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子百家中，老子的哲学思想最深刻，最富有哲理。处处闪耀着辩证法思想。
1、对立与统一
老子在他的《道德经》中，提出了一系列矛盾概念和范畴。如大小、高下、长短、音声、进退、前后、生死、难易、正反、智愚、巧拙、有无、阴阳、损益、荣辱、强弱、重轻、静躁、祸福、吉凶、善恶、美丑等。其中生死、静躁、有无、损益、祸福、荣辱、进退、吉凶、善恶，用来表达事物的两种对立状态。而大小、高下、长短、重轻、难易、正反、阴阳、强弱、前后、智愚、巧拙，用来表达事物间的相对关系。在这些矛盾概念和范畴中，无论是事物的两种对立状态，还是事物相对关系的双方，均为统一体中矛盾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对立的，但不是孤立的，它们互为条件而存在。
例如在汽车的运行中，“进”与“退”是汽车两种不同的运行状态。这两种状态是对立的，但又是相互依存的，之所以汽车有前行之“进”，是由于汽车有倒行之“退”，反之亦然。但在地球绕日运行中，我们就无法确定地球的运动是“进”还是“退”。因为在地球绕日运行中，既没有“退”作为“进”的存在条件，也没有“进”作为“退”的存在条件。由此看来，“进”与“退”这两种对立状态，虽然是单个出现的，但不能各自独立，只能互为条件而存在。有“退”才有“进”，有“进”必有“退”，如果失去一方，对立的另一方也就不存在了。
又如，“阴阳”这一矛盾范畴，用以表述有关事物的两个方面，它们只能在一事物与它事物的相对关系中相互依存，倘若关系改变了，原来阴阳分属便随着改变。比如在父亲和母亲的关系中，父为阳，母为阴。但在母与女的关系中，则母亲为阳，女儿为阴。母亲这个人虽然没有变，但她所处的场合不同了，相对关系发生了变化，便有了阴到阳的转换。显然，阴和阳不是宇宙的构成要素，而是用来说明两种要素的类别不同；阴和阳不是事物的固有属性，而是用来说明事物的属性差异；阴和阳不是事物的状态，而是用来说明事物两种状态的对立。由于“阴阳”这对矛盾概念抽象于事物的相对关系，所以，阴阳分属只能取决于事物的相对关系。如果关系改变了，便会产生新的阴阳分属。
老子为了说明矛盾双方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有着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第二章）。在这段话里，老子用“生”、“成”、“形”、“倾”、“和”、“随”，把“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等矛盾范畴的对立统一关系，表述的维肖维妙。例如，在“有无相生”中，“有”和“无”用以说明事物的存在状态。由于“有”是从“无”中产生的，因此“无”和“有”是“生”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对立的，但在“生”的共同体中相互依存，统一了起来。“无”是“生”的前提，“有”是“生”的结果。又如，在“前后相随”中，“前”和“后”用以说明事物的位置关系。它们相比较而成立，没有前边的存在，就无所谓后面的跟随。同样，如果没有后面的跟随，也就无法规定何谓前边。这就是说，在“前”与“后”这对矛盾中，虽然它们是对立的，但不是独立的，不可能单方面出现。两者在相对关系中，相互作为对方存在的条件，一起形成了“相随”。
2、转化与包含
老子不仅认为事物正反两个方面互为条件，具有对立统一的关系，而且认为它们又是相互转化的。“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第五十八章）。“正”和“奇”、“善”和“妖”显然是对立的、不相容的。但是，对立的双方不可能维持各自的静态，在一定条件下，将向自身的反面转化，中正走向偏奇；善良走向邪恶。在老子看来，事物这种相互转化的趋势是普遍的，像难易互变，强弱移位，祸福相交，吉凶互换等都是不可避免的。他说：“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第四十二章）。事物的“损”或“益”不是绝对的，减损时往往获得收益，增益时往往又会遭受减损。例如，一个谦恭的人将得到他人的尊重。不计个人得失，勇于吃亏的人，到头来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收益。因此，“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第七章）。如果一心想着增益而索取，反会招致祸害而减损,“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第四十四章）。这就是事物相互转化的辩证法。
那么，矛盾的双方为什么会相互转移呢？。老子认为，处于统一体的矛盾双方，打一开始就相互包含了对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拿“祸福”这对矛盾来说，“祸”与“福”是相生相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第五十八章），幸福倚傍在灾祸的旁边，灾祸潜伏在幸福之中。当一方处于显像时，另一方并不会消失，而是隐形于其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条件的改变，“祸”与“福”会发生地位的更换，隐形的一方取代显像一方，原来显像的一方随之退于隐形。总之，“祸”与“福”之所以相互转化，是因为成为“祸”中包含着“福”，“福”中包含着“祸”。
