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荟：让音乐成为理论阐释的始终——再读钱仁康先生关于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精华热点

2024-04-24 10:55:30 626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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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荟：让音乐成为理论阐释的始终——再读钱仁康先生关于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

钱仁康（1914—2013），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博导。音乐学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翻译家，曾任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系主任、音乐研究所所长等职，研究领域涉猎广泛，成果丰硕，影响长远。2024年恰逢钱仁康先生110周年诞辰纪念，仅以本文向先生治学精神致敬，以期与读者共同再读与重温。

让音乐成为理论阐释的始终

——再读钱仁康先生关于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

郭树荟 /文

【内容提要】：在钱仁康先生百科全书式的文论中，涉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论文，有关于中国音乐的史料考释、中西音乐比较分析、传统乐学求证、民族器乐导赏等，他以音乐自身为根本，独辟蹊径、反观溯源的广阔性、兼容性，在东方与西方、古乐与新声、传统与现代的多重范畴下，充分显示了自己独特的深厚研究，本文聚焦在他最具代表性的传统音乐理论视域中，进行再次学习与认知。

【关键词】：钱仁康；传统音乐；史料考释；比较分析；器乐导赏

那本蓝色底面的《音乐欣赏讲话》是开启八十年代音乐理论学习的启蒙之书。当然，正是这本书让我知道了“钱仁康”这位大师的名字，但他距离我的想象实在是太遥远了，那时的书著里没有作者的照片，甚至连作者自我介绍都没有。之后，在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本科学习的音乐学理论课程中，几乎所有老师都会讲到与钱先生相关的学术问题，使我很自然地感受到“钱学”近距离的学术力量。一晃近三十年过去，在钱仁康先生百岁纪念的研讨会上，集聚众多学人，回忆着先生的学术思想与教诲，后学们所受到的影响远超乎人们的想象。林语堂先生说“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学贯中西，是许多学者对钱先生的共同口碑。他以音乐自身为根本，独辟蹊径、反观溯源的广阔性、兼容性，在东方与西方、古乐与新声、传统与现代的多重范畴下，充分显示了他对中国音乐独特的、深厚的学术研究。

郭树荟：让音乐成为理论阐释的始终——再读钱仁康先生关于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图2）

郭树荟：让音乐成为理论阐释的始终——再读钱仁康先生关于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图3）

钱仁康：《音乐欣赏讲话（上下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在其百科全书式的文论中，中国音乐研究是钱先生晚年学术文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代表论文有《论民歌》；《更广更深的学习传统》；《句句双天下同》；《<老八板>源流攷》；《流传到海外的第一首中国民歌《茉莉花》》；《<月子弯弯>源流考——兼谈“吴歌”》；《论顶真格旋律》等等，传统音乐流变的多种史料及谱本的细致分析成为钱先生研究的主要思维线索。其实，钱先生与中国传统音乐的渊源非常深厚，生长在江南富饶水乡的才子们，民国时代大都有着与中国音乐的不解之缘，与钱先生同时代的刘天华、杨荫浏、丁善德等等大家，都有着学习中国乐器二胡、琵琶、古琴等的经历，这些经历对其一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是成就其日后中国音乐研究的基石。少时，钱先生在无锡师范随周少梅先生学习二胡，他所接受的中国音乐母语文化滋养，孩提时代即天然自成。今天，再次细读钱先生文集中相关中国传统音乐的学说，更强烈地感受到家乡民间音乐对他的熏陶。如被后学常常引用的《<老八板>源流攷》一文，在这篇1990年发表于《音乐艺术》上的文章中写道“中学时和同学们熟悉的“八板”起句，戏称为“公公四尺长”，50年过去了这生动的记忆转换成缜密的学问。文中所指“《老八板》形形色色的变体，都离不开一个共同的核心主题——‘工工四尺上’（mi mi la re do）,它的曲调的变化可以说万变不离其宗”。为考证《八板》的源流，钱先生用了大量的史料，从西方文献《新牛津音乐史》、《中国旅行记》、《中国的戏曲和音乐》中求证不同结构的变体，追溯其原型的产生，再通过乐谱论证进行分析，他认为中国的《老八板》已有二百年的历史。从有歌词的器乐曲到有歌词的声乐曲，期间历经了一百多年的流变，文中从学理上，将大量散落于不同乐种、歌种、曲种间的中国式音乐语汇，聚焦分析，并以以一个庞大的“家族式”传承脉络，如何成就了百年的“八板”旋律音调，进行索源考释。由史到具体的音乐，从句法结构的引句、结句、节拍节奏的布局到旋律加花和板式变化的求证、点滴分析，所涉及谱例多达26例，蜿蜒辗转的旋律轮廓中，音与音相对、句与句相应，字字珠玑。“整篇文章纵横于‘八板体’、‘新八板体’、‘花六板’、‘碰八板’、‘倒八板’、‘八板歌曲’历史流变及音乐内在的细微变化剖析中。文中研究的学术方法，为传统音乐的乐学体系研究、音乐社会学研究、音乐传播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理路径和指向”。

