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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玄：《诸神的狂欢：北京诗派简史》
（上帝的拇指论流派之五）
王一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
138.2024年4月14日，《海外头条》（火凤凰主编）今天发表“北京诗派”下列诗人的作品（6位诗人的6首诗）：华万里《我是》，火凤凰《日本记》（六十五），石乐《顺风跑的人》，韩兰娜《白鸽子和火凤凰的温馨时刻》，吕本怀《立竿见影》，云淡风轻《情到深处》。
此日，《“北京诗派”文库》推出著名诗人上帝的拇指的长篇诗学文章《嬗变的历程：新时期三十年诗群流派演变综论》（五）。
五
四川是第三代诗人诗群流派最为集中的地区，重要的有“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莽汉”、“非非主义”以及“四川七君”等等。四川是一个很有意味的地方，蜀道难，秀丽的山水，富庶而带点慵懒的民风，盆地文化的特点是善于积淀而难以与外界流通，怡然自乐的盆地意识。一方面，盆地观念使得既有的文化传统得以沉积和容留，另一方面也让个人具备了较为鲜明的独立意识。再加上四川多出奇人异士，优秀的诗人比较多也是自然的事了。这些也让四川的诗群社团等具备了两种特性，以“整体主义”和“新传统主义”等人为主的诗群流派带有对于既有文化承继认同并进一步发展的取向，而“莽汉”、“非非主义”则充满了对传统的反叛意识，“四川七君”则以其独立性很强的“知识分子写作”的味道而接近于西方文化。
根据当事人的说法，“四川七君”原为“四川五君”，是为了参加1986年的“两报诗歌大展”而临时拼凑起来的，当时的大展要求每个参加的诗人必须属于某个诗群社团流派，其中包括翟永明、欧阳江河、柏桦、钟鸣、孙文波、张枣和廖希。后来当事人对此称呼的反应不大相同，孙文波就直言“四川七君”并未真正存在过，这是因为他和其他几个人交往并不亲密。而翟永明认为“四川五君”的存在更为贴切，因为她和欧阳江河、柏桦、钟鸣几个人关系紧密，大展之后促进了进一步的联系，并对他们的诗歌写作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四川七君”的称谓如今看来至少在几个方面是颇具意义的：首先，他们全是四川人，具备了四川盆地的文化基因；其次，这几个的写作风格有着共同点，他们的写作进一步完善后，成了90年代“个人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的典范；再次，这是一群非常优秀的诗人，他们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见证了中国新诗写作在某个时期所能抵达的高度。对于“四川七君”的研究尚处于有待进一步深入的阶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需要清理和确认的诗歌流派。
“整体主义”成立于1984年7月，主要成员包括石光华、宋渠、宋炜和杨远宏、刘太亨、张渝等人，其中宋渠、宋炜兄弟俩写诗为主，并共同署名；石光华和杨远宏除了诗歌作品外还进行诗歌理论方面的构建。整体主义在《整体主义宣言》里声称：“艺术的永恒与崇高在于它不断地将人的存在还原为一种纯粹的状态。无论这种状态是生命自身的回忆,还是对于无限可能性那种深刻的梦想,都将人投入了智慧的极限,即情感的、思辩的、感觉的,甚至黑暗河流底部潜意识的等各种灵性形式聚合成的透明的意识……在艺术建构的历史中，这种体验必然地显示为自洽而自在的实境，并以此与人的完善、与整体性存在同构，完成宇宙、人、艺术三者的认同，使生命逾越海德格尔所绝望的完整的孤寂。作为具体存在的人，亦将通过进入和领悟这种艺术实境，在不同意义和程度上超越自身的有限性和主观性，获得直接向生命存在开放、向整体趋近、生成的可能性。在这个意蕴结构中，人表现为自身创造的过程，艺术活动也才能彻底地被把握为纯粹的创造。因此，整体主义艺术不排斥任何形式和方法的艺术向度，它只是要求任何艺术实在结构都应该从经验的、思想的、语言的世界内部，指向非表现的生命的领悟深邃而空灵的存在。”《整体主义》，《诗歌月刊》2006年第11期第52－53页。“整体主义”追求纯粹的诗歌写作，一种超越的写作，融合了“宇宙、人、艺术”的带有超验意味的写作。“新传统主义”同样成立于1984年，主要成员是廖亦武和欧阳江河等人。“新传统主义”的诗歌写作有意识地运用了各种类型的文化意象，其中加入充满个体生命激情的想象，力图展现一种宏阔的生命境界。“整体主义”和“新传统主义”都带有一定的古典主义倾向，一种形而上的浓重气息，在对历史进行重述的基础上来构建属于个人的新的历史谱系。
