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

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丘逢甲《春愁》

清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日本的马关同日本政府签订中日和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此事一出，爱国诗人丘逢甲怒发冲冠，刺破手指，血书“拒倭守土”四个字。之后，他串联台湾士绅，组织义军抗敌，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回广东原籍。

而在京城，已经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洋务运动浩浩荡荡，人们造洋枪、铸洋炮、练新军，兴办“铁路、厂矿、电话、电报、轮船”等近代企业。然而黄海海战一声炮响，将三十年的成果付诸东流。光绪帝一筹莫展，就在此时，状元出身的礼部尚书孙家鼐（后来的北京大学创办人）将一本《盛世危言》递到案头。

读了没几页，光绪帝就看到这样一句话：

“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

光绪帝紧锁的眉头稍稍舒展开来，仿佛发现了一座新大陆，他接着又翻了几页，又看到了这样一段话：

“或问书中皆言时务，何以首列《道器》？余曰：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常经也。”

救国救民的根本之道，不在于“孔孟之常经”！读到这段话的时候，光绪帝拍案称道，加上朱批，下令总理衙门印刷2000部，分发给京城所有高官阅读，同时全国各省书局翻印数量超过十万本，一时间洛阳纸贵。张之洞评价此书：“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可以坐而言即以起而行也。”又说：“上而以此辅世，可为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先后阅读此书，受其激励，纷纷走上救国之路。

然而此书的作者既非各省封疆大贪吏，也非翰林大学士，而是一位隐居澳门，名不见经传的香山商人郑观应。

（二）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1842年7月24日），郑观应生于广东广州府香山县（今中山市）一户知识分子家庭。鸦片战争以后，在广州、上海等通商口岸，买办成了时髦的职业，成为发财致富的捷径。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郑观应的叔父郑廷江、同宗兄郑济东都做了上海外国洋行的买办。咸丰八年（1858年），郑观应应童子试未中，即奉父命远游上海，弃学从商，在任上海新德洋行买办的叔父郑廷江处供奔走之劳。初至上海，郑观应寄居在叔父郑廷江处，边听差，边习英文。

咸丰九年，郑观应来到宝顺洋行就职，工作之余在英国汉学家傅兰雅创办的英华书馆学习英语两年，宝顺洋行停业后，又入职公正轮船公司，到了同治十二年（1873年），参与创办太古轮船公司，并于次年成为太古洋行总买办，时年32岁。

郑观应在这家英资洋行究竟学到了什么呢？后来，他在《盛世危言》中，将自己在太古洋行工作经验，总结为如下几则观点：

1、“以商立国”，并认为“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兵战治标，商战固本。

2、生产与洋货竞争的精美商品，自然要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发展机器制造业。

3、政府应该作为商人的后盾，保护本国商人的权益。中央和地方设立专门的商务部门，并对优秀商人予以嘉奖，商人可以进入议会参与讨论国家大事。

（三）

郑观应不光是语言的巨人，在行动上更是身先士卒。

1882年，在太古洋行工作九年之久的郑观应合约期满，婉拒前者挽留，加入了国企轮船招商局。在招商局工作期间，针对国企管理效率低下，人浮于事的顽疾，提出了《救弊章程十六条》，因其管理卓有成效，次年担任招商局总办。中法战争爆发后，离开招商局投身救国运动。1893年二入招商局，1903年因署理左江道并兼办粤汉铁路工程事宜再次辞职。1909年，他三入招商局。

1884年中法战争发生后，已过不惑之年的郑观应先是赴香港交涉，将中国从德国购进并遭港督禁运的大炮顺利运回，又受委派总办湘军营务处事宜，甚至还亲自入越南西贡侦察法军军事部署，绘成草图，并前往新加坡、泰国、缅甸等地，策划“合纵”。

为抗战奔波期间，郑观应陷入两起官司。一是上海机器织布局新任总办诬陷郑观应经营不善，要求追赔；二是郑观应此前保荐的太古总办杨桂轩经营不善，挪用公款逃匿，按律保人需偿还，于是也追到郑观应头上。郑观应因而在途经香港时被拘，经年方得解脱。

从1885年到1891年，郑观应潜心著述。他以在1880年就已付梓印刷的《易言》为基础，扩充著成《盛世危言》一书。《盛世危言》包罗万象，大至国体政制、经济制度、教育体制的改革，小至植树造林、垦殖拓边，堪称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维新改革方案。

（四）

1883年，少年时期的孙中山从檀香山回国，前往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期间在澳门与郑观应交流，孙中山写下《农功》一文，经过郑观应润色改编，收入到《盛世危言》。

康有为上书光绪帝，其中提出的变法方针，如经济上运行“富国之法”——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养民之法”——务农、劝工、惠商、恤贫；政治上提倡开议院，文教上提倡改革科举制度，学习西方科技等等，这些主张的雏形，来源于《盛世危言》。

民国之后，郑观应致力于教育事业，1922年五月，病逝于上海提篮桥招商公学宿舍。斯人已逝，但是其事业后继有人。毛泽东曾在延安对美国记者斯诺清楚地谈及，他少年时代在20世纪初偏僻的湖南韶山冲如何读到《盛世危言》，从此被激起“恢复学业的愿望”和对国家命运的思考。谁也没想到，数年之后，毛泽东第一张公开面世的标准照竟由郑观应的第四子、已成长为红色摄影师的郑景康亲手拍摄。这张照片，也是今日悬挂于天安门城楼的主席画像所依据的主要底本。1945年8月，郑景康又在延安机场拍摄了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的著名照片《挥手之间》。（文/翻译家郑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