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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母亲
作者:杨舟平
一直想为母亲写点文字，但一直未能如愿。多少次的提笔却是泪随笔下，写什么呢？我又能写出什么呢？我忽然觉得人生最难的一件事就是无法用笔来写出自己对母亲的拳拳之心。“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母亲对我的养育之恩，滴滴如血的哺育之情，我是百生也报答不完的。
如今，母亲离开我已十二年了！每年清明前夕给母亲上坟时，面对荒草萋萋的墓堆，我的心禁不住万分悲凉，和母亲阴阳两隔，再也不能见面，顿时泪水肆流。李白有诗云：“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母亲的的确确走了，而且离开我不知不觉已十二年了。十多年来，我曾多少次梦见母亲，一觉醒来总觉得母亲还在，不相信这是一个梦。生命无常，生离死别每个人无一幸免，虽然每个人都知道，谁都要面对死亡，但谁都不愿意面对，谁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亡，否则这个世界可能会乱的。杨绛老先生在她的《一百岁感言》中说：“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杨先生的豁达惊醒了许多人。
母亲走的时候刚满七十岁。母亲生了我们姐弟三人，去世时我们大家庭已四世同堂，是当上曾祖母的人了，曾孙已两岁多。按说，在我们关中西府一带故去的老人中，母亲也算高寿，是可以闭上眼睛放心走的人了。古人也说，人过七十古来稀！但我总觉得母亲走的太突然，一是母亲年龄毕竟不大，刚刚七十；二是从发现病（母亲患的是胆管癌）到最后离去仅仅五个月，五个月前母亲一切正常，走路吃饭睡觉完完全全像是一个健康人。
2011年8月初的一天下午，我去看母亲时，发现母亲脸色稍微有点发黄，我就问母亲身体有什么不适，母亲说没什么，只是不太想吃饭，因为母亲一直吃饭很注意，饭量一直不大，我想也应该没什么大不了的，就随口说去医院看看，母亲嗯了一声。第二天下午我打电话问母亲去医院没，母亲说不要紧，到小区诊所看看就行，我当时刚好有时间就直接来母亲住处，随即带上她去县医院，医生说胆管有问题，应该没啥大碍，到上级医院做“磁共振”检查排除一下。第二天我请假陪母亲去了市中心医院，结果大出我所料: 胆管癌晚期，生命顶多剩三四个月！什么？！我当时如五雷轰顶，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怎么可能？经过医生的几轮会诊，结论没变，我也冷静了许多。
“癌”的凶险我当然知道，我急忙与哥姐商量，母亲毕竟年纪不大，身体向来还行，我们必须去省城医院进一步确诊和治疗，方案商定后第二天我们就去了省城有名的西京医院，医生又一番检查，结论与市医院一致，但医生信誓旦旦地说，可治可救！主管医生是个姓王的留学日本博士，科主任，博士生导师，四十多岁，应该是个大医生，我们姐弟三人（当时母亲的病情没敢告诉父亲）一致同意医生方案——手术治疗！住院第三天就安排手术了，王主任亲自做的手术，母亲进手术室大约一个多小时后，王主任从手术室出来叫我们家属，我们急切的听王主任说：“癌细胞已高度扩散，不能手术了，只能放些放射药物缝上。”我们的满心希望落空了，心情自然十分沮丧和愤慨：既然做不成，何必开肠破肚给病人增加额外痛苦，还是什么大医院?！埋怨归埋怨，我们敢怒不敢言，因为后续治疗还得依靠医院。术后再住了七天，医院就催出院了，费用自然不菲，我们告诉母亲只是复杂一点的阑尾手术，手术很成功！母亲身体虽然虚弱，但听说手术成功，精神还不错，出院那天我特意带母亲游了一次世博园，这也是母亲最后一次来西安了。
