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晨光，常用名“程光”，1941年9月5日生于陕西府谷。山西农业劳动大学绵山分校毕业，终生从事林业，历任山西省太岳山森林经营局办公室秘书、副主任，关帝山林局办公室主任、林学会秘书长、森林公园调研员，1998年考取“高级工程师”。
在职时曾先后借调林业厅、省国营林场管理局，执行编辑《山西国营林场概览》（30万字），并为省政府经济研究中心执笔完成《山西水资源和林草涵养水源研究》课题论文。
2001年退休，写作为业，笔名楚胥、林一夫，网名“山林野叟”。2003年编著《儒商常家》（33万字），2005年出版《石膏山生物世界》，2007年编著《晋商茶路》（16万字）和《晋商十大家族》（30万字），2008年主编《晋商堡寨》（15万字）；2008年参编《山西林业志》（副主编），均已出版。2010年主编《榆次旅游志和晋商志》，2012年主编《太岳山志》（180万字）；2015年主编《关帝山林区志》（140万字）；2019年出版《草木小品》和《鸟兽杂谈》，2020年编撰《文水生态文化系列（含“文水寺庙”“文水古树”“文水山花”“文水鸟兽”）》。2021至今主编《白马仙洞系列丛书（“景观大全”“生物世界”“神话故事”“民俗信仰”）》，《关帝山区的生态文化系列（含“峰峦景观”“沟谷温地”“寺庙古迹”“历史人物”“抗战烽火”等十册）》，主编《方山梅洞沟景区》（10万字）和《薛公岭景区概览》（8万字）。
2023.9.15
《一路风尘》之四
石 家 庄
1949年4月，我家离开北平，当时平汉铁路不通车，先乘火车到天津，而后全家人坐一辆马车，穿过华北大平原，向石家庄行进。石家庄，据说是解放军攻克的第一座城市，名字纯粹是标准的农村，大概它也想不到几十年后当了省府驻地。
共和国成立时，它已经是个中小城市了。以铁路分为桥西（石家庄）和桥东（休门）两部分，桥西的中山路长些，居于中心地带；桥东的解放路大概只有2里多地，有两个大的纺织工厂和两个中学校。火车站跟前商铺拥挤，日夜热闹。
石家庄像座军营，真的有“西兵营”“南兵营”和“炮兵营”，部队大多驻在西部，华北军政大学的校部在人民公园北面，我家所在的“新四区”在公园的西侧，离“军大”的大礼堂不远。
1950年春末，在“军大”的大礼堂南侧，我们发现了一座新墓，一株小树下有一个坟堆，前面插着一个木牌，写着“沙飞同志之墓”。回家后问父亲，得知是一位解放军的军官，枪杀了给他治病的日本军医，被判处了死刑。这位军官的死可能有人同情，木牌旁摆着一些花。
那时，街上最醒目的宣传画是“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每天早晨都有士兵迈着整齐坚定的步伐操练，唱着铿锵有力的歌曲：“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从不畏惧，绝不屈服，英勇战斗，直把那反动派消灭干净，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向最后的胜利，向全国的解放——”这样慷慨激昂的歌声，所向无敌。
还有“咱们工人有力量，嗨，咱们工人有力量，嘿！每天每日工作忙。盖成了高楼大厦，修起了铁路煤矿，改造得世界变呀嘛变了样——”还有我们也学着齐唱的：“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南泥湾好地方，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那时部队的伙食很好，母亲和我们上大灶，常吃馒头、花卷和肉烩菜；父亲在中灶坐大圆桌吃，饭菜差不多。为了能让父亲吃上面包，母亲在院里自己垒了一个带烤窑的火灶。
1950年秋天，志愿军“抗美援朝”，到处高唱：“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军大的校院支起许多大锅，大人们每天烧火炒黄豆，给志原军做“炒面”，空气中飘起阵阵香味。
