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径文学社推介】（夕阳浅唱）
背景音乐：《唱支山歌给党听》(小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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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独特优势
——喜庆我们党的百年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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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琦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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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了！一百年，纵然前行坎坷曲折，攀登险阻艰难；然而成就伟大壮美，愿景灿烂辉煌！如果把我们党奋斗的历程，比喻是为了在神州建起一座雄伟壮丽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厦，那么，从我们党的诞生至新中国的成立是清理了工地，从新中国的成立至改革开放是奠定了基础，从改革开放至实现小康是完成了架构，而从实现小康至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将是完美的装修。
100年前，我们党既是诞生在全球封建主义积垢最深厚的古老土地上，也是诞生在世界所有帝国主义蹂躏过的残破山河中。100年前，我们党还是诞生在“十月革命”的炮声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良好条件下，更是诞生在“五四运动”爆发后的热烈氛围里。100年前我们党特别是诞生在“洋务运动”、“农民起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都不能完成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复兴的历史重任之时。我们党的100年，是组织中国人民由解放奔向幸福，是领导中华民族由独立奔向复兴的奋斗史，是由屈辱蒙羞、啼饥号寒，奔向昂首挺立、脱贫强壮的光荣史。
马克思主义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旧中国虽然曾经领先世界2000余年，但是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不仅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领先中国的封建主义社会，而且从18世纪中期开始的工业革命，又使西方工业社会领先中国的农业社会。封建主义的中国尽管落后于资本主义的西方发达国家300余年，但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终于在1949年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同时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为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扫除了障碍，清理了地基。今天的中国，是从近代被赶至全球边缘地带，已经逐渐返回世界中心区域。如果从生产力发展角度进行考察，人类社会经过以万年计的游牧社会，到以千年计的农业社会，再到以百年计的工业社会的历程。西方于18世纪中期从蒸汽机的发明开始的机械化，中国当时尚处于无知状态；西方于19世纪中期从电动机的发明开始的电气化，中国当时还处于朦胧状态；西方于20世纪中期从计算机的发明开始的信息化，中国当时也处于落后状态。然而，新中国建立以后的70余年，我们党领导我国人民，不但在机械化、电气化和信息化这三次工业革命方面，已经由望尘莫及，到跟踪追击，到并驾齐驱，再到部分领跑。今天的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实现了体系最完全、体量最巨大的工业现代化，工业制造能力已经超过美、日、德之总和。从以前的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物质生产方面来看，钢铁作为工业化的骨骼，我国的钢铁产量已经超过世界的一半。电力作为工业化的血液，我国的发电量也超过美、日、德的总和。信息作为工业化的神经，我国的4G不仅覆盖全国的高山深谷、海岛森林，而且5G技术已经领先于世界。我国今天的工业化，不仅在机械化、电气化和信息化方面已经大部赶上和部分超越西方发达国家，而且面对已经开始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在数字化、智能化等方面，我国跟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已经同处于第一方阵，正在同场竞技，并跑冲线。
在世界的东方，拥有14亿人口的古老中国实现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飞跃，不仅超过了早已实现工业化，只有10来亿人口的西方20多个发达国家的规模，而且在“二战”以后独立和新建的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是唯一实现了工业化的大国。这在人类发展史上，必定具有空前的，也许是绝后的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这一伟大成就为什么于20世纪至21世纪之交，突显在华夏大地之上，就是因为我们祖国独特拥有中国共产党这个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作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独特拥有最先进的指导思想、最崇高的理想信念、最纯美的服务宗旨、最坚强的制度体系、最严格的组织纪律、最艰苦的奋斗历程……
我自不量力，试图粗浅地、摘要地谈谈我们党拥有的这些独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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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们党独特拥有最先进的指导思想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世界观和指导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既吸收了人类社会创造的优秀思想和文化成果，又总结了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指明了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奋斗目标和革命道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历之万世而益盛。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引自己前进的光辉旗帜。
世界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凡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就会胜利前进，成就辉煌；凡是放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就会走向失败，直至崩溃。列宁和斯大林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就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不但只花20来年就将落后的俄国建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在“二战”中成为打败法西斯的主力军。当赫鲁晓夫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建国基本原理，搞什么“全民国家”、“全民党”，当戈尔巴乔夫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搞什么“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新思维”，就造成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恶果。在整个20世纪，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和苏联的成败，无不向世界人民昭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首要意义和关键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指导全世界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进行革命和建设时，确实具有普遍性，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因为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地理等各种具体情况千差万别，所以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其无穷的精神力量，否则就会成为僵死的教条，而不能成为活的灵魂。列宁将诞生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资本主义仅得到初步发展的俄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列宁主义，才得以创建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党的诞生，得到过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并且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党成立以后，之所以在大革命时期犯过右的错误，在土地革命时期犯过“左”的错误，一方面是因为共产国际的部分指示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另方面是因为我们党早期的一些领导者没有认识和掌握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幸运的是我们党在血雨腥风中吸取了教训，在枪林弹雨中总结了经验。