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屈涛

作者 任宗儒

     眨眼间，挚友屈涛离开这个世界，离开爱他和他爱的家人、朋友已一年了。一年来，我几次动笔，想写一篇纪念他的文章，无奈当我一拿起笔，心情就如一团乱麻，理不出个头绪，不知从哪里写起，故而没有写成。

     我和屈涛相识交往48个年头，真正的亲如兄弟，情同手足。

     1975年初，经我关系最铁的高中同班同桌同床同学李天祥介绍，我认识了屈涛。当时他是黄堆公社广播站通讯员兼广播员，文化站干事。李天祥是黄堆大队会计兼团支部书记。我在法门公社庄白七年制学校任民办教师。爱看《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等小说的共同爱好、都挣工分的相同际遇、农村青年渺茫的相同命运和脾性相投的相同秉性，把我们三个人紧紧地拴在了一起，直到1978年3月我上学走了。

     1982年元月，我大学毕业后在扶风高中任教。不久，屈涛也从黄堆公社调到县教育局成人教育办公室任干事。李天祥考上武功师范学校上学深造去了。县教育局和扶风高中仅一墙之隔，我俩见面自然就方便多了。晚饭后不是我去他教育局的宿舍，就是他来我扶风高中的房间。我俩都是单身汉，无牵无挂，所以见面总是海阔天空，大千世界，无拘无束，兴之所至，谈之所及。共同的话题，共同的心愿，使得我们对社会、对事物的认识也绝对地一致。那时我们都把挣工分变成了挣工资，谈话的内容自然也就由农村和农民变成了教育和国家。后来，由于屈涛突出的工作能力和天才的写作水平，他被调到了县政府办公室，先任综合组组长，继任办公室副主任。此时，由于他经常和县政府领导在一起，加之工作繁忙了许多，故而，我们接触的机会也少了许多。再后来，他调任县交通局局长，我也调到宝鸡文理学院附属中学工作，距离远了，接触自然更少了。但我们都很珍惜我们之间的情谊，虽不能经常见面，却时时牵挂，天天惦记。日子就在这种牵挂和惦记中重复着。

     几年后屈涛提前退休，被宝鸡诚誉公司聘请为副总经理。诚誉公司办公楼在宝鸡中学院内，而宝鸡中学和文理学院高新校区又是一墙之隔。这真是缘分啊，我们见面聊天的机会又多了。我只要去高新校区开会或办事，毕竟要去屈涛办公室坐坐、聊聊，绝无例外。我们心相连，情更笃。每次见面，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叙不完的情，只怨时间过得太快。我们之间的交往就这么持续着，真正是友谊之树常青。

     今天我怀着沉痛的心情写这篇怀念文章，倒不是为了褒扬屈涛为政多年的工作成就，也不想回忆他艰辛的生活经历，只想忆忆他的才能和为人，这是我感受最深的，也是我最难忘却的。权且算是“为了忘却的记念”吧!

     屈涛聪慧过人，天赋异禀，心有灵犀，又酷爱读书，潜心思考，所以他的智商和才能要高出常人许多。他是“文革”中的初中毕业生，满打满算，只上了7年学，没读过高中，更没上过大学。可他的写作才能，语言文字表达水平，认识事物，分析问题的能力绝非同龄人可比。70年代初，不满20岁的屈涛担任黄堆公社广播站通讯员兼广播员，又兼文化站干事，后来还兼任公社扫盲干事。虽身兼数职、事务缠身，但他每年都能写出许多见解有深度，表达吸引人，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信稿件，年年被县广播站评为优秀通讯员，多次受到表彰奖励。文化站的工作更是做得有声有色，黄堆公社文化站是全县文化站的一面旗帜。70年代末，他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感情主线，以农村广大青年的前途命运为主题，写了一篇题为《农村青年的出路在哪里？》的文章，发表于当时的《陕西青年》杂志。文章不仅仅文辞优美，文采斐然。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农村青年缺少文化生活，缺乏学习环境和健康的娱乐活动等等单调生活，苦闷心情，前途渺茫的分析，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大讨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带来了激烈的反响。后来，《陕西青年》杂志社两位记者对他做了专题采访。屈涛深刻的见解，精到的分析，不凡的谈吐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和这位20多岁的农村青年成了好朋友。屈涛后来调到县教育局成人教育办公室工作，每年都有关于成人教育方面的论文，在全国性的成人教育刊物上发表。留给读者的印象是见解独到，分析深刻。

