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
李长之先生
从《鲁迅批判》到《鲁迅全集》——鲁迅研究史与鲁迅全集编纂
1936年，首部系统研究鲁迅的专著——李长之的《鲁迅批判》出版；1938年，鲁迅去世后第三年，中国首部《鲁迅全集》出版。唐弢在《鲁迅全集补遗·编后记》中表示：“（初版《鲁迅全集》）可以称为‘孤岛’的上海的大事。从国内到国外，二十册厚厚的著作，成了年轻人的宝库，后一代的粮食。”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全集，也开启了对鲁迅作为文学家形象的建构。这一文学形象的建构在如今看来稀疏平常，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份，具有影响鲁迅研究史和鲁迅价值的深远意义。我们要考察《鲁迅批判》和《鲁迅全集》为鲁迅研究带来何种新突破，必须先观察在它们出版前学界对鲁迅的研究情况。在1927年以前，以成仿吾为代表的创造社对鲁迅几乎全盘否定和“现代评论派”陈西滢的攻击，是比较突出的有代表性的一方面。1927年茅盾发表《鲁迅论》，肯定了鲁迅作品的社会意义和思想价值。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进行攻击。1933年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面世，维护了鲁迅的形象。1935年以前的鲁迅研究大多是从不同政治立场和角度进行的评价，尤其是在鲁迅加入左联以后，左联更加积极地推崇鲁迅思想立场的转变和社会意义。
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左翼和其他派别激烈争夺着鲁迅的阐释权。左翼知识分子借助鲁迅在思想界、社会活动领域的威望和作为青年领袖的影响力，组织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纪念鲁迅活动，来塑造“民族英雄”的社会形象，渗透进无产阶级革命思想。这场论争看似是文学或文化批评层面的，实则是两种不同文化势力和政治派别间对文化话语权的争夺。在随后爆发的全面抗战的民族危机和轰轰烈烈的社会活动推动下，作为革命家、思想家的鲁迅形象更能获得国人认同，并逐渐被“神化”，并在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被抬高为“新中国的圣人”，“是中国文化的主将，他不但是中国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是文化战线上……空前的民族英雄。”“民族魂”这一定位构成了当代语境中鲁迅接受的经典阐释，并通过中学课本中鲁迅作品的选择和《鲁迅全集》的修订、编纂渗透进一代代青年人思想中。比如，在1956年的《鲁迅全集》中有注释5884条，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历史的方法和观点”。这一正面形象曾给中国人带来强有力的精神支持和对民族未来的希望，但也似乎让人们渐渐忘记了，鲁迅本质上是一个文学家。鲁迅渐渐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更多具有社会、政治意义而缺乏文学意义。因此，李长之的《鲁迅批判》和初版《鲁迅全集》在左翼对鲁迅的社会学意义加以张扬和自由知识分子对鲁迅价值进行质疑的历史背景中面世的。它们将鲁迅从集体的喧嚣中发出个体的声音，还原一个社会、政治符号外的文学鲁迅，打开了鲁迅研究的另一条思路，开启了对鲁迅文学形象和学术价值的思考。
一、李长之《鲁迅批判》对鲁迅文学形象的强调
1936年出版的李长之的《鲁迅批判》被认为是第一部成体系的研究鲁迅的学术专著，它以独特的学术价值和独立的批判精神在鲁迅研究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然而，这本著作在奠定了李长之现代批评家地位的同时，更多地遭受了磨难。此书在出版前即遭到删改（去除了鲁迅的书信和照片），出版之后，《鲁迅批判》屡遭批判和查禁。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它被视为左派读物予以排斥；在日伪时期，则被列为禁书。1957年，李长之被划为右派，《鲁迅批判》成为“黑书”封存于图书馆，不得借阅。“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鲁迅批判》并未再版，直到2003年才得以重新出版。《鲁迅批判》很长时间内被斥为学术异端，直到当今，《鲁迅批判》的价值才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肯定。
1935年5月29日起，李长之的《鲁迅批判》中的部分文章陆续在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和《国闻周报》上发表，引起文坛注目。1936年，《鲁迅批判》出版。相对于鲁迅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李长之重点关注到的是文艺审美层面，关注到鲁迅的个体精神与文学创作之间的联系。由此，李长之将鲁迅认定为一个诗人，其创作中体现出独特的情感特征。这种情感，不仅具有个人感受上抒情的特殊性价值，而且具有人性层面的普适性价值。从这个角度考察，才能更好地从创作中去探察鲁迅的创作对于中国文学乃至人类的永恒意义，也更能发掘鲁迅高于一般作家的独特价值。