矛盾对立面的相互包含，为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提供了必备条件。然而，矛盾的转化又是如何实现的呢？老子说：“物壮则老”（第五十五章），弱小的逐渐走向强大，强大了又将走要向衰老，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自然过程。显然，这个自然过程，所呈现的是事物在发展中的不断变化。如此一来，老子便把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途径，纳入了事物的发展之中，这说明老子开始触摸到了“发展”这个辩证法的核心问题。遗憾的是老子却没能沿着这个方向继续下去，没能把握住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总体发展趋势。这是因为老子同其他古代哲学家一样，受当时历史条件及认识能力的局限，还仅仅熟悉于事物在显像方面的变化，认识不到这种变化是由于新生因素的增长对旧有因素的否定，错误地把发展中的变化当作了循环往复。因此他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第十六章），从万物生长与运化中，我们所要体察的是它们返还的过程。如此一来，老子便用事物间的反复，置换了新旧事物交替；把低级到高级的进取，看作了同一水平的往来；把发展当作了循环。最终，老子的辩证法没能迈进“发展”的大门。
3、相对与绝对
相对是指有条件，受制约，可改变；绝对是指无条件，不受制约，不可改变。
事物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不过，相对之中包含着绝对性，事物的绝对性表现为其质的确定性。
虽然《道德经》中并无“相对”和“绝对”这一对哲学范畴，老子没有直接论证事物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但我们从老子关于事物转化和变化的论述中，可以了解他对事物关于相对与绝对的基本观点。老子说：“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第九章）。刀锋不可能长期保持它的锐利；金玉满堂的宏大家业，不会时代相传永不衰败。刀锋的锐利，家业的宏大，都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条件的改变，将随之消亡。“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第二十三章），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不存在任何永久的、绝对不变的东西。所谓难和易，强与弱，福与祸，吉与凶，白与黑，荣与辱等，均将向它们原有关系或状态的反面转化。这就是说，变化是普遍的，是不可避免的，就像“物壮则老”（第五十五章）一样，是一个必然发生的自然过程。这样一来，老子便否定了具体事物具有永恒性，认为事物的存在及其呈现的状态都是相对的，总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
老子能够认识到事物是相对的，说明他已经具备辩证的思维方式，这与当时普遍认为事物是僵死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潮，形成了鲜明对照。但是，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并不彻底，还认识不到事物变与不变之间的辩证关系。他在强调事物不断变化的一面时，却忽视了事物相对稳定的另一面，总认为变化是绝对的，必将自发地遵循“反者，道之动”（第四十章）的法则，向着自身状态的反面，向着相对关系的另一方转化。老子说：“强大处下，柔弱处上”（七十六章）。处于上升趋势的是那些弱小事物，事物强大了反而会处下降趋势。弱则兴，强则衰，这是“道”的基本法则，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反向转化的发生。如果不想从强大走向它的反面而衰落，就不要将自己置于强势之位，而是恪守柔弱之态。“守柔曰强”（第五十二章），守住了柔弱，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当然，由弱到强，再由强而衰，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但是，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并非任何弱小的事物都能发展成为强大，也不是所有走向衰落的事物都是由于它们强大了。