     屈涛没有受过写作方面的专门训练，由于他悟性极高，加之勤奋刻苦，爱读书，爱学习，勤思考，爱动笔，所以他的写作水平至少在当时的扶风县是很有一把刷子的，说他是扶风县很有影响的笔杆子名副其实。80年代初，国家要表彰一批农村扫盲工作先进县，全省许多县、区都在花大功夫准备经验材料，争取这个荣誉。屈涛受命撰写扶风县扫盲工作经验材料。他和县成教办的同志一起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工作，终于不负县上领导和全县人民的重托，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扶风县扫盲工作受到了国务院的表彰奖励。须知，陕西仅此一家。

    屈涛在县政府办公室工作期间，每年县上人代会县长做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是他执笔起草的。我曾不止一次地见到他和他的同事们起草报告的情景。那时没有电脑，全靠手写，他在前面写，他的同事在后面滕写修改。有时干脆由他口述，其他同事记录，然后做以润色，一次成型。

    老屈同志的笔杆子就是这样练成的。

     说到屈涛的为人，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总结为人坦荡，重情重义。屈涛在公社当广播站通讯员，文化站干事，扫盲专干时，我是民办教师。很显然，公社八大员的身份要比民办教师鲜亮得多，高大得多。可他对我非常热情，见面总是以老兄相称。后来我在扶风高中任教，他又成了教育局的干部，地位还是比我高，更不用说能力，可他依然对我亲密加亲切。再后来，他任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县交通局局长，我还是一位普通的中学教师，我想他做官了，工作忙了，我们之间的差距大了，所以便有意无意地疏远他，可他和我的关系愈发的亲密。还是以老哥相称，从不喊我名字，有时竟表现得有些谦恭，让我深深感动。如果有几天不见面，一有空闲他便或打电话或亲自到我宿舍聊天。我调宝鸡工作后，我们距离远了，可不曾想距离加深了感情。他来宝鸡开会或其他公干，总是要抽空看望我，请我喝个茶或吃个便饭，尽可能地多聊会儿。曾有几次，他较长时间没来宝鸡，我也没机会回扶风，他就找人开车接我回扶风。好吃好喝招待，聊天聊得尽兴。第二天买上礼品，又找人送我回宝鸡。那时我们已到了无话不谈，彼此之间没有什么秘密的地步。他退休后在宝鸡诚誉公司任副总，有人请他吃饭，他必唤我作陪，有时我因事不能到场，他会推迟饭局。我当时烟瘾较大，只要去他办公室，走时非要让我带上一两条烟。他的口头禅是“有福同享，有烟同抽”。这倒不是我在乎一两条烟，我以为这一两条烟已经远远超出了烟的意义。这样重情重义，肝胆相照的挚友却因病魔作祟，英年早逝，我怎能不撕心裂肺的痛苦，心如刀绞的难受。不过我又这样认为，流星虽生命短暂，一闪而过，却留光明在人间。

     其实他不仅仅对我是这样，凡和他认识的，同过事的，包括他当领导时的单位职工、干部都有像我一样的感受。他从不摆官架子，也不对任何人吊脸子，始终如一，表现得谦虚和蔼，平易近人。

     挚友屈涛作为在县里长期担任主任、局长的领导干部，应当说他为扶风县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在县上干部群众中树立了美好的形象，留下了可赞的官声。退休后定居宝鸡，我亲眼看到每天都有市里，县里的老同事，老朋友登门拜访，聊天聊地。特别是在他患病期间，看望的人不绝，问候的电话不断，那么多人关心他的病情，牵挂他的健康。让人深感悲痛的是，人虽有义，可病魔无情，屈涛因病医治无效，过早地离开了他的家人和朋友，离开了这个美好的世界。

     对于屈涛的英年早逝，让我怀疑“好人一生平安”这句至理名言的真实性，我倒宁愿相信“好人不长命”。

     诗人臧克家说过，有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人死了，他还活着。屈涛当为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