中国与西方在音乐的表达上一定有相似的共性，那么，两者是否具有一定的“共性”特点呢？钱先生1983年在《论顶真格旋律》一文中，提到了中外音乐曲式共同规律的研究视角。从马克思《资本论》到美国民族学者摩尔根《古代社会》都有着“人类的心灵，在人类所有的部落及民族中的个人间都是一一相同的”的相似指向，文中强调“共性”探究和“特性”研究都是重要的课题。因此，钱先生就民族民间音乐和西方音乐结构上的共同规律，提出了五个相关的问题：1、顶真格旋律；2、对偶和排比句；3、起承转合的结构功能；4、循环结构；5、变奏形式。从唐诗、元曲、宋词辗转相承的句法中，寻找“顶真”，从姜夔的九首歌曲中比对句首、句末的平仄叠韵、落韵。此外，又将具有起承转合结构体式的中国民间歌曲、器乐曲中出现的“顶真音”、“顶真格旋律”以及有着相关内部特质的“断和连”、“顶和咬”、“露和藏”等，在中、西音乐作品的具体例证中，做了详细的比对。这种“共性理念”成就了他诸多学术视角的方式和方法。比如，1997年发表于《音乐艺术》的《句句双天下同》也是钱先生论证中西音乐共性的重要文章，文中指出：“我国民间音乐有一种每个乐句或每个段落都重复演奏，构成a a b b c c d d形式的器乐曲, 称为‘句句双’，如河北吹歌《小放驴》、浙东吹打《大欢庆》、江西民间乐曲《句句双》、山东唢呐曲《大句句双》等，在南北各地都很流行”，将这些民间最基本的表达方式，从理论上提出了中国器乐表现的程式化现象，并认为这是：“在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音乐中是普遍存在的”；“是在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体裁的音乐作品中普遍存在的，究其渊源，则都植根于民间”。文章从西方民间歌曲、众赞歌、巴洛克乐曲、古典歌曲、古典交响曲、舞曲和特性曲中，找出了大量的列举来说明这种结构体“并非只限于简单的重复”。钱先生采用叔本华《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中的认识，解读“重复”在音乐中存在的重要意义，先生博览中外音乐的广度以及学贯中西的高度，实则是由最基础的音乐认知开启的。

此外，史学考释与谱本源流考也是钱先生学术研究的重要范畴之一，如：《流传到海外的第一首中国民歌<茉莉花>》，文中通过论证“茉莉花”在文献中的详细记载，指出“我国最早的刊载《茉莉花》歌词的刊物是玩花主人选集、钱德苍先生增辑，清乾隆年间（1736-1795）出版的戏曲剧本集《缀白裘》。该书第6集卷《花鼓》一剧包含‘梆子腔’3曲、‘仙花调’1曲、‘凤阳歌’1曲、‘花鼓曲’9曲、‘杂板’3曲、‘高腔急板’1曲和‘尾声’”。其中论证了“花鼓曲”的前二段歌词即是流传至今的“茉莉花”歌词，而曲谱的出现则是在《小慧集》中，歌词与曲谱的流传考证清晰可见。另外，在后世许多文论中提到，“茉莉花”是在西方歌剧《图兰朵》中的演唱后，才被欧洲人认知的一首中国民歌，但事实上，文中详细的提到：从英国地理学家、旅行家约翰·巴罗的书著《中国旅行》中提到的“茉莉花”曲调开始，早在1804到1909年间，它就已经在欧洲多部相关中国音乐的书著中出现，并对欧洲国家认识中国音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意思的是，普契尼当时创作《图兰朵》的时候是怎样知道这首中国江南的歌曲呢？钱先生文中写到，是普契尼从他的朋友意大利驻中国领事法西尼男爵珍藏的一个八音盒中听到的。虽然钱先生的文中没有说明他是怎么查到或知晓的，但能够想象在这些大量史料中，看似小故事的情节，却让作者和读者获得怎样的愉悦。

