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团”抗税斗争
高连君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封建没落的时代，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除了割地就是赔款，大量真金白银流入西方流氓无赖番邦，中国财富被洗劫，但，腐败透顶的清王朝，依旧贪腐成风，过着奢靡无度荒淫无耻的生活，慈禧六十大寿，竟然挪用海军军费，王公大臣、地方官吏疯狂敛财、中饱私囊。所有赔款都是搜刮老百姓的微薄收入，加之各地官吏搭借征税顺风船，擅自巧立名目增加苛捐杂税，清王朝对老百姓的压榨，使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中。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不只是嘉庆初年德平县的惊天大案，义士杨覃父子杀死贪官德平知县叶芳，抗拒增税加码的壮举，同治年间，临邑、济阳县一带，出现了“黑虎团”、“一心团”抗税斗争的义举。
“黑虎团”团首陈炯，临邑县孙庵钟楼店村，在周边村庄中，是一个强词夺理的犟种，用老百姓的话说，此人是一个牛骨头、黏糊头、惹不起、滚刀肉，是一个强势霸道的村霸。在各地纷纷组建抗税团队的境况下，自立为“黑虎团”团首，拉一伙队伍自立为王。在孙庵周边组织抗击官府的苛捐杂税。由于，同是民间抗捐抗税团首，遂与“一心团”团首王文训结为结义兄弟。
“一心团”团首王文训 ，济阳县垛石镇（济阳五区）田家屯人，生于清道光初年，卒于同治六年。王家世代务农，文训习武术，识文字，性情豪迈，颇具胆略，并急公好义。同治年间官府苛征赋税，百姓不堪负担。县衙征收漕米时又将尾数上捐，见零成整，官吏从中渔利，更加重了群众负担；差役催粮如狼似虎，趁机敲诈勒索，百姓不堪其扰，怨声载道。王文训见义勇为，村中凡有应付差役催粮事宜一身承担，为乡亲免去了许多祸殃。又亲赴县衙据理而争，终于使知县理屈词穷，答应如确数征敛，并刻石碑立于县衙前为证。后值荒年，王文训又为百姓请求缓征赋税，县衙不准，事情决裂，官府十分记恨王文训。
县衙对王文训要下狠手，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即呈请省署派兵抓拿他。同治五年（1866年）腊月二十九日上午，官兵包围了田家屯。时至岁末，团部除王文训同四、五个人留守外，大多数人回家过年，统治者趁此机会，于傍晚时分，派衙门三班与省府派来之骑兵数百人，在县衙邓万兴与省署部队“游击“（军衔一级少校，相当于营长或团长）率领下，将田家屯围堵起来。王文训立即组织该村群众进行反击。在猛烈的激战中，用土造转盘炮打伤官兵数人，清军人马损失过半，连省署部队首领“游击”（少校团长），也被群众当场击毙。余下清军和县衙门三班仓皇逃窜，抗官府战斗取得了巨大胜利。
王文训率领团众英勇抗击，打死带兵的“游击”，官兵溃逃。是日夜间，官兵趁团众回家过春节之机再次突袭田家屯，“一心团”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王文训投奔孙庵钟楼店陈炯的“黑虎团”。因“黑虎团”亦是抗捐抗税之民团，且王文训与陈炯原是结义兄弟，王文训首先想到的是投奔陈炯的“黑虎团”。陈炯本不是正义之人，只是会一些武功且霸道横行乡里，借抗捐抗税之名捞取政治地位，并且可以获得乡亲们为抗税自觉缴纳的银米。王文训投奔后，便收留王文训在“黑虎团”暂栖身，“一心团”随即解散。
王文训遭到陈炯的出卖，被官府捉住杀戮。王文训罹难后，当地群众悲愤异常，人们议论纷纷，认为王文训在钟楼店藏身的消息，也是陈炯悄悄向济阳县衙门告密，所谓不意走漏了王文训藏身钟楼店的消息，其实是陈炯推脱责任的烟幕弹。当时编唱的歌谣有：“王文训是好汉，舍上自己救一县。”“死了王文训，庄户人家没法混；死了陈炯，没了孬种。”
同治七年（1868年），也就是在王文训被害的次年四、五月间，其长子王长吉继承“一心团”主张和父亲遗志，重振“一心团”，在群众的响应与支持下，恢复了“一心团”组织。附近二十多个村庄的群众，纷纷自带口粮、拿着长矛短刀踊跃参加。使得一度暂告解散的“一心团”，又重新发展壮大起来。而且，人数在短短几天内，就扩展到一千多人。又在俎家村设立团部（曲堤镇），王长吉以为“一心团”一千多人在俎家村难以容身，便考虑容纳千人队伍的驻地。
济阳县城西十二里王家洼村，有一座古代寺院——崇兴寺。
“一心团”抗税斗争虽然失败，但，给腐朽没落的清王朝以沉重打击，对清王朝走向灭亡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王文训父子前赴后继，为桑梓乡亲们生计生活抗捐抗税，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反抗腐朽的清朝官府，表现了人民群众与黑恶势力英勇顽强斗争的大无畏精神。
刘般伸，特型演员，著名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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