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开始，我们党终于认识到毛泽东进行的革命实践和创造的革命理论的英明正确，并逐渐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而领导我们党从失败走向胜利。我们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之所以伟大而英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创立了能够指导我们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毛泽东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既确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总路线，又运用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这“三大法宝”，还开辟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独特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所以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在指导世界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进行革命和建设时，确实具有历时性，是置于万世而益盛。但是历史是发展的，社会是变化的，时代是前进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时俱进，否则也会成为僵死的教条，而不能成为活的灵魂。与时俱进恰是马克思主义历之万世而益盛的题中之义。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之所以发生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重大历史悲剧，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苏联等国的共产党没有根据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化和时代的进步而与时俱进，既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也没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奋斗的100年，虽然前进道路步步艰辛，但是攀登高峰节节提升。当孙中山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时，我们党与国民党合作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当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时，我们党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斗争。当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时，我们党又及时地确立了联蒋抗日的方针，从而取得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胜利。当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时，我们党迅速领导人民群众和人民军队进行解放战争，从而创造了“天翻地覆慨而慷”、“换了人间”的历史巨变。新中国建立以后，除完成土地改革等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之外，在“一化三改”总路线指引下，既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初步奠定了较为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因为世界历史已经由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转化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所以我们党又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既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又坚持改革开这一强国之路，都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我们党在建立100周年之际，领导中国人民既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又完成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家工业化，还消除了世界上最大的绝对贫困群体，也造就了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阶层。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英明地归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习近平也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更是党的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党的100年，无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创立的毛泽东思想，还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创立的邓小平理论，以及历经“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发展和补充，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创立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是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而创建的最先进的指导思想，从而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步步前进，节节高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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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们党独特拥有最崇高的理想信念
我们党诞生时，就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共产党宣言》，将自己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并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我们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到科学社会主义者，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到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从西方共产主义研究专家到中国共产主义研究学者，有关共产主义的论述极其丰富。我学习了部分华章，觉得他们在论述中，大概有下面几个方面的观点基本相似：
（一）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资极大丰富，对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实行按需分配；
（二）社会关系高度和谐，人们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自觉地各尽所能；
（三）社会各个阶级、国家、政党都已消亡，工农、城乡、体脑的差别也已消失，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自由而全面地发展。
我们党这一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正如毛泽东所描绘：共产主义“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邓小平特别指出：“现在中国提出：‘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习近平也说过：“为什么中国革命能够成功？奥秘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在最困难的时候坚持下去，这样才能不断取得奇迹般的胜利。”因为理想信念是精神的支柱、行动的目标、力量的源泉、毅力的基础。一个人如果理想失落、信念模糊，就如同酒囊饭袋和行尸走肉，与无意识的动物毫无区别。一个政党如果独特拥有共同的崇高理想信念，就必定拥有前进的动力、攀登的意志、团结的纽带、决胜的恒心。我们党是一个永远不忘初心，始终牢记使命，已经为共产主义艰苦奋斗了100年，并将一直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