《<月子弯弯>源流考——兼谈“吴歌”》是一篇将流传在民间八百多年的民歌《月子弯弯》做纵深研究的文章，以大量史料为依据，从六朝吴歌、唐宋吴歌到明清吴歌的歌词文本，对其进行分析、辨识、比对。从古老的“乐歌”到“吴歌”、从乐府到民间，历经千年流风遗韵的传唱，歌词、曲调记载的变迁过程，涉及多达对四十余种不同古代资料文献的考释。从吴歌在南宋、明代、清代的《月子弯弯》、到该歌种的民间山歌调到民间的小调，由二句式、四句式、起—承—转—合的基本形态，产生出不同音乐的变体，比较分析其流变的历史过程，从而显示出中国音乐特有的传承方式。另一方面，从歌曲的调式、句式落音、润腔唱法及节奏的变化等方面，分析了旋律音调在不同特色装饰唱法上的差异性，并从内在特质上，论证中国民间音乐的“同宗现象”，以黏合着地方文化、语言习俗的个性演绎手法，究其音与音调、句与句法的嬗变过程。这些难得的、细致的，看似具体的微音乐形态分析是不可或缺的，也正是所作出的这般诠释，才能触摸到那些流传久远的歌种和它温暖着的、鲜活的生命力。

此外，还有几篇不太为人们所注意的有关中国器乐作品赏析的短文，文章所涉及的乐曲有：《琴曲<幽兰>赏析》、《筝曲<香山射鼓>赏析》、《琵琶曲<平沙落雁>赏析》、《琵琶曲<霸王卸甲>赏析》、《筝曲<渔舟唱晚>赏析》等。导赏从历史沿革、标题内容、音乐分析、声音特色、演奏技巧四种路径展开。比如在《琴曲《幽兰》赏析》中，他对《幽兰》的原谱进行索源，“唐人手抄的卷子本，现藏于日本京都西贺茂神先院。清光绪十年（1884年）黎蔗昌在日本借得宝素堂藏本，篆刻后收入他所辑印的《古逸丛书》”。对《幽兰》全曲结构中声音布局、音色变化的描摹饶有兴趣，并称之为是“情趣中的‘神品”。他对曲中古琴所奏的三种不同层次的声音感知分别是：“散声是空弦音、音色浑厚丰满；泛声清丽恬淡、玲珑剔透的音色；按声有左手按弦发音，其声细腻婉转，圆润如歌”，虽作为导赏，但是字里行间流露着先生听乐写文的细腻与精致。在对八十年代成名的古筝独奏曲《香山射鼓》的导赏中，他以“秦声”特有的曲牌：“香山射鼓”、“柳青娘”、“月儿高”和“扎子”为乐曲结构分析的主要参照，讲述了“秦筝”的主要奏法特点，并着重介绍了左手大指与右手中指在乐曲中的运用，比如连续按变音，吟、揉、按、滑，密集的“摇指”等富于浓郁的陕西地方色彩演奏技巧。而在《琵琶曲<平沙落雁>赏析》一文中，他认为乐曲标题源出于北宋画家《潇湘八景》图，如“《平沙落雁》、《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云》、《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夕照》，谓之八景”。标题标意蕴涵着中国古曲之意境，取音、听声、拨弦、调意都与乐的标题有着直接的观照，如文中所写“左手用拉弦和空子弦做固定衬音，在不同音位上模进，描写长空雁鸣，彼此呼应”就是技巧声音对标题意蕴与内在特质的揭示。导赏虽短，但凝练着钱先生对中国器乐聆听、研究的认真与细致，也透露出他对中国器乐声音表现手法的深层关注。回想当年在李民雄老师的《民族器乐概论》课上，也是在这样的乐曲解读框架中学习，这对于中国传统器乐作品的整体理解有很好的作用。

郭树荟：让音乐成为理论阐释的始终——再读钱仁康先生关于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图4）

1987年11月，于上海音乐学院60周年校庆作学术报告

1991年，钱先生在《音乐研究》上发表了《音诗纳西一奇赏析》（朱践耳先生的作品）一文，是他近八十高龄时写就的。他对这部完成于1984年的作品有着这样的评价：“民族化与现代化相结合、技巧的复杂性与形象的鲜明性相结合，音乐的描绘性与表情性相结合”，这首以现代技法为创作方式，借用了对中国民间少数民族乐器的口弦、梆子、更锣以及当地民歌《拉白穷家女》、《窝热热》、《阿哈巴拉》的旋律音调，同时，对应西方音乐手法卡农模仿、调性布局、赋格段落的比对分析，深见功力。此外，《中法文化交流的历史与现状》一文，谈到许多当代中国音乐在法国留学及其比赛的介绍，从1981年到1987年，上海音乐学院教师和学生在法国音乐大赛中担当评委和获奖艺术家的事项，比如钢琴、声乐、小提琴、指挥等获奖信息的列举。可见钱先生对中国当代音乐家的关注，也可看出在他晚年研究中，研古论今的开阔视野。