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之所以发生强弱变化，是由于它们在发展进程中，其存在条件发生了改变。由于条件的改变，使那些不再适应新条件的旧事物，失去了原有的现实性、合理性，失去了它们存在的权力，因而走向衰亡。而那些应运而生的新事物，它们一开始就适应着新的条件，更具现实性、合理性，所以由弱变强。然而，即便是这个由弱变强的新事物，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又会从自己内部产生出更新更高的条件。对于这个更新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同样会变的过时和没有存在的理由。届时，它将像被它替代的旧事物一样，也要走向衰亡，让位于比自己更新的事物。总之，事物发生强弱变化，是由于事物在发展中新旧条件的更替。然而，老子仅仅从强弱变化的过程与结果出发，把弱小的上升，强大的下降等反向转化的显像当作了内因。因此，老子才把变化看作是绝对的，认为反向转化是“道”的运动方式。
由于老子没有认识到条件对转化的制约作用，把转化看作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这样一来，他就否定了事物的相对稳定性，混淆了对立物的不同本质。老子说：“唯与诃，其相去几何？美与恶，其相去何若？”（第二十章）。大家知道，应诺与呵斥是两种对立的态度，善良与丑恶是两种相反的心性，但在老子看来却没有多少区别。“孰知其极？其无正也”（第五十八章），所有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每一方是其自身，同时又是自身的对立面，它们相互包含没有界限，相互转化没有定则。对立物这种无原则的相互融合，无条件地往复转化，“荒兮！其未央”（第二十章），茫茫然没有尽头，人们将无法辨别它们。显然，老子这种只承认矛盾双方包含与统一，却不承它们排斥与对立，而否认事物具有质的确定性的观点，开始滑向了相对主义。
一个有着辩证思维的老子，却有了相对主义的倾向，这似乎不合情理，令人费解。其实无论是我国古代，还是其他文明古国中具有辩证思维的哲学家，他们都或多或少带有相对主义倾向。例如，被列宁誉为“辩证法奠基人之一”的古希腊人赫拉克利特就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他的学生克拉底鲁则进一步认为，人连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当然，河水的流动，流量时大时小，以及河流改道等，这些都说明河流无时无刻地发生着变化。但是，河流在某一方面的量变，并不表明河流发生了质的改变。实际上，任何质变都需要有一个量变积累的过程。在河流量变过程之内，质变发生之前，此河流不会变成彼河流。也就是说，任何一条河流在它存在的时间及空间里，有着自身质的确定性，我们不仅可以一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也可以第二次踏进这条河流。然而，赫拉克利特师徒们在利用河流的变化说明事物不断变化时，没有划清量变与质变的界限，从而否定了事物相对之中的绝对性，使他们的辩证法也和老子一样，带有了相对主义倾向。
看来，古代具有辩证思维的哲学家，带有相对主义倾向的不仅老子一人，而是一种普遍现象。之所以造成这一现象，显然是由于当时科技不发达，限制着人的认识能力，他们只能从自然万物显像变化的感受中，产生出自发的辩证法思想，而无法形成全面彻底的辩证法体系。由于自发的辩证法思想所固有的局限性，虽然能够认识到事物是变化的，但认识不了事物变化的原因。总认为变化是事物的固有属性，根本不受条件制约，应该自然而然地发生着。因此，只具有自发辩证法思想的老子、以及赫拉克利特等哲学家们，才把事物的变化看作是绝对的，而抹煞事物质的确定性，带有了相对主义倾向。
相对主义从形式上看，好像与辩证法一样，也认为事物是相对的，只不过放大了事物的相对性。其实不然，相对主义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将事物的相对性贯彻到底。相对主义仅仅承认事物的存在需要条件，应该是相对的，却不承认事物的变化同样需要条件，也应该是相对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相对主义和形而上学一样，本质上是绝对主义，只不过形而上学把事物看作绝对不变，相对主义则把事物看作绝对变化，两者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否认事物的相对性。然而，辩证法认为事物是相对的，不仅把一切事物，而且把事物的一切方面都看作是相对的。也就是说，无论是事物的存在，还是事物的变化都是相对的，变与不变均需要条件，没有哪一方能够成为绝对。试想，当变化成为绝对时，事物的变化将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条件下都在进行着。那么，不发生变化将成为不可能，哪里还有相对不变之说辞？同样道理，当不变成为绝对时，变化也就不会发生了。因此，变与不变只要一方成为绝对，另一方将不复存在，从而导致相对性无从谈起。其实，所有矛盾对立的双方都是相对的，决不会出现一方是相对的，而另一方却是绝对的局面。