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广东籍的天才文学艺术家苏曼殊的情缘
文/刘毅峰(布衣学人)
只要讲到中国现代史,陈独秀可说是一个绕不过的人物。在上个世纪初,作为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开路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以及领导者, “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以及早期领导者的陈独秀,其实不仅是一个启蒙思想家、革命家、政治家,他而且本身就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大诗人文学家、文字学家、书法艺术大家以及评论大家，现代中国的“文学革命”和“美术革命”两面大旗,也是由陈独秀率先举起的。陈独秀一生不仅与政治、军事、经济界等领域的各类人物有缘,而且他与学术教育及文艺界的学者、教育家、文学家、艺术家也很有缘，尤其是他与广东籍的天才文学艺术家苏曼殊的挚友情缘，在这方面当今国人知晓的应不多。因笔者也是广东人,所以对于陈独秀与苏曼殊这两人的挚友情缘比较感兴趣,一直都有写一篇反映关于陈、苏两人情谊的文章的想法。根据有关史料显示，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之前,在与文学艺术家的交往中,往来最为密切、交情最为深厚的应就是苏曼殊了。陈、苏的这段挚友情缘,确有可圈可点甚至令人感动之处。笔者认为是值得在中国现代文学艺术史上谈及一下的。
陈独秀书法作品
由于苏曼殊的身世比较复杂离奇,所以不得不先在此简略地讲一下。苏曼殊、原名戬,字子谷,小名三郎,学名元瑛(亦作玄瑛),后以法号“曼殊”行世。于光绪十年(1884年)生于日本横滨。原籍为广东省香山县沥溪乡苏家巷(现广东珠海市内)人士。苏曼殊的父亲苏杰生是一个广东“茶商”，但长期在日本横滨做“生意”。据说这苏杰生在日本经商期间，收了一个日本女子河合仙做“小妾”。后又迷恋上了这“小妾”的胞妹河合若,并与她发生了关系后生下了一男孩,这个男孩就是苏曼殊。所以苏曼殊后被苏府里的人视为“杂种”、 “私生子”。但河合仙并没有怎样责怪其妹。然而不久河合若便将这“私生子”交托给了姐姐河合仙抚养,然后她就嫁给了当地的一个军官。所以直至苏曼殊长大成人后,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都一直认为姨母河合仙是他的“生母”,而他真正的“生母”河合若,却一直被他认作姨母。1889年,年仅6岁(应是“虚岁”)的苏曼殊,在得到苏杰生的“正妻”黄氏的允许后,被带回广东老家。而河合仙后来则长留在日本。关于苏曼殊的身世说法有不一,但多数学者认为他的“生母”河合若是日本女子这一点是肯定的,有说河合若是当时苏家的“女佣”。苏曼殊出生三个月后,“生母”河合若就离开了苏家,从此就再也没有回过苏家。而认祖归宗回到了广东老家的苏曼殊,在妻妾成群的苏家里,因为没有“生母”在身边被苏府上下视为“杂种”、 “私生子”,受尽欺凌那是可以想象到的事了。而这时苏曼殊的父亲在日本的“生意”,又因资金问题导致经营失败也只得回老家。但后又转移到上海经商,当然也就顾不上苏曼殊了。故到12岁的苏曼殊还是留在广东老家。而苏杰生的正妻“黄氏”虽然为人善良,但因苏家人口众多,家务事繁杂,也就无暇照顾尚年幼的苏曼殊了。所以自小就缺失“母爱”和“父爱”的苏曼殊在苏家时总有一种寄人篱下之感。据说有一次苏曼殊“患大病”，竟然被苏家人弃置到“柴房”里而无人过问,真是可怜之极!后来苏曼殊还是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一经历无疑给他幼小的心灵以沉重的打击,使他终生难忘,以至于他小小年纪就已看破“红尘”。这应也是导致苏曼殊为何年纪轻轻就选择“出家为僧”的人生道路的重要原因吧。而据很多关于苏曼殊“出家为僧”的说法,说他有过“三次出家为僧”的经历,其“出家为僧”的地点基本上是在广州地区的“寺庙”。苏曼殊的第一次“出家为僧”说是在他12岁那年巧遇新会慧龙寺的赞初大师“携其至广州六榕寺出家”。后因犯戒偷吃“五香鸽肉”而被方丈逐出“佛门”。第二次“出家为僧”是苏曼殊16岁那年在日本时因“恋情”受到挫折后而回广州白云山蒲涧寺“出家为僧”。又因他始终“尘缘未了”,其“心”依然在“佛门”之外而再次“还俗”。但不久又因事业上受到了挫折而在广州番禺园冈乡雷峰山海云寺第三次“出家为僧”,正式法号为“曼殊”。自此之后便以“曼殊”这“法号”行世。而这一年苏曼殊也只是年仅20岁。而曼殊早年所受过的教育,除了在广东老家的“私塾”学习之外，后基本上是在上海的“教会学校”师从西班牙牧师罗弼·庄湘博士和在日本的学校学习,尤其是曾在日本的多所大学学习过。曼殊的绘画“才情”在日本学校学习时就已充分显示出来了。
苏曼殊国画作品
陈独秀就是苏曼殊在日本学校学习期间与他认识的。据史载是在1902年陈独秀第二次到日本来那一年。当时陈独秀是24岁,苏曼殊才19岁。由于苏曼殊的“文艺天赋才情”极高，且又好学勤奋,他除了中文外,还通晓英文、日文、法文等多国语言文字。也可能由于他身世的不幸造成其思想早熟以及追求“天马行空”式的“自由浪漫”的特行独立的个性，这与博学多才而又历经世事，性情倔强又胸怀大志充满“激情”的，同样是特行独立有“魏晋名士”之风的陈独秀很投缘。故陈、苏两人自认识后就常在一起,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大谈特谈，嘻笑怒骂畅所欲言，很快就引以为“知己”。
