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记忆的非主流表述

—读王继长篇小说《六月悲风》

◎黄自华  著名作家，评论家

具有强烈而自觉的历史意识、自审意识精神特质的非主流“知青