回家后母亲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日渐虚弱，消廋，脸色蜡黄，虽然请了好多中医，甚至用了好多偏方，为了向母亲隐瞒病情，我将昂贵的治癌成品药换了药盒让母亲服用，但效果甚微，她饭量越来越少，甚至一天吃不了半碗饭。2011年11月下旬，母亲肚子突然鼓起，胀痛难忍，只得又住进县医院维持治疗，数天后又出现了严重的便秘，稀饭都喝不下去，声音十分微弱，整夜睡不着觉，浑身疼痛，基本靠止痛，消炎，营养液维持，12月30日那天，在医生的建议下出院回到我们农村老家。按我们当地习俗，老人去世后要叶落归根——土葬。其时母亲已处于半昏迷状态，刚回到家躺在烧热的土炕上，母亲突然醒了，也明白又回到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农村老家（1999年，我们兄弟两人和父母合资给父母在县城东边一个小区买了一套二居室的商品房，父母搬到了县城居住），母亲看上去突然清醒了许多，眼角流了好多泪水，显然母亲已明白了一切，（当时我们仍没有告诉母亲真实病情）这是她老人家的弥留之际，但一句话不说，这是坚强了一辈子的母亲的一贯做法，苦水往自己肚里吞，绝不麻烦别人。
第三天，也就是农历兔年腊八节那天，寒风凛列，天冷的出奇，吃早饭时姐姐将做好的腊八粥端到母亲炕头，父亲用筷子给母亲喂，母亲嘴角只微微动了一下，大约吃进了三四粒小米就示意不吃了，头偏向了一边，开始不住地吐，吐完之后就又昏睡过去，如此痛苦不堪的反复。天快黑的时候，在西安上大学的我的女儿——母亲唯一的里孙女（关中一带，对父母而言，儿子的孩子叫里孙，女儿的孩子叫外孙）请假回到老家来看望她的奶奶，我贴到母亲耳旁说：“杨帆（我女儿的名字）回来了”，母亲应该听到了，思维突然清醒了，眼睛微微睁了一下，有一丝微弱的笑意，女儿含泪摸了摸她奶奶瘦骨嶙峋的手，仅仅两三分钟母亲又昏睡了过去，大约两个多小时后，母亲带着太多的牵挂，太多的不舍，太多的无奈永远闭上了——眼睛，母亲就这样走了。当时炕头我们三世同堂，大家顿感六神无主，都哭成了泪人，不大的土屋里充满了无尽的悲凉。
其实人的一生无非如此，抱拳而来，撒手而去。在自己的哭声中出生，在别人的哭声中离世，道理人人都懂，但当自己的亲人一旦永远离开，带给我们的将是难以想象的打击甚至是人生观的改变。有人说，娘在兄弟姊妹是一家人，娘不在了兄弟姊妹就成了亲戚，可见娘在家中的份量。
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了母亲在世时的一点一滴，恍若昨天，历历在目。
母亲生于本县雍山脚下一个中医世家，外祖父两代人从医。母亲从小聪慧，在镇学堂读完小学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省立凤翔师范学校，1960年毕业时遭遇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政策原因没有分配工作，次年与父亲结婚，当时父亲在部队服役，家里正缺劳力，加上1962年就有了我的姐姐，几次工作机会都被母亲婉言推辞，成了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但母亲对此毫无怨言。我的祖父在父亲十六岁时就去世了，祖父母生了七个儿子，没有女儿，父亲排行老二，伯父身体不好成家晚，四叔、五叔从小送养他人，母亲嫁到我们杨家时，三叔，六叔，七叔年龄尚小，踮者三寸金莲的祖姥姥还在，七叔身体有缺陷，父亲当时还在部队，家里只有三个成年女人，母亲，祖母和祖姥姥，母亲成了家里唯一的精壮劳力。之后在母亲和祖母的张罗下，伯父成了家，第二年又给三叔成了家。再后来，七叔夭折了，年轻的三叔母因病去世，祖姥姥不久也去世了，都主要由母亲经手丧葬。听母亲说，三叔母得的是疟疾，母亲一人拉着架子车到县医院抢救（当时三叔父在太原工作），一直在病房守了三天三夜直到去世，母亲一人又将三叔母尸体拉回家里，操持后事，安葬后的第三天三叔父才赶回。