在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之前,他曾与其好友章士钊（也是毛泽东的长辈,并曾在经济上支持过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从事“革命事业”)一起合作创办编辑过《民国日日报》刊物，而苏曼殊当时也是此报刊的翻译及撰稿人之一。曼殊那时受到陈独秀的引导和鼓励,将原本想将法国名作家小仲马的名著《茶花女》翻译为中文的初衷,转而改为翻译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派的代表大作家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在《民国日日报》连载。当时书名为《惨社会》,后又改为《惨世界》。据说曼殊每将翻译了的文稿便交给陈独秀校对及润色,而陈独秀在校对文稿过程中,在不少地方加入了他个人好恶爱憎情感的文字进去,导致该译稿部分有损于原作者原意。而曼殊看过后明知有失小说作者原著文意也不大理会，这应是曼殊翻译这部名著的遗憾。但不管怎样，历史性地第一次让中国人能读到这部世界名著,应也是陈独秀与苏曼殊有缘成为好友后第一次合作的一个重要文化成果。曼殊在翻译雨果这部名著期间,是与陈独秀、章士钊等好友挤在一起“同居”一室这样困苦情形之下完成的。这《惨社会》在《国民日日报》上连载到第十一回的大半时，因该报刊停刊的原因，曼殊便离开了报社,导致该译作也就半途停了下来。而曼殊在临行之前,留给了陈独秀二首诗,可说是向陈独秀倾诉衷肠之作。其中一首颇有诗名，诗云：“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畅已似冰。” 这“行云流水一孤僧”诗句,可说是曼殊一生的“孤旅人生”写照。
而讲到苏曼殊的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据说曼殊最初学作诗，是跟陈独秀学的，而陈独秀又跟曼殊学英文、日文等。陈、苏两人真可说得上是互相学习的好友的范例。而曼殊学诗进步很快,连作为大诗人的陈独秀都称赞他是一个“天才”。这在有作家所写的传记文学《陈独秀传》里,就有一段文字讲陈独秀在与朋友闲聊时谈起曼殊最初跟他学作诗的往事，有一次陈独秀与从事搞书籍出版发行的晚辈朋友汪孟邹在交谈中,提起了曼殊跟他学过诗以及称赞其诗与画方面的“才情”。其中有言：“‘听说苏曼殊向你学过诗?’汪孟邹问。提起苏曼殊学作诗,陈独秀笑起来,说：‘癸卯年在上海,他突然要学诗,但平仄和押韵都不懂,常常要我教他,改了几次,便渐渐的能作了。照曼殊的历史讲起来,能够成就到如此地步,真不容易的。’‘学生很喜爱曼殊的诗画,想不到和尚这么有才气。’汪孟邹点头称赞。‘他实在是一个天才。’陈独秀肯定地说，”并说：“苏曼殊作画叫人看了如咫尺千里,令人神往,不像庸俗画家浪费笔墨。”由此可见陈独秀对于苏曼殊的诗与画都评价颇高。同样是陈、苏两人的好友的诗人柳亚子(也是毛泽东的诗友)也曾有言：“曼殊的文学才能,不是死读书出来的,全靠他的天才。”
苏曼殊国画作品
1906年夏,曼殊应“国学大家”刘师培的邀请来安徽芜湖中学任教。刘师培虽有“学问”,但不善“画”,而他的夫人何震见曼殊“书画”俱佳,尤其“画”方面，故多次要拜曼殊为师学画。曼殊没法,只好答应兼做刘师培夫人的绘画老师。意想不到在芜湖期间遇见了陈独秀，两好友欢聚一处,后于暑假期间曼殊与陈独秀、邓以蛰（美学名家、艺术史论家，邓石如的后人，邓稼先的父亲）相约同去日本。这次日本之行,又引出了一段值得讲一下的故事。当他们三人由日本乘船返回国之时,常在船舱外海阔天空地闲聊,有一次在闲聊中曼殊津津乐道地炫耀起他在日本又结交了一意中女子,陈独秀知道他是急性子的人,便有意逗他玩,故作不相信他所说的话。尽管曼殊一再解说,陈独秀还是摇头。曼殊果然就真的急了，突然跑进船舱里,捧出了那日本女子的众多“发饰”给陈独秀看,说:“仲甫(陈独秀的字),这可是真的呀!”说着便失声痛哭起来,并随即把那些“发饰”全都抛向大海里。陈独秀见了一时手足无措地想拉住他已来不及了,便说:“啊,都怪我,都怪我。”同在一起的邓以蛰看到也大叹可惜!这直到过了数十年后,陈独秀在与友人讲述及此往事时,还忍俊不禁地讪讪发笑,并能完整地背诵出那天晚上他所作的《偕晏殊自日本归国舟中》一诗。诗云：“身随番舶朝朝远,魂附东舟夕夕还。收拾闲情沉逝水,恼人新月故湾湾。”原来那天晚上陈独秀和邓以蛰以及苏曼殊一起步出船舱外赏月。陈独秀想起白天曼殊将“发饰”抛向海里之事,感到自己“玩笑”开过头了，便故意说：“曼殊,今晚这么好的月色,怎么没有诗兴呢?”曼殊无心地看了一眼月亮回说：“实在没有。”邓以蛰听了陈独秀这样问曼殊便说: “仲甫想必已有好诗?”“凑了一首。”陈独秀就口吟了《偕曼殊自日本归国舟中》这诗。邓以蛰一听就说:“好诗!好诗!”又故意不看曼殊问陈独秀：“但不知那‘恼人新月’何所指?”曼殊这时也不得不笑起来,说:“谁恼啦?真没有你们的办法。”这故事可说是尽显苏、陈两人的“真性情”一斑。陈独秀无疑也是一个极富有“才情”的大诗人。他的诗作散见于当时的报刊上。胡适曾评说陈独秀“对于旧文学极有根底。……诗学宋,有大胆之变化。”
