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母校的最后一次作业

2020年8月26日，我在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举办“回顾——熊钢如学艺六十年作品展”，景德镇各界代表以及艺术界的专家学者参加了开幕式。景德镇陶瓷大学党委书记梅仕灿先生在开幕式上祝贺词，他代表景德镇陶瓷大学全体师生说:“众所周知，熊钢如先生作为老一辈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曾先后担任景德镇市雕塑瓷厂的厂长、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副总经理、景德镇陶瓷馆馆长，景德镇市陶瓷研究所所长。熊先生是景德镇陶瓷大学引以为傲的杰出校友，是社会公认的成功人士代表。同时熊钢如先生还是陶瓷大学的客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他为景德镇陶瓷大学的陶瓷艺术教育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为业界培养了优秀且颇有影响的人才。虽耄耋之年，依然奉行‘诚朴恕毅’的校训，勤耕艺苑，为追求艺术理想而探索不止。”梅仕灿书记以一幅对联，向我致贺:“八十歲高龄，六十年從藝，大師自是非凡手;三千分妙慧，九千里揚名，逸品奇擎拔俗標。”

我是1960年的8月26日接到景德镇陶瓷学院的录取通知，然后直奔景德镇，一晃就六十年。这六十个春秋，景德镇包容了我、接纳了我、呵护了我，我也用对景德镇陶瓷艺术的热爱，对景德镇的深情，认认真真地、用心地积累了六十年，这次展出是对景德镇人民的一个交代，也是向母校交最后一次作业。

60年，是浓缩的精华，对陶瓷始终如一的真情，我在虚岁八十时回首，陶大的时光反而愈加清晰，一切历历在目、恍然如昨。

缘起丰中，结缘陶大

我与熊汉中先生，两人还是中学生时已经相识，两人都考上艺术院校，都在景德镇扎根，都成为了陶瓷工作者。想当年报考陶院，熊汉中还是我的引路人。

那时我还是丰城中学的学生，熊汉中是1938年的，比我年长三岁、高两届。当时熊汉中在我们那里就很有名，喜欢画画，他知道我。那时“大跃进”大炼钢铁，整个人累得吃不消，熊汉中他会画画，他就在宣传队。我听他说任务紧张，就主动帮忙画宣传画，因此也调到宣传队。我原本学习不错，但参加了两个多月的宣传队后，立体几何、微积分、物理等课程都跟不上了，于是更加一心一意画画。这个时候熊汉中告诉我说他考了陶院，陶院很好，实实在在，尤其就业不成问题，能解决吃饭的问题，他的表兄也在陶院。我听在耳朵，记在心上。

学生时代，熊汉中、熊钢如（于中央工艺美院）

1960年，当时还在读高二的我听说，陶院要到丰城中学招生，而且是陶院和浙江美院两家联合招生。得知这些消息，我既兴奋又犹豫，担心自己考不上。我的老师宜春人宋成香鼓励我，让我去考试，考取了最好，考不取再回来接着读。我一听很高兴，这等于有了两次考试机会，没想到一考就考取了，九月初就赶到陶院，一来就是在景德镇六十年。

造化弄人，原本打算考陶院的熊汉中，反而在195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名字，怀着对艺术的追求，他考取了央美。有趣的是，熊汉中考取央美，参加的是提前高考，当年考场恰巧设在景德镇陶瓷学院。

人生的际遇着实有趣。熊汉中和我从同样的丰城出发，奔向不一样的求学之路，最后又相聚在景德镇，聚首在陶大。

母校的特色教育独树一帜

作为一所重新复建的大学，陶院百废待兴，我所在的1960级，也不过是本科第三届招生。我们1960级共33人，上面有1958级、1959级,下面有大专和中专。作为1958年“大跃进”时组建的新学院，各方面的条件还不如老大学。1960级分为两个班，一个雕塑班，一个彩绘班，我被分在雕塑班。也许系里看过我的档案，了解我读中学时的情况，让我当了班干部。我们县城来的同学比南昌大城市的同学见识少，要求低，专业知识差，反应慢，但多数来自县城的人都比较朴实，很好相处，少数调干带薪代培的同学生活有明显差别。

1960级雕塑班同学在人民公园

班级刚开始的三十三个人，有的因为基础不行走了，有的是在岗进修也陆续回去了，到我们毕业时彩绘班十来个人、雕塑班十来个人，留下来的都不错，比如雕塑班的唐自强、胡利民、欧阳世彬，设计彩绘班的秦锡麟、张学文、戚培才、姚大因，都在母校学到了本领，闯出一片天地。