我们党最开始就是由一批“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改造中国和世界”（毛泽东）、“盼共产花开，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周恩来）等一批树立了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先进人物所组成。我们党成立初期，毛泽东在1924年1月国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由孙中山提名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并代理宣传部长，蒋介石连中央委员也未选上。朱德是国民党的中将，周恩来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聂荣臻、叶剑英是黄埔军校的教官，徐向前、林彪、陈赓、许光达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南昌起义时，贺龙、刘伯承、叶挺都已担任国民党的军长……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牺牲的革命烈士，很多出身于富裕家庭，或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甚至担任国民党的高官。1923年2月15日牺牲于武昌的施洋34岁。他于1917年以甲等第一名成绩毕业于湖北法政学校，后在武昌从事律师职业，并被选为武汉法政学会常务副会长。在担任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参与“二七”罢工时，被军阀吴佩孚下令杀害。牺牲时大声疾呼：“你们杀了一个施洋，还有千万个施洋。”身中两弹还高呼“劳工万岁！”1928年2月6日举行刑场婚礼牺牲于广州的陈铁军24岁，出身于归侨富商家庭。曾经慷慨陈词：“一个革命者应该学习古今中外伟大人物的高贵品质和英雄气概。”同时牺牲的周文雍23岁，曾在监狱墙上题诗：“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1928年3月20日牺牲于汉口的夏明翰28岁，出身于官宦家庭，其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1929年8月30日牺牲于上海的彭湃33岁，出生于大地主家庭，是我们党最早的农民运动领袖之一。曾经主动当众烧毁自家的田契，并写诗号召：“莫烦恼，莫烦恼，大家合起来，打倒地主佬！打倒地主分田地，千家兴，万家好！”1931年2月7日牺牲于上海的青年诗人殷夫21岁，其兄为国民政府的航空署长。他竟然写了长诗《别了，哥哥》：尽管“这前途满站着危崖荆棘，又有的是黑的死和白的骨”，但是“决心要踏上前去”，“只望向真理的王国进礼”。1931年4月29日牺牲于南京的恽代英36岁。曾经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其狱中诗：“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摒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1934年11月24日牺牲于北平的吉鸿昌39岁。曾经担任国民党二十一军军长和宁夏省政府主席。就义前用树枝在刑场地上写下诗句：“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1949年5月19日牺牲于上海的王曼霞36岁，是安徽珠宝富商之女，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同时牺牲的丈夫陈尔晋38岁，出生于山西官宦之家，毕业于黄埔军校，先任蒋介石侍从兼总统府宪兵队长，后任兵团中将副司令兼参谋长。夫妻牺牲前给儿子留下的遗言：“党就是你的亲人，有困难就找党，听党的话，跟着共产党一直走到共产主义。”1949年11月23日牺牲于重庆的杨汉秀36岁。她先留学德国，后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朱德派她与周恩来同机回四川作统战工作，被她的伯父、四川军阀杨森亲自下令逮捕杀害于渣滓洞。她被捕时对尚读初中的儿子说：“我被害了，你要更坚强些，要成为一个勇敢的青年，进步的青年，长大后为妈妈报仇。”1950年6月10日牺牲于台湾的吴石57岁。当时已是国民党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临刑前写下就义诗：“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1951年11月18日牺牲于台湾的徐会之50岁。他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早在1933年就升为中将，曾任汉口市长和总统府参军。1924年由我们党的一大代表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入党，长期潜伏于国民党高层，直至1949年12月在重庆迎接解放。1950年又被派往台湾从事地下工作，被捕后蒋介石亲自下令将他杀害。其狱中诗词：“昔日繁华一瞬，车水马龙三镇，秋风吹动故乡情。愁难咏、肠寸寸，千古伤心、士难恨。”毛泽东作为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不但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多位亲人，而且自己也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其创作的诗词既是壮丽的史诗，亦是壮志的写照。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血雨腥风中，他领导秋收起义，只带1000余人上井冈山，创建中国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开辟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唯一正确道路。他因为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尽管“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而且“战地黄花分外香”，“风展红旗如画”，“万木霜天红浪漫”，“风景这边独好”。虽然红军长征由出发时的86000余人，在湘江之役锐减至3万余人，但是遵义会议后，他豪情满怀地高颂：“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后来更信心百倍地吟诵：“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并憧憬：“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最先抵达陕北的中央红军不足8000人，但是他昂扬地宣告：“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总之，在中国革命的征途中，中国共产党人无论是抛头颅，还是洒热血，都不是为了个人的升官发财、封妻荫子。之所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革命前辈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将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复兴，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始终牢记在脑海里，铭刻在心坎上，熔化在血液内，落实在行动中。
共产主义既是人类空前伟大的事业，又是人类空前艰难的事业，若要达到共产主义，绝无平坦笔直的高速公路奔驰，唯有坎坷曲折的盘山泥路攀登。同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政党，同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政党相比，重要区别之一，从建党开始，我们党就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相结合，将最终目标和近期规划相统一。美国、英国和印度、巴西等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多党竞争，票选执政，往往只有上台执政时的短期打算，鲜有较长安排。而且竞选时相互攻击，执政后言行不一。因此造成群体撕裂、社会混乱、眼光短浅、首尾相悖的现象。我们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既摒弃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割裂开来的右倾错误，又拒绝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左”倾错误，清醒地认识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制定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宏伟蓝图，并完全由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国革命上下两篇的历史华章。新中国的诞生，虽然完成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的阶段性任务，但是离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和中华民族的复兴的中国梦，还须奋斗百年。至于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更须数代人的不懈努力和不断奋斗才能达到。所以毛泽东将新中国的建立当做迈向共产主义的万里长征才走完第一步。我们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根据中国在历史长河之中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世界范围内尚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首先制定了“三步走”的规划，后来又制定了先总体进入小康社会，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规划。