1907年春,陈独秀第四次到日本东京，住在神田区猿乐町二丁目番地清寿馆。也是与苏曼殊和章士钊“同居”一室。那时陈、章在一英语学校学习同时又到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国等西欧文化。曼珠这时从陈独秀那里得到了《梵文典》第一卷英文版底本。陈独秀感叹古希腊罗马的典章还有人翻译成中文,却忽视了灿烂一时的印度古梵文化。而曼殊这时也正在自学“梵文”,便干脆整天在寓所里翻译。到了这年夏天,曼殊便完成了这一卷《梵文典》译稿。而曼殊明知道陈独秀不懂“梵文”，但他也将译稿拿给陈独秀看,分享一下成就感，当然也是希望陈独秀或有兴致顺便题上几句贺诗作为鼓励。果然陈独秀就写了一首庆祝曼殊完成《梵文典》翻译的贺诗《曼上人述梵文典成且将次西游命题数语爰奉一什丁未夏五》。诗云: “千年绝学从今起,愿罄全功利有情，罗典文章曾再世，悉昙天语竟销声。众声茧缚乌难白，人性泥涂马不鸣。本愿不随春梦去，雪山深处见先生。”后来陈独秀一直保存着苏曼殊的《梵文典》译稿,直至相伴终生不离，由此也可见陈独秀对于曼殊的重视程度。
陈独秀书法作品
苏曼殊和陈独秀也曾合作尝试过把中国名诗译成英文,把外国名诗译成中文。曼珠在译诗的过程中,也得到过陈独秀和鲁迅的老师章太炎的帮助。在西方的诗人当中,曼殊最为崇尚的是“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派最具代表性的英国大诗人拜伦。毕生追求“自由”的拜伦对于曼殊一生的影响可说是很大的。所以曼殊也将拜伦的诗翻译成中文，让国人能读到拜伦的诗。在中国现代出版的第一部《拜伦诗选》集,就是苏曼珠翻译的。据说在翻译《拜伦诗选》之时，陈独秀出于学习英文之故,就与曼殊一起讨论用中国古诗形式来表达拜论的诗意，并作示范。曼殊翻译的《拜伦诗选》,也是有经过陈独秀“润色”的。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书中曾有说:“欧诗译,自玄瑛(苏曼殊的学名)始,而出以五言,辞必典则，仿佛晋宋。”苏、陈两人在日本东京期间常“同居一室”,相互学习。苏向陈学中国诗文,陈则向苏学英文、日文、法文、梵文等，可谓相得益彰。
1909年春,陈独秀第五次到日本,也是与曼殊、章士钊同住在东京神田区猿乐町二丁目番清寿馆。三个好友在此又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在日本,陈独秀可说是苏曼殊的第一号朋友。苏、陈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可说几乎是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向来都不会遮遮掩掩。有一天,曼殊和“意中人”去东京近郊上野公园游不忍池,回来后赠诗一首《游不忍池示仲兄》给陈独秀。诗云：“白妙轻罗薄几重,石栏桥畔小池东。胡姬善解离人意,笑指芙蕖寂寞红。”陈独秀问曼殊那“胡姬”是指谁时,曼殊笑而不答。原来曼殊这次在日本东京的一场音乐会上认识了一名“弹筝女”百助眉史。相谈之后发现有近似的身世遭遇,两人便互相同情,互相勉励,有如一见如故, 视为知己。不久便产生了爱意,且相爱日深，后来百助眉史主动提出“订婚”。但此时的曼殊毕竟已是个“出家人”,因而不免在“佛”与“情”、“灵”与“肉”的精神斗争中苦苦挣扎,难以自拨。最终还是以“僧人”身份不能跟她结合为由拒绝了百助眉史。便垂泪挥笔写下了一首诗:“乌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索题诗。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向百助眉史表达自己多情而无奈的心曲。读来令人柔肠寸断。后因还是在“情网”中未能解脱而为百助眉史写了九首诗加上这一首诗共十首名之为《本事诗》,并给陈独秀过目，向陈独秀倾诉内心的痛苦。其中一诗云：“无量春愁无量恨,一时都向指间鸣。我亦艰难多病日,那堪重听八云筝。”曼殊的情真意切也激发了陈独秀的作诗冲动。而且他内心深处应也有欲借此劝慰一下这个陷入“红尘情网”难以解脱的“情憎”朋友的想法。便作“和诗”十首也名之为《本事诗》赠曼殊。其中一诗云：“双舒玉笋轻挑拔，鸟琢凤铃珠碎鸣。一柱一弦亲手托,化身愿作乐中筝。”另有一诗云：“日断积成一钵泪,魂销赢得十篇诗。相逢不及相思好,万境妍于未到时。”陈独秀为劝慰曼殊所写的十首《本事诗》“唱和”之作,也很能体现陈独秀与苏曼殊的深厚情谊。
陈独秀是一个即便在舒心惬意的日子里也是不忘故友之人，1910年春，陈独秀携新婚妻子高君曼一起游西湖美景之时激发了其诗兴。但他在游山玩水之余,也常陷入对于往事及故友的思念。在这期间，陈独秀写下了以回忆同那些已故和健在的朋友共同经历的沧桑岁月为内容的《存殁六绝句》组诗。其六诗是写给苏曼殊和葛循叔的。诗云: “曼殊善画工虚写,循叔耽玄有异同。南国投荒期皓首,东风吹泪落孤坟。（存为广州曼上人，殁为同邑葛循叔）”“曼上人”即苏曼殊。此诗特别称赞曼殊“善画”，意谓他的画虚实相生、浓淡相宜,有朦胧美意。同时也为曼殊当年虽游南亚诸国，而最终未能往印度“朝圣”概叹遗憾。这“组诗”在当时颇有影响，以至于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时,据说周恩来与章士钊相聚忆及往事时,竟能一字不误地背诵此“组诗”出来。因苏曼殊惯于云游四方的生活,故常没有固定的地点找到他。据有说一天，陈独秀从一朋友处看到了曼殊的“信址”,就大喜过望，从朋友处回来,他就马上给曼殊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仲别以后,胸中感愤极多,作诗亦不少……虽用度不丰,然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诗贺我乎?”写完后,陈独秀就把他最近所写的包括《存殁六绝句》组诗在内都放入信封里,一块儿寄给曼殊。由此也可见曼殊在陈独秀心里的重要性。