学生时代同学合影（后排左起：熊钢如、唐自强、秦锡麟）

回过头来看，我觉得陶院的学生在全国各产瓷区还是受欢迎的。陶院的学生能成为各产瓷区的技术骨干，这不是偶然的，有它必然的原因。

首先是陶院的学用结合。它的师资构成就是各大学的毕业生与老艺人结合，由老艺人和有教学经验的大学毕业生们一起共同编制教案。专业基础课由各大学毕业的老师教，陶瓷专业课则由老艺人教，老艺人教专业，实用性、条理性、理论性很强，并不是师傅传徒弟那么简单，既教人知其然，也教人知其所以然。通过这样的教学，学生们一上手就能做事。

二是教学与生产紧密结合。当年物质条件缺乏，但学校的校办工厂依然坚持半个月到一个月有一次窑，只要学生愿意学，可以直接接触从创作到成瓷的各个工艺程序。

三是美术系与工程系办在一个学院，可以共享教学资源，及时交流学科之间的新动向，美术系的工艺课也有了非常优秀的师资。

四是美术老师来自全国各地，有中央美院、中央工艺美院、浙江美院、中南美院、四川美院、鲁艺等等，把全国的教学理念带到了陶院，不因某一学派的教学而受限，形成百花齐放的教学局面。

毛龙汲老师教学照

我记得大学二年级时有人提问:“陶瓷美术的基础课应该怎么上?”在师生间引起广泛争论。有人提出应根据陶瓷美术的特点进行教学，不应与一般美院的基础教学一样；但也有人坚持认为，要把造型基础打得扎扎实实，只有让学生有了扎实的造型基础，才能在创作中运用自如，才能做到有依据的变化。在这样的争论中，我一直站在后者的立场。直到现在，总觉得学生应当打基础，学生应当有更强的适应性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

毕业以后，我虽然没有从事过教育工作，但总觉得陶院的教学确实有特点:教学严、讲评准。我们班的素描、雕塑老师与学生一样，四十五分钟都在教室，老师没有迟到、早退的现象，全过程巡视讲解，有时还要修改作业。作业完成后，由教学专业组老师集体评分，提出评分理由，最后由任课老师总结讲评。这样就保证了评分是慎重的、讲评是准确的，这也是新办学院的特点。在老师队伍中没有权威，不可能权威说了算，只有集中老师的集体智慧，才能使教学更严谨。这在老的名牌大学恐怕很难做到。远的不说，就是我们的国画评分也不可能这样做，所以新办学校有新办学校的优点。

除此之外，“重基础”、“重工艺”、“重实践”、“重传统”、“有重点”、“广接触”，这些都在陶院的教学领域得到体现。所以陶院的学生适应性强，广受产瓷区的欢迎。

甘苦与共 共克时艰

我在陶院学习的四年，正遇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尽管校方想尽了办法为师生改善生活，依然是食不果腹，师生们开荒种地,种红薯、种南瓜、种高粱都是为了填饱肚子,吃死猪肉、吃蛇、吃老鼠的情况也不在少数。有一次去农场学农，一只小猪仔病死了，我和胡利民几个人想办法把这只猪弄回来，把皮剥掉、头丢掉，大家一起吃掉了，我们几个人吃了一头猪，大家都改善了下伙食。

三年自然灾害，大家都很艰苦，年轻的学子一个个都得了浮肿，校医到每个班检查，浮肿的每天加一碗豆浆、一个糠饼，这点东西也让没患浮肿的同学十分羡慕。为了填饱肚子，有同学就想办法画饭卡，有的拾到别人饭卡不归还，还有的冒充留学生到新厂买糕点不给粮票等等。幸亏学校在这些事情的处理上还算妥当，发现了只是批评教育，不批判、不处分，顾全了同学的颜面。

在校四年，我印象中有三次大批判。其中美术系葛圣岳、刘镇南、张志安老师，都挨过批判。葛圣岳等老师就是写了一些戏联，有一点反映现实生活，结果就挨批判，这一次班上震动很大，我们班上就认为有点扩大化，学生们基本上是站在老师一边的，后来在整个美术系的批判活动就搞不起来。学生和老师的关系都不错，我和唐自强、胡利民、欧阳世彬四个人留在景德镇，中秋还请了尹一鹏老师吃饭，往来也是频繁密切的。

