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郭沫若对鲁迅的态度及其变化的原因（程凯华）｜山径精华热点

2024-05-16 23:52:30 11763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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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推介】

试谈郭沫若对鲁迅的态度

及其变化的原因

【程凯华】

鲁迅和郭沫若是我国文化战线上两面光辉的旗帜,是现代文坛的双子星座。这两位伟人以卓越的创造精神和辉煌的战斗业绩,为中国新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拓了广阔的发展道路,赢得了世界声誉。周恩来对于他俩的战斗业绩和革命作用做了这样的形象概括::“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周恩来:《我要说的话》,重庆版《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6日）他俩“各人自有千秋。”(引文出处同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艰苦岁月里，郭沫若与鲁迅曾经“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引文出处同上）地联合作战。诚然,也不必讳言，在20世纪20、30年代,他俩也曾经发生过文字纠葛，打过笔墨官司，甚至还语言相讥，有积怨和矛盾。过去由于种种原因，不少人对郭沫若与鲁迅的关系还不甚了解，他们大都只注意到郭沫若与鲁迅之间曾经“笔墨相讥”的矛盾的一面，而忽略了他们之间还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一致性的一面。因此不能正确理解郭沫若对鲁迅的态度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郭沫若对鲁迅的态度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学界大致有三种表述法。一种是说它经历了五个阶段，即:第一阶段“佩服”；第二阶段“反对”；第三阶段“辱骂”；第四阶段“追悔”；第五阶段“崇敬”。二种是说郭沫若对鲁迅的态度有过两次剧变:一次是变过去，由亲鲁突变为仇鲁，时在1928年6月，而且这个仇鲁态度一直持续到鲁迅逝世；一次是变过来，由仇鲁又变为亲鲁，甚至崇鲁，时在1936年鲁迅逝世之后。三种是说郭沫若对鲁迅的态度，以1936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1936年以前，几乎是完全的否定，1936年以后，又几乎是彻底的肯定。这三种表述，笔者认为第一种比较具体和精准。第二种说1928年6月到鲁迅逝世前，郭沫若对鲁迅的态度是“仇鲁”的。第三种说1936年以前郭沫若对鲁迅几乎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笔者认为似乎有点不太符合历史事实。这里试就郭沫若对鲁迅的态度及其变化的原因作些探讨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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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