苏曼殊国画作品
据有史料记述在1906年到1911年9月这五年间,陈独秀很少参加政治活动，也没有发表政论性的文章,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研究“学问”方面上,写了许多令人不胜回味的旧体诗。就如写给曼殊的信中所说的“胸中感愤很多,作诗亦不少。”在这些诗中,他或以“香草美人”自况,或以屈子自喻,如“湘娥鼓瑟灵均泫,才子佳人共一魂”；“坎坷复踽踽,慷慨怀汩罗”等诗句。既有反映了他内心深处的忧伤郁闷的孤独情绪,也抒发了他献身革命,壮志未酬的胸怀。
辛亥革命后,陈独秀在上海又见到了阔别多年的苏曼殊，一见面就说:“我当你到哪里去了,原来躲到爪哇国(东南亚古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一带）写小说去了。”原来1911年暑假,曼珠自爪哇国经香港、广州、上海、东京等地去日本旧地重游,回到爪哇国后,有《汉文新报》的主笔邀请曼殊发表文艺作品，曼殊便写了一部类似于自传性的小说《断鸿零雁记》。后来结集出版,意想不到非常畅销,在社会很有影响，后此小说被有评论家称为是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开启“鸳鸯蝴蝶派文学”之先驱。这次曼殊在上海,经诗人柳亚子介绍参加了“南社”(柳亚子等人发起的一个文化社团),由于各类活动应酬忙得不亦乐乎，所以陈独秀见曼殊这回心情愉快也就劝他注意身体之后便匆匆回他安庆老家去了。而于1912年12月份,苏曼珠应陈独秀之邀,到他家乡安庆的安徽高等学校任教。于是陈、苏两好友又有一段在同校共事的时光了。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之初,苏曼殊与陈独秀分别从安庆出逃时都有过遇险经历，饱尝个中之苦，给曼殊留下深刻印象,这在他后来所写的小说《天涯红泪记》中也有记述,并“默祷梵天帝释庇佑。”而陈独秀因参加“讨袁革命活动”更是惊险之极,差点就被“反骨”的军阀所杀。幸好得到有战友所救，才得以脱险而逃到上海，不然中国现代历史就可能是另一番的说法了。陈、苏这两个挚友又得以在上海重逢,互诉逃离安庆之险情而不胜感叹。而到了这一年的年底,因曼殊要去日本“养病”,临行分别前，苏、陈两人互道珍重,曼殊并作了《东行别仲兄》一诗赠陈独秀。诗云：“江城如画一倾杯,乍合仍离倍可哀。此去孤舟明月夜,排云谁与望楼台。”表达了他对陈独秀真挚的思念之情。也似有去意迢迢,前途难料之意。此时陈独秀心中也有依依惜别之情，故也当即作了《曼殊赴江户余适皖城写此志别》诗回赠曼殊。诗云：“春申浦上离歌急,扬子江头春色长。此去凭君珍重看,海中又见几株桑。”陈独秀此诗除了抒写出与挚友的依依惜别之情之外，还表达了他对于革命事业、前途充满信心和希望,并似有劝告曼殊到了日本也不可忽视世事风云的变化之意。而关于苏曼殊赠陈独秀的《东行别仲兄》诗,有说是1905年夏曼殊去日本江户临行之前所作。也有说是在“二次革命”之初陈独秀准备从上海回安庆参加“讨袁”之前,在上海恰好遇见曼殊也准备去日本“省亲”,曼殊在临行前诗赠陈独秀。但据有《苏曼殊年谱》内中记载赠陈独秀的《东行别仲兄》诗，是在1913年12月曼殊“遵医嘱赴日养病”临行之前所作的。笔者认为还是按《年谱》之说相对“靠谱”些。总之无论何种说法从中都可见苏、陈两人情谊之深。
1914年7月,陈独秀去日本帮助章士钊编辑他所创办的《甲寅》杂志。这是陈独秀第六次到日本来,也是他一生最后一次来日本。也就是这次在日本期间，陈独秀与当时年仅24岁的日后同样是成为“中共”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誉的“北李”即李大钊初次相识。也是在这年冬天的一日,还留在日本的苏曼殊拿出了他最近所写的小说《绛纱记》给陈独秀和章士钊看,希望陈、章两个好友能为他这篇小说各写一序文。原来曼殊后又到了日本东京,一度住在一寓所里,早上起来,洒水浇花,平日依在木榻上打坐念禅常常就是一整天。到了冬季,多愁善感的曼殊常忆及生平哀怨之事，不时泪下，于是写了《绛纱记》小说。陈独秀原本是打算在日本期间把《绛纱记》小说序文写出来的,岂料1915年初夏,汪孟邹从上海来信说他妻子高君曼“染肺疾咯血”,催陈独秀快回国。临行前陈独秀答应曼殊,一定要在船上把《绛纱记》序文写出来。这次回国,可说是陈独秀事业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在海船上,陈独秀除了为曼殊《绛纱记》写序文之外，还酝酿着做一件影响之后中国现代史巨大深远的大事,计划创办一本被日后称为“新文化运动”摇篮的《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杂志)。他以此杂志为“文化平台”,作为发起“开启民智”,唤醒国民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具有重大历史性意义的“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之先声!