另有二篇短文：一是《阿炳的艺术成就从何而来？》，钱先生在这篇短小的文章中用了一半的篇幅，收集了《二泉映月》当时在国内外多种版本的改编、创作以及演出、评论的消息，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音乐、对家乡音乐和中国民间艺术家的关注。同时，他对阿炳的胡琴艺术作出了四个方面的总结：家学渊源、民间音乐的滋养、多种才艺的化合以及即兴表演的才能。在“依心曲、自来腔”的表演深处，揭示了音乐创作最为本源的艺术特质，即“和顺积中、英华发外”。阿炳音乐语汇的生成绝非偶然，这是钱先生亲历阿炳街头琴声的感悟，也为今天人们理解阿炳的音乐，带来更接近原作之声的解析。二是《中国音乐与十三》，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短文，里面所提到的中国古代乐器、乐曲与十三这个数字之间的关联，古琴的音位“十三徽”、唐代燕乐大曲的“十三叠”、宋元时期南曲的“十三调”、戏曲曲艺唱词的“十三辙”、琵琶家李芳园编辑的琵琶大曲“十三套”、京腔艺人“十三绝”等，充分显示了先生包揽群书与意趣烂漫的叠合，数字与音乐、理论与趣味性盎然显现。在这些文章中，除了少数几篇是八十年代所写，大部分的文论基本上是九十年代写就的——那时钱先生已然步入八十岁高龄的写作时期。在先生晚年的研究中，对中国音乐的历史追溯，对中西音乐问题的综合研究，仿佛人生的轮回，既是对少年时代的音乐回眸，也是学术的天然相合。其实学术在先生一生中，就是平常的生活状态，在日常中无所不在，中西方贯通的学识，在不同种类的书本、乐谱及对音乐的聆听中，没有什么界线，反倒是天然自在地在老先生的脑海、文字中荡漾。

钱先生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是基于史、诗、词、乐上的研究，它们始终环绕于音乐的结构、句式、传承、变异之中。在先生的理论与方法中，中西音乐的研究与转换嫁接自如，一首乐曲、一个乐句、一种技法，一个论点都赋予渗入式的深入考辩。宏思维，慧眼卓识，微道理，浅显易懂。读钱先生的文章，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从选题选材到文字语言，几乎看不到华彩的文字绕道，更没有大套的理论方法，无法变成法，他的叙事方式，在今天多学科、多理论、多方法的学术研究中，更加凸显其学术的纯粹与纯真。其间还能实在的感受到他在百年历史的岁月中，那些鲜活的音乐生活：弹琴、作曲、写作、著书，勾勒出其自身生命的真实流程。笔者在2013年《人民音乐》上发表的拙文中写道“记得有人曾说：有什么样的大教授，就有什么样的学院学风。我们不仅仅是研究钱先生学术的品格更是对其人格的敬仰。他返璞归真的学养，中西理论的融汇、淡然从容的心境，始终贯穿在真诚的学术中。对我们而言，每细读一次的灌入，都为即将开始的研究做一次浮华的清理，但愿能将这些感悟化身为一种自觉的学术传统、一种至尊的追求。”遥想，1994年夏天，音乐学系所有老师们为谭先生七十寿辰聚会，谭冰若先生率先带着大家跳舞，各种会跳的、不会跳的舞姿引来的嬉笑溢满整个饭店，暮然回头，钱老先生安静的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看着大家，淡定从容。其实，他的“自在自然”就是这般相生相合，在生活中更在学术中，音乐学大家风范在我们心底刻上了深厚的烙印，点点滴滴就在瞬间。试想，如果没有这样的宗师坐定情怀，怎么会有我们从初步时，就怀揣着对学术敬畏之心的后学，且在步入漫长学路后还持续地被影响着，这或许正是“上海音乐学院学统”所营造的学术个性，也应该是所有传承者不应忘记的情怀。草蛇灰线、伏脉千里，钱先生的音乐学思维中，可寻找的伏笔还有很多有价值的、有趣味的学说，这是一笔丰厚的学术资源，也是后学共享的“粮仓”。

郭树荟：让音乐成为理论阐释的始终——再读钱仁康先生关于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图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