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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玄：《诸神的狂欢：北京诗派简史》
（刘卫东论温皓然《凤鸣台》）
王一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
131.2024年4月7日，《海外头条》（火凤凰主编）今天发表“北京诗派”下列诗人的作品（16位诗人的16首诗）：张厚生《站在黑夜的中心》，火凤凰《日本记》（五十八），上帝的拇指《游荡》，霜扣儿《我和日光走在纸上》，向以鲜《灯笼》，蓝雪《最好的我们》，童年《永恒》，朱赤《果园》，龙的妹妹《为一些声音活着》，华万里《读塔尔·尼特赞》，木子《我的年初一》，犁铧《面包的信仰》，桑根《让过平安夜流行吧》，邓键《永恒与毁灭》，韩兰娜《感兴趣和有需要》，丁浩《无题》。
此日，《“北京诗派”文库》推出著名学者、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卫东的文章《一则“精神朝圣”的现代寓言——读温皓然的<凤鸣台>》，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古典的审美追求、现代的都市叙事、复杂而缠绕的精神内涵和单一的价值判断糅合在一起，使《凤鸣台》成为一则关于“精神朝圣”的现代寓言。《凤鸣台》将佛学以“主题先行”的形式突出出来，并将其作为导出人的精神困境的路径。温皓然更多承袭了中国文化对人生问题的思维方式，显示出试图用“中国精神”处理现代问题的动向。温皓然的执着和认真在充满了拼贴、解构、文本游戏的当代文坛格外令人尊重。
【关键词】 温皓然 《凤鸣台》 精神朝圣 现代寓言
温皓然的新作《凤鸣台》（九州出版社2009年11月版）一如既往地承袭了她《太阳是方的》、《陪嫁山庄》中的空灵与细腻的工笔风格，将并不复杂的故事讲得婉转跌宕，同时，一直飘忽的审美追求由于“凤鸣台”的介入而有所附丽，从而使作品成为一则关于“精神朝圣”的现代寓言。古典的审美追求、现代的都市叙事、复杂而缠绕的精神内涵和单一的价值判断被糅合在一起，温皓然的《凤鸣台》显现出多种解读的可能性，也是通常说的“挑战”批评家的文本。因此，读《凤鸣台》时，似乎也经历了“朝圣”的过程，即使没有佛缘，也会在灵魂深处虔敬地合掌称颂：“噶玛巴千诺”！
1.
《凤鸣台》中若隐若现的虚无与焦灼感，正是现代人无处安妥灵魂的彷徨与呐喊，而主人公灵魂“朝圣”的路，也具有启示意义，这条路不是指向远方，而是指向内心深处。现代社会盛行的“消费主义”已经逐步占据了日常生活的各个空间，几乎可谓无孔不入，但是，现代人在感受在“自由”的同时也随之感受到了强烈的“枷锁”感，因此，找寻出路的愿望从来没有像当前一样强烈。较早感受到这一氛围的尼采坐立不安，大声疾呼“重估一切价值”！《凤鸣台》书写的不是寻而未得的苦闷，而是一上来就以明确的（虽然作者并未刻意强调）立场“牢牢站立”，然后在此方向深入开掘，完成一次朝拜仪式。换句话说，《凤鸣台》的主要工作就是擦拭、剔除掉朝圣路上的“杂质”，到达一种超拔的境界。
温皓然的问题其实在《凤鸣台》的开端就已经提出：“说来也真可叹息，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生不知从何而来，死不知去向哪里，稀里糊涂地在这个地方哭笑一回，争闹一回，善一回，恶一回”，“你说，人为什么来到这世界上？来穿衣？来吃饭？来享受？来追逐名利还是来结怨造恶的呢？”如同温皓然自问自答的一样：“这可是个大问题，恐怕要用一本书都未必说得清楚。”不难发现，在对人生终极命运问题的追问上，温皓然的疑问与她热爱的《红楼梦》如出一辙，但是，不能说温皓然的疑问出自简单比附。对于这样的“天问”，每一代人都徒劳地试图给出答案，但是下一代人却不可能在接受答案之后一劳永逸。