苏曼殊国画作品
《绛纱记》小说发表在《甲寅》杂志上,陈独秀和章士钊两人都有写了序文,陈、章两人都认为曼殊的小说有受英国作家王尔德的影响。《绛纱记》小说主要是写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陈独秀指出：“爱情者生活之本源也——斯义也,无悖于佛,无悖于耶。”而曼殊后由日本回到上海之后,已是患有多种疾病缠身,身体已是虚弱不堪了。这时陈独秀所创办的已更名为《新青年》的杂志在国内的社会影响力颇大。而曼殊始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爱心的“情僧”,其生命之火好像就是为永恒的爱情和理想而燃烧的,他虽在病中也依然完成了《碎簪记》小说。陈独秀将它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连载了三期。这仍然是一篇凄婉悱恻的爱情小说。但此小说几乎是没有作者其它小说中常见的“虚幻不实”和过于多“巧合”的情节,而给人比较多的现实感。故而有评论家认为曼殊这部小说胜于他所写的其它小说。陈独秀也为之作了序文,他认为曼殊叙述的爱情悲剧,是因为“人类未出黑暗野蛮时代”所导致的“社会恶习”对于“个人意志自由”的沉重压迫的必然结果。陈独秀毕竟是一个文艺评论大家,他能从曼殊小说的“悲剧”氛围中看到社会压抑摧残“人的个性”的悲哀及恶果,并借此唤醒“个性”复苏,张扬“个性”的解放。陈独秀其实向来都是主张“个性解放”的启蒙思想家。他自己本就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特行独立”的思想家和文艺大家,也是一个有激情的“理想主义者”,这应也是他之所以与苏曼殊这么有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就在陈独秀被蔡元培聘任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后与胡适、鲁迅等一起发起并领导对于中国现代史产生巨大深远影响的“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期间,苏曼殊的病情仍不见有好转,而且有愈发严重的趋向以至于卧床不起,直至于1918年5月2日病逝于上海“广慈医院”,年仅35岁。可谓是英年早逝,令人扼腕。有说他是带着惆怅和哀怨离开这个世界的。据说苏曼殊的死因是与“肠胃病”有关。曼殊有暴饮暴食的习惯,还喜爱饮过量的冷冰水。并说他在住院期间，医生对他的饮食严格控制,不准吃糖,可他却逃出医院,去街上大吃八宝饭、年糕、栗子和冰淇淋等，导致肠胃病加剧而死。死后也在他的床下、枕旁找出不少“糖纸”。苏曼殊去世后,据说是孙中山派人过来帮他料理后事的, 后来又“出资”将其迁葬于杭州西泠桥畔。
有人形容苏曼殊短暂的一生有如樱花那样,绚烂而短促,突然开放,而后转瞬就凋零,充满悲情感伤色彩。可说是一个神奇的存在,给后世留下不少值得文学艺术史家研究的话题。他的文学艺术作品里也多透露出有一种“凄美”或说“伤感美”。苏曼殊一生中在他身上有过很多的“标签”。如什么“革命僧”、“诗僧”、 “画僧”、 “情僧”、 “糖僧”、 “狂僧”、 “奇僧”、 “酒肉和尚”、 “风流和尚”等。他平生不看重“世俗功利”,不参加任何党派,他“亦僧亦俗”,孤身一人,独来独往,来去无踪,特行独立。同是陈独秀和苏曼殊的朋友的程演生评价曼殊,说他是一个“独特的天才，接近疯子的境界，他的自由就是他的独特。独此一家,别无分号。”苏曼殊真可以说是一生充满浪漫激情的追求“自由和理想”的文艺名家。讲到苏曼殊的“独特”、“特行”方面，真是如程演生所说的“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例如据有史料记述有关苏曼殊的轶闻趣事中有说:每当陈独秀、苏曼殊、章士钊三个好友合住在一起之时,因曼殊的年龄为最少,所以日常凡是“跑腿打杂”之事,常常是曼殊去做。据说有一次三人“断炊”,穷得叮噹响,饥饿着肚子。于是章土钊和陈独秀便分别找了几件衣服，要曼殊拿去当铺典当换点钱买东西吃。谁知曼殊这一去就半天都不见人影。陈、章两人又饥又困,开始大骂曼殊一通,什么“疯和尚”、 “癫和尚”、 “死和尚”、 “风流和尚”等。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到了半夜时候曼殊回来,衣服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本书。陈独秀见状问: “吃的呢?”曼殊回说: “当了钱,正要买吃的,在夜市上见了这本书,我找了很久,今天终于找到了,便买下。……”陈、章两人听了真是哭笑不得。“真是个书呆子,癫和尚。”两人又骂了几句后只得便继续睡觉。