例如，在动与静这对矛盾范畴中，动与静是事物的两种对立状态。这两种状态虽然是对立的，但又是相互依存的，它们分别成为对方存在的条件。之所以事物有动态，是因为事物有静态，反之亦然。既然它们互为条件而存在，这就说明它们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假如静止是绝对的，那么运动将不会发生；假如运动是绝对的，那么静止也就没有条件实现了。正因为动与静的相对性，才实现了事物动态与静态的变换。又如斗争与联合，既不能不分场合的全讲联合，也不能不分场合的全讲斗争。斗争与联合均受条件制约，没有一个是绝对的。斗争之中有联合，联合之中有斗争，究竟要斗争还是要联合，必须依据具体情况来选择。由此看来，老子那种将“变化”看作绝对，而把“不变”看作相对的观点，从形式逻辑上就讲不通。实际上变与不变分别是事物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互为条件而存在，又随条件的改变而转化，变化只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发生，而在另一些条件下则不会发生。再者，给出不同的变化条件，事物又有不同的变化方向。比如鸡蛋能够在一定条件（适当的温度）下孵化出鸡子，又在另一些条件（不当的温度）下发生腐烂。这说明鸡蛋不仅保持原来的质地需要条件，而孵化出鸡子或腐烂变质同样需要相应的条件。
老子把绝对与绝对性混为一谈，不仅在否认事物具有绝对性时，带有了相对主义倾向，而且他还把一些具有绝对性的事物当作绝对事物，从而带有了形而上学倾向。例如老子看到正与奇、善与妖、祸与福、强与弱、损与益、先与后等所有对立的双方总是向着自身状态的反面，向着相对关系的另一方转化。显然，这是由于事物的相对性，事物随条件改变而变化的现象。然而，老子只注意到了事物的变化，却没有注意到引起变化的条件，总觉得变化是事物的固有属性。他说：“反者，道之动”（第四十章），反向转化是“道”的运动法则，应该自然而然地发生着。这样一来，老子就把事物在一定条件下转化的绝对性，当成了无条件的绝对转化。又如，老子看到“物壮则老”（第五十五章），事物总是由弱到强，再由强而衰。这显然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它不仅指出了强大事物都是由弱小事物发展而来，同时指出了强大事物又不能永久保持它的强大，最终是要走向消亡的。但是，如前文所述，这并不是说任何弱小的事物都能发展成为强大，也不是说所有走向衰亡的事物都是因为它们强大了。实际上，事物的兴衰不在于它的弱小与强大，而是由于事物在发展进程中，将不断的从自身产生出更新更高的条件，当事物适应新条件时，便处于上升阶段；当事物不能适应更新的条件时，就会处于下降阶段。一般来说，应运而生的新事物，虽然它们开始很弱小，但由于适应着新的条件，因而在发展中不断壮大起来。而那些已经强大了的事物，如果不再适应变化了的新条件，那么，它们就会从原来的上升趋势转向下降趋势，从而走向消亡。然而，老子并没有认识到事物兴衰变化中的条件作用，只是看到“物壮则老”的显像，就断定“强大处下，柔弱处上”，把事物的上升趋势归结于事物的弱小，把事物的下降趋势归结于事物的强大。这种“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第七十六章）的认识，显然是老子用弱者兴，强者衰取代了由弱到强，再由强而衰，这个事物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把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变化的绝对性，当成了无条件的绝对变化。
5、相对真理与真理的绝对性
由于老子把一些事物，以及事物间的某些关系绝对化了，因此事物的某些运行方式就被他看成了不可抗拒。而这些运行方式之所以不可抗拒，则是因为有一种“玄之又玄”（第一章）的东西在支配着天地万物。这个东西就是老子所称谓的“道”。老子说：“大道汜兮，其可左右”（第三十四章），无处不在的“道”，“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第二十五章），循行于天地万物之中而生生不息。什么是“道”呢？虽然老子说：“道常无名”（第三十二章），“惟恍惟惚”（第二十一章），然而老子却将“道”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其实，“道”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理念。在老子看来，他的“道”“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第四章）。这就是说，老子所阐述的哲理深刻而又源远流长，“是谓天地根”（第六章），揭示着天地万物产生与消亡，以及它们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因。因此“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天下正”（第三十九章）。如此一来，老子以“道”阐述的哲理便成为了“万物之奥”（第六十二章），“众妙之门”（第一章），即包罗万象的宇宙法则，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