温皓然能够提出如此问题，而且放在全书的开端部分，如同当头棒喝，提醒久未深思的读者重新打量自我，也预示《凤鸣台》不像它的外表一样是一本轻松休闲的读物，而是高悬一个“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的问题，让人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似乎是为了加重问题的力度，也是为了使小说中的人物获得一个令人不得不遐想万千的背景，温皓然将故事写在凤鸣台，还将其作为小说的题目。位于河南焦作市温县东口村的凤鸣台，是老子辞官后隐居悟道之地，被温皓然拿来作为小说的发生地点，绝不是向老子致敬那样简单，而是“大有深意存焉”。在老子向往的理想社会中，“小国寡民”，“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而这一切随着他西出函谷关而成为留在《道德经》中的海市蜃楼。当年在凤鸣台，老子想必就意识到“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居善地，心善渊。惟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样的道理，而在后世成为“圣人”的孔子不得不惊呼“变化莫测，见首不见尾，真乃神龙也”，但是，如今的凤鸣台却今非昔比、面目全非了：“这条不知道流过了多少朝代的珠龙河，眼下早已是河道淤塞、河堤坍塌，一片萧条衰败的景象了。”老子，这个在传统文化中闪烁着璀璨光芒的偶像，却难以逃脱现实中尴尬的命运，而这或许才更为符合老子对世界的解释吧——他原先并不打算跟他不喜欢的世界絮叨。老子的思想在后世不断地阐释中增殖，成为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温皓然把故事的地点写在老子“故居”，与历史、传统互文的野心“昭然若揭”。一方面，《凤鸣台》浸淫着传统文化的流风余韵，另一方面，又遭受着现代思想的侵蚀，无疑是一个转型中的“标本”。凤鸣台作为文化人类学的“典型环境”，预示着作品中的主人公必将进行一场形而上的博弈。
有论者曾经指出，温皓然的作品中带有“东方精神”和“东方气派”，是指她的意境、语言与审美特征都有鲜明的传统色彩，实际上，还可以接着说，温皓然更多承袭了中国文化对人生问题的思维方式。面对困境，如果说西方更着重于“改造外界”的话，中国可能更着重于“反观自我”，逆流而上，探寻源头。当然这不过是泛泛而论，但是，一旦这种意识体现在文学作品中的话，就表现为“天人合一”的混沌大气，无所不包但又细微琐碎，在天理与人事之间“若即若离”。《凤鸣台》是不能当做现实主义作品来读的，里面情节的设计、人物的描画都朦胧而抽象，如梦似幻，但是，似乎有双慧眼在打量这些“红尘俗世”，于是，一切不可能皆为可能。统摄《凤鸣台》的是一团弥漫在小说中的对人生问题的东方式思考，儒释道或隐或现显，化为善恶有报、因果相继。在所谓“东方意识”中，温皓然的作品中没有太多的“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人生虚无主义和“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历史虚无主义，而恰提倡现世“报应”，执着于个体人生苦难的拯救。
因为“现代”一词本身是指向未来的“时间神话”，因此，现代“焦虑”多考虑处理“现世”问题，而温皓然却出人意料地将其放在了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显示出试图用“中国精神”处理现代问题的动向，无疑呼应着“国学”在近期的重新崛起，也是在回归传统的道路上走出的坚实一步。当代小说，都愿意保持一种“模糊性”，而温皓然却逆向而行，不但保持清醒的美学追求，还“变本加厉”地大肆弘扬，而这种“坚定感”也是值得作为个案分析的。
2.