现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进一步制定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之际，实现中国人民幸福的美好愿望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同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后再接再厉，直至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党就是这样将近期打算、中期规划、远期目标有机统一成为一个系统工程，代代接力，辈辈传承，永不停步，永远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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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们党独特拥有最纯美的服务宗旨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正如毛泽东所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国际歌》高唱：“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们党始终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唯一宗旨，既强调“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又指明“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且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我们党正因为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唯一宗旨，所以才能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将我们国家确立为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我们的权力机构确立为人民代表大会，将我们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确立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将我们的执行机构命名为人民政府、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将我们的军队命名为人民解放军，以及以人民命名的人民银行、人民币、人民日报、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我们的党政机关大门之内和厅堂之中，悬挂最多的标语就是毛泽东书写的“为人民服务”。毛泽东代表我们党呼喊得最响亮的口号就是“人民万岁！”
我们党正因为既坚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充分认识到“我们党的最大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所以“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我们党在民主主义革命中，无论大革命时期的打倒军阀、驱逐列强，还是土地革命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或者在抗日战争时期赶走日本帝国主义，以及在解放战争时期最终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都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这一根本利益，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这一长远利益服务。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党领导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都是为了中国人民在获得解放后进而走向幸福，都是为了中华民族在获得独立后进而走向复兴。新中国建立初期我们党提出“一化三改”的社会主义革命总路线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国既在城市基本建成国有经济为主体，在农村实现了集体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又将我国基本建成较为完整的现代化工业体系。这些都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伊始，我们党又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至我们党建立100年之际，我们国家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民经济总量已由改革开放时仅占世界的1·8%，到2020年已占世界的17%，人均收入在改革开放时仅为156美元，现在已达10000多美元，人均寿命已由新中国成立时的35岁，到2020年已达75岁。虽然我国人民的生活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如果同“二战”后独立建国的人口超过一亿的印度、印尼、巴西、巴基斯坦等大国相比，我们国家可谓“风景这边独好”。
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抗美援朝逼使美国不得不首次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协定上签字；珍宝岛战役逼使苏联总理不得不到北京机场求和；对印自卫还击战直逼印度首都新德里；对越自卫还击战直逼越南首都河内……既抗击了美国和苏联两个世界大霸，也抗击了印度和越南两个地区小霸。从而打破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华势力对新中国的政治孤立、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捍卫了新中国70余年的和平崛起，将一切侵略势力拒之于国门之外，避免了“二战”以后，尤其是“冷战”以后的南联盟、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也门、叙利亚，以及乌克兰等国家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悲惨命运。纵观旧中国的屈辱历史，横看全世界的战争惨状，生活在我们党领导之下的新中国的中国人民，享受着和平的阳光和月光，沐浴着安宁的春风和春雨，是多么地自豪、欢乐、幸运！
2020年，我们党建立100周年前夕，值得大书特书、大讲特讲的丰功伟绩，就是将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从根本上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最突出的任务、最困难的工作、最重要的标志。我们党从建立时起，就将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尤其是消除广大农民饥寒交迫的问题，作为自己为人民服务中最重要的目标。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指出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在土地革命时期已经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在抗日战争时期调整为“减租减息”，到解放战争时期即开始进行土地改革。新中国建立以后，首先完成了全国性的土地改革，接着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几乎每年的第一个文件都是有关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既在集体经济基础上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又废除了几千年来的农业税，并进行城市支援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对农业生产进行各项补贴，以实现农村振兴，因此14亿中国人已经稳端饭碗，满提菜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又作出了精准扶贫的战略决策，创造了减贫持续时间最长，扶贫规模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奇迹。按照扶贫一个不能漏，脱贫一个不能少的方针，为了做到“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像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那样，我们党一声令下，280多万扶贫干部同数百万乡村干部，一道奋战在扶贫第一线。在这和平时期的精准扶贫之中，有将“个人的追求融入党的理想之中，理想才会更加远大”的黄文秀等1800多扶贫干部牺牲在扶贫第一线。尽管要使中国人民全都享受幸福美好的生活，还要坚持不懈，长期奋斗，但是我们党历史性地解决了中国绝对贫困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范围内是仅有的。这充分体现出我们党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仅鲜明地书写在党纲上，而且坚决地落实在行动中。
2020年，我们党建立100周年前夕，还值得大书特书、大讲特讲的就是领导全国人民打赢了一场抗疫“遭遇战”。这场在我国湖北武汉突发的同大自然病毒进行的“遭遇战”，是因为新冠病毒之“新”。它不同于曾经爆发过的埃博拉、猪流感、中东呼吸综合症和非典型肺炎等病毒。所以当人类从未遭遇过的新冠病毒突袭时，由于辨疫认知、防疫物资、抗疫技术、治疫方法等多个方面，都存在缺失和被动状态。这就在九省通衢之地和春节团聚之时，在人口达千万的大都会武汉，新冠病毒突袭后，酿成全国确诊病人8万多，死亡病人4千多，2020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下滑6·8%的严重后果。但是我们党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彻一切为了人民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按照应捡尽捡、应收尽收、应收早收、应治早治的方针，采取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方法，并且有关检测、住院和治疗的一切费用，都由医保买单，财政兜底，全部免费。因此我国从2019年12月发现病情，到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到2020年4月8日武汉解封，就取得了这场“遭遇战”的决定性胜利。以后尽管疫情在全世界大爆发、大流行，到2021年6月30日，我国在18个月进行的抗疫“持久战”，其中很多是域外输入病例，累计确诊病例也未超过9万，累计死亡病例也未超过5千。另外，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时，我国不但在国内对人民群众广泛注射自主研发的疫苗，而且对海外同胞推出了“春苗行动”，已经扩展到150多个国家。比如向中东的阿曼捐助10万剂疫苗，向东南亚的泰国捐助100万剂疫苗……只有一个条件，必须率先为在各国仅有几千或几万的中国人免费注射疫苗。正如王毅外长所说：“外交为民，一个都不能少。”
