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以前，财政体制叫“大包干”，每个省自己选择包干方式跟中央协商缴纳税收。一开始还搞得不错，但后来越走越歪，各地想着法儿逃避交税给中央，陷入央地博弈的怪圈。

       几年下来，结果就是：地方富得流油，中央吃糠咽菜。甚至出现了财政部向上海、广东借钱的闹剧。高层一看，这绝对不行，都被地方牵着鼻子走，那中央的权威还在哪里？！因此，1994年，分税制改革横空出世，最重要的就两条：中央拿走地方税收的大头，比如增值税的75%归中央（原本是100%归地方）。

        不管地方够不够钱，都必须交给中央，中央看情况给你们转移支付。好处很明显：中央富了，也重新确立了权威，宏观调控能力也强了。

       这对后来我们建设国防、国家重大项目和应对经济危机、汶川地震等大冲击提供了强大财力保障。坏处也很明显：地方的钱少了，事却一样没少；财权、事权和支出责任不匹配的矛盾十分尖锐。

        因此逼得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地搞钱，打开了这30年来的三个潘多拉魔盒：

       1、土地财政。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资本化和土地金融化，透支未来以满足当下，催生出高地价高房价，酿就了楼市泡沫。

       2、城投基建。地方通过“大干快上”的城投负债模式，搞起基建竞赛，快速拉动GDP和税收，但债务却也堆成了雪球，如今，显性债务38万亿，广义隐形债务估计超过100万亿。

        3、招商引资。上面两个都老生常谈了，重点说说这个。分税制改革后，地方税的最大头就是企业税，而居民能贡献的税收很有限。

        而且同等投入下，企业税收立竿见影，居民税收见效很慢；结果就是，地方政府把大部分资金资源都用于对企业的扶持，而相对忽视了对居民消费能力的培养。

        重企业而轻居民，重投资而轻消费。结果是产生了今天“一边各地产能严重过剩，一边内需不足、居民没钱消费”的窘况。

       这三条路，可以说，全部都走到头了，也是这一系列棘手而复杂的问题的直接推手。土地财政是为了扩大地方税收，招商引资是为了扩大地方税收，城投负债是扩大投资来扩大税收，一切的矛头其实都是指向了地方税收这一最关键的抓手。

       所以只要地方税收的问题不解决，后三十年的地方政府还是会按照过去的“老路”积累出更大的问题和麻烦。

        因此，站在当下这个宏大的历史节点上，在如今这个百年未有大变局之中：改革分税制，实施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如果预测这次财税改革，核心原则应该就是：①扩大总体税收 ②地方财权和事权相匹配。

        方向主要有四个，太复杂了不展开，就简单说一说：

       1）税种改革。推动（劳动税、流转税）向（固定税、资产税）转变，房产税、资产税的征收需慢慢要提上日程。

        2）税收分配改革。主要是补充地方财力。另外可能保障型财权下放，投资型财权上收。

        3）财政层级改革。目前我国是五级财税体系，即中央、省、市、县、镇，对中西部来说省以下财政层级过多，支出混乱；而对东部来说，县乡两级发展潜力仍大，但财政分配却绑住了手脚。因此按地区情况，简化或增加财政层级、优化财政层级间的分配无疑是减少无效支出和激发经济活力的重点。

         4）财政转移支付改革。在重大扶持除外的前提下，财政转移支付将会跟着人口走。

       史书挥毫，大国财政的历史性改革，将会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背后，将是改变无数地方，也改变无数的人群。

          民富国强，百业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