温皓然是一个找到了自己写作“园地”的作家，相对稳定的题材、叙事和话语风格使她呈现出同年龄并不相称的“成熟”和“老练”。初读温皓然的作品，尤其是读惯了“纯文学”的作品的读者，可能会觉得有些隔膜，因为温皓然不是拉开米兰·昆德拉经常被引用的“小说是对存在的勘探”一类的架势，也不是在作品中执着卡夫卡式的对“自我”和“孤独”等现代体验的内省，甚至没有卡尔维诺和“新小说”对文体实验的兴趣，她总是以近乎“笨”的古典叙述方式和令人一眼看穿的叙述指向，真诚地面对她的世界和人物，也许对于温皓然来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只不过是想给自己的思考一个交待。
温皓然喜欢给她笔下的人物取一些奇异，甚至有些稀奇古怪的名字，如东方樱西、南宫元宸、秦黛罗等，有偶像剧一样的文艺，更多是“玄幻”。《凤鸣台》中的东方樱西教育良好、英俊非凡，根本不是食人间烟火长大的人物，实际上，温皓然也没有打算让他成为“现实主义”意义上的普通人，她就是要让主人公生活在虚幻的世界中，因为只有如此，才能让更加虚幻的情节显得自然。东方樱西生就了“人世间至富至贵之相”，连他的手在外人看来都非常绝妙：“那是一双柔软圆妙如同兜罗棉一般的手，绵长莹润，十指皆盘折如印”，“耀得人睁不开眼”。除了玄幻色彩的作品，很少有作者喜欢把自己的主人公描写得如同仙境里走出一般，不染一丝人间纤尘。而温皓然却乐此不疲，以至于成为自己的“特色”。温皓然当然不是刻意追求“纯洁”，而是以疏离生活场景的方式给予她笔下的人物一个“纯粹”的、几乎“真空”的氛围，以便呼唤出埋藏在“地表”之下、肉囊之中的人的灵性与本性。一度抱着“文以救世”愿望的东方樱西，“在这样一个举国言商，人人争利的时代”，“到了处处碰壁的境地”，“这种现象让他恐慌不已，而这种恐慌总是有增无减，且越来越厉害”，因此，他来到凤鸣台，就是寻求一种解脱。显而易见，东方樱西不过是温皓然的一个傀儡，被她派遣到文本中去回答自己的问题，也就是说，东方樱西的选择与表现很大程度上带有温皓然个人思考的印记。东方樱西遇到的问题，显然具有一定的“当代性”和“中国性”，同时，也是历久不衰、可能每代人都无法回避的生存之思。
如果说东方樱西是温皓然化身的话，秦黛罗就是“在河之洲”的理想，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整部小说的线索，也以“纪实”的方式回答了“这是一个娑婆世界，娑婆即遗憾”的命题。秦黛罗出场就很惊艳，这位“丰姿若神、面如桃蕊”的“深闺佳人”不但气质绝伦，而且绘画技艺“如有神助”，因此得到东方樱西的青睐，更难得他们一见钟情，相互爱慕。在两人偶然间肌肤相接的一瞬间，东方樱西想起了这样的情诗：“那一天，我摇动所有的经筒，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那一年，磕长头匍匐在山路，不为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当两人坠入情网的时候，也落入命运残酷的阴霾——他们不得不为上辈人的罪孽付出代价。正如一般文学作品俗套，这一对情投意合的玉人必然难逃不能“终成眷属”的厄运，温皓然的安排虽然也是如此，但是却翻出出人意料的花样。东方樱西与南宫元宸两位优异男士都爱上了秦黛罗，只等她做决断，此关键时刻，温皓然却宕开一笔，引入了来到净影寺说法的法王。当然，法王的出现就是为“说明”并解决主人公的问题，他既是一个文本的存在，也是文本外的存在，或者说，作者设计出“问题”，就是等待他来解答。
在《凤鸣台》中，人生、爱情问题不过是借以说话的“由头”，实际上，太阳之下无鲜事，类似问题恐怕是老生常谈，不过，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独特的解决方式。温皓然不打算讲一个精致的故事（虽然小说并不缺乏故事元素），她将故事展开后，便迫不及待把人物推向了他们一生必须要面对的重大的选择，而这一选择如果没有平素的积累，根本无法由自己完成。在这里，显然出现需要一个能够解释一切、为他们助一臂之力的“理论”，而正如温皓然所设想，法王从印度前来讲学，因此，一个“预谋”了很久的计划宣告完成，文本内的声音与作者的声音汇集在了一起。
需要指出的是，如此大张旗鼓提出“意义”问题，并一本正经地苦苦探求的态度，在目前的作品中几乎已经成为“另类”，因为时代的“弄潮儿”们沉浸在对“成功”光环的永无休止的追逐之中，根本来不及思考这样“老土”的问题了。《凤鸣台》中随处所见的对佛经的引用显示了温皓然的信心与决心，她应该知道，这样“过度阐释”自己的见解或许会吓跑一些读者，但是她更有决心留住他们，因为她知道他们也需要为自己寻找一方宁静的灵魂栖息地。温皓然的执着和认真在充满了拼贴、解构、文本游戏的当代文坛格外令人尊重，她用质朴、简单的方式，表达了对人生终极关怀的虔诚，而这一点，恰需要“心诚则灵”的大智慧，而不是斤斤计较的小聪明。
3.