没有比较，不知高下；一经对比，才知优劣。2021年6月底，美国确诊人数达3500多万，死亡人数达60多万；英国确诊人数550多万，死亡人数12万多；印度确诊人数3100多万，死亡人数40多万；巴西确诊人数1900多万，死亡人数50多万……如果按各国人口总数的比例估算，美、英、印、巴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为我们国家的数倍，甚至数十倍。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和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病亡之所以如此惨重，损失之所以如此巨大，因为他们没有利用我国抗疫为全世界赢得的宝贵空窗期，做好充分准备，打一场损失较小、死亡较少的“阻击战”和“阵地战”。因为他们不是以人民为中心，不是生命至上，而是以资本为中心，以选票为目的，所以给这些国家的人民群众造成了极大的伤亡和痛苦。
美国的哈佛肯尼迪学院等国际权威机构的民调显示，“中国共产党的支持率惊人的高”，“中国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满意度连年超过90%”，既极大地超过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的政党，也极大地超过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政党的支持率和满意度。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信念，始终将是否有利于人民作为总的出发点、落脚点和检验标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党从革命，到建设，到改革，打江山是为了人民的解放，建江山是为了人民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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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们党独特拥有最坚强的制度体系
我们党1921年成立时，是一个只有58名党员的革命小团体，但是经过发愤图强、艰苦奋斗，到2021年百岁华诞时，已经壮大成为一个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14亿人民的超大型政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党构建了一个最坚强的制度体系。这个制度体系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民主集中制”。正因为我们党拥有这一根本制度体系和永葆青春的制度密码，才能从组织制度上保证我们党成为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无往不胜、无坚不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民主集中制既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对立统一哲学基础之上，又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群众和英雄、党员和领袖之间的紧密关系。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根据中国这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独特国情，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的中国民主革命道路。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先在土地革命战争阶段创建了多个红色根据地，继在抗日战争阶段创建了多个抗日根据地，后在解放战争阶段创建了多个解放区。这些革命根据地，都是战斗在各个军阀、各地日寇和各路国军，他们各自为政、难于统一的夹缝之中。因此各个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壮大，都得依靠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在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统一指引和部署之下，依据各自的时间、地点、条件，各自发挥独特的优势进行斗争，最终取得推翻三座大山，获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显然这是我们党在党中央高度集中统一指挥下，充分发挥党内民主优势的鲜明体现。
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指挥人民解放军，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由劣转优，给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最后的致命的一击，消灭了集帝官封反动势力于一身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八百万军队，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三年解放战争，极为突出体现了我们党民主集中制这一组织原则在实践中的优势和威力。当国民党的胡宗南集团大举进攻延安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仍然留在陕北，指导彭德怀指挥的西北野战军进行战斗。党中央同时指导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的中原野战军挥师南下，直逼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当林彪和罗荣桓指挥的东北野战军进行反攻时，党中央指导我军弃长春和沈阳之敌于不顾，而南下直夺锦州，以关门打狗。当陈毅和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已经包围了国民党的杜律明集团后，党中央指示我军暂时围而不歼，待林彪和罗荣桓指挥的东北野战军入关分割包围国民党在北平和天津的傅作义集团之后，再围歼杜律明集团。这些无不体现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放眼全局、指挥若定的高度集中的英明战略决策。另一方面，彭德怀如何具体指挥西北野战军通过青化砭、蟠龙镇、沙家店等战役打败胡宗南集团；刘伯承和邓小平如何具体指挥中原野战军涉险渡黄河、跃进大别山、围歼黄维兵团等战役；陈毅和粟裕如何具体指挥华东野战军在孟良崮、碾庄和陈官庄先后歼灭张灵甫、黄伯韬和杜律明集团；林彪和罗荣桓如何具体指挥东北野战军先南下占领锦州，继回师拿下沈阳，再入关攻克天津，最后和平解放北平等，都由各路大军因时因地因条件，各显其能，各施所长。所以取得中国历史上战场最宏大、战斗最激烈、战果最辉煌的伟大胜利！
蒋介石于1946年悍然发动内战时，气壮如牛、不可一世，企图在三个月内消灭我们党和人民军队。其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方面是蒋介石企图包打天下，经常飞临前线瞎指挥，没有发挥各级军事长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另方面是蒋介石指挥的中央军和各地军阀指挥的地方军之间各自为政、尔虞我诈，也是一个失败的重要原因。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之上，在数亿至十数亿人口之中，在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包围之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必须在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充分发挥各地党组织的主动性、自觉性、积极性，以完成党的总任务。中国各地的地理环境、历史传承、人文素质、物质基础，各有特点，各有优长，所以必须充分发挥各省、市、自治区党组织的聪明才智，因时因地因条件制宜，扬长避短、弃劣凸优，创造出各具特色的建设成就。毛泽东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指明：“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并强调这种特殊，“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既强调全党必须“积极探索，大胆试验，开拓创新，创造性的开展工作，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强调“必须实行正确的集中，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全党的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保证党的决定得到迅速有效的贯彻执行”。总之，正如毛泽东所要求和期待：“努力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进一步充分发挥了民主集中制的独特优势。比如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是民主集中制独特优势的鲜明体现。1953年1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就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32人为委员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用一年多时间完成宪法初稿。