而那曼殊却宁可饿着肚子,一夜不睡,也要把新买来的书看完。到了第二天早上,陈、章两人起来后继续骂他,曼殊也不理会，一头倒下去,不一会便鼾声大作。曼殊平生不善理财,常弄得很穷困潦倒，只要一有点钱便“奢豪好客,常饭局吃喝,客到开宴，宴毕即散,不留客名,不为答谢。”在鲁迅的一文中就有说:“我的朋友中有个古怪的人,有了钱便喝酒用光。没有了钱就到寺里老老实实过活。”鲁迅这里所讲的这个“古怪的人”,其实就是苏曼殊。据说苏曼殊也曾做过孙中山临时秘书。有史料记载说有一次孙中山了解到苏曼殊常搞到经济拮据,就吩咐宋教仁救济他“二百大洋”。谁料到,曼妹收到钱后大喜,乃广发“请帖”，邀请了很多朋友前来宴会饮酒,其中被邀请者也包括孙中山和宋教仁在内。当宋教仁收到“请帖”后就马上拿给孙中山看,谁知孙中山手上也有曼殊所发的“请帖”。孙、宋两人对视,哭笑不得。但孙中山和黄兴都很喜欢曼殊那“率性不羁”的性情,更希望他能“以笔为刀”为之效劳。但曼殊后来却没有参与什么政治活动了。还是喜爱在“体制外”从事更宜于他发挥“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较为纯粹的文学艺术创作方面。曼殊虽是个“出家人”,但他却从不受“出家人”的清规戒律约束,改不了他的“吃货本性”。他“嗜糖”如疯,故也有“糖僧”之称。据说他一个下午能吃三十包酥糖,也可吃二十个芋头饼。搞到第二天腹病不能起床。诗人叶楚伧曾向曼殊多次求画不得,便专门备好曼殊平时所喜欢吃的摩登糖果等。“美食”当前，曼殊便边吃边画,下笔如有神助。那幅《汾堤吊梦图》国画就是在这情形之下创作出来的。上述故事轶闻足以体现了曼殊的“率性不羁”的一面，真有“魏晋名士”之风。
在现代中国艺术史上,有两个最具有代表性的“出家人”身份的天才艺术家。一个是李叔同,另一个就是苏曼殊。苏曼殊比李叔同少4岁,但“出家”却比李叔同要早多了，李叔同“出家”在后。这两个天才艺术家似乎颇有相似之处。都是有传奇人生故事,都有不幸的身世,早年也都是充满浪漫激情,也是天才早熟以及很勤奋好学和“多才多艺”,同样也是认定的事就决不回头地去做的性情,也同样是具有“唯美派”的“理想主义”的超越于“世俗功利”的高尚情怀。有说李叔同的“出家”也有受苏曼殊的影响.李叔同是在苏曼殊去世后约三个月左右“出家为僧”的。而同样是作为深通“佛学义理”的“出家人”来说，苏、李两人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在于李叔同是真正做一个守“佛教戒律”的，彻底的“出家人”。而苏曼殊则是一个不守“佛教戒律”的，“亦僧亦俗”的不彻底的“出家人”。而这两个“天才艺术家”的“出家人”,在临终前也同样是给世人留下一句影响华人文化界很大的“遗笔”或“遗言”。苏曼珠的“遗笔”之言是：“一切有情,都无挂碍”八个字。弘一法师(李叔同)的“遗笔”之言是：“悲欣交集”四个字。可谓是各有思想境界之“高度”!“国学大师”章太炎评价曼殊为“亘古未见的稀世之才。”文学大家郁达夫评价“苏曼殊的名字，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早已是不朽的了。”而且郁达夫最为欣赏曼殊的“浪漫气质”。启蒙思想大家梁启超评价曼殊是“天赋极高,灵秀聪慧超出常人数十倍。”章士钊评价曼殊是“最高名处是无名,谁解无情作有情。”孙中山评价曼殊是个“特别率真”之人。而看透世情的陈独秀则评说在那时代“像曼殊这样清白的人,真是不可多得了。”郁达夫、柳亚子、钱钟书等文学大家可说都是曼殊的“铁杆粉丝。”钱钟书在他的小说名著《围城》里也有借小说中人物的话，反映曼殊在当时“华人文化圈”里的影响力。其中有说：“东洋留学生捧苏曼殊，西洋留学生捧黄公度（黄遵宪）。留学生不知道苏东坡、黄山谷,心目间只有这一对苏、黄……”
但其实在苏曼殊的“朋友圈”里,就如曼殊的好友诗人柳亚子所说的,还是陈独秀最为了解和理解曼殊。这也是在有传记文学《陈独秀传》中的一段陈独秀与柳亚子的对话文字，以及柳亚子的诗作中也可得到印证。那是讲苏曼殊去世后的1933年,陈独秀还在被国民党政府关押在“监狱”期间，有一天柳亚子去探监,柳、陈两人在谈到苏曼殊的话题时，有一番意味深长的对话:“柳亚子问陈独秀：‘仲甫,你和曼殊在一起呆的多,别人说他疯疯癫癫,你怎么看?’陈独秀说: ‘苏曼殊于人情世故方面,其实十分透彻,不过他不肯随时俯仰,只装作疯疯癫癫的样子,以佯狂免祸罢了。’柳亚子说: ‘好像太炎先生也说他有点不解人事？’陈独秀笑，说：‘章太炎在文章中是说过,岂止是讲他不解人事,几乎说他是个傻子……。’说到这里，陈独秀叹了一口气：‘其实别人哪里知道,他当时只偷偷地告诉我一个人。告诉我,不就等于告诉了革命党了吗？’‘我也这样看,苏曼殊虽是出家人,在大节上,他并不糊涂。’柳亚子说。‘是啊,当曼殊是傻子的人,还在上曼殊的大当呢！ ’‘这么说,章太炎也上了曼殊的当了。’柳亚子说着，两人一起笑起来。