美国“垮掉派”代表作家之一凯鲁雅克的《在路上》书写的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朝圣之旅。为了寻求自我“解放”和“寻找”生命意义，萨尔、狄安、玛丽露几个人开车横贯北美大陆，一路上纵情于饮酒吸毒、狂歌滥交，经过了一路宣泄之后，在筋疲力尽时终于有所感悟，皈依于东方禅宗。《在路上》中的波西米亚们尝试了各种“刺激”的方法试图让自己体验神圣的感觉，但是却无济于事，经过不断“试错”之后，终于找到精神的栖息地，虽然这也不过是1950年代西方“叛逆一代”的由于文化隔膜而产生的想像和幻觉。对于温皓然来说，她几乎省略了寻找的过程，直接以“圣地”凤鸣台的光辉烛照了黑暗中蜗行和摸索的主人公，相比起来，东方樱西所经历的不是身体的流浪，而是佛缘的接通，同样地，其中也充满了异乎寻常的体验过程。
温皓然此前的作品中流露出她对佛学的爱好和熟稔，但是只表现为一种若隐若现的元素，而《凤鸣台》中却以“主题先行”的形式突出出来，将其作为导出人的精神困境的路径。小说借人物之口说：“所谓学佛的基本精神，就是教人如何离苦得乐，不入沉沦，不坠恶海。”“基本精神”看似简单易懂，实则知易行难，不在其中者，自然无法领会。在小说中，温皓然刻意强化了“朝圣”者内心的变化，她把此前没有任何精神指归征兆的东方樱西的感悟用浓墨重彩的方式表达了出来，以突出“追寻”和“吸引”之间双向的选择。东方樱西本是有夙缘之人，法王“一眼便从人群中将他认了出来。两眼直视着他，对他不断地微笑。那不是平常的微笑，那微笑中散发着无限的慈悲和摄受力，使人感动得几乎要掉下泪来。”如果对《凤鸣台》中所描写的东方樱西的身世熟悉的话，可以很容易明白“爱”对一个内心倔强而柔软的青年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东方樱西来说，法王的魅力不仅在于传说中辉煌的业绩，还在于灵魂上的契合。正如林世敏在《佛教的精神与特色》中所说，“佛是一个对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有透彻觉悟的人”，法王以他超拔的力量彻底征服了东方樱西，给在世者指出了通达之路。
《凤鸣台》中，温皓然如此为法王画像：“巍峨雄伟，法相庄严，目若青莲，唇如丹果。清虚之身，无极之体，妙宝莲华，金色晃曜。光明能照彻佛刹，智慧能除世间暗，能令见者伏断烦恼，能令闻者顿息恼热。根基方正，稳健如山，清净庄严，神通自在……”即便温皓然喜欢把她笔下的正面人物都描写得不可方物，但是上述对法王肖像的刻画，更增添了几分虔敬，分明投以信徒的目光。正如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丁所说，“无论任何人，如果有心要关照神和美，都要首先自己是神和美的”，因此，他才特别强调“凝神关照”。东方樱西见到了法王之后说：“我就像看到了一盏威力无穷的大灯，那熊熊燃烧的光芒，足以照亮整个的世界。”仅是感受到了法王的威仪，便纳头而拜，显然不符情理，但若用夙缘来解释，却严丝合缝。在这一瞬间，东方樱西与温皓然的声音是重合的，这使小说带有了当前文坛鲜见的禅意。
在此前的小说《陪嫁山庄》中，温皓然在小说末尾安排了净空法师出场并讲演说：“整个宇宙的变迁，乃至一切的自然灾害，并不是真的自然灾害，而全部都是人心所感应来的。人心向恶，感应来的自然就是频仍的灾害乃至灭顶的祸乱。世上一切的忧患和苦难，都在人心的内部。人心清净，就是免疫的能力。