1954年3月将初稿印发政协全国委员、各大行政区、各省市、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武装部队的领导机关约8000余人进行讨论，提出5900多条修改意见。宪法起草委员会经过3个多月的修改后，又向全国人民公布了宪法草案，全国人民共提出118万余条意见。宪法起草委员会又进行了多方修改，最后才在1954年9月全国人大讨论通过。又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是我们党民主集中制独特优势的突出体现。1979年11月，党中央就决定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由胡乔木负责起草小组。初稿完成后，曾经过全党高级干部4千余人讨论和政治局扩大会议多次讨论。前后修改7次，才于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无论党纪和国法，还是预算和规划，都是经过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来来往往、反反复复，既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又充分吸收专家的智慧，还充分发挥干部的慎思，而后才作出决定。新中国成立后，早期在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近期在联产承包、精准扶贫等战役中，显现出民主集中制的优势，不必赘述。2008年汶川发生特大地震，温家宝总理第一时间飞赴灾区，指挥各地各业大军紧急救灾。并且在灾后部署重建时，中央指定东部和中部发达省市，分别包干灾区各县的重建工作。因此，不仅在极短时间之内恢复了灾区的正常生活，而且重建的灾区极大地优化和提升了受灾区域的面貌。
2019年底，武汉爆发空前的新冠肺炎。习近平主席统筹全局，李克强总理调配各方，孙春兰副总理坐镇前线，指挥各路绿色军人飞抵武汉，调动各地白衣战士飞驰湖北，召集各行各业立建火神山和雷神山等医院，并且部署一些省市分别包干救援湖北各个地县。因而仅花76天就打赢了于春节期间发生在九省通衢武汉的抗疫“遭遇战”。美国等发达大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面对人类共同的敌人，它们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不但不能统筹兼顾，而且各自为政。美国当时的执政的共和党和在野的民主党之间，印度执政的印人党和在野的国大党之间，不但没有相互协调，反而相互掣肘。甚至出现中央截留地方的抗疫物资，各地相互拦截抗疫物资的恶劣现象。我国在这场抗疫“遭遇战”中，千万人口的武汉严密封城，6千余万人口的湖北基本封省，14亿人口的神州大多封禁。即使武汉封城76天解封之后，我国仍然继续全面进行管控。这涉及的人口之多、地域之广、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在人类历史长河之中绝无仅有。米菜油盐、吃喝拉撒、水电网汽、衣着睡眠、调运配送等等，整个生活节奏必须重新组织安排。尽管“遭遇战”爆发初期，由于辨疫认知、防疫物资、抗疫技术、治疫方法等多个方面都存在不足，因而出现过部分混乱状态。但是因为我们党领导我国人民建立了独特拥有的民主集中制，发挥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最坚强、最灵活、最协调、最有效的制度体系的先进作用。所以同世界各个大国相比，我国以较快的速度、较少的病亡，最先打赢了这场抗疫“遭遇战”。
追根溯源，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在三湾改编时，就将党的支部建立在连队之上。这是党指挥枪的一个根本保证。从此以后，我们党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严密完整的组织制度体系。现在，因为我们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在每一个村庄、每一个车间、每一个科室、每一个社区，因而能够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各个村庄、各个车间、各个科室、各个社区的战斗堡垒作用。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能够将56个民族组成的14亿人口的大国，团结在中华民族这个平等、友爱、互学、相帮、和睦、融洽的大家庭之中。无论民主革命时期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还是在社会主义时期集中力量办大事，都充分显示我们党建立的民主集中制独特的组织体制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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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们党独特拥有最严格的组织纪律
马克思早就说过：“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列宁也说过：“法庭对共产党员的惩处必须严于非党员。”毛泽东曾经指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邓小平也把“有纪律”作为“四有”新人的一个必要条件。我们党同任何其他政党根本区别之一，就是我们党拥有最全、最细、最强、最狠的消化、净化、排毒、排异的功能。严格执行钢铁般的纪律，是我们党始终团结统一、密切联系群众、战胜中外敌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法宝。
我们党不是任何人可以自由出入的团体和协会。每个党员必须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每个积极分子入党程序非常严格，包括个人申请、党员介绍、支部通过、上级批准、预备期考察、入党宣誓等步骤。并且对党员规定了“必须履行”的严格、全面、具体的“八项义务”。党员如果违反党的纪律，我们党规定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的纪律处分。党章规定，党员违纪，必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执纪必严、违纪必究、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按照错误性质和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在党的纪律面前，无论职位高低、资历深浅、贡献大小，任何个人都不享有任何特权，党员人人平等。张国焘作为党的“一大”代表和大会主持人，后来又成为红军的一个重要领导者，在拒不接受党的批评教育和劝告挽留而背叛投敌后，党中央于1938年坚决将其开除出党。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罪行的“四人帮”，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将“四人帮”永远开除党籍。1981年1月，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审，判决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政治局委员江青死缓，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无期，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20年徒刑。1980年10月，党中央根据原政治局常委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严重罪行，尽管康生早于1975年去世，仍然作出开除党籍、撤销悼词、将其骨灰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移出，并向全党公布其严重罪行的决定。
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才知高下。1948年，我们党在毛泽东直接批示下，坚决将1929年参加革命，多次立功受奖，时任冀中军区参谋长的黄寿发判处死刑。原因是他与家中保姆通奸，枪杀妻子何茵。反之，国民党的张灵甫只因怀疑妻子不忠，于1935年冬在家中开枪杀死贤惠的妻子吴海兰，甚至连尸体都不管就返回军营。事发后，在群情激愤、舆论沸腾的形势下，国民党仅判有期徒刑10年。抗战爆发后提前释放，他一路升至国民党王牌74师的师长，直到1947年5月被我军击毙于孟良崮。
我们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要求每个党员不但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而且必须在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方面，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为了严格执法，我国对各级干部的监督，既有人大、政协、公安、法院、检察以及舆论等各个方面之外，我们党特别设立了各级纪律监察委员会。为了防止各级地方党委和基层党组织妨碍和干预各级地方和基层纪律监察工作，特别规定：“党的地方各级纪律监察委员会和基层纪律监察委员会在同级党的委员会和上级纪律监察委员会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我们党还借鉴我国古代经常由中央向地方派遣钦差、巡按、御史等进行巡视的方法，也不定期、不间断地向各部门、各地方派出巡视组和督察组进行监督和检查。此外，各级纪检部门既派专人负责接收广大党员和群众的举报和投诉，还利用现代信息网络工具，接收网上举报和投诉。这在世界各国各类政党中，是独特设立的维护党的纪律的机构。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时，由于我们党已经执政60余年，改革开放已经30余年，明确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达20余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也有10余年。面对新的形势、新的环境、新的条件、新的对象，我们党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必然存在认识不足、措施不力、预测不准、方法不当等错误和失误。