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下午，《明月沧海的高蹈脚步》分享会在太度文创科技园成功举办。《诗刊》社主编李少君出席活动并致辞，诗人、艺术策展人赵野，诗人、摄影家、博物学者莫非，资深媒体人陈朝华，导演王超以及二毛、雷格、陈勇、安琪、杨应时、渝儿、王艾、朱赫、董梅、陈坤、符力、赵琳、罗曼、马欣雨等诗人、艺术家出席。
《明月沧海的高蹈脚步——在1980年代写诗》是活跃在当代中国诗坛的实力诗人自选诗歌集。集子中的诗人共20位，有二毛、王键、北乔、安琪、伐柯、华清、陈朝华、苏历铭、李少君、杨锦、汪剑钊、邱华栋、邵勉力、陈勇、张小波、单小海、树才、赵野、莫非、臧棣（按姓氏笔画排序）等人，这部诗集展现了诗人们近四十年的写作历程，呈现了一代人带有鲜明“理想主义”烙印的生命图景。
在朗诵现场，诗人雷格和二毛率先朗诵了自己的原创诗歌，而莫非的《七叶树》则由其妻子李筠代读。雷格的《老妇》以精致的心理描写触动着现场来宾，为朗诵会开启了美妙的序曲。诗人兼美食家二毛则谈论起他在1985年创作诗歌的历史背景。莫非的《七叶树》以优雅又清晰的语调曼妙地展现出诗作风采。随后，诗人渝儿朗诵了一首原创诗歌《小林》，将自然风物与历史变迁之感结合，为朗诵现场带来了深沉气息。而陈朝华则通过朗诵《一个二维码像一朵不凋零的花》与现场来宾共同回忆特殊时期人们的情感接力。
接着，诗人安琪朗诵了《早安，白薇》，在朗诵后，安琪为现场的诗人分享了她与现代作家白薇的奇妙邂逅——在一次采风中，她偶然踏入了白薇公园，由此回忆起自己与白薇在经历上的重叠之处，通过朗诵，安琪将这种奇妙的诗缘带到现场。而后，导演王超聊起他创作电影《孔秀》也正是来源于独特的文学冲动，由此他朗诵了一首原创诗歌《小鞋子》，表现出电影与诗歌之间巧妙的契合关系。诗人陈勇则朗诵了一首二毛的《为心爱的人下厨》，现场的各位纷纷表示这首诗歌的声音效果类似于说唱表演，于是诗人二毛则用四川方言再次生动地演绎了这首诗，淋漓尽致地展现出诗歌当中挥洒自如的语言风格，赢得了众人的一致好评。
诗人赵野朗诵了原创诗歌《剩山》，并阐述其创作灵感来源于同名画作，以此表现出诗画同源的艺术魅力。随后，诗人朱赫朗诵了邱华栋的《勾勒》、中国美术馆研究部副主任杨应时朗诵了陈勇的《冬藏》与李少君的《应该对春天有所表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董梅朗诵了诗人莫非的《榅桲》、赵琳朗诵了汪剑钊的《雪地上的乌鸦》、陈坤朗诵了二毛的《火锅》、马欣雨朗诵了诗歌《特写练习-花园》、符力朗诵了邱华栋《记住你生日的人》等，现场高潮迭起，众人在声音的表演中演绎多彩的诗情。
在活动尾声，《诗刊》社主编李少君做总结发言，他感慨于现场热络的诗歌氛围，并聊起诗集《明月沧海的高蹈脚步》的编辑过程——正是在一次偶然的聊天中，诞生了以诗集作为八十年代诗歌和友谊见证的念头。在发言中，李少君反复强调八十年代作为风格的重要性，正如诗集的标题“明月沧海的高蹈脚步”一样，八十年代的诗歌创作以澎湃的热情与饱满的理想主义精神重塑着当代诗歌的美学风采，而诗集的编辑也将这种光辉的余韵传递至今，其成功也展现出纯粹美学的诗歌力量与价值。同时，李少君预告了另外一本诗集的诞生，新诗集同样延续着八十年代的风格脉络，但将收入更多北京地区以外的优秀诗人作品，诗集将以全新的面貌以待面世。
来源：中国诗歌网 马欣雨/文
川观新闻
安子瑜/文
“为文学而生活是值得的。”这是老舍在《文学概论讲义》中提出的观点。近百年后，我们仍有理由说，为诗歌而生活，是值得的。
《明月沧海的高蹈脚步——在1980年代写诗》这部诗集，就是生活与诗歌的多样态结合体。诗集收录的20位诗人来自各行各业，多样的生活经历孕育了风格各异的诗歌。诗集不仅呈现了多种形态的生活，更含括了多种形态的对于生活的理解。时代聚合诗人们，带他们来到相似的创作起点：让诗歌随着自己的生活生长，让生活因为诗歌而具有意义。
回到上世纪80年代，时代的动能与生活的新质向诗人提出要求：已书写过的，将被重新书写；未书写过的，将由当下的生活重新命名。诗人们将通过现代诗歌把握现代人的存在方式。在这一要求面前，中国古典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成果，既是言说的压力亦是其动力。正如赵野所言：“时代的文体晦暗不明。”“所有的过去构成现在。”（《读曾默躬》）