郭沫若认识鲁迅是从接触他的作品开始的。1920年，郭沫若在日本，当他读到鲁迅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的《双十节增刊》文艺栏内的小说《头发的故事》时，他在《眼中钉》一文说:“当时很佩服他，觉得他的观察深刻，笔调很简练，大有自然主义的风味。”(郭沫若:《眼中钉》《沫若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并为这篇小说发表在一篇日本小说的译文后面深感不平。1923年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出版时，郭沫若又专门著文表示赞赏:“我这几天非常高兴，因为我读了我们国内最近出版的两本书:一本是鲁迅的《呐喊》，一本是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这两本书在我们寂寞的文艺界，我觉得是值得欣赏的产物，尤其前者。关于前者的赞词，近来在报章上，在朋友的谈话中，我们所得的见闻已不少……”(郭沫若:《批评——欣赏——检察》《沫若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当时有些论者对周作人作品评价较高，认为在鲁迅之上；对鲁迅或每有贬抑与中伤，而郭沫若则感到“尤其”是鲁迅小说的出版，是值得高兴的事。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郭沫若为了加强创造社的势力，扩大文化统一战线队伍和左翼文艺在青年中的影响，打算和鲁迅联合起来，以利于在同一阵营中共同反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并已采取了实际的行动。郭沫若后来说:“我是爱护创造社的，尤其爱护创造社在青年中所发生的影响，因此我想一面加强它，一面也要为它做些掩护的工作。怎样去加强它呢?我在人事上发动了李一氓和阳瀚笙来参加，同时又通过郑伯奇和蒋光慈的活动，请求鲁迅来合作。鲁迅那时也由广州回到上海来了。对于我的合作的邀请，他是慨然允诺……。我们从第一步做起，曾经在报章上登过恢复《创造周刊》的启事，在这启事上是以鲁迅的名字领衔，我以麦克昂的变名居第二，以次是成仿吾、郑伯奇、蒋光慈等。”(郭沫若:《跨着东海》《沫若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恢复《创造周报》的启示以鲁迅名字领衔，说明郭沫若联合鲁迅共同作战的诚恳心意和对鲁迅的尊重。关于和创造社结成联合战线一事，鲁迅也表示过同样的愿望。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鲁迅被迫南下，到了厦门。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鲁迅:《两地书》六十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1927年9月25日，鲁迅在给李霁野的信中说:“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迫压了，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南方没有希望。”(鲁迅:《致李霁野》《鲁迅书信集》上卷第16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鲁迅在这里谈到同创造社的感情，自然包括同郭沫若的感情。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在20世纪初期和中期前后，郭沫若与鲁迅之间确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联合作战、互相尊重的一致性的一面。但后来由于成仿吾和新从日本归来的后期创造社成员冯乃超、李初黎、彭康、朱镜我等的反对，他们对鲁迅以及联合鲁迅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加以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因受通缉被迫东渡日本，开始十年流亡生活，便中断了和鲁迅的联系，联合的计划终于搁浅。20年后，郭沫若还谈过这件事:“我在上海时，邀请鲁迅、蒋光慈和其他朋友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联合战线的打算，不仅完全被抛开，反而把鲁迅作为了批判的对象，让蒋光慈和另一批朋友组织太阳社。于是语丝社、太阳社、创造社，三分鼎立，构成了混乱的局面。”(郭沫若:《跨着东海》《沫若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具体情况是这样:1928年3月，郭沫若离沪赴日之前，他和创造社的其他成员，以及以蒋光慈、钱杏邨为主要成员的太阳社，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这是根据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提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以前所未有的气势，宣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不但系统地阐发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理论主张，推动五四新文学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而且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严重的白色恐怖的环境中树起了一面鲜艳的旗帜，起了振奋人心、鼓舞士气、指明前进方向的作用。但由于这些倡导者当时大多正处于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转化的过程中，他们并没有真正掌握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对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形势、革命任务等问题认识错误，在理论上又受到前苏联“拉普派”(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和日本福本和夫主义的“左”倾影响，宗派主义相当突出。在他们的一些文章中表现了强烈“左”的倾向和宗派情绪。他们认为“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太浓厚了，所以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是反革命派。”(麦克昂，即郭沫若:《桌子的跳舞》《创造月刊》第1卷，1928年第5期）对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大有一笔抹杀之势。他们错误地批判鲁迅等革命的进步的作家，加之他们在文学主张上也夹杂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因此引起了新文学阵营内部历时一年的论争(论争从1928年下半年开始到1929年上半年结束）

在论争中，1928年6月，郭沫若以杜荃的笔名在《创造月刊》上发表了题为《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他在该文中辱骂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反革命。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人物。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度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个不得志的法西斯蒂。”郭沫若如此辱骂鲁迅简直到了仇视的程度。鲁迅对于郭沫若的行为，是很反感的。但他高瞻远瞩，以大局为重，并没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在几篇文章中用曲笔给予了揭露。最明显的是在1930年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谈到当年创造社的攻击之时，鲁迅说:“例如我所属的阶级罢，就至今还未判定，忽说小资产阶级，忽说‘布尔乔亚’，有时还升为‘封建余孽’，而且又等于猩猩(见《创造月刊》上的《东京通信》）”指鲁迅为“封建余孽”，为“腥猩”，是杜荃(郭沫若)所为。鲁迅隐其语而将文章的题目改为《东京通信》，暗示作者是住在东京的创造社成员。当时住在东京的创造社成员只有郭沫若一人在东京附近的千叶县。鲁迅在这里分明用曲笔揭露杜荃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鲁迅告诉郭沫若，杜荃是谁，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在论争中，鲁迅主要发表了《“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文学的阶级性》、《革命咖啡店》、《文坛的掌故》、《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上海文艺之一瞥》等文章。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鲁迅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持完全肯定态度的。他认为革命文学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世界上时时有革命，自然会有革命文学。”(鲁迅:《三闲集·文艺与革命》）“革命文学之所以旺盛起来，自然是因为由于社会的背景，一般的群众，青年有了这样的要求。”(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并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之中“很有极坚实正确的人存在的。”(引文出处同上)肯定他们提出革命文学口号使大家注意之功，是不可没的。论争开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倡导者表现了比较浓厚的“左”倾和宗派情绪。但随着论争的进一步开展和深入，这种情绪逐步有所克服。双方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介绍，促进了双方的理论水平和思想认识的提高。鲁迅在论争的当时说过:“以史底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过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捷爽快的，许多暧昧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鲁迅:《致韦素园》1928年7月22日。《鲁迅书信集》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后来又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使我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纠缠不清的疑问……以纠正我——还因为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鲁迅:《三闲集·序言》)郭沫若也说过:“其实就是我，也是实实在在的被‘挤’的一个，我的向中国古代文献和历史方面的发展，一多半也就是被这几位朋友‘挤’出来的。”(郭沫若:《跨着东海》《沫若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通过论争，使双方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逐步趋向一致。为了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发动下，1930年3月，郭沫若和鲁迅等49人具名并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的成立，实现了数年前郭沫若谋求与鲁迅联合作战的宿愿，而且是在更广泛更深入的意义上实现了这个宿愿。