不过，真理不是绝对的，并意味着真理没有绝对性。因为，绝对真理与真理的绝对性是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绝对真理是指真理不受任何条件约束，永恒且不可改变。真理的绝对性则指真理在一定条件下的确定性。虽然两者都含有不可改变的内涵，但一个是无条件的，一个却是有条件的。例如，我们说牛顿力学不是绝对真理，是因为它的正确性受物质状态这个条件约束；我们说牛顿力学作为真理具有绝对性，是因为它在宏观世界这个条件下，其正确性是确定不变的。由此看来，那种“绝对真理寓于相对真理之中”的说法，实际上是把真理的绝对性与绝对真理混为一谈了，即把一定条件下的正确性，当成了无条件的正确。因此，不能说“绝对真理寓于相对真理之中”，应该说真理的绝对性寓于相对真理之中。至于说“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绝对真理”这句话，却是完全错误的，它错就错在不仅承认存在着绝对真理，而且把绝对真理凌驾于相对真理之上了。实际上，把绝对真理看作是最终真理的想法，是马克思之前的所有哲学家，对真理形而上学认识的残余。他们总觉得世间应该有一个最终的真理，而这个最终的真理便是绝对真理。所以，他们所建立的“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然而这个最终的绝对真理，无论对于老子的“道”来说，还是对后来一切标榜为真理的理论来说，都是不可能达到的。
总而言之，真理同其他事物一样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只不过相对真理之中包含着真理的绝对性，真理的绝对性表现为真理在一定条件下的确定性。
6、全面与片面
由于老子错误地把绝对性当成了绝对，他将不可避免地把一些事物，以及事物间的某些关系绝对化。这种绝对化的结果，势必会强调事物的一个方面，而否认另一方面，从而也像当时其他哲学家那样，不能全面地把握问题，而具有了片面性。例如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第八章）。当然，水的确有善的一面，我们人类乃至世界万物都得益于水的滋润。但是像洪水暴发、河水泛滥等，又会给人类及其他生物带来灾难，这说明水还有恶的一面。因此，水的善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它在一定条件下“利万物”，而在另一些条件下又会害万物。然而老子却认为水为“上善”，只有利而无害，这就把水善的一面绝对化了。又如，老子说：“夫唯不争，故无尤”（第八章）。在老子看来，为了生活的平静和心灵上的安慰，唯一的办法就是与世无争。的确在许多时候，人的烦恼是由于为了攫取更多利益而参与争斗所至。但是，如果不计场合一味地“不争”，不仅不会“无尤”，甚至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例如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无论是那些失败者，还是已经灭绝了的许多民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要么不懂得抗争，要么就是抗争的不得力。即便是那些“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人们，也并非绝对与世“不争”。其实他们采取了不同于世俗的组织形式和意识形态，在与自身命运，在与社会抗争中求得了生存和发展。因此，争与“不争”都是相对的，是由环境条件决定的，既不能一味的争斗，也不能一味的避让。当然，老子说的“不争”，含有用“不争”达到争的效果，这是符合辩证法的。然而，他一概否定斗争而“夫唯不争”，这就把“不争”绝对化了。再如，老子说“弱之胜强，柔之胜刚”（第七十八章）。当然，不仅事物的发展规律是由弱到强，再由强而衰，总趋势显示着“弱之胜强”。而且在平时博弈中，也时常会出现弱者战胜强者的现象。但是，在事物发展进程中弱者的兴起，不是由于它的弱小，强者的衰亡也不是由于它的强大，而是由于存在条件发生了变化。其实，在平时博弈中，一般情况下大多是强者战胜弱者，并非“弱之胜强”。而之所以有时发生弱胜强的现象，那是因为强和弱虽然是决定胜负的重要条件，但不是唯一条件。如果弱者调动了其它有利因素，由从属地位转变为主导地位，并置强者以被动，才会出现弱者战胜强者的局面。因此，强弱之间的胜负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将随其他条件变化而变化。然而，老子在注意“弱之胜强”时，却没有看到其背后的条件作用，还以为“柔弱胜刚强”（第三十六章）是“道”的运行方式。因此他说：“弱者，道之用”（第四十章），只有保持弱的态势，才是对“道”的具体运用。这样一来，老子在否定强者一定战胜弱者时，却从一个片面走向了另一个片面，把“弱之胜强，柔之胜刚”绝对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