母亲为了一家人生活，为了养育我们姐弟三人，干了农村男劳力都嫌累的活，在生产队砖厂顶着烈日、一天干十几小时的重体力活，就为挣高工分；拉着架子车奔波近百里去山庄(当时每个生产队承包有山庄)干活、回家时忍着饥饿为家里割柴；去虢镇（现宝鸡市陈仓区政府驻地）用架子车给砖厂拉煤，往返百余里，途经十里的虢镇陡坡，平均一个礼拜一趟，两人一组，走路怕磨鞋跟（鞋容易坏）很多时候光脚拉车。母亲不到一米六的身高，瘦削的身体，每年挣的工分比一般男劳力都多，就为图多分口粮。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母亲这一辈妇女中识字的不多，再加上母亲正儿八经受过正规师范教育和能吃苦耐劳，热爱集体，乐于助人，1970年入党，先后担任生产队会计，村妇女主任，县乡人大代表。后来各村成立供销社所属的代购代销店，简称“双代店”。镇上多次考察决定让母亲负责本村“双代店”工作，这样母亲一干就是十多年，几乎每隔两天要和另外一个店员拉着架子车，来回奔波二十多里土路，中间还要脱鞋过一条十多米宽、水流湍急、时而深时而浅的干河去镇供销社取货，几乎是风雨无阻，春夏秋冬，年年月月如此。母亲经营的“双代店”年年被镇、县供销社评为先进，公买公卖，童叟无欺，以致于邻村的人也来店买东西，即使每年的除夕，因店里仍有很多买东西的人，母亲坚持开门直到最后一个顾客离去，父亲对此抱怨说：“一年到头了即使骡马也要歇歇，何况年三十又是放假日，多上一天又没有任何补助！”因为当时是大锅饭式的管理模式，母亲微微一笑说：“乡里乡亲的，他们既然来了，我总不能把他们撵出去！”对家里特别困难的赊欠户，母亲就用她微薄的补助费垫付。当时领的是工分，没有工资，一月只有九块钱的补助，母亲一分钱也舍不得给自己花，攒下来的钱用于贴补家用和我们姐弟三人上学用。在我印象中，母亲从未给自己买过衣服，但对我们姐弟三人却毫不吝啬，每年过年我们都有新衣服穿。我们姐弟三人学习每有进步就给我们买小人书和学习用品来鼓励。我从小喜欢打乒乓球，但当时一个球拍商店卖两块钱，几乎是母亲上班近十天的补助。班里大多数同学买不起球拍，同学中有手巧的就用三合板自制球拍，我也求同学给我做了一个，后来我不慎把球拍丢了，遗憾痛惜不已，当我告诉母亲时，母亲毫不犹豫就给我买了一个，我高兴的天天晚上睡觉时都拿着球拍，这件事对我印象很深。
母亲的手很巧，在我们村是出了名的，谁家亲戚过白事需要送花圈，当时农村人买不起花圈就求人动手做，母亲做的纸花惟妙惟肖；做馒头献祭、寿馍，做的各色面花，形态逼真，色彩鲜艳，别具一格；端阳节做各种香包、五色花绳，还有帮乡邻做草编制品，母亲总是有求必应，不要分文报酬，甚至帮人做面花馒头，主家过意不去给个馒头也不要，在当时那个年代白面馒头可是及其稀罕物，过年才能吃上的佳肴，为此我们姐弟三人没少抱怨母亲, 母亲总是笑着给我们解释：“妈拿一个他们就少一个，本来做的就不多”。
母亲和父亲的感情很好。父亲四十多岁时身体一度欠佳，母亲到处求医问药，不会骑自行车，就步行数十里给父亲买药。父亲牙不好，母亲每顿饭都尽量给父亲单做。到了晚年更是对父亲体贴入微，连每次吃的药，喝的水都给父亲准备好，两人一起外出，一起散步，一起买菜，是一对名副其实的老伴。母亲去世后，父亲整天闷闷不乐，一见亲戚朋友提及母亲，父亲止不住老泪纵横，伤心不已，父亲的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近三年，父亲常对我们姐弟三人说：“再没有像你妈那样对我知冷知热的人了”。
2011年是我最难忘的一年，是我最幸福最痛苦的一年，是母亲临终的那年，当年四月我因病从医院做完手术回家休养，妻子要上班，母亲执意要我在她那休养。由于我的手术很成功，母亲显得格外高兴，精神也很好。每天给我做四、五顿饭，精心做我喜欢的饭菜，炖这炖那，特别是母亲做的浆水面，味道好极了，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的浆水面。成天围绕着我，似乎有使不完的劲，一有空就陪我说话，给我削洗水果，让我开心，晚上和父母一起看电视，边看边聊，是我一天最幸福的时光，看完了母亲亲自给我打洗脚水，由于母亲的悉心照料，我的身体恢复很快。我在母亲那待了四十多天，现在想起来是何等幸福的时光，也许是老天的有意安排，这是我参加工作以后和父母朝夕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回我住处只三天就上班了。