“左联”成立以后，由于文人宗派主义没有彻底克服，郭沫若与鲁迅的矛盾没有根本解决，因此，在“左联”成立初期，郭沫若与鲁迅仍然发生过笔墨相讥。众所周知，郭沫若的《<创造十年>发端》，鲁迅的《上海文艺之一瞥》，都包含了他们“用笔墨相讥”的成分。在文艺问题上郭沫若与鲁迅也仍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意见分岐。1936年在“左联”内部发生的与郭沫若和鲁迅密切相关的“两个口号”之争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时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口号，鲁迅等人则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郭沫若当时虽身在日本，却发表了支持“国防文学”论者的文章，表示了与鲁迅不同的意见。值得指出的是，对“国防文学”口号，鲁迅虽然也有意见，但他并没有否定这个口号。他认为“国防文学”口号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可以并存，前者可以作为后者的补充。鲁迅还同意郭沫若对“国防文学”口号的解释。他说:“我很同意郭沫若先生的‘国防文艺是广义的爱国主义文学’和‘国防文艺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志，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志’的意见。”(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不仅表现了鲁迅对郭沫若的意见的尊重，而且可以看出，在这一问题上，鲁迅与郭沫若的意见是比较地一致、比较地接近的。还应该注意的是，鲁迅明知郭沫若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持反对意见，却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说: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提出之前，原想听听郭沫若的意见，但当时“郭沫若先生远在日本，被侦探监视着，连去信商议也不方便”(引文出处同上)因此未能如愿，表示惋惜。从郭沫若来说，他认为“两个口号”的论争是“左联”阵营内部的论争，等于是一场军事演习。“鲁迅先生是在调遣着我们作模拟战，他似乎有意来检阅我们的军实的。”他把两个口号的论争比作是“搜苗的检阅”，想到它，他“顿时乐观了起来”，而且表示:“我对于鲁迅先生是应当彻底钦佩的，因为他的态度很鲜明，见解也很正确。”(郭沫若:《搜苗的检阅》《沫若文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可见他对鲁迅也是很钦佩的，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说他对鲁迅一直抱着反对和敌视的态度。1936年10月，郭沫若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他和鲁迅的关系时，曾真诚地反思自己，追悔过去，他以生平未能与鲁迅相见一面“亲聆教益，洞辟胸襟”为一件“不能弥补的憾事。”(郭沫若:《民族的杰作——悼唁鲁迅先生》《沫若文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在另一篇文章中说:“由于人事上的齟齬，和地域上的隔离，鲁迅和我虽然到底没有能会面，然而我对于鲁迅总是尊敬着的，是把他当成精神上的长兄。“(郭沫若:《坠落了一个巨星》《现世界》第1卷，1936年第7期)在郭沫若心中，鲁迅和他犹如兄弟。10年以后，1946年9月，他在《鲁迅和王国维》一文中再次表示自己对鲁迅钦佩之意和未能与鲁迅晤面的后悔之情。他说:“在现代学人中我最钦佩的是鲁迅……”“自己实在有点后悔，不该增上傲慢，和这样一位值得请教的大师，在生前失掉了见面的机会。”(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沫若文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出于对鲁迅的钦敬，当社会上种种恶评——“偏狭”、“偏私”、“刻薄”、“世故”等等加在鲁迅头上的时候，郭沫若总是勇敢地站出来替鲁迅辩诬，坚决地保卫了鲁迅。诚然，我们不必讳言郭沫若与鲁迅在文艺问题上有过意见分岐，有过误会和争论，甚至有过笔墨相讥的情况，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他俩在新文学运动中曾经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互相支持，互相尊重，联合作战的事实。他俩战斗的大方向和目标是一致的。1936年8月，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说:“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比鲁又怎样，好像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郭沫若在读到这篇文章以后，他在同年同月写的《搜苗的检阅》一文中说:“我自己究竟要比鲁迅先生年轻一些，加以素不相识，而又隔很远，对于先生便每每妄生揣测……读了之后才明白先生实在是一位宽怀大量的人，是决不日夜记着个人恩怨的。”他非常钦佩鲁迅“明白事理，时常为大局着想”的气度。鲁迅与郭沫若由于“大战斗都为着同一的目标”，由于他俩的革命立场一致，所攻击的反革命目标一致，救国救民的思想一致，追求真理的热望一致，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和拥护一致，为革命事业的献身精神一致，在剧烈的革命斗争中，他俩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战友。也就是说，在他俩的思想和革命实践中有许多本质的共同点，有着坚实的思想基础和战友情。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和友情的基础上，在鲁迅逝世后，郭沫若多次著文、作楹联、发表讲话，高度评价和热情赞扬鲁迅，为纪念、悍卫、宣传鲁迅的伟大业绩作了大量的工作。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当时郭沫若远在日本，在惊悉这个噩耗以后，悲痛不已，当晚就写了《民族的杰作——悼唁鲁迅先生》一文，他痛感鲁迅逝世和高尔基的逝世一样是“两个宏朗的大星”的“失坠”。他称颂鲁迅为中国文学“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中国的近代文艺是以鲁迅为真实意义的开山”，“鲁迅的战斗精神与年俱进，至死不衰，这尤其是留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榜样。”“鲁迅是我们中华民族近代的一个杰作”。同时还作挽联二副，其一是:“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陨泪；钦颂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其二是:“平生功业尤拉化，旷代文章数阿Q”。