清净心和慈悲心，能解一切毒患……”并借他人之口评论说：“拯救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只有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可以说，这些都是温皓然的一家之言，读者自可以有自己的看法，而温皓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将自己的看法表达出来并为读者接受，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无疑，温皓然避免了生搬硬套理论绑架读者的方法，她总是在舒缓而诗意的叙述中似乎漫不经心地托出自己的观点，使读者可以心悦诚服地接受，至少可以接受温皓然的诚意。当然不能说温皓然的《凤鸣台》就是佛教教义的宣扬，她也无意在小说中金针度人，不过，有些不加掩饰的描写与论述已经暗示了温皓然内心“中意”的救赎之路。
4.
正如小说中法王所说的学佛最高境界是“历经万般红尘劫，犹若凉风轻拂面”一样，《凤鸣台》中的主人公们注定要在苦难中完成灵魂的救赎。秦黛罗既有丧母之哀、又有失恋之痛，还受到小人的暗算，但是她却能以“缘分”二字释怀：“人生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讲，逃避不一定能躲得过，面对不一定最难受，算计不一定能得到，得到不一定能长久，失去不一定不再有，转身不一定最软弱。”在这段充满辩证意味和浪漫气息的独白中，显然体现了作家对基本人生问题的理解，温皓然不是简单“励志”或自我解嘲，而是透出由“万般带不去，惟有业相随”的底蕴培育出的从容不迫。作为理想人物的秦黛罗，被温皓然赋予了美貌和美德，自然可以遇难呈祥，也让读者为她的未来保持一份善意的期待。与此同时，《凤鸣台》还设置了一类“恶”的人物，他们处心积虑地算计别人，最后，“反误了卿卿性命”。如此简单的善恶二元对立，更凸显作者“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写作主旨。
古代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中的俄狄浦斯王智慧仁爱，却敌不过命运的摆布，最后刺瞎双眼流浪旷野——在此生，却不得不为前世付出代价，正是古代希腊人百思难解的“斯芬克斯之谜”。如此沉重而无解的问题，一直萦绕在人类精神史的上空，为他们短暂的一生添加了难以言说的悲凉。东方樱西与秦黛罗的相爱却注定不能终身厮守，不过是这个经典在当代的新的变异。小说的结尾，已经出家的东方樱西对前来寻找自己的秦黛罗说：“人在很多时候，真的是天命难逃！”曾经被评论家认为“创作审美取向直指《红楼梦》”的温皓然，在作品中流露出宿命观，是自然而然的，不同的是，温皓然并非让主人公停留在虚无主义的“出世”层面，而是继续前行，以信仰烛照入世修行的道路。从这一点说，温皓然的作品虽然也是“悲凉之雾，遍披华林”，却没有“人生就是痛苦与无聊之间的钟摆”（叔本华）的绝望，反而带有一些倔强、勇敢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
东方樱西所谓的“真正的修行，还是在红尘里”为他的朝圣之路划上了一个句号，也意味着他的使命正式完成，但是并不意味着温皓然的思考的中止。东方樱西所谓“人身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固然能够使自己摆脱了在小说开头的焦虑，找到了灵魂的皈依，但是他的朝圣之路是否可以被复制，是另外一个更为严峻的问题，无数的桃丽们还挣扎在“神经病”的边缘，等待救赎的戈多的来临。吴天丽在惊天腐败案案发后，受不了连日惊恐而一命呜呼。或许这是温皓然的一个有意安排，让她不是以身陷囹圄的形式告别故事，而是在内心的创痛中结束生命，但是，她临死前却仍在打着官腔：“领导干部就要以身作则，应当永无休止地教化人民，广泛而又宽容地保护人民的利益……”可见，吴天丽的死并不意味着罪恶的结束，而且，这些罪恶还将一步步深入和扩大，可怕的是，这就是东方樱西赖以修行的“红尘”。一个人能够走自己的“朝圣”之路，但是却无法改变“恶人”横行的局面，这正是问题的残忍之处。温皓然在这里碰到了难逾的“障碍”，也许是她尚未思考过的，至少在小说中没有明确提及，但是她已经接触到了自己理论的脆弱之处，也许在她的下一部著作中，会给予解答。