军旅作家刘声东在祭文《妈妈》中写到：“苦日子过完了，妈妈却老了，好日子开始了，妈妈却走了，这就是我苦命的妈妈”“妈妈给孩子再多，总感到有很多亏欠，孩子给妈妈很少，都说是孝心一片。”母亲一辈子没出过省旅游，没座过火车，没坐过飞机，虽有几次出省旅游的机会，我千劝万劝，但母亲怕我花钱以腿脚走路不便为借口坚决拒绝了，而当别的老人外出旅游回来谈感受时，我读出了她对人家的那份羡慕，谁不渴望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
每每想起，我后悔不已，抱愧自己的不孝，我明明有能力却没能满足母亲这个心愿。2016年6月，我和妻子利用休年假机会带上八旬父亲特意逛了一次北京，让父亲坐了一次飞机，算是对母亲的遗憾补偿也是对父亲的孝敬。我们姐弟三人从没有给母亲做过生日，每年给父亲做生日时，我们提出也要给母亲做生日，母亲坚决地说：“给你爸做生日等于给我也做了，两人都做实在太麻烦，你们都忙，没有必要”，我们也只好作罢，以至于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母亲的生日是何月何日！母亲没有穿过二百元钱以上的衣服。我知道母亲病情后，在她住院期间，见母亲穿的睡衣缝缝补补，洗得已辨不清颜色了。我独自去超市含泪给母亲买了一件较好的纯棉睡衣，我知道母亲穿不了多久了，回到病房我把新买的睡衣洗涤凉干后，执意要母亲穿上，谁知第二天母亲又把旧睡衣穿上了，笑着对我说：“这么好的睡衣，等回家了穿”，母亲竟再也没有穿过。我们姐弟三人平时给她的零花钱，她总是攒起来补贴家用或者给爱孙们买好吃的，从来舍不得给自己花。
母亲下葬那天，突然落雪了，听老人说这是下葬吉兆。我们村男女老幼，从村头到村尾，有年长的、年轻的甚至还有小孩，一直在外地打工的也专门回来送母亲最后一程，罕见的大场面。因为墓地离家较远本来我与哥哥商量租辆灵车，开车运棺木到墓地，但主事母亲丧事的乡邻常叔说：“不必了，你妈在时总爱帮人，会有人抬到墓地的”，果然，那天早上，天麻麻亮，就有好多中年、小伙已顶着严寒，等候在我家门前。
母亲一生平凡如草芥，没见过大世面，她的三个子女也都是普普通通的人，非官非贵，之所以能赢得如此盛大的送葬场面，是母亲平时爱人，助人，善良一生无意取得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由于母亲受过中等师范教育，村学校缺老师，母亲就做了几年民办教师，后来因为家里没有劳力、加上要照看祖姥姥还有我和哥哥，母亲只好辞职。2010年左右，省上落实曾经的民办教师待遇，给母亲一月三十多元的补助，母亲打心眼里高兴地说：“现在的政策就是好！”。只可惜就这每月三十多元的政府补助，她只享受了一年多。这就是我苦命的母亲！
作家刘声东在《妈妈》一文中还写到：“妈妈走了，什么都快乐不起来了。我问我自己，连乐都觉不出来，苦还会觉得苦吗？连苦乐都分辨不出了，生命还那么敏感吗？连生死都可以度外了，得失还那么重要吗？”我以这首诗作为本文的结尾。
愿母亲大人在天堂安好，不再病痛！
2015年9月初稿
2024年5月修改
杨舟平，陕西凤翔人，高级法官，中国法官文联理事、中国散文学会、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宝鸡市作家协会理事、凤翔区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获市以上文学奖项数十次，都市头条等数家平台专栏作家。出版有散文集《情关风月》《一城烟雨》等。作品多篇入选中学语文辅导教材，成为多省市中考试题。作品多次被《人民文摘》《人民日报》《法制日报》《中国纪检监察报》《人民法院报》《陕西日报》《西部法制报》《华商报》《杂文报》《宝鸡日报》《散文选刊》《散文精选》《延河》《秦岭文学》《凤凰网》《腾讯网》《中国作家网》等平面、网络媒体发表或转载，共计150余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