李长之首先质疑了鲁迅作为思想家的社会学意义，他认为鲁迅的思想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没有抽象思辨能力，虽有一些创见和犀利的评判，但远不能成为思想家。这一观点也许有失偏颇，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是在研究鲁迅的革命价值和思想价值的主流中提示了一条新的思路，把重点落在了鲁迅的文学价值上。它和《鲁迅全集》一道，为日后九十年代鲁迅研究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在公共的革命家、思想家鲁迅之外，李长之看到了一个具有诗人精神气质的鲁迅形象。“倘若诗人的意义，是指在从事于文艺者之性格上偏于主观的，情绪的，而离庸常人所应付的实生活相远的话，则无疑地鲁迅在文艺上乃是一个诗人。”从诗人的定位出发，李长之较早关注到了鲁迅抒情文的价值。文学武曾指出：“中国现代抒情小说作为一支独异的文学脉络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它的首创者就是鲁迅，后来又为废名、沈从文、萧红、艾芜、孙犁等人所继承，李长之是最早关注鲁迅小说抒情性特色的学者之一，这方面的贡献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在讨论《孔乙己》《风波》《故乡》《阿Q正传》《社戏》《祝福》《伤逝》和《离婚》的时候，李长之尽管承认其有社会批判价值，但同时指出，鲁迅最可贵的就在于里面含蓄、凝练、深长的意味和丰盈充沛的感情，那“诗意的、情绪的笔，统统活活泼泼地渲染到纸上了”，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李长之较早越过揭露和批判社会现实的层面，而探讨其中的美学精神。“在往常我读《阿Q正传》时，注意的是鲁迅对于一般的国民性的攻击……可是我现在注意的，却不是这些了，因为这不是作者所主要的要宣示的。”在文本冷冰冰地奚落的外表下渗透着“最大的同情”，“别人尽管以为他的东西泼辣刻毒，但我以为这正是浓重的人道主义的别一面目，和热泪的一涌而出，只不过隔一层纸”。李长之认为鲁迅写出了阿Q的可爱、天真，更加烘托出对他的同情。我们之所以会在阿Q身上找到我们自己，是因为这“是一篇有生命的东西，一个活人所写的一个活人的东西”，是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鲁迅不是没有奚落阿Q的意思，鲁迅也不一定初意在抒发他的同情心，更不必意识到他这篇东西之隆重的艺术的与社会的意义，然而这是无碍的，而且恰恰如此，这篇东西的永久价值才确立了”。李长之认为后来的乡土小说“总多少加入了点理智，社会的意义容或是有了……艺术的价值却是被剥夺了”。
在左翼理论家对鲁迅思想性和社会意义的褒扬与自由知识分子对鲁迅价值的否定的争论中，李长之洞察到鲁迅身上有诗人本质和战士身份共存的二重性特征，并强调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以此凸显作为文学家的鲁迅。然而，这一研究思路在20世纪30年代特殊的时代形势下并未得到热烈响应，倒是当时的日本学界颇为重视。此后，在海外，夏济安、李欧梵等学者纷纷从文学和精神品格的角度试图还原被意识形态遮蔽的个体的鲁迅。在国内，几乎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研究思路才引起强烈反响。而李长之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将鲁迅从集体声音的喧嚣中拖拽出来，让鲁迅自己发出个体的声音，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可以说，李长之在浪漫主义的意义上，对鲁迅的“情感”一面进行独特阐释，打开了鲁迅研究的另一条思路，挖掘出传统研究方法下鲁迅被遮蔽的特质，在鲁迅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二、初版《鲁迅全集》的编纂和鲁迅形象的建构
在争夺鲁迅阐释权的大环境下，很多鲁迅的亲友纷纷致函许广平，要求印行《鲁迅全集》：“溯自先生逝世后，举世哀悼。舆情所趋，对于全集出版，几成一致要求。函札纷至，荷蒙启迪，举其大要，则一望早日出版；二希收集完备;三翼售价低廉。”鲁迅逝世后，中共中央就立刻提出编纂鲁迅全集的倡议：“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在得到鲁迅逝世的电讯后，于10月20日即鲁迅逝世的次日，给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和许广平发去了唁电，并同时发出了《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希望国民政府“设立鲁迅研究院，搜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许寿裳也写信给蔡元培希望能够推动鲁迅全集的编纂和刊印，并请蔡元培“务请先向政府疏通，眷念其贡献文化之功，尽释芥蒂，开其禁令，俾得自由出售”。