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文学领军大伽
刘益善文学访谈
【引言】
( 陈智富)
查理·芒格是富可敌国的商业巨子，更是一位把老道理奉为圭臬的智慧长者。他有句名言：“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在工作中应该尽量做到以下三点，当然了同时满足他们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你应该努力去尝试：1、不兜售你自己不会购买的东西；2、不为你不尊敬和钦佩的人工作；3、只跟你喜欢的人同事。”以此为标准，查理·芒格是幸福的，因为他与巴菲特的工作情谊长达半个世纪。
“我这辈子最大的乐趣就是一直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青春无悔，今年是他当文学编辑的第50个年头，一辈子奉献给文学事业，一辈子为作者和作品鼓与呼，乐此不疲。他是幸福的编辑家。
做编辑的幸福，我也是深有体会的。我到长江文艺杂志社的时候，刘老师已经退休了，但是我时常驻足在文化长廊，看看历任主编和编辑的事迹，敬意油然而生。一年多的时间，我也像刘老师一样，看到一篇篇作品发表，发现一个个有潜质的作者，真的比自己写出什么好文章还要高兴。我想，公心为上，成人之美，这是编辑的职业习惯。离开杂志社，到创联部兜兜转转，年届不惑，我才算是明白了“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的公理，其时我走过不少人生弯路，换过不少工作赛道，从军事到经济再到文学，从出版到编辑再到行政，却都学艺不精，难成气候。刘老师却能把对文学的喜欢，固定在冷板凳就是五十年，那种一以贯之的定性真是我望尘莫及。不过，在创联部，我和刘老师的接触更多一些。但凡采风，只要有他同行，大家总是无拘无束，谈笑风生，气氛融洽。说起来，新时期来的湖北文坛，经他点拨、指导走上文学道路的作家不胜枚举，围绕在他身边的作家更是数不胜数，他算是承上启下的人物，也把文学事业的薪火相传的精神传得淋漓尽致。
《作家在左，编辑在右》这本书一直在我的书柜里，触手可及。但凡要了解湖北文坛的事迹，我总要翻一翻。这本书的附录有刘醒龙、邓一光、马竹、陈应松、徐鲁等老师的回忆文章，点点滴滴都浸润着真情实感。
刘醒龙回忆：“对待文学，老哥有一种一以贯之的洁癖。那几年在老哥的操持下，《长江文艺》每年都要举办不下两次笔会。老哥办笔会向来是动真格的，别说游山玩水，就是早上起床晚了，他也会像生产队长一样敲门叫醒，到了吃晚饭时，他又会笑眯眯地逐个询问，了解谁谁当天写了多少字，弄得我们有时候不得不虚报假报，仿佛不如此就不好意思拿起筷子。”
陈应松回忆：“这一组诗过去我大约是能背诵的，比如‘夕阳中晃来一个身影/山岩般的脸庞/刻满岩缝般的皱纹’、比如‘她要早上起来/煮好早饭/洗完一家人的衣/然后含着饭出工/收工后，不顾疲惫/顺便扯一篮猪草/捡捆烧饭的树枝’。过去只知道这些诗好，却不知好在何处，但益善老哥会用细节来渲染那种深情、沉重的气氛，还是让我很早发觉并活学活用了。”
徐鲁回忆：“我能感到他对我的文字的要求是严格和认真的，绝不会因为熟识而有所迁就。当然，一旦他发现我较长时间没有为《长江文艺》写点什么了，他就会亲自打电话向我约稿，有时候从外面的报刊上看到了我的什么东西，也会专门写信或打电话表达他的看法，给我以鼓励，既使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同时也增强了我的自信。”
幸好刘老师有记日记的习惯，留下了不少文坛佳话和轶事的记载，他与徐迟等前辈的师承与交往故事，让我辈艳羡不已。他与同时期作家的切磋相处事迹，让我辈有了可以摸索的印记，也见证了湖北作家之间的美好友谊与青葱岁月，见证了湖北新时期文学打地基的艰难岁月。讲了这么多编辑情怀，接下来该是好好聊一聊刘老师的作家生涯了。
【访谈录】
我的诗与小说走的是现实主义的路子
一、成长：
在文学上给我巨大影响的是徐迟先生
陈智富：您从小在乡下长大，小时候听大鼓书。说书故事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学作品，这给您最初的文学启蒙。这段听说书的经历中，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和说书人？对您以后的文学创作带来了那些难以磨灭的影响？
