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失窃
文/刘林海
一九六八年，我六岁。这一年，我们家发生了几件让我刻骨铭心的大事。
暑假期间，县上召开了全县教师集训会，主题是清理阶级队伍。做教师的父亲和母亲均被封闭在号称军事化管理的集训营区。集训快结束时，父亲因其早年参加国民党远征军入缅作战的经历，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押回原籍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父亲回乡后被生产队安排在饲养室打下手，工酬按女社员标准定为八分劳。父亲出事之前，我们和伯父、叔父一大家十几口人红红火火地过日子，父亲丢了金饭碗后，突然就分了家。原本宽敞的大宅院一下子无缘自由出入。极端的时候，我们甚至流落于街道上。记得某个漆黑的夜晚，无家可归的我们一家人相拥着坐在村口的城壕岸上，父亲长吁短叹，母亲低声啜泣，两个姐姐背靠着背打瞌睡，我趴在母亲的膝头上进入梦乡。
谁知祸不单行，母亲忽然得了一种怪病。
起初，母亲不明不白的脚腕疼，本以为是崴了脚扭了筋，却不想一直过不去。吃了些跌打损伤药也无效果，及至最后连走路都成了困难，在课堂上讲课时常常不得已端个凳子坐在讲台上，被校长发现后严厉警告了几回。没奈何，母亲到县医院诊疗，结论是骨头上长了刺，要到大医院去做手术。医生还提醒说，如不及时手术，麻烦会越来越大，并建议到西安的红会骨科医院去找高明的外科大夫。
看病需要钱。父亲已失去挣钱的能力，母亲每个月三十八元的收入，要糊住一家五口人的嘴巴已是捉襟见肘，何来机动资金。但病总归要看，母亲厚着脸皮跟在外地工作的舅舅写信求援。不久，舅舅寄来了三十元钱。父亲把家里又搜罗了一遍，凑了四十元钱。母亲就跟学校告了假，好在父亲也被生产队长恩准外出，父母亲就张罗着进城看病。
两个姐姐被母亲托付给姨母照看。说到要把我送姥姥家时，我却死活不肯就范。我曾听人描述过西安城的繁华与热闹，尤其有个叫做动物园的去处甚是好看。我无数次幻想着体验一回。这次遇到难得的机会，我岂肯轻易放过。执拗中，母亲还是率先妥协，又极力说服父亲，称带上娃见见世面，跟看病一样有意义。于是就在某一个凌晨，天上还挂满星星的时候，父亲骑上家里最值钱的家当——自行车，载着我和母亲，奔向令我无限神往的地方。
跋涉了百多里的路程，进西安城时已是黄昏。印象中有不少的路段，父亲是推着自行车前行的。因为一直侧坐在二八杠梁上，下车时我的腿脚已麻得站不起来。在街道上七扭八拐之后，我们敲开了一个窄窄的院门，一个头发已经花白的女人站在门里。父亲殷勤地跟人家点头问好，又把我推到前头，让我叫姑妈。我们被姑妈安排在一间好像并不住人的屋子里，一张空床板上放着各种零碎家什，姑妈把床板腾空后，在光床板上铺了一条布单子，就算是为我们备好了床铺。晚上父亲悄悄跟母亲说，能认我们这家亲戚，真该感谢人家。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位姑妈是我早逝的亲姑妈的丈夫的同父异母的姐姐。
父母亲去红会医院的时候，我也跟着去了。没想到天底下竟有那么多缺胳膊短腿的人，拄着双拐、架着鹰的男人女人，比我们村子里的麻雀还多。我一下子想起了电影里国民党军队撤退的伤兵。
经过一番检查，医生确诊母亲并不是什么骨刺，而是脚踝骨坏死。需要手术治疗。手术方案是把原来的骨头取下来，换一节不锈钢代替，但从此脚腕无法活动。医生尤其强调说，终身须站着大小便。父亲问医疗费用。医院说初步估计需要一百多元。父亲跟医生交流的时候，我仍然拉着母亲的手。医生谈到费用时，我看到父亲的舌头吐得老长。
母亲从医生的屋子出来，就一直默默地流泪。父亲蹲在地上不时地挠着头。母亲晚年曾写过一本回忆录，详述她当年在红会医院的心态：当医生告诉她一辈子不能蹲下时，她几乎失去了生存的欲望。在医院的四层楼上，看着父亲为医药费难怅的样子，她已经瞅准了那扇洞开的窗户。只是突然间目光锁定在儿子那张稚嫩可爱的脸上，也才有了人生的后续。
