共分为二十部分。第十八、十九部分阐述了“下半身”和“垃圾派”。第二十部分，也就是最后一个部分，阐述了“女性写作”。由于篇幅所限，我这里适当引用一些。
上帝的拇指写道:“如果说诗歌的‘下半身’写作和南人、沈浩波等人主办的‘诗江湖’论坛有着密切关系的话，那么‘垃圾派’诗歌的兴起和大规模传播则归功于网络了。‘诗江湖’开创于2000年，属于早期的诗歌网站之一，在主张放弃价值意义的探寻而转向‘肉体’这方面算是先行者了。很多人在谈及‘垃圾派’时都会将它和‘下半身’结合起来，认为‘垃圾派’是‘下半身’在某个层面上的延续和深化。……”“‘垃圾派’的创始人是‘老头子’，其大本营为‘北京评论’论坛，‘北京评论’开创于2003年1月，‘垃圾派’正式成立于2003年3月。‘垃圾派’从一开始就有着很强的组织性，有自己鲜明的主张和纲领。……”“2004年，出现了‘低诗歌运动’，宣称中国新时期诗歌走向就是逐步从高向低处走的一个过程，‘低诗歌运动’是一种话浯的革命，是一种由底层向高处张望的叛逆行为。我们不妨将‘下半身写作’、‘垃圾派’和‘低诗歌运动’称之为‘崇低’诗潮。”
关于“女性写作”，上帝的拇指写道:“将女性诗人的诗歌写作单独列出来作为一个‘女性诗歌写作’诗群来对待，并不意味着要将男女诗人完全分开，或者说女性诗人的诗歌就一定跟男性诗歌不一样，虽然的确存在男女性别诗人在写作方面的差异，但除了一部分女性诗人的诗歌具备了鲜明的女性性别意识，其他的女性诗人的写作一般趋于中性化。我们应该将女性诗歌和女性主义诗歌区别开来。女性诗人的数量一直以来都比较少，而且在性别取向上，的确存在着更为明确的性别意识，并且通过诗歌文本传达出来。虽然女性诗人仍然处于其它的诗群流派之内，但将女性诗人单列仍然是有必要的，因为女性诗人数目少，研究起来比较方便，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当代诗歌写作中的性别取向方面发生的演变，以及对于诗歌写作带来的影响。在此，我们并不带有所谓的为‘女权主义’张目或者说男权主义对于女性写作的窥觑的倾向。……”
上帝的拇指这篇论文，是专门为《汉语的光芒: 最近30年中国新诗十大流派（诗群）作品选》（谯达摩、徐江、上帝的拇指、唐欣、赵晓虎编选）写的序言，洋洋洒洒六七万字，资料丰富，研究深入，在诸多细节方面填补了百年中国新诗史上的空白，具有非常了不起的学术价值。
（2020年5月14日，写于北京）
十七
2016年5月，我和伊沙主编的《后现代之光: 近四十年中国新诗流派运动代表人物诗选》（北岛、严力、韩东、周伦佑、西川、伊沙、徐江、谯达摩）由九州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序言是上帝的拇指写的，题目叫《现代诗的现代性历程》。《后现代之光》（原书名叫《现代诗八大家》）一书出版后仅仅一个月左右，21世纪中国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北京诗派”就正式宣告启动，因此可以说，正是《后现代之光》一书在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2016年端午节，纪念伟大诗人屈原的日子）催生了“北京诗派”。现在看来，这多么富有历史意味。
上帝的拇指的《现代诗的现代性历程》一文，包括十个部分。一、一部不可多得的兼容并包的经典诗歌选本，二、北岛: 时间的贩运者，三、严力: 与国家为邻，四、韩东: 他们厌恶僵硬的外壳，五、周伦佑: 暴力语言与模拟革命，六、西川: 一位审视者的自我和解，七: 伊沙: 能够自嘲的人是勇敢的，八、徐江: 每颗恒星都是孤独的，九、谯达摩: 禅是无法自足的生活，十、结语: 现代诗，无法完成的现代性困惑。上帝的拇指这篇序，落款的写作日期是2015年9月。该序的开头一段，这里引用一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状况，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学样式。新时期以来，现代诗的发展经历了由最初的高潮到低落，然后再度兴起繁荣等几个阶段。在此期间，现代诗文体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可以说异彩纷呈，大家迭出。每个阶段当中，代表性诗人以其独立的风格，丰富的主题，精湛的表现技巧，展示出了现代诗日益成熟的风韵与质感。不同风格的大诗人的出现，也是一个时代文化繁荣的标志性事件。”
在《后现代之光》一书的“编后记”（落款的写作日期是2016年4月17日）里，我交代了编辑此书的来龙去脉:“去年夏天，我和伊沙在微信上商量编一本诗选集，大概思路是大取大舍，就选8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诗人，聚焦点以最近40年在中国新诗运动或流派建设中起领头羊作用的诗人为准，书名就叫《近40年中国新诗运动代表人物八大家》，后来伊沙建议干脆就叫《现代诗八大家》。我认为非常准确，言简意赅。……书名定下来之后，我和伊沙各负责4位诗人的稿件，伊沙负责他和严力、韩东、徐江的稿件，我负责我和北岛、周伦佑、西川的稿件。两个多月后，一部完整的书稿就编好了，全书按照文学史的时间序列排序，依次是北岛、严力、韩东、周伦佑、西川、伊沙、徐江、谯达摩。……”
（2020年5月15日，写于北京）
十八
前几天我问皓然，“16”“17”“18”哪一个数字最吉祥，皓然马上说“18”最吉祥。因此，关于《上帝的拇指: 在诗歌的进程中》这篇文章，我打算至此收尾。
百年中国新诗史上，有几个诗歌流派的名字非常显赫，它们是“新月诗派”、“现代诗派”、“七月诗派”、“九叶诗派”、“朦胧诗派”。2016年端午节正式启动的“北京诗派”，在流派命名上受到美国“纽约诗派”的直接影响。关于“北京诗派”的缘起，2018年8月4日，上帝的拇指写了一篇《辽远的诗学——北京诗派渊源小记》，说得非常清楚。作为21世纪中国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北京诗派”的轮廓已经出来了，目前这个流派的主要诗人包括我和潇潇、温皓然、戴潍娜、上帝的拇指、刘文旋、喻子涵、城春草木、邓键等。接下去怎么发展，主要取决于我们的作品。“现代”与“后现代”，二者有意趣的分野，这一点尤其耐人寻味，所以需要悟性。
未来不管怎么样，在此，我还是想用尼采在《为什么我会写出如此优秀的书》的第三部分的最后一句话，作为这篇文章的结束语，这句话是:“我飞翔在所有诗歌的千里之上。”
（2020年5月15日，写于北京）
上帝的拇指，原名张延文，河南方城人，1973年出生。文学博士。“第三条道路写作”代表诗人。中国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北京诗派”创始人，“北京诗派”北斗七星之一。现任教于郑州师范学院。
谯达摩，1966年6月5日出生，贵州沿河人。先后就读于复旦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先后供职于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诗刊》编辑部。出版有诗集《摩崖石刻》等。与伊沙共同主编《后现代之光——近40年中国新诗流派运动代表人物诗选》（2016），与孔庆东共同主编《诸神醉了——北京诗派代表诗人作品选》（2023）。20世纪中国最后一个诗歌流派“第三条道路写作”（1999）创始人，中国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北京诗派”（2016）创始人。先后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分别讲授外国文学史、百年中国新诗史纲。自2015年起，担任爱国工程研究院（中央宣传部主管）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