刘益善：我出生在现在的武汉市江夏区金口街金水三村。在我能听说大鼓书的年龄，我家从一个小村并入到一个有上百户人家的大村。我们村大部分人家都是从鄂州华容逃荒去的，大家都喜欢听英雄故事，每年春、夏、秋、冬都要请说书的人到村里来说书。这些说书人在村里一说就半个月甚至一个月，每天晚上开讲。我是听书人中最小的，端只小板凳，坐在角落里，听说书人嘴巴动着，听他说出的每一个字。精彩处，惊堂木一响，吓我一跳。我每天都去听，比上学读书还认真。我在乡村的茅屋中，听了《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五虎平南》《罗通扫北》《刘子英打虎》《封神演义》等等。我小学四年级时就开始读《说岳全传》《牛牤》《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我那时的人生理想就是将来当一个乡村说书人。我自小喜欢读书，喜欢文学。上小学六年级时，语文老师罗万象订了一本《作品》杂志，那时是32开本，每期的《作品》，罗老师都给我看。我被《作品》上的文章迷住了，想象着将来，我也要编杂志当作家。
陈智富：您最早发表的文学作品是什么？看到自己的文字发表，当初的心情是怎样的？
刘益善：我一直把发表在《武昌文艺》上1969年庆祝建国20周年的诗——《亿万人民庆国庆》当作我的处女作。1969年武昌县文化馆的何星老师在《武昌文艺》上给我发作品，给我寄稿纸，我从乡下到纸坊时，住在文化馆，和他挤在一张床上睡，他对我的帮助很大。那时我已从中学回农村当农民了，大队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让我写节目，我就写了《亿万人民庆国庆》，四句一段，押韵顺口，便于用湖北鱼鼓和湖北道情演唱。那时江夏区叫武昌县，武昌县文化馆办了本油印杂志《武昌文艺》，我把稿子投给他们，他们就发表了。邮递员把发表我作品的油印刊物送到时，我正在大田里割晚稻。我看到我的诗出现在刊物上，虽说是油印的，但那心情是激动的，心里就决定我要写作。后来我在《武昌文艺》上发表了不少诗歌，武昌县文化馆让我填写了一份“武昌县工农兵业余作者”的表格，相当于加入了现在的江夏区作家协会。
陈智富：您在当民办教师的时候，因为机缘得以到大学深造学习，这应该打开了您的眼界，唤醒了您更大的文学志向。请您谈谈大学经历吧。
刘益善：1969年，大队让我当民办教师，1971年初，贫下中农推荐我去读大学，叫工农兵学员。我被推荐去的学校是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专业是生物系。1971年2月，招生老师与武昌县革委会教育组把武昌县即将上学的学员，集中到县城纸坊学习。这时，我找到招生的老师，要求上中文系，希望毕业后能当作家。招生老师一句话打发了我：服从分配，不能挑挑拣拣。我不敢再说什么了，准备到华师读好生物，将来当好一个中学生物老师。就在我失望之际，一个机遇到来了。武昌县新屋公社有个妇女叫程光桃，她家是1952年江青在新屋乡搞土改时住过的地方。1970年代，江青很红，当地就把程光桃看得很重要。招生的老师说，江青培养的土改根子一定支持工农兵上大学，要在我们这些学员中挑一个人，去采访程光桃，写一篇文章。招生的老师向大家问了三遍，没有人应声，最后我勇敢地站起来说：我去写。我采访了程光桃，其实程光桃与江青没有什么瓜葛，她是一个有故事的农妇。程光桃的经历和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一样，非常悲惨。我的文章没有写江青，我写了程光桃这个人。我的文章招生的老师看了后，说这孩子不上中文系可惜。于是我就在入校前的一夜，招生老师把我由华师生物系改到华师中文系，第二天，我来到了桂子山。1971年有机会上大学，在桂子山上，我有幸得到中文系一批老师的教诲，终身难忘。在华师，我第一次走进图书馆，我被那满架满架的书惊得呆了，我不努力这些书读得完么？我不管什么“上、管、改”（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我拼命读书，第一次放暑假，我背了二十七本书回家读。读书开阔了我的眼界，读书提高了我的文学素养，更加坚定了我追求文学的决心和信心。那时上大学的人很少，大学没有什么文学社。我们中文系到工厂到农村开门办学，老师让我们写作品，我们七一届华师中文系出版了一本《春苗拙壮》的小书，收了我的四篇作品，有小说有诗歌有评论，是收入作品最多的。我在华师时，是那一届中文系第一个在《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发表文章的人，文章都是老师拿去发的。