不管手术结果能否被接受，但筹措高昂的费用却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正在父母亲一筹莫展之际，有好心的病人推荐父母亲去灞桥一家医院碰碰运气，说那家医院用药膏外贴治这种病，很灵验。父亲立马来了精神，母亲更是乐意。打听好那家医院地址，我们又回到姑妈家歇息，只说第二天去灞桥。
次日却恰遇礼拜天，姑妈说医院也休假。母亲就让父亲带我去一趟动物园。那时的西安动物园就在西五路的革命公园里，离姑妈家不算太远，但父亲仍是骑了自行车去。父亲把自行车存在公园门口的寄存处，就拉着我挤进了熙熙攘攘的公园。在公园门口，父亲还给我买了一根金黄的水果，说叫香蕉，又剥了皮，让我尝尝。那美妙的味道，让我幸福得浑身颤栗。
也许是因为周末，公园里的人比我们邻村起庙会时还稠，人山人海的猴山前，我站在密实的人墙后边，努力地蹦跳着，却仍是满眼的后脑勺。父亲蹲下了身让我骑在他的肩膀上，把我架起来，我立马有了君临天下的感觉。看着从来不曾见过的嬉戏猴群，我也不由得抓耳挠腮，手舞足蹈。直到父亲放我回到地上，我仍是意犹未尽。
忽然间，父亲手捂着胸口，张大嘴巴僵住了。瞬间脸上冒出了汗，脸色像白粉纸一般可怕。在我其后的人生中，每每读到或听到“面色苍白”这个词时，脑海里就浮现出父亲当年那一张白得恐怖的脸。
原来，父亲装在贴身口袋里的钱包不翼而飞。钱包里装着为母亲治病筹措的四十元巨款。连同钱包一起丢失的，还有存放自行车的号牌和钥匙。
父亲忽然又像明白过来，拉着我急急地向公园门外跑去。到了存自行车的地方扫了一眼，才嘘了一口气。又傻傻地站了半天，脸上的肌肉不间断地抽搐着，时而捶捶脑袋，时而跺几下脚。
父亲跟管自行车的人说了几句话，又拉着我往姑妈家奔去。父亲半是跑半是走。我一路小跑，父亲却仍嫌慢。其间，父亲几次背上我跑。我趴在父亲的肩上，听着父亲的心跳，堪比脚步声。
闻知父亲丢了钱，母亲也是大惊失色。父亲稍稍辩白了几句，却跟姑妈讨要一件外衣。姑妈从屋里翻腾一阵，找了一件女式的对襟褂子。好在父亲身材并不高大，他把自己的外衣脱下来，套上了女式褂子，嘱咐母亲看好我，便头也不回地冲出了院子。
母亲于惴惴不安中拉着我打问经过，任泪流满面。
天擦黑的时候，父亲推着自行车黯然失神地回来了。他对母亲说：“我想通了，我总是把娃没丢。”
父亲换装出门是为了在自行车存放处守株待兔。当过远征军、干过侦察兵的父亲寄望于贪心的小偷用偷去的存车号牌和钥匙再顺走自行车，他好出手来个人赃并获。遗憾的是，纵使他换了服装，那狡猾的毛贼却并没有上钩。父亲说，直到公园里人已散尽，自行车存放处只剩下我们家一辆自行车时，管事的人才叫来警察，允许父亲扭开了车锁，把车子取出。
没了钱，母亲的病看不成了。但灞桥那家医院用膏药敷贴治病的信息，仍让父亲和母亲割舍不下念想。第二天一大早，父亲犹豫了好长一阵子，跟姑妈开口借钱。也不知两个人是咋交流的，姑妈给了父亲一张两元的票子。父亲往口袋中装钱时恰好面朝着我，我分明看见，父亲的眼眶里发出几许亮光。
我仍是随着父亲和母亲一起去了灞桥的医院。那家医院的门脸不大，跟我们村小学差不了多少。一瘸一拐的母亲被父亲半搀着进了小院子，坐在一个石墩子上，父亲独自进了一栋小楼。一袋烟的工夫，父亲又回到我和母亲身边，苦着脸说第一次检查和上药需要五块钱。母亲叹了口气，说不看了。便扶着我的肩膀站了起来欲离开。父亲却没有理会母亲，摇了摇头，又坚决地离开了我和母亲。
那天阴天。天上灰蒙蒙一片，既没有太阳，也没有云彩。我和母亲待在那个角落，来来去去的人经过我们面前，却没有一个人看我们一眼，好像我和母亲都是空气一样。我忽然觉得西安城里一点也不好玩，我盼着父亲快些出来，带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等得无聊时，我跟母亲说肚子饿了。母亲从兜里掏出离开家前烙下的锅盔。我啃了几口，锅盔已经硬了，突然间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馍花呛得我鼻涕眼泪流了出来。