吴慕鲁也给许广平写信明确提到全集计划：“昨天礼毕，听源兄说叫大家回殡仪馆有事商量……他们商量事情，我想不外两点，一是丧葬费用，二是周先生遗著……我赞成把全集向商务印书馆交涉给他们出……全集编辑方面，我要求你亲自来主编……”李品珍也写信给许广平：“印他（鲁迅）第一次的全集，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单以这一点而论，也该敬谨从事。”实际上，在此之前，鲁迅自己就表达过要出全集的愿望。许钦文在《同鲁迅先生最后的晤谈》写道：“‘从搜集在《坟》里的稿子起，’他郑重地说，‘我已写了三十年，翻译的不算，总有三百万字，出十大册，也已有点厚了罢。’我听了暗自吃惊，以为这明明是关于后事的计划，觉得更严重。”在鲁迅去世的前一年许寿裳就已经开始推动并设计过鲁迅全集的框架结构。1937年7月2日，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许寿裳拟了一份关于《鲁迅全集》的内容设计，认为：“既名全集，应该全盘计划，网罗无遗，不过可分为若干部，如（一）创作、（二）翻译、（三）纂辑（如《谢承后汉书》《古小说钩沉》《会稽郡故书杂集》及所搜汉唐碑板）、（四）书简、（五）日记……”在各方力量的推动下，“一九三七年春，台静农先生亲临凭吊，承于全集，粗加整理。并约同许寿裳先生商请蔡元培、马裕藻、沈兼士、茅盾、周作人诸先生同意，任全集编辑委员会。”从成员组成看，既包括左翼知识分子，也包括自由知识分子。而蔡元培为《鲁迅全集》所作的序言，奠定了鲁迅作为文学家的历史地位。蔡元培的序言在开卷第一篇，把鲁迅的古籍编纂、翻译行为和创作活动放在中国文学史的脉络中，突出文学家和研究者的鲁迅形象。
在祭奠鲁迅的仪式上，当鲁迅的身上被盖上“民族魂”的旗帜时，当行进的队伍高呼民族解放的口号的时候，蔡元培给出的挽联是“著作最谨严，岂惟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突出鲁迅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回应内山完造盛赞的鲁迅是影响日本人的大文豪，强调鲁迅作为文学家的身份。1936年10月22日，蔡元培主持了在万国公墓举行的葬仪，葬仪上的讲话中也突出鲁迅的文学成就：“鲁迅先生的文字完全以真实作依托的，所以为一般人士深信。鲁迅先生的著作，是永远不会消失。他从‘人’与‘社会’最深刻的地方，写出文字来。至于在修辞上，他的作品谁也不能来添一个字或减一个字，因此他的文字亦足以千古流传。”这是从文学史的角度，预示了鲁迅作品的经典化。将鲁迅的意义落实到其文字和修辞上，引导世人关注其文学价值。
这一定位与蔡元培个人的文化立场和理想有关。蔡元培反对囿于传统和全盘西化，主张在了解西方文化资源的基础上，重审中国文学精神和文化价值。他以“立人”为文化重建的根本，倡导学生养成“科学的头脑”、“劳动的能力”和“艺术的兴趣”，担负起“学术上的责任”、“对于国家的责任”和“对于社会的责任”。蔡元培尤为重视文学参与国家、民族建设的力量，认为“诗人者，乃盱衡外界，旁薄万汇，诸物结晶之体，社会聚散之点，精审而约取之，而出之以微言”。作家有责任观察社会、反映现实。在《新文学大系·总序》中，蔡元培对五四“新文学”的定位更能体现出他对文学现实性和艺术性的把握。他将五四新文学定位为“科学精神、民治思想及个性表现”。他不是简单照搬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而是认为应该和中国国情相结合，把启蒙运动也包括其中。中国的文艺复兴不仅要复活西方传统，也要复活中国传统，科学、民主亦生根于中华传统中。“东周季世，孔子的知行并重，循循善诱，正如苏格拉底；孟子的道性善，陈王道，正如柏拉图……此外周髀的数学，素间灵枢的医学，考工的工学，墨子的物理学，尔雅的生物学，亦已树立科学的基础。”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定位，中国思想史上有所谓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争。这其实代表了两种文化建设规划和文化发展方向，而中国的“启蒙运动”的提法长期以来占据主流地位。这一提法一定程度上出自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策略。20世纪30年代后期兴起的“新启蒙运动”并不是真正接续“五四”启蒙传统的文化建设，而是在继承“五四精神”的旗号下，清算和否定“五四”，本意在于借着救亡宣传传播左翼思想。李长之在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回应了蔡元培的观点，并在文化建设设计中指出“未来的中国文化是一个真正的文艺复兴”。重新发现中国文化的“内生之光”需要根植于文化传统，并汲取整个西学的滋养，以更好地发展中国本位文化。这也是李长之进行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的努力方向。