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最为深恶痛绝的就是少数党员干部在权、钱、色的诱惑下，贪污腐化，成为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可耻叛徒，即贪污腐化分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了在建党100周年之际，把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除了“全面改革开放”和“全面依法治国”之外，所强调的“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上述三个“全面”的关键。首先制定了“八项规定”等一系列党纪党规，又将党的纪检和政府的监察部门组成统一机构，将纪委和监委联合办公，以便更好的加强纪检监察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打铁自身硬”的精神，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既“打虎”，又“灭蝇”，还“猎狐”。我们党在十八大以前，也曾经严肃查处过都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和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等一批“老虎”。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党对腐败分子的打击，更加全面、更加深入、更加严厉、更加有力，因而在反腐倡廉方面取得更大成绩。在党政部门查处的腐败分子中，级别很高的有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党中央书记兼党中央统战部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令计划，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党中央书记兼国务院秘书长杨晶等。被查处的省部级干部有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辽宁省委书记王珉，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天津市长黄兴国，国家发改委主任蒋洁敏，民政部长李立国，国家保监局长杨栋梁，国家统计局长王保安，国家保监会主席项俊波等百余名贪污腐化分子。被查处的军队系统有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有国防大学校长王喜斌、武警部队司令员王建平、空军政委田修思、军委参谋长房峰辉、军委政治部长张阳等上将，以及一批中将和少将，人数也有百余名。至于地厅、县处、乡科等各级被查处的腐败分子就难以尽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严管党治党，共有90多万名党员出党。我们党百年华诞之时，基本遏制了腐败的漫延，逐步树立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整套制度和清廉正气，受到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欢迎和赞扬。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从一个只有50多名党员的革命小团体，到建党100周年之际，壮大成为一个拥有9500多万党员的超级大党，之所以能够从一个被中外反动势力殚精竭力打击的革命党，在不到30年就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在建国70周年之际，就将一穷二白、千疮百孔的旧中国，建设成为实现了工业化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党严肃党纪、从严治党，既坚持思想从严，又坚持管党从严、执纪从严、治吏从严、反腐从严。我们党正因为不断吐故纳新、革故鼎新，不断排脓挤痈、刮骨疗毒，所以我们党就能始终蓬勃向上、奔腾向前、永葆青春、无往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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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我们党独特拥有最苦难的奋斗历程
孟子早就说过：“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就是自觉主动地承担起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复兴之“天降大任”。我们党在完成这一“大任”的过程，首先要推翻世界上最强大、最凶险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接着要将一穷二白、千疮百孔的落后农业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将来还要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这一奋斗历程，绝不是舒适地飞驰于平坦笔直的大道之上，也不是惬意地赏玩于山明水秀的美景之中，必定要跋涉千山万水，冲破险风恶浪，历经九九八十一难。
世界上，在共产党领导下，夺取了政权，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中，俄苏和中国两个大党最具可比性。俄国布尔什维克（俄共）从1903年正式建党起，到1917年“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仅花14年时间。其中最为严重的挫折，就是1905年革命的失败，但是列宁、斯大林等主要革命领袖只是被流放，并未遭到杀戮。我们党从1921年诞生到1949年建立新中国，总共花了28年，为俄共革命历程的两倍。这28年又可划分为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每个时期都付出了天大的代价和海量的牺牲。
1923年2月，我们党领导了京汉铁路大罢工，北洋军阀吴佩孚挥起屠刀，造成了“二七惨案”。当场开枪打死工人纠察队长曾玉良等37人，打伤工人陈大发等27人。工会领袖林祥谦坚定地说：“血可流，头可断，而工不能复！”被刽子手连砍7刀致死。在“二七惨案”中，京汉铁路全线牺牲的烈士达52人，受伤者300余人，被捕者60余人，被开除者1000余人。1927年，蒋介石在4月12日于上海，汪精卫在7月15日于武汉，背叛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叫嚣“宁可错杀一千，不肯放过一个”，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大肆屠杀。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4月到1928年6月，我们党的党员由6万余人，陡降至2·5万余人，加上国民党左派和工农群众，多达31万余人被杀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党开辟的红色根据地进行了五次围剿。其围剿的军队，第一次为10万人，第二次为20万人，第三次为30万人，第四次为50万人，第五次为100万人。1934年10月，我们党率领86000余中央红军组成的第一方面军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跋涉万水千山，冲破围追堵截，于1935年10月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不足8000人，平均每300米就有一位红军牺牲。后来第二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的长征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红军撤离苏区进行长征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纠集地主豪绅、流氓恶棍，组织的“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挨户团”、“靖卫团”、“义勇队”、“保安队”、“搜山队”等反动组织，对苏区人民进行疯狂的报复。他们狂叫：“大乱三天，大杀三年”，“斩草除根，诛家灭种”，“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后来国民党政府在报告中供述：在“清剿”区内，“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村野不见炊烟”，不少村庄成了“无人村”、“血洗村”，尸骨遍野，血流成河。江西省1933年有1930万人，到1936年仅剩1370万人，约减少560万人。湖北和福建苏区也各有百万余人被杀。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曾经达到3万余人，在14年的抗战中，很多牺牲在白山黑水和林海雪原之中。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仅剩下700余人，11个抗联军长有7位牺牲。最为人们熟知的抗联英雄有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和八女投江等。1941年1月，国民党8万余军队突然于安徽泾县，包围我们党领导的向长江以北转移的新四军总部9000余人。经过7昼夜的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分散突围之外，大多壮烈牺牲，部分被俘官兵，后来也很多在上饶集中营内被残酷杀害。军长叶挺被扣后长期囚禁，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参谋长周子昆，以及黄埔一期毕业，孙中山亲自首选的第一个飞行教官冯达飞等先后牺牲。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刘胡兰、董存瑞等英雄不再赘述。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敌人对关押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江竹筠、许晓轩、陈然、刘国誌和杨虎城等300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进行了大屠杀。1950年在台湾仅被国民党当局经过所谓审判，就杀害了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1100余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1950年至1953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还有杨根思、杨连弟、黄继光、邱少云等197000余志愿军官兵牺牲。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有2000余万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牺牲，尚能查找到姓名的革命烈士高达370余万人，平均每天有370余人牺牲。
