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兴亡史研究》一书。

王国维在其名文《殷周制度论》中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在殷商的基础上，西周的政治与文化进一步发展；同时，与殷商相比，西周进一步趋于人文化与理性化，对中国政治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西周是如何兴起，并确立一系列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制度？又是如何最终走向衰亡的呢？

过去有关西周的断代史，主要有许倬云先生的《西周史》和杨宽先生的《西周史》。李峰先生的《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则侧重于描述西周的“灭亡”。作为杜勇先生多年研究的结晶和重写西周史的尝试，最近出版的《西周兴亡史研究》（科学出版社2024年版）一书会呈现怎样的西周兴亡史，无疑值得我们期待。

《西周兴亡史研究》属于作者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西周史》”的第一卷，因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而先行出版。全书共分为九章，分别为“周人的崛起”“武王克商与共主嬗易”“周公东征与东封”“宅兹中国乂民”“经略四方”“制度文明”“西周中期王道衰微”“厉王革典与共和行政”“西周的衰亡”，勾勒出周人从崛起到衰亡的总体脉络。历史的发展进程，无疑是全书的主线。同时，在讨论西周的不同发展阶段时，作者并不限于史事的堆砌，而是通过若干专题讨论展开，从而呈现出更为立体的西周兴亡图景。

作者在绪论中指出，许倬云和杨宽两位学者的《西周史》填补了我国长期没有西周断代史的空白，“然而，这两部西周断代史的局限性也很明显，由于出版时间较早，大量新材料、新成果、新观点有待广泛吸收和充实。”可见，作者志在整合已有的新材料、新成果、新观点。该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吸收新材料（包括甲骨文、铜器铭文、简牍）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新观点。

如该书通过对周原甲骨的解读，进一步厘清周文王前期的殷周关系。甲骨文除了著名的殷墟甲骨，还有周原甲骨等多批周初甲骨。其中周原甲骨所涉及的“王”是周文王还是商纣王，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作者先是讨论了周原甲骨中“册周方伯”的意涵，认为“册”为征伐之意；继而指出周原甲骨中的“王”是商纣王，这样便可以解释为什么卜辞涉及对殷商先王的祭祀；作者认为，商纣王虽然是卜辞中庙祭的主持者，但并非占卜者，卜辞的辞主是周人。如此一来，可以解决周原甲骨的内容与出土地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周人在伐纣之前与商王朝战和不定的状态。

再如该书通过新出曾国青铜器——曾公求编钟的讨论，对康宫问题提出新的认识。唐兰先生曾提出著名的“康宫原则”，认为西周铜器铭文中常见的“康宫”是周康王宗庙，如此一来，出现“康宫”铭文的青铜器，时代显然在周康王之后。此说影响甚广，为学者广为接受。但包括杜勇先生在内的一些学者，则认为康宫在东都成周始建之时便已有康宫这一建筑。作者在该书中结合曾公求编钟铭文，进一步论证康宫早于周康王，并将令方彝、令簋的时代推前到周成王时期，认为这两件青铜器反映的是周公二度东征的史事。这些观点，都颇具新意。不过，目前康宫时代的问题仍存争议，陈民镇、韩巍等学者认为春秋时期的曾公求编钟铭文所见“康宫”系追述之言，并不能否定“康宫原则”，与该书的观点不同，可相参看。

再如该书较多涉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清华简）的新材料。该书结合清华简《祭公之顾命》《系年》等篇去验证西周三公制度、共伯和身份、西周末年申曾叛周、二王并立、平王东迁年代等重要问题，提出了一些可信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未一味相信清华简某些篇章，而是在利用这些新材料之前对其内容细加甄别。如清华简《保训》，作者认为是战国时的托古言事之作，因此，该篇所言“唯王五十年”并不能作为讨论周文王称王问题的依据；再如清华简《耆夜》称周武王征伐耆（黎）国，与传统的“西伯戡黎”说法不同，作者则指出《耆夜》是战国时期楚地士人虚拟的一篇诗教之文，因此周武王伐黎的说法不足信据。可见，作者极为注重对文献时代和性质的考察，而非一概迷信新材料，体现了严谨求实的学风。

总之，该书广泛涉及与西周史相关的传世文献、出土文献、田野考古资料等材料，在此基础上作综合的考辨与分析，在材料的运用上显然要胜过前人。尤其是出土文献，如曾公求编钟、清华简等材料，都是许倬云、杨宽、李峰等学者的西周史专著所未能想见的。尽管该书的一些话题和观点还有待学界进一步讨论，但该书无疑将西周断代史的研究推进到新的高度，从而树立新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