尽管《凤鸣台》中的东方樱西“看破了，放下了”，选择出家修行，认为自己找到了“真理”，但是并不意味着温皓然对他持完全认同的态度，作为一个作家，她依然保持着哲学上的警惕。能够保持住这一姿态，是温皓然能够继续前行的必要条件，否则，她的写作将成为“理论”的传声筒，而这恐怕不是她的最终目标。温皓然在小说中对东方樱西与秦黛罗以“三年”为期的约定，并未给出结果，而是戛然而止，留下了“空缺”。这个“空缺”就是撬动小说走向的力量，以免它沿着“困境——救赎”的轨道滑下去。温皓然显然不愿把小说写成弘扬佛法的故事，从她在小说中每章开头引用的佛经，以及小说中频频出现的佛法论述来看，温皓然制造了一个“朝圣”的氛围，但是，芸芸众生的生死爱欲、柴米油盐提醒读者，二者存在着一个具有张力的距离。温皓然的作品中有种来自宗教情怀的“气功”，这使作品飘逸、灵动却不失浑厚，但是，她又并未把小说作为佛法的教科书，这正是温皓然本人在《凤鸣台》中显示出的“朝圣之路”，她此刻也正在朝圣的路上。
佛说，工作必须你们自己去做，因为我只教你们该走的路。显然，对于任何有追求的人来说，坐而论道都不如躬行实践。就此而言，温皓然的写作从此注定与行走有关。她只有不断地行走，才能在其中不断体悟追寻朝圣的意义，也许她内心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但是这答案正要求她用自己的行走践行。小说结尾写到一队历史学院的博士到东口村进行“田野考察”，将文本与现实、思考与实践糅合在了一起，远远超过了“叙事实验”所达到的效果。在她的《鸣凤台》封底，温皓然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写到：“毫无疑问，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必定是一个伟大的精神修持者。毫无疑问，一部伟大的小说，必定是一座闪耀着智慧之光的精神宫殿。”也许这正是她追求的目标，而“精神宫殿”的巍峨和“智慧之光”的闪烁，全凭借“修持者”在朝圣路上的修持。对于“行者”温皓然来说，路在脚下，也在心中。
作者简介：
刘卫东，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温皓然，当代著名作家，后现代古典主义文学流派奠基人。新诗、古诗皆能，精通音律。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孔庆东教授誉为“女文豪”、“天津小龙女”。先后就读于天津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已出版长篇小说《太阳是方的》、《陪嫁山庄》、《凤鸣台》、曹雪芹温皓然百回本《红楼梦》、《花魂鸟魂》、《般若飘香》等多部。续写的《红楼梦》后20回，被红学界权威学者誉为200多年来《红楼梦》续书史上最优秀的一部。曾任《世界文坛》主编。21世纪中国第一个诗歌流派“第三条道路写作”代表诗人。中国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北京诗派”创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