陈智富：您在文学道路上，遇到哪些对您影响很大、帮助很大的前辈？
刘益善：到了工作岗位上后，《长江文艺》老一辈编辑言传身教，使我做人做文学走正路。要说在文学上给我巨大影响的，是徐迟先生。我在紫阳路住在二楼一间六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徐迟从干校回来，住在一楼，他经常到我的小房间聊天，给我开书单，给我修改诗歌，给我写了好多的信，都是谈的诗与读书。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徐迟先生亲自做介绍人。我的组诗《我忆念的山村》获1981-1982《诗刊》奖时，先生已搬到水果湖高知楼，他从家里打电话给我，一是祝贺，二是提出希望。我曾经写过《徐迟先生教我写诗》的文章发表在《诗江南》杂志上。还有碧野、曾卓、王先霈等先生，都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陈智富：您喜欢读哪些作家的哪类作品，在您的创作道路上起到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谈谈您的阅读经验吧。
刘益善：我的阅读比较杂，在乡下时由于条件的限制，读了大量的流传在乡间的说部小说，什么《小八义》《小五义》《七侠五义》等。从小学考到武昌县一中后，我在校图书馆借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是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文革”期间知识青年下乡，他们带了大量的书籍到乡下。我帮他们挑水割柴做家务，他们借书给我读，诸如《童年》《卓娅与舒拉》《铁流》《毁灭》等外国小说。到了大学后，我的阅读量大增，古今中外的作品都读，鲁迅的作品读得多一些，我大学时在《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发的文章都是学习鲁迅的体会。1973年到杂志社后，单位有一个资料室，从干校拉回的一批书和当时内部发行的书堆在一起，我有空就去帮管资料的阿姨清理书。清书的时候，我认为该读的书就带回宿舍读。那些所谓内部发行的白皮书，大量的是苏联作家的书，如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角落》《你到底要什么》等。我读外国作家的作品，受苏俄作家的影响比较大，我的诗与小说走的是现实主义的路子，就是这个原因。
二、诗歌：叙写时代变革的心灵振动
陈智富：1981年，您在《长江文艺》做编辑近十年。组诗《我忆念的山村》的发表并由《诗刊》转载，后来获得《诗刊》1981-1982优秀作品奖，应该是您诗歌创作的一个标志。据说，这是您在房县当省委路线教育工作队员一年，回城后酝酿结出的硕果。您写作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会造成全国性影响？这个作品的成功给您带来了哪些创作经验？
刘益善：1977年，我被派到房县当省委路线教育工作队队员，这一年的山区生活对我人生有着重要影响。我在平原上长大，我没有想到山区这么穷？我心里是和那些山里的农民父兄相通的。回武汉后，房县的经历在我脑海里不断地酝酿着，发酵着，我想着要写一点什么，要为房县写一些作品。有一天，我在《人民文学》上看到韩少功的一个短篇小说《月兰》，写的是路线教育工作队的事，我读后，心中酝酿许久的东西一下子得到了激发，很快我就写出了组诗《我忆念的山村》。这组诗先在《长江文艺》上发表，《诗刊》转载，引起了一些反响，诗评家张同吾在《文艺报》发表文章，称这组诗是“刻画中国农民性格特征的力作”。我写这组诗时，没有想到造成什么影响，就是想表达我对房县农民父兄的一种情感。这组诗给我的启示是情感发酵越久，表达出来后的冲击力就越大。
陈智富：时过境迁，您对这篇组诗有哪些不满意的地方？由此，您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有怎样新的思考？