漫长的等待之后，父亲忽然小跑着出来，不由分说拉着我的手又进了那栋小楼。楼道里没有人，空气中散发着让人透不过气来的药水味道。在一个拐角挂着换药室牌子的门前，父亲跟我交待，站着别动，有人来时就大着嗓子喊他一声。我忽然意识到父亲要干一件大事，而且是令人害怕的事，但我必须勇敢地答应父亲。我使劲点了点头。父亲靠近了那扇房门，把贴身的汗衫撩起来，用牙齿咬着，手上一使劲，“嘶啦”一声撕下了一大片布，又从兜里掏出了一个什么东西，在门框边鼓捣了一阵，房门“吱啦”一声开了，父亲闪身进门。片刻功夫又退出来，只是衣服下摆的肚腹处鼓起一个大包。庆幸的是，楼道里始终没有出现人影。父亲拽住我的手，一溜烟地小跑着出了楼。
在父亲其后与母亲的言谈中，我捕捉到一些只言片语，加上我的判断，大概理出一个粗线条：不甘向命运低头的父亲，靠着机敏，详细地观察各类来医院病人的症状和就医过程，尤其是换药室医生敷药的方式方法，又在看似不经意间，研究了换药室门锁的构造，然后一直捱到中午下班，趁医生就餐之际，让我配合望风，当了一回梁上君子。父亲用他那一双握了十几年枪杆，又捏了十几年粉笔头的手，干了一桩见不得人的事情。那年月没有塑料袋之类的东西，为了从盛药的大盆里掏出黑乎乎的药膏，父亲牺牲了自己的旧汗衫。
父亲得了药，当天就跟姑妈告了别。等我们三口人返回老家时，已是鸡叫时分。
父亲骄傲地跟母亲宣称，说他在远征军里学过战地救护，会包扎换药。回家当天，父亲就给母亲脚腕敷上了药，又用一片纸盖上，外面缠上了布。但谁知到了第二天，母亲脚腕奇痛难忍。揭开裹布时，敷药的部位像肥皂沫子一样凸起了层层叠叠的小泡。没奈何，父亲又把母亲带到公社的地段卫生院诊疗。医生问故。父亲如实讲了敷药过程，当然隐去了药品的来历。地段医院的医生就骂省城的医生无良，说怎么敢把药交给病人自己敷。并严令母亲不能再贴这种药，否则会造成大面积皮肤坏死。
父亲的一次冒险却成了无用功。
然而，就在父亲张罗着筹钱为母亲再度进城看病时，母亲的症状竟然有所缓解。疼痛可以忍受时，父亲和母亲也就有些懈怠。天可怜见，过了半年，母亲竟然能正常行走了。恢复如初后，我们一家人连同所有关注母亲病情的亲友，都觉得经历了一场梦一般的折腾。
母亲一辈子都不理解当年县医院和西安红会医院的两个诊断结论是咋形成的，更不理解那病魔为啥轻易放过了她。母亲戏言是公园里那个小偷偷去了她的病，却不知那小偷或其家人会不会一并获得了她当初难以忍受的病痛。
那年父亲丢钱的事，亲友中尽人皆知。但父亲偷药的事，却无人知晓。父亲生前从来没有跟人说过这桩事，也许这是他最感屈辱的人生经历。父亲当年曾半是诱导半是恐吓着让我不要把这件事讲出去，我也就一直守口如瓶几十年。而今，父亲已作古三十余年，当我鼓起勇气把这件事告诉别人时，其实我已在心里跟父亲对过话。我对父亲说：您当年所为，我能理解，换作我，我也会那样，只不过，我未必有您那样的胆量和能力。
刘林海
二〇二四年四月四日清明节
刘林海
陕西省礼泉县人，先后就读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西北政法大学法律专业。文学学士、法律硕士。经济师、高级律师。
一九八三年参加工作，一九九零年起从事专职律师工作。现任陕西汉廷律师事务所主任，西安仲裁委员会、渭南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曾获“全国律师电视辩论大赛”陕西赛区“最佳专业知识辩手”奖。
第一部长篇小说《汉京城》由作家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
第二部长篇小说《落户》由作家出版社于202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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