“莽汉主义”创立于1984年，主要成员为万夏、胡玉、二毛、袁媛、郭力家、胡冬、梁乐、柳箭、马松、李亚伟。“莽汉主义”诗歌的成员大部分都是四川的在校的大学生，成立时成员大都是二十刚出头的年轻人。在李亚伟执笔的《莽汉宣言》里声称：“捣乱、破坏以至炸毁封闭式假开放的文化心理结构!莽汉们老早就不喜欢那些吹牛诗、软绵绵的口红诗。莽汉诗本来就是以最男性的姿态诞生于中国诗坛一片低吟浅唱的时刻。莽汉们如今也不喜欢那些精密得使人头昏的内部结构或奥涩的象征体系。莽汉诗将以男性模式坦然的眼光对现实生活进行大大咧咧地最为直接的契入。在创作过程中，莽汉们极力逃避博学和高深，反对那种对诗的冥思苦想似的苛刻获得。在创作原则上坚持意象的清新，尤其重视情绪在复杂中间朝向简明以引起最大范围的共鸣，使诗歌免受抽象之苦。一首真正的莽汉诗一定要给人的情感造成强烈的冲击。莽汉诗从始至终坚持站在独特的角度从人生中感应不同的情感状态，以前所未有的亲切感、平常感以及大范围连锁式的幽默来体现当代人对人类自身生存状态的嫉妒、敏感。”《莽汉主义》，《诗歌月刊》2006年第11期第38页。“莽汉主义”在第三代诗歌当中有着非常独异的一面，这是一个充满了叛逆的青春期色彩的诗歌流派，有着西方反文化的内在一致性，其反讽式的幽默感也充满了美国文化的味道。“莽汉主义”诗歌毫不忌讳自己的“男性”的自豪感，一种大大咧咧的奔放，无所畏惧的勇气和一往无前的自信心。在李亚伟的《中文系》里，这种嬉戏的格调充满了嬉皮士的风格。而胡冬的《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这里对于优雅之类的意象是嘲讽的，他们的理想可以说是不需要实现的。“莽汉主义”的诗歌文本里有着大量的四川方言，尤其是骂人的粗话，这些都为新诗写作中语言向着日常化、口语化甚至粗鄙化发展提供了助推力。如今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些“莽汉”们的破坏热情虽然只不过是“坏孩子”面对“好孩子”的优越感，但却为一向崇尚温文尔雅的传统的诗歌文化带来了全新的活力质素。
“非非主义”创立于1986年5月4日。“非非主义”又被称为非非主义诗歌运动，主要发起人为周伦佑、蓝马、杨黎等。“非非主义”的发展一直延续到今天，80年代“非非主义”的主要参与者包括：周伦佑、蓝马、杨黎、尚仲敏、梁晓明、余刚、何小竹、敬晓东、刘涛、万夏、李瑶、小安、邵春光、吉木狼格、陈小蘩、陈亚平、李亚伟、二毛、海男、叶舟、京不特、杜乔、朱鹰、喻强、程小蓓、谢崇明、文康、李石、杨萍、李自国、龚盖雄、刘翔、南野、郎毛、山杉、唯色等人。“非非主义”的阵容相当庞大，和一般的诗群流派不同之处在于，它有着诗歌运动的特点。“非非主义”的理论和作品主要刊登于由周伦佑主编的《非非》杂志和《非非评论》报上，这种以诗歌民刊的方式来对流派作品和理论加以传播是自80年代中后期之后最为常见的方式，不同之处在于“非非主义”的诗歌理论更为全面，有着根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同时又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同时又在其中加入了政治学的术语。“非非主义”是基于“非非”来展开的，而“非非”在《非非主义小辞典》中的解释是：“作为名词，是对存在的不确定本质的不确定描述：作为动词，指通过三度还原以后使意识重新接近真实的一种方法。无替换词。”“非非主义”则被描述为“作为名词，特指1986年5月由周伦佑、蓝马、杨黎等人发起创立的非非主义诗歌运动；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它是中国一部分体制外诗人和作家自由写作立场的自我命名。无替换词。”“非非主义”强调了诗歌写作的“体制外”的自由立场，力图做到对“存在的不确定本质的不确定描述”。“非非主义”主张一种“非文化”的意识，强调“个人意识摆脱现有文化、价值及意义的束缚之后获得的某种自在、自由状态”。在反对体制化的同时，“非非主义”还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进行彻底的颠覆，力图形成一种基于“个人意识”的“新价值”。“非非主义”显然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诗歌群体流派，而有着更为深远的意图和打算，或者说有着更为宏观的对于世界的把握，只是这种把握显然超越了文字的界限，或者说仅靠文字是难以实现的。“非非主义”在整个第三代诗人群体里属于出现较晚的，在理论和思想准备上显得更为完善。“非非主义”的连续性在第三代诗群流派当中也是最为持久的，它在后来的发展过程当中，一直保持着吐纳的能力。但“非非主义”诗人群当中，有着不同的声音，以杨黎为代表的诗人宣布和周伦佑之间对于“非非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完全不同，属于完全不一种类型的写作。在对于事物本原的探寻上，周伦佑主张的是一种自由的个人化的政治化立场，而杨黎则更加注重言词本身的力量或者说事物自在的处境。也许这些仿佛只是事物存在的两个必须依赖的向度，或者说不同层面上却也互相依附的因素。“非非”透露了对于事物“命名活动”的排斥倾向，而这种排斥带来的不确定性是必须通过另外一种类型的“命名活动”来加以消除，这是“非非”本身存在着的危险的悖论。
上帝的拇指，原名张延文，河南方城人，1973年出生。文学博士。“第三条道路写作”代表诗人。中国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诗歌流派“北京诗派”创始人，“北京诗派”北斗七星之一。现任教于郑州师范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