“南兵营”，院子很大，据说原是日军建的，大大小小的游泳池有四个；房屋都是铁皮顶的排房，夏天太热，冬天特别冷。有的房间看不到床铺，墙里安装着睡阁。父亲调到“南兵营”的华北军区第六后方医院，母亲也做了护士。这个医院里有不少穿着解放军军装的日本医生和护士，外表与中国人完全一样，他们彼此说开日本话，才能听出来。我学游泳，是一个男护士教的。直到1953年，日籍医护人员被遣送回国，那个男护士再不见了。
我们兄弟三人读书的小学原名“华北军区军官子弟学校”，能说是除北京的“八一”“十一”学校以外最好的高干子弟学校，食宿条件和教师的水平在当时无疑是一流的，门口有持枪的警卫，男女老师都身着军装，那时的校址在今天石家庄体育场的西北侧，是几个连体的四合院。一、二年级的学生每间宿舍有阿姨给打扫和清洗；学生的伙食很丰盛，早餐有面包和牛奶。记者来给拍过照，《人民画报》以“新中国的儿童”登载了两大页。
学校附近是体育场，有400米的环状跑道。舞台上演过歌剧《白毛女》（田华饰喜儿）和《刘胡兰》，但更多的是用于开群众大会。从1951年开始，好几次公审处决“反革命”和“一贯道”，被宣判死刑的犯人脑袋后面插着“亡命旗”，五花大绑，架上卡车后拉往野外的法场执行。他们上汽车后，有的高喊冤枉，有的大声唱京戏，有的喊口号，喊蒋总统万岁，也有喊毛主席万岁的，最多时一车拉十几个死刑犯，车上都有荷枪实弹的战士。
中山路上有“新中国”和“人民”两个电影院，学校老师带领我们去，那时的电影是黑白的，而且没有声音，银幕下方有文字，记得看过童话电影《圣诞节之夜》和国产的《桥》。
夏天，石家庄非常热，搧扇子几乎无用；睡到屋外，蚊子又特别多。北方的城市，会不会数石家庄的夏天最难忍受，我怀疑。
1952年，我家搬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医院里住进很多志愿军的伤病员。每星期六医院的草坪上放映电影，伤员们被用担架抬到前面看，他们能有好几排地方，但有的病号看一会儿就被抬回病房了，我们就能把小马架移到留下的空地看。
子弟学校的学生年龄悬殊，允许跳级和留级。1953年，我读完五年级，就考上了石家庄第三中学，父亲给我买了一辆捷克自行车，学校在桥东，每天骑车跑校。中午在学校门口买烤白薯吃，下午回家时常在桥头街的书摊花钱看几本小人书，那时1分钱看一本，我的中午饭钱常能省出1角钱，能看10本。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了。记得前不久还听说苏联医生预言他能活150岁，好像还没活到一半，人们都很悲伤。
1954年夏天，医院的大礼堂戒备森严，有不少士兵在外持枪站立。当晚，父亲悄悄告诉母亲，会议传达高岗自杀了。
我在石家庄读完初中二年级，对1955年的滹沱河的特大洪水印象深刻，那年父母亲在“和平医院”，家属区的水淹到半腰。父亲和母亲上下班，是年轻的护士推着小船来接送。少年们高兴了，出门就能游泳。少年时代非常快乐，但过得特别快。
进入新世纪，我退休之后，几次回访母校，简直难以相认。“华北军区子弟学校”不久改为“七一学校”，迁往“南兵营”（今自强路174号），“文革”中改为石家庄第二十四中学。旧地重游，当时的轮廓尚在，但已面目皆非，旧时建筑了无痕迹。
作为省会的石家庄今非昔比了，市区面积比上世纪50年代大了十多倍，昔日郊区的村庄如今都成了繁华的市区，楼房如林人如蚁，连那时的影子也看不到了。
与当地的耄耋聊起往事，已然模糊，上世纪的“文革风暴”似乎远去了，至于50年代的印象，即将从记忆中消失。
对石家庄，我难忘子弟学校的“二米饭”，中学大门外的“烤白薯”，部队医院的“油糊茄子”。但最后一次与同学相聚，在“孙大厨”吃的烤乳鸽，皮脆肉香，满嘴流油，太解馋了。
石家庄，不少人建议改名，堂堂京畿重地的省会，名字太小气，太土气，改什么好？看来要选个“大气”的也难。
2024.4.27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