语言文字的历史连续性，决定着当下的每一次言说均是于传统中孕育新质。最终，诗人们应如臧棣在《幽兰日记，纪念屈原》中期待的那样，用现代汉语完成对缠绕于古典语境的幽兰的“另一次使用”，而这一次的使用将是“无人能猜中的”。
在《明月沧海的高蹈脚步》发布会上，树才提出，诗歌最重要的功能是见证，见证生活，见证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当下的生活经过提炼，因进入诗歌的历史而得到升华，诗歌便成为生活的见证。当见证之力扩张时，诗歌能调动生活的公共性，个体可以捕捉到某种属于群体的时代感受，让诗歌成为一个时代的见证。
上世纪30年代，诗人路易士在《烦歌》中将“自我”看作“一群无知的原子之偶然的组合”，又在《忧郁病患者》中写道：“我之微小的存在如一尘埃。/我漠然于一切二十世纪之狂热......”当陈勇在2017年写作《大道阳关》时，我们看到了类似的、把握个体与时代关系的书写结构——“我在昼与夜的切换中对视着这个世纪之梦/我在一粒细胞的渺小中推算着伟大之大”。两诗情绪因时代不同而存在差异，但它们均通过小大之辩探讨个体与时代的关系，继而生成总体性的、宏大的世纪感受。个体是渺小的，但以诗歌最大程度地容纳时代与生活的尝试，不会因为20世纪的逝去而改变。
在关于生活、关于时代的总体性认知里，裂隙也常常出现。跨越两个世纪的诗人们，熟悉生活中的种种巨大变动，变动带来认知与行动的参差，新旧交接也必然引出特定的问题。诗歌以严肃的态度接收这些问题，如陈朝华以诗的隐喻告诫我们经济高速发展可能的恶果：“如果越轨 如果盲目提速/那辆撞断腰的大奔驰 就是/新经济的影子......”（《在别人的思想中组词造句》）又如苏历铭集中书写一个现代都市人的生存体验，暴露出都市生活的种种弊病，暴露出现代中国高速城市化背景下人的失落。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诗歌与时代的亲密感，让诗人在高扬主体意识、把握时代精神的前提下，形成对生活的某种总体性认知。这固然能发挥诗歌的见证与批判等功能，但诗歌承载生活的方式并不局限于此。《明月沧海的高蹈脚步》收纳的作品，在写作时间上跨越数十年，诗歌与时代生活共振的宏大感受，以及为群体生活代言的书写理想等，会因时间的沉淀而有所转化。当时代等宏大命题并未对生活形成强聚焦，诗人的写作便会回归日常生活本位的书写。
日常性及日常生活的政治，作为形塑时代主体的新因素，也需要诗歌以独特的方式展现其美学上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将自己熟悉的生存空间理解为“日常生活博物馆”（李少君《北京胡同肖像》），温和地收藏生活的细节。曾被忽视的内容，因对待日常性的郑重态度而浮现于生活史的书写。
究竟何为生活？这一概念并非恒定。诗人对待生活的态度，影响其视野内生活的具体内容及呈现方式。而日常生活也需要我们警惕其惯性的存在。“一只放置已久的馒头，长出毛绒绒的霉/日常生活，中毒的过程，谁也不例外”（北乔《解药》）日常生活的惯性容易让人们陷入认知的自动化，难以察觉“中毒的过程”，继而忘却对解药的需求，而只是在习俗获胜后任由语言与诗意老化。这时，便需要对语言、对生活的“陌生化”处理。
出于对日常生活积习的警惕，或者日常生活内部的自我间离，诗人拆解业已为我们所熟悉的、能指与所指的配合，重新打量日常之物，用陌生化的表述直击日常生活表象下的本体意味。王健《一只等待出门的鞋子》，证明再普通之物都值得一次具有哲学意味的“重新打量”。这只鞋既如“在睡眠中放慢呼吸”的“老兽”，又如“蜷缩”着的、“回到子宫里的孩子”，“老”与“新”的奇特譬喻，意味着它早已经历疲惫的长途，但仍随时准备重新出发。这首诗像日常生活本身一样平静，也同样具有沉潜蛰伏与蓄势待发这对内在张力。
《明月沧海的高蹈脚步》中的许多诗歌，既立足于日常，又在间离的基础上重新书写日常生活，在其内部生产戏剧性或哲学性。这类书写看似自日常始，以日常终，但却通过变形与重构还我们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
日常性的书写，不断试探着现代诗歌表现生活的限度。若诗歌上达时代之前沿，下抵生活之精微，则确为一代人生存之证。《明月沧海的高蹈脚步》让“在1980年代写诗”并不局限于一个纸面上的话题，而是向我们呈现一段生动而诗意的过往。一部诗集，也正是20位诗人的生命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