1936年10月22日(鲁迅逝世第四天）和11月1日，郭沫若又先后作了《坠落了一个巨星》、《不灭的光辉》两篇文章，对鲁迅作了很高的评价。在前文中称颂鲁迅是“文艺的巨星”。他虽然“坠落”了，但鲁迅是不死的。“他的名字在中国文艺史上无疑的是和施耐庵、罗贯中、吴敬梓、李卓吾等一样地，作为永远光辉的存在而存在”。在后文中，郭沫若说:“鲁迅死了，但他的死有重大的历史的意义，在我们虽然是损失，在死者却是光荣。”他称颂鲁迅是“为解放人类而战斗一生的不屈的斗士、民族的精英。”鲁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不灭的光辉”，“这不灭的光辉将要永远的照耀而且领导着我们。”

1937年7月，在民族存亡之秋，郭沫若由日本潜回上海参加了一系列的纪念鲁迅的活动，10月18日郭沫若在出席上海进步文艺界举行的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即席作了一首《鲁迅赞》:“大哉鲁迅!鲁迅之前，无一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

评价是对于一个人物或事物作出价值判断，评论其价值的大小、高低或好坏。这里面包含着肯定或否定的成分。评价与评论者的态度是紧密相关的，只有正确的、科学的态度才有可能作出正确的、科学的评价。如前所述，1936年以前，郭沫若对鲁迅的态度复杂多变，时好时坏，所以他对鲁迅的评价也有好坏之分，既有肯定，又有否定。但1936年以后，郭沫若对鲁迅的态度已由“仇鲁”转变为“崇鲁”，因而他对鲁迅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和热情的赞扬，是完全的肯定。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郭沫若对鲁迅的态度确实几经变化:1936年以前，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郭沫若对鲁迅是佩服和尊重的，曾经有“联鲁”的打算。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初期，由于“左”的倾向和宗派主义情绪，郭沫若对鲁迅有过比较严重的对立情绪，甚至发展到了仇视的程度，有“仇鲁”的表现。“左联”时期，郭沫若与鲁迅在文艺问题上仍然有某些意见分岐，发生过笔墨相讥；但是他们的政治方向和战斗目标是一致的，在战斗中，他们互相支持、互相尊重。有人说“左联”时期，1936年以前，郭沫若对鲁迅持完全反对和否定的态度，这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世界观的转变，思想觉悟的提高，宗派主义的克服，1936年鲁迅逝世以后，郭沫若反思自己，追悔过去，认识到鲁迅在中国文学史、思想史和革命史上的巨大价值和崇高地位，对鲁迅处处表现出真诚的崇敬，是郭沫若的“崇鲁”时期，在这个时期他对鲁迅可以说是持完全肯定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