柳亚子收住笑容说:‘看得出,曼殊和你的感情非同一般。他在最后的日子里,还和我谈起你们在日本的事。'陈独秀也有些伤感，说：‘他住广慈医院，亏你和行严(章士钊的字)的资助,那时我正北大忙《新青年》。和一班人斗，没有顾上他。’‘我去看他，似乎还见他的书案边放有《新青年》。’柳亚子说。‘新出一期《新青年》,都是刘半农寄给他。……。’柳亚子说:‘曼殊死得太年轻了,才35岁。医生说他是糖吃多了。’‘曼殊贪吃,不了解的也引为笑柄,其实这正是他的自杀政策。他眼见举世污浊,厌世的心肠很热烈,但又找不到其他的出路,于是便乱吃乱喝起来,以求速死……。’陈独秀说着声音又低了下来。”在与苏曼殊交情比较深的如章士钊、章太炎、陈独秀这些好友当中,作为同样是曼殊好友的柳亚子则认为曼殊“最贤”的朋友,还是被国民党关押在狱中的陈独秀。所以柳亚子曾作诗云: “名扬画虎惜行严(章士钊),孤愤佯犯有太炎;要忆囹圄陈仲子(即陈独秀),曼殊朋友定谁贤。”
同样是作为“出家人”的天才艺术家,如果讲李叔同有幸有一个最为理解他的弟子丰子恺,那么苏曼殊则有幸有一个最为了解和理解他、欣赏他的好友陈独秀。陈独秀不但评说曼殊是那个时代“不可多得了”的“清白之人”，而且很早就称赞他在“诗”与“画”方面的艺术“才情”。赞扬曼殊的“诗”，说“其吟咏则专擅绝句,发人幽思,字里行间别有洞天。”也称赞曼殊“善画工虚写”。并赞赏“曼殊作画,教人看了如咫尺千里,令人神往,不像庸俗画家浪费笔墨。”陈独秀本是大诗人文学家、书法大家,他对于“国画”艺术方面也有不俗的“审美”眼光。他本就是在“文艺”氛围的家庭环境里长大的。陈独秀的嗣父陈昔凡本也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官员文人画家”以及艺术收藏大家。近现代的“中国画史论”里也有提过陈昔凡及其画。现代中国山水画大家黄宾虹也曾提到过陈昔凡的画。陈昔凡还在北京和东北地区开设有“崇古斋”销售古玩字画专门店。陈独秀虽说与他嗣父的关系不怎样好,但毕竟陈独秀自小耳濡目染他嗣父所收藏的那么多历代名家书画作品原作,对他肯定有产生一定的影响,潜移默化地成就了他深厚的艺术素养。陈独秀的祖父也是善长“丹青”的,这可说是陈氏的“家传”，所以陈独秀对于“画”方面的鉴赏判断力也是有一定的。这应又是陈独秀与苏曼殊之所以有缘其中一个原因。
在2018年的香港苏富比艺术品春季拍卖活动中,一套苏曼珠的《曼殊上人墨妙》册页以2881.35万港元成交。超过了拍卖前估价的百余倍,创造了苏曼殊艺术作品拍卖最高价纪录。而作为清末民初的“文人画名家”苏曼殊,虽然传世的国画作品不多,据说仅有几十幅，所以更为显得珍贵。黄宾虹曾评价苏曼殊的“画格颇高”,并说:“他(指苏曼殊)一生只留下了几十幅画,可惜他早死了,单就凭那几十幅画,其含量也就够得过我一辈子的多少画。”当然这应是宾老的谦虚之言,但也可见宾老对于曼殊的画作评价之高。在那《曼殊上人墨妙》册页中就有十三幅出现“孤僧”形象的。“孤僧”形象的凸显,应是曼殊那“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的“孤旅人生”写照在艺术上的反映。苏曼殊其实“书画”皆擅且都不俗。当然他的“画”比“书法”要好。苏曼殊的“国画”虽然题材上人物、花鸟、山水都能画, “画法”上无论“工笔”或“兼工带写”或“写意”都体现出相当的传统“功力”。但笔者认为还是他的“写意山水画”为最好,有“宋元文人写意画”的意韵气息。并给人一种独特的“超凡脱俗”的“寂静美”和“空灵美”以及“朦胧美”。体现出一种“出世情怀”,给人以幽远的联想“空间”。从苏曼殊传世的有限画作中,已可看到曼殊有传承了“不为物役”的“非功利性”的中国传统“文人画”艺术创作态度。其艺术创作“志趣”纯粹是出于以抒发自己的“审美情感”和“审美理想”为宗旨的“游于艺”。这才是苏曼殊在“艺术”上追求的“初心”。
笔者认为苏曼殊不是属于“现实主义型”的文艺家,他可说是属于一个追求“唯美”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相结合的文艺家。尤其是“理想主义”占主导地位。因为如果苏曼殊是一个纯粹追求“功利性”为目的的“现实主义型”的文艺家,以他的一般文艺家所不具有的“综合人脉社会资源”如能充分利用,像当今的很多文艺名家那样去“炒作包装造势”,相信曼殊生前不要说成为一个很“富贵”的“文艺名家”不成问题，成为一个显赫的“权贵文艺名家”应也是很有可能的。但很显然曼殊的“志趣理想”不是想成为这类的文艺名家。他除了追求类似于“柏拉图式”的“理想化爱情”之外,还是意欲在“体制外”做一个能保持“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相对纯粹的文学艺术家。这才是苏曼殊作为一个文学艺术家的最为可贵之处。