刘益善：我这人是这样的，写出的作品发表后，不再回头去看那作品有什么满意不满意的地方。事实上肯定是有缺陷的，只是我不去管它。文学与政治肯定有关系，但文学为政治服务又太绝对了，因为有一些作品不为具体的政治服务。作家是有三观的，三观是脱离不了政治的，作家的作品逃脱不了政治的倾向。
陈智富：您的诗作大抵还是乡土诗，富有坚实的农村生活经验，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与贡献。当前，脱贫攻坚战圆满收官，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您觉得，自己的这些诗歌创作经验能给新时代的青年诗人们带来哪些有益的启发？乡土诗歌如何在新时代的农村题材中写出新意？
刘益善：我上世纪八十年代主要写的是乡土诗，那时湖北是乡土诗的重镇。我因生长在乡村，血管里流的是农民的血液，也有一些乡村经验与对乡村的浓浓感情，就写了大量的乡土诗。除了组诗《我忆念的山村》外，我还写了组诗《没有万元户的村庄》（《诗刊》发表）、组诗《乡村的忧思》（《人民文学》发表），这三组诗被评论家称为“刘益善乡村忧愤诗”。诗歌随着时代发展在不断地变化，新时代的诗歌更加开放更加现代，但对时代的真实的感受的表现，对自己心灵的感受的书写是不变的。在当下举国上下齐喊乡村振兴的时候，我的乡土诗歌能给大家的一点启示是：记录时代，叙写时代变革的心灵振动。
陈智富：除了乡土题材的诗歌创作，您的诗歌创作题材多元多样，请您简要谈谈您的整个诗歌创作。您的诗歌创作受到哪些诗歌流派的影响，得到哪些诗歌前辈的指导？您觉得，采风交流对于诗歌创作有怎样的帮助？
刘益善：我写诗主要在上世纪整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后，我写小说、散文、纪实文学，样样都写，诗写得少，但还在写，只是没有过去多。我出版过8本诗集，除乡土诗外，我写了不少的生活抒情诗，还有英雄叙事诗。我有一首小诗《我们在草地上数星星》被收入小学课外读本。前不久收到江苏一个出版社的读本，小学四年级用的，一共收了六首诗，有林徽因、戴望舒、艾青、莱蒙托夫，竟然还有我的《我们在草地上数星星》和一个写儿童诗的诗人，嚇了我一跳。我写了不少的红色英雄诗，大组诗《闻一多颂》获《诗选刊》年度诗人奖；长诗《向警予之歌》获第六届中国长诗奖；长诗《中国，一个老兵的故事》获首届方志敏文学奖诗歌类大奖。我写诗得到过徐迟、李瑛、曾卓、邹荻帆等老师的指导，我最喜欢的外国诗人是叶塞宁、普希金，我一直在现实主义道路上走着。采风交流对诗歌创作的作用是：多交几个诗歌朋友，开阔一下眼界，受到一些启发，这些肯定是对我们的创作有帮助的。
陈智富：诗歌被誉为文学王国的桂冠。很多作家写作都是从写诗开始的。您觉得最好的诗歌应该是什么样的？作家要写好诗需要具备哪些素养？
刘益善：诗歌在当下中国称不上文学王国的桂冠，在中国古代和西方曾被称为过文学王国的桂冠。现在读诗的人少得可怜，好诗也少。很多作家的写作从诗歌开始，因为诗歌便于抒情，年轻人开始写作都喜欢抒情吧。最好的诗就是受众面广，便于记诵，能流传久远的诗。写好诗最重要的是有一颗敏感的心和精准表达的语言功夫。
三、小说：表现人性的善良与生活的艰难
陈智富：新世纪以来，您也发表了不少小说作品，如中篇小说《回家过年》《河东河西》《远逝的窑厂》《巫山》，短篇《东天一朵云》等，还有一系列反映地方特色、具有真实品格的作品，如《向阳湖》等，引起评论界关注。评论界最开始对您的诗歌有较高的印象，对您的小说创作关注可能还是近年的事情。请您简单谈谈您的小说创作吧。
刘益善：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在《北京文学》1986年12月号上，写的乡村人物，题目还上了杂志的封面，至今已出版过八本中短篇小说集。我的小说《人民文学》《当代》《芳草》《天津文学》《四川文学》《作品》《福建文学》等国内几十家期刊都发表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国内选刊也转载过。《东天一朵云》获湖北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向阳湖》获湖北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和《芳草》汉语女评委奖。我写小说的原因，是因为我的乡村记忆和生活中的一些人与事无法用诗来表现，就写成小说。我的小说当然是现实主义的表达，我对现代主义的东西敬而远之，但我也读现代主义。