我们党成立时，仅有58名党员，就有23名党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献身。我们党的“一大”仅有13名代表，就有5名代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献身。我们党在创建时，有“南陈北李”之称。李大钊是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1927年4月28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绞死于北京时38岁，同时就义的共产党员达20人。陈独秀被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其长子陈延年于1927年6月牺牲时29岁，其次子陈乔年于1928年6月牺牲时26岁。毛泽东的亲人中，堂妹毛泽建于1929年8月在衡山牺牲时24岁，夫人杨开慧于1930年11月在长沙牺牲时29岁，小弟毛泽覃于1935年4月在瑞金牺牲时30岁，大弟毛泽明于1943年9月在新疆牺牲时47岁，侄儿毛楚雄于1946年8月在陕西牺牲时19岁，儿子毛岸英于1950年11月在朝鲜牺牲时28岁。还有妹夫陈芬于1928年4月在耒阳牺牲时25岁，妻弟杨开明于1930年2月在长沙牺牲时25岁，妻侄女杨展于1941年9月在河北平山牺牲时21岁，表侄王德恒于1941年牺牲时29岁。刘少奇的夫人何宝珍于1934年秋在南京牺牲时32岁，朱德夫人伍若兰于1929年2月在赣州牺牲时26岁，周恩来二弟周恩溥于1944年在山东牺牲时45岁，彭德怀的二弟彭荣华和大弟彭金华都于1940年在湘潭牺牲。贺龙家族早年就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湘西地方军阀于1920年将他的父亲贺仕道砍头，将他15岁的小弟贺文掌蒸死，于1922年又杀害了他的大姐夫谷绩庭。贺龙南昌起义后回到家乡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1928年9月五妹贺满姑被敌人凌迟牺牲时31岁，1933年5月，大姐贺英47岁和二姐贺戊妹45岁被敌人砍头示众。贺龙满门忠烈，整个家族有109位亲人牺牲。夏门五烈士极为悲壮，1928年3月在武汉牺牲的夏明翰28岁，1928年2月在衡阳牺牲的七弟夏明霹19岁，1928年3月在郴州牺牲的五弟夏明震21岁，1928年6月牺牲的四妹夏明衡26岁，1930年牺牲的大姐夏明玮的儿子邬依庄19岁。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牺牲的革命先烈，除本文前述者之外，著名的还有1927年4月在上海牺牲的汪寿华26岁，1927年7月在上海牺牲的赵世炎30岁，1927年12月在广州牺牲的张太雷29岁，1928年5月在武汉牺牲的向警予33岁，1931年4月在济南牺牲的邓恩铭30岁，1931年8月在广州牺牲的蔡和森36岁，1931年9月在吉安牺牲的黄公略33岁，1932年10月在广西牺牲的韦拔群28岁，1933年1月在江西牺牲的赵博生37岁，1933年9月在上海牺牲的邓中夏39岁，1935年2月在长汀牺牲的何叔衡59岁，1935年6月在长汀牺牲的瞿秋白36岁，1935年8月在南昌牺牲的方志敏36岁，1936年4月在山西牺牲的刘志丹33岁，1937年1月在甘肃牺牲的董振堂42岁，1942年5月在山西牺牲的左权37岁，1943年9月在新疆牺牲的陈潭秋47岁，1948年10月在东北义县牺牲的朱瑞43岁……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苏共陡然覆亡，苏联顷刻解体，东欧瞬间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似乎面临灭顶之灾。在这生死存亡、胜败进退的关键时刻，我们党敢于挺立恶浪之上，勇于直面狂风之前，稳住阵脚、沉着应对，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不但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而且在冷战结束后的20来年的2010年，就将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到苏联解体后一个多月时，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的名言：“我们这些老一辈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这就是因为我们党吃过苦中苦，遭过难中难，在碱水里浸过，在盐水里泡过，在苦水里熬过，在血水里煮过，这才特别珍惜甜中甜，更加向往美中美。我们党在建党100周年之际，尤须珍惜我们党独特拥有的最苦难的奋斗历程中所积累的历史财富，更须发挥我们党独特拥有的最苦难奋斗历程中所总结的宝贵经验，乘风破浪、披荆斩棘，直至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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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欢送新中国的七十华诞，又喜庆我们党的百年华诞。笔者仅从表面的认识，仅以粗浅的理解，谈了我们党独特拥有的优势，必然既不全面，又不深入。我们党从1921年仅有50多名党员的革命团体，逐渐发展壮大，到2021年已经成为拥有95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政党。在百年征程中，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由领导数亿到十数亿中国人，为求得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为达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复兴，是在探寻中前行，是在摸索中攀登，必然犯过一些错误，出现不少缺点，存在部分不足。因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党也不可能十全十美、万事如意。但是无论搜集多少错误，归纳多少缺点，总结多少不足，都不可否定、不能掩盖、不容无视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大道上，充分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所取得的前无古人，举世尽知的丰功伟绩。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百年的发愤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革开放，终于把我们这个一穷二白、千疮百孔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军事强国、第二航天大国，成为世界最全的工业制造国、最多的外汇储备国、最旺的货物贸易国、最大的钢铁生产国、最强的电力供应国、最长的高速运输国、最密的网络通讯国······这足以使我们中华民族自尊、自信、自豪。同时，我们也充分认识和理解我们党是一个谦虚谨慎、高瞻远瞩、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党。远的不说，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就在共产主义的光辉愿景的指引下，始终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既强调中国在历史长河中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确认中国在世界范围内仍属于发展中国家。既先在建国70周年和建党100周年之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将在建国100周年之际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可见我们党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既解放思想，又清醒理智，既志存高远，又步履坚定的党。尽管面前还有困难，未来必有坎坷，但是我们党在世界经历百年不遇之大变局中，必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毛泽东早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词中就信心坚定地说过：“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而且习近平在庆祝我们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豪情满怀地宣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2021年4月8日起笔，7月30日三稿于南湖红船启航一百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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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邹琦新，男，1938年生于湖南长沙，1962年毕业于湖南师院中文系，1970年调到湖南邵阳师专中文科任教，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晋升为教授，2007年在湖南邵阳学院中文系退休。（邹琦新教授是编者肖殿群在邵阳师专学习时的恩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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