但充满浪漫激情和追求过于“理想化”的苏曼殊,当“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太大而导致其悲观失望情绪走向了极端,故而采取“非理性”的相当于“自杀”的生活方式结束自己的“红尘孤旅”人生,实在是令人可惜可叹!在这方面陈独秀真可谓是最为了解和理解苏曼殊的朋友了。所以他说那个时代“像曼殊这样清白的人,真是不可多得了。”这样评价苏曼殊可谓是很恰当且意味深长！这应也是陈独秀之所以很珍惜他与曼殊的这段挚友“情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吧。陈独秀可谓是苏曼殊一生不可多得的“知己者”。总之无论怎样说,陈独秀与苏曼殊的挚友情缘与后来他与胡适和李大钊的挚友情缘，都同样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且如若论“私交”方面，陈独秀与苏曼殊应更为深厚些。
2023年12月撰写于半隐园
【该文作者简介】 ：刘毅峰，字恒源，号布衣学人、半隐居士、恒源山人等，当代中国学者书画家、艺术评论家，1963年生于广州地区，自少年时代起就爱好美术和文史，1987年毕业于深圳大学工艺美术专业。后在从事工艺美术设计之余开始研习书画及艺术理论，旁及“经史子集”，并从早期偏重于西洋文化艺术方面的研究探索逐渐地转向于中华文化艺术学术方面的研究探索，尤其是对于“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心学”以及传统经典画史论，特别是中国传统“文人画”理论的集大成者书画大家董其昌的“南北宗”画论学说与“石涛画论”，以及近现代的“文人画”大家吴昌硕、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等先生的画论有着独到精深的研究和见解。刘毅峰先生又曾得到关山月(已故)，黎雄才(已故)、黄笃维(已故)、晏济元(已故)、刘济荣(已故)、王贵忱(已故)等前辈书画大家和学者的指点，于艺术创作实践及学术理论上“更上一层楼”，并以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和“论从史出”的传统学术精神作为构建自己的艺术理论框架，将“艺”与“道”紧密地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美学理论系统，并始终坚持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继往开来、借古开今的指导思想贯穿于其学术理论之中，近现当代的许多著名书画大家的艺术评论文章均出自其手笔。其文每以“博古通今”之学识而又深入浅出的语言透彻地阐述其中的道理，被有读者称赞为“文章大气中不失细腻，现代中透着古风……”，并似有“笔锋中常带感情”，常对当今中国艺术文化界所存在的不良风气现象提出颇有深度的批评。
刘毅峰先生为原广东书画艺术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原中国新闻出版社《广东书画》杂志副总编、原《中国书画家报》学术刊总编、原《中国艺术》杂志总编、原《中华名人》杂志艺术顾问、原《文化投资导刊》常务学术顾问、原“幸福广东”组委会文化艺术委员会副会长、原中国工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原中国书画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理论研究室主任，现为东方艺术研究院（洛阳）名誉院长、中南画院副院长、中南书画院副院长、一级美术师、工艺美术师、洛阳伊川邵雍易学研究院高级艺术顾问、广东省传统文化促进会顾问、《国艺》期刊杂志编委会主任、国艺春秋艺术馆常务学术顾问、广州乾德堂美术馆常务学术顾问。
除了多年前国内不少报刊杂志画集等发表推介刘毅峰先生的书画作品和学术文章之外，近些年来约有二、三百家有影响力的网媒(包括地级市区有代表性的网媒)都有推介过布衣学人刘毅峰先生的学术文章及其”书画艺术作品”，传播其“艺术”及其“美学文化思想”，尤其推介他所撰写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是中国“文人画”最为可贵的艺术创作精神》和《“艺术”才是中国的“品牌”》这两篇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艺文，以及其所创作的“散锋山水国画作品”。（此简介原载于人民日报海外版、华人头条、今日头条、艺术头条、北京头条（都市头条）、艺术热点、翰墨名人堂、名家荟萃等网媒）。
【布衣学人刘毅峰散锋山水国画欣赏】
【布衣学人刘毅峰书法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