陈智富：您接受采访时谈到：“在小说创作方面，我的小说有个奇怪的现象。我现在发表的小说都是当年做编辑的时候写的，三十多年了，当时也发过一些，影响不很大。在我退休以后，我就一个一个地用电脑敲出来，站在今天的角度进行些微的改动，结果投出去一个发一个，命中率很高。我自己比较得意的一点是，三十年前写的东西，今天稍加改动，拿出去也能一样发表，没有一点过期的感觉。”任何文学作品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哪怕是被誉为看不出时代痕迹的花间词等极其讲究形式的文学流派亦然。但是，优秀的作家不应该臣服于时代的束缚，应该具有超越性，直抵永恒。您觉得，您的小说创作不过时的原因是什么？由此要探问的是，文学的经典性评价应该有那些基本标准？
刘益善：这个话我在一家刊物要我写的创作谈中说过，那时写了好多小说，因为编务繁重，发表了一部分，大多数稿就放下来了。退休后有了时间，就把这些小说改改，都一一发表出来了。我写这些小说只是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倒没有想到你说的超越性、直抵永恒等等。我的小说几十年后还能发表，我想是不是因为我写的是生活是人。最近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刘醒龙《凤凰琴》的经典意义时，我说的文学经典是指在文学史上具有独创性，蕴含社会与历史意义，凝聚着很高的审美价值，具有长久生命力的典范作品。
陈智富：《东天一朵云》写的是我的乡亲们的善良与好义，结果阴错阳差，弄成了个悲剧，令人心里一股隐痛。善良未必有好报，生活中什么都可以发生。这也是您比较喜欢的一个短篇小说。您觉得这个短篇小说，与您的其他小说，有什么特别迷人的成分？
刘益善：这是我发表的几十篇短篇小说中比较喜欢的一篇，场景人物故事都是发生在我们村，但是人物命运是经过加工了的。我是写的一种善良一种美好被无法辩解的误会毁灭，特别地令人痛惜。当真相出现后，只有仰天大哭了。我的小说不愠不火，表现小人物的生存，表现人性的善良与生活的艰难，绝不破口大骂，我感谢生活和社会。我喜欢沈从文、孙犁、汪曾琪和贾平凹早年的小说。
陈智富：新世纪以来，您特别关注农民工文学写作，认为渐成气候，不应该低看其出身。您觉得，农民工文学写作的内核到底是什么？这是介于农村题材和城市题材的模糊地带的创作吗？
刘益善：我也当过民工，修长江大堤，修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围湖大堤，到金水闸街上挨家挨户收粪尿，体验了劳累、艰苦、吃得差、穿得破，受人歧视的滋味。我对农民工有一种天然的亲近，中篇小说《向阳湖》写的就是我当民工的经历。退休后，我受聘当了9年的《芳草·潮》特邀主编。《芳草·潮》是一本专门办给农民工读的大型杂志，发表了许多写农民工生活作品和农民工自己创作的作品，深受农民工喜爱。文学不看出身，有许多工人、农民和没有上过大学的人都写出了优秀作品，农民工中有一批作家，他们的诗和小说都很优秀，像王十月、郑小琼等。农民工写作的内核是他们的亲历和真，作品有亲历和真的内核，我觉得就成功了一半。农民工写作确实带有农村题材和城市题材混交的特点，但并不模糊。
陈智富：您也写过儿童文学作品，但是很少对外提及。请您谈谈您的儿童文学创作。
刘益善：我出版过一本少儿长篇小说《染血的牛笛》，一本少年散文集《野菊花》，一本儿童诗集《飞在天上的人字》，还在《小学生天地》杂志连载过一部少儿长诗《白鸽花》，此外在一些报刊还发表过儿童散文、小说、诗歌。我没有专门搞儿童文学，只是写过。
陈智富：您的创作门类十分丰富，小说、非虚构、诗歌、儿童文学和散文都有涉猎，而且都有所成就。早期以诗歌确立在湖北的文学地位，退休后以小说给读者一个全新的面目，编辑期间也写有大量的散文作品。您觉得，不同的文体对于作家创作有哪些特殊的要求？您更喜欢哪类创作？
刘益善：我从写诗进入文坛，各种体裁都写一些，这与我一辈子从事编辑职业有关。我现在写得多一些的是长篇非虚构和中短篇小说，我出版过十多部非虚构作品。不同文体有不同的要求，除了诗歌外，其他文体只要有一种情一颗心又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都可以写。