师生之间、同学之间，有许多值得回忆的故事。比如老师们为了提高学生的专业水平，经常组织一些专业课余活动小组；老师们在自己的粮食都紧张的情况下，省出些来接济掉了饭卡的同学。

班上的同学也十分可爱。在学校我是比较活跃的，也相当调皮。当时学校每个月会发两块霉豆腐配饭吃，同寝室的张学文同学比较节省，每天一点点、一点点地吃，到了月底还剩很多，我们的早就吃完了，有一次趁他不在，我们把他的霉豆腐吃掉了，用泥巴做成霉豆腐的样子放进去，然后再浇上腐乳汁，跟真的一样。他是一点点地吃没有发觉，还像往常一样吃，最后是我们问他:“你这个霉豆腐好吃吗?”吃到最后，张学文才发现是瓷土做的。

三年级的下学期放暑假的前一个月，学校为了增长学生的见识，决定让我们到北京去实习、去故宫临摹。说是实习，其实是游学，去行万里路，途经杭州、上海、苏州、南京，游遍半个中国。对于大多数没出过远门的同学来说，这是十分让人兴奋而期待的事，我则又高兴又忧愁，喜的是可以增广见闻，忧的是去北京的路费如何解决?我只好硬着头皮向同学求助。中学时我有四位要好的同学，其中同学严明考取了军校，最有条件帮忙，我便向严明写了求助信。没多久，严明便给我寄来二十元钱，解决了去北京的难题。

1963年，在北京故宫临摹

1963年，在南京明孝陵

1963年，在苏州园林

1963年，在上海外滩

这一路所见所闻确实让人增长知识，沿途发生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我记得到杭州时是晚上，有同学下火车就直奔西子湖，到湖边激动不已,大喊:“美丽的西子湖呀,我终于来到你的身边!”说着蹲下身子捧起湖水就喝，第二天一看，湖水脏兮兮的。

1963年，在杭州

我班上有几个大孝子，有一个是唐自强。大家到北京实习，那个时候熊汉中就在北京，同学们在北京大概实习一个月，去的时候吃了“符离集”的烧鸡，唐自强说他的父母亲长到那么大年纪没吃过，回来的时候他要买一只“符离集”的烧鸡，走到九江的时候，他就下车做了一个盒子，把买来的烧鸡装起来，寄回父母所在的萍乡，然后他回了景德镇。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快递，寄一个东西路上需要十多二十天，这只烧鸡关在那个盒子里面，十多天后到了萍乡，他的父母打开一看，霉了、生蛆了。还有一个余祖鑫，北京有个亲戚朋友买了蛋糕给他吃，他说这个蛋糕好吃得不得了，想起母亲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就用省下来的钱买了一盒蛋糕，又是夏天，蛋糕买回来就要马上寄，原本在路上就要耽搁几天，结果他舍不得寄的钱，想把蛋糕在寒假的时候带回去，把蛋糕在箱子里锁了一个学期，放假时打开盒子一看，里面全部都是毛，但是他又舍不得丢，把蛋糕表面的毛刮掉，拿电焙炉煮着吃掉了。

其实去北京的路上，同学们是又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快要毕业了，紧张的是毕业前的最后一场考验，搞不好就拿不到毕业证。这也是陶院第一次举办毕业大典。平时的造型基础、工艺基础、生活基础及思考能力，在搞毕业创作时都体现出来了，有的同学只强调造型美，平时很少接触工艺，这时就有些力不从心；有的同学泥塑很美，就是烧不成瓷器，不得不临时换题材，这等于在战场上临阵换将，有些走神。

1964年熊钢如毕业答辩

但最终，大家都拿出了自己较满意的毕业作品，并通过了毕业答辩。毕业答辩会上，学校、社会、媒体都比较满意。胡献雅老师在参加1964届毕业答辩后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新型学府育英才，专业分门与训培，继往开来看后起，千红万紫只初开。”

毕业答辩后，同学们相约在照相馆拍了张毕业照，便依依不舍地奔向各自的工作岗位，奔向各自的明天。

前排左起:朱一萍、张懿如、宋文灿。郭盛洧、胡利民、熊钢如、温平乐、李金金生、吴克刚

后排左起:余祖信、唐自强、曾广清、欧阳世彬、郭俊   能、赵诗镜、唐根山、黄任枢

过去的明天，已然成为今天的现实，直到现在，我仍然以陶瓷为己任，活跃在创作第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