蔡元培和李长之都走出了启蒙民族主义之外的另一条路，也就是文化民族主义。前者与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而后者与中国传统紧密相连。近些年也有学者专门进行了讨论，逄增玉指出：“‘五四’中国的启蒙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由于他们深层中由救亡匡世而导致的共同的民族主义诉求（尽管这种诉求的表现方式不同），这种内在的同质性使他们在论争所表现出的对立与排斥，其实并不像表面那样完全激烈和决绝，各自的立场、态度和价值观念也并非‘绝缘’和毫无依存与通融。即以‘五四’新文化和启蒙运动的代表性人物——鲁迅和胡适等人的思想而论，他们在所谓激烈反传统的同时也对传统文化具有清醒和全面的认识，并身体力行地以现代和科学的方法对‘国故’、‘国粹’和传统文化进行了有巨大贡献的发掘、整理与建设。”在鲁迅的故乡叙事中，就呈现出这两种模式，展现出鲁迅思想中矛盾的一面。蔡元培和李长之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在启蒙民族主义之外，看到了鲁迅同样关注的文化民族主义，较早关注到鲁迅作为文学家的价值。蔡元培的主张也不仅仅是个人对鲁迅的看法，也是1938年版《鲁迅全集》编辑者共同意志的充分体现。复社版《鲁迅全集》事实上是由作家亲属、专家学者、出版社三方共同运作来完成的文化盛举，其非官方的背景保证了编纂精神上平视鲁迅的非神圣化客观立场。附录中许广平的《编校后记》在感激大家协助时透着对鲁迅的尊敬，并无任何拔高之嫌。整部全集对鲁迅作品采取实录的态度，无引导式注释及题解，由读者自行判断。《鲁迅全集》得以珍贵地保留下鲁迅思想和创作的多元化和复杂性，让后来的鲁迅研究有基础去认识到丰富、多面、深刻、生动的鲁迅。
三、持久影响
《鲁迅批判》和《鲁迅全集》作为较早的鲁迅系统性研究和资料，为后来的鲁迅研究多元化发展拓宽了角度方向和奠定了材料基础。两者对鲁迅文学形象的还原，在左翼文人和自由知识分子争夺鲁迅阐释权的历史语境中，具有文学史意义。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鲁迅作为革命家、思想家的社会学意义和公共形象的一面占据了主流，甚至《鲁迅全集》的后续修订和编纂中也渗透进意识形态，但是《鲁迅批判》和《鲁迅全集》保留了抒情的文学家鲁迅。
80年代末在“去中心化”的语境下，鲁迅表达个人情感体验的抒情文得到了重视。这一鲁迅研究的推动，也逐步体现在了中学课本中鲁迅文章的取舍上。1982年版的初高中语文教材选编的鲁迅作品有：《纪念刘和珍君》《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为了忘却的记念》《一件小事》《故乡》《〈呐喊〉自序》《阿长与〈山海经〉》《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阿Q正传（节选）》《社戏》《祝福》《拿来主义》《灯下漫笔》《论“费厄泼赖”应该缓刑》《文学与出汗》《我们不再受骗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友邦惊诧”论》《答北斗杂志社问》《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人生识字糊涂始》。可以看出，80年代选入的大部分文章多为杂文，带有社会批判性质，小说作品也多含有社会意义。揭露国民精神的愚昧麻木、讽刺看客态度、批判黑暗社会等标签使得学生接受的鲁迅形象趋于单一化、扁平化，很难理解其思想和创作中的丰富和深刻。90年代收入在中学语文课本中的鲁迅作品有：《“友邦”惊诧论》《孔乙己》《纪念刘和珍君》《“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答北斗杂志社问》《药》《范爱农》《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一件小事》《故乡》《论雷峰塔的倒掉》《藤野先生》《为了忘却的记念》《阿Q正传》《狂人日记》《〈呐喊〉自序》《文学与出汗》《人生识字糊涂始》《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拿来主义》《祝福》等。与80年代相比，杂文所占比例相对有所减少，增加了《藤野先生》这种带有鲁迅个人情感色彩的文章。21世纪初的中学课本中，收录的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社戏》《阿长与〈山海经〉》《鲁迅自传》《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灯下漫笔（节选）》《祝福》《药》《阿Q正传》《流产与断种》《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故乡》《孔乙己》《拿来主义》，去除了《文学与出汗》《人生识字糊涂始》这类社会批判意味浓厚的杂文，将《阿长与〈山海经〉》《灯下漫笔（节选）》这类抒情文重新纳入课本中。从总体看，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中学课本所收鲁迅带有社会批判和揭露黑暗意义的杂文在减少，而带有个人情感色彩以及人伦特征的文章在增加。这是鲁迅研究多元化方向的影响，也是《鲁迅批判》和《鲁迅全集》的长远意义所在——保留了多元的、丰富的、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形象。
1933年2月17日,萧伯纳(中)与鲁迅(左)、蔡元培(右)在上海合影。
杭州鲁迅读书会
责任编辑：陈继业
2024年4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