陈智富：您在创作中是否有遇到瓶颈期，是如何克服的？就您的经验来说，您想对那些有志于文学创作理想、仍在苦苦摸索的青年作家最想说点什么？
刘益善：我会遇到瓶颈期，这时我不写，读书，读经典作品，也读当下作家有反响有定评的作品。读经典可以提高自己，读当下作家可以受启发，读到契合处，豁然开朗，瓶颈可能就打开了。我对有志于文学创作理想的青年作家想说的是：不要急，慢慢来，有信心，多读书，多观察，勤奋写，坚持久，肯定成功。
陈智富：您觉得，一个作家应对获奖抱持什么样的态度？获奖对于写作有什么样的激励作用？
刘益善：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获奖，而评奖除了作品本身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即使评上奖的作品，不几年被遗忘的也很多。所以，没有获奖，不必灰心，写自己的，写作不是为获奖。获奖的作品大多是好作品，作家获了奖，就激励自己写得更好。获奖还能使人改变命运，升官发财都有的。
陈智富：很多作家都说：好文章都是改出来。您有哪些写作习惯？
刘益善：我的文章多数是一气呵成，也改，会改得好一些。“好文章都是改出来”这话我不大说，如果你文章的胚子不好，你怎么都改不好。我的写作习惯是文章一口气写完，不愿被中断。
陈智富：您所追求的经典的文学作品应该是怎样的？请您谈谈您未来的创作计划吧。
刘益善：老百姓都能读得懂，喜欢读，不过期，几百年后读者还在读，这是我心目中的经典。我已七十多岁了，还争取写十年，写不了大作品，写写不大不小的作品，以写作为乐。
四、编辑：理想的关系应该是挚友
陈智富：您做了一辈子的编辑，在《长江文艺》工作多年，新世纪以来又在《芳草·潮》工作9年，伴随着湖北文学走过近五十年的风风雨雨，见证了一代代代作家的成长并走向全国，为湖北文学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就您的编辑生涯，您觉得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刘益善：我1973年10月到《长江文艺》当编辑，退休后在《芳草·潮》任特邀主编，《芳草·潮》停刊后，我又到《芳草》当特邀编审，今年正好50 个年头。我这辈子最大的乐趣就是一直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当编辑，我看到一篇篇作品的发表，一个个作者的成长，这些作品这些作者，在中国文坛各领风骚，我为他们出过力，我特别高兴。
陈智富：您写道：“我无舟楫穿越秋水/永不能到达彼岸/辜负了你的绿色/那花开得好寂寞。”这似乎为您的编辑生涯做了一个很好的注解，透射着自省和自谦。虽然，您一般不太愿意公开讲自己编辑过程中发现了哪些杰作、培养了哪些作家，总表达一个观点“《长江文艺》是一份有着良好的编辑传统的老牌文学杂志，半个多世纪以来为她服务过的老编辑、名编辑很多，我的三十年编龄算不得什么。”但是，我还是想问问您的编辑生涯中所遇到的哪些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同时，不得不提的是，您有没有错过的哪些作家作品、遗珠之憾？有没有受到一些作者的误解？
刘益善：我当编辑的年代，《长江文艺》做的是基础性的工作，发现人才，发现好作品，不遗余力地推出作家，更多的是湖北作家。老一代的编辑曾推出韦麒麟、未央、李准等一批在全国享誉的作家。新时期后，编辑部继承了老一辈编辑的传统，重点关注我省作家诗人。方方的《大篷车上》，映泉的《维纳斯闯进门来》，李叔德的《赔你一只金凤凰》，楚良的《蚂蚁与珊瑚》，叶明山的《倒掉的石牌坊》，野莽的《这车好炭》等等。经我的手编辑推出的有熊召政的《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方方的《桃花灿烂》，刘醒龙的《秋风醉了》晓苏的《三个人的故事》等等，还有陈应松、邓一光、徐鲁、晓苏、何存中、曹军庆等人的小说散文。很庆幸，我手上没有错过作家的作品，什么没有过遗珠之憾。我这一辈子也没有受到过作者的误解，可能有，但他们没有给我说。
陈智富：当您接手主编长江文艺期间，正是相对困难时期，文学已经不像新时期初期那样受到万众瞩目，办刊经费紧张，作者队伍不断流失，读者群体也不稳固，这让头顶新中国第一刊的辉煌名片的长江文艺有式微之忧。您是怎么应对这种状况，做出哪些有益的努力？新形势下，您对湖北的文学刊物的发展有什么建议
刘益善：我1997年当了《长江文艺》的主编社长，那时国家每年只给12万元办刊补贴，这12万元大部分用来补贴工资。我们办刊，需要创收需要赞助，办得很艰难。但我们编辑们团结一致，不向低俗低头，打出“长江不断流，文学旗不倒”的旗帜，把杂志办得有声有色，连续两次进入全国核心中文期刊，每届都被评为湖北省优秀期刊。我被评为湖北省优秀期刊编辑和优秀期刊社长，获过湖北省出版名人佳作奖提名奖。如今的刊物国家全额拨款，没有后顾之忧，应该为湖北的文学做更大的贡献。
陈智富：自从邓一光老师喊您为老哥，就这么喊开后，整个湖北文学圈都习惯这么称呼您。据说当初您三十多岁，还有点不乐意。这是不是和您长期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发现、培养、提携、推介了很多青年作家有关？这种亲切的称呼也体现了无数作者对您的敬重之意。您喜欢这个称呼吗？您觉得，文学编辑和作者之间理想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刘益善：我去年到深圳领全国奋斗杯散文奖，已在深圳安家的邓一光刚下飞机，就在一家酒店订下位子，把我从会场拉去喝酒，说老哥来了，不喝我的酒怎么行？我与作者的关系很好，我从底层走出来，我视作者为友，不论职务高低，不论贵贱，不论亲疏，除了少数人格有问题的外，我一律友好相待，给予他们可能的帮助。邓一光最早喊我老哥，早就习惯了，这是他们的一种情谊。文学编辑和作者之间理想的关系应该是挚友。我们是朋友，但在稿件面前，却不讲私情，不放低要求。
陈智富：您23岁大学毕业就来到长江文艺杂志社任编辑，处于湖北文学圈的核心地带，自然和湖北的文学前辈有很多求教交往的经历。比如，您和夫人结婚就收到了徐迟先生的贺诗，并留有墨宝。这幅作品，您视若珍宝。还有哪些特别感人的瞬间？就您的经历来说，您从这些文学前辈身上学到了那些精神？
刘益善：我很庆幸我到的这个单位和我参加工作时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友爱氛围。那时年轻，周围的同志参加革命早，业务与人品都好。他们像我的父兄和阿姨姐姐，给我们几个分配去的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大学生以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帮助。编辑部的蔡明川、欣秋在业务上手把手教我们。我儿子出生时，欣秋把他儿子的衣服袜子装了一大包，送给我，使家境困难的我节约了许多开支。我结婚时，王淑耘亲自带一车人到华师二附中祝贺。那时结婚简朴，在礼堂里搞个仪式，饭也没吃一顿。王淑耘是延安时的老干部，当时是湖北省文艺创作室党委副书记，《长江文艺》编辑部的负责人，一点架子也没有。我乡下妹妹在当时的省附属一医院做手术，王老知道后，一个人拎一袋水果走到医院看我妹妹，没有叫任何人陪。徐迟老在我结婚时写了贺诗，非常难得。这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事了，我从这些老同志身上学到了帮助同志、平易近人的品性，并终身不变。
陈智富：您有写日记的习惯，写了几十本日记，记录了许多岁月模糊了的文坛往事。您的日记里除了写文坛往事外，还会记录哪些？从什么时候开始写日记？是怎么做到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这和您的编辑职业习惯是否相关？刘益善：这其实是个很私人的事情。我上初中时学习雷锋日记，就开始写，但后来没有保存下来。上大学也写过日记，但没有坚持天天写。1973年10月15日，我参加工作，正式开始写日记，直到今天。我的日记是记事，每天干什么事，都要记下来，也记些人，一般不议论，不评价。这好像与编辑没有什么关系，一种确定要坚持做下去的事，就坚持做下来了而已。
陈智富：当您肩负更多的社会职务，特别是任长江文艺杂志社社长、主编、省作协副主席等职务后，您是否感觉自己身上的文学使命与责任更重一些？这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您的创作？刘益善：我当社长主编后，确实是感到责任大了些，因为我必须要把《长江文艺》办好。我就想尽一切办法去做好，《长江文艺》年年是先进单位，《长江文艺》党支部年年是先进党支部，我还是党支部书记。我在岗位上时，事情多，肯定会影响一些我的创作，只是写得少些，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有人说，你要是早一点去当专业作家就好了，我没有这样想。
五、文坛：读者喜欢读，就是文学
陈智富：您怎么评价当前的湖北文学创作情况？湖北文学土壤与生态如何？就您的目力所及，有哪些优秀的湖北青年作家与作品？对于未来的湖北文学发展，有怎样的思考与期待？
刘益善：湖北当前的文学创作情况不错，三十年代出生的作家除了少数几位写一点，已基本退场，四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在写的人不多，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还占据着重镇，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是主力，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在成长，零零后的作家是希望。湖北青年作家像朱朝敏、宋小祠、喻之之、张慧兰、周芳等几个女作家的势头很好，他们的中短篇小说和非虚构都还不错。对于湖北未来的文学，寄希望于青年作家身上，希望他们能达到五六十年代湖北作家的高度，在全国占领一定的席位。
陈智富：网络文学和通俗文学作品受到读者的热捧。湖北省作家协会也成立了网络作家协会，您对网络文学等通俗文学怎么看？
刘益善：湖北网络文学以匪我思存为首的一批作家，写出了受到读者热捧的作品，这是个好事，希望湖北网络文学走在全国的前茅。网络文学、通俗文学是文学的一种，只要不低俗，读者喜欢读，就是文学。我从小读演义小说，听说书人说的长篇说部，那都是通俗小说。我读通俗文学，也从不歧视通俗文学。
陈智富：在短视频、碎片化阅读、快餐文化盛行的时代，文学面临各种娱乐方式的严峻的挑战，您觉得文学的功用到底是什么？
刘益善：文学面临着挑战，不可避免，也可能是好事。文学读者中的那些浅阅读者，都去短视频、碎片化、快餐文化阅读。文学是需要深阅读的，浅阅读的人走了，留下了深阅读者，文学的功用就发挥了作用。文学的功用是享受文化，提升自我，品味美。
陈智富：建国以来，湖北涌现出一批负有盛名的作家，但是有一个特点：很多作家并非科班出身，并没有经历过文学专业训练，好多都是半道出家，好多都是工人，之后阴差阳错地选择了写作。比如刘醒龙、邓一光等。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您觉得，作家要写出好作品，和学历和知识背景有什么样的关联？
刘益善：作家写出好作品，与学历关系不大，高尔基小学吧，好多写出经典作品的作家并不是科班出身。作家写出好作品，在于他的撷取素材的本事、天才的表达能力和深刻的思想修养。
陈智富：据陈应松老师回忆：“感觉益善老哥家务活做得很好——比如烧得一手好菜，常去菜场转转，手上总是沉甸甸的，春节时我们吃过他整出的一桌酒席。”您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同样地，您把这份热爱也献给了文学事业。除了写作，您在生活中还有哪些兴趣爱好？
刘益善：我比较热爱生活，也热爱文学。除了写作，就是读书，参加一些社会上的文学活动，给别人看看稿。其他的就是做家务。陈应松说我菜做得好，那是溢美之词，表扬我。我可以做一顿饭给他们吃，但绝不是一桌好菜。我的家人从不说我的菜做得好吃。生活中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打麻将。
陈智富：湖北省作家协会创联部干部，从事文学研究20余年，发表文学评论和访谈百余万字。
刘益善：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长江文艺》杂志主编、社长，发表各类文学作品600余万字，出版各类作品30余部。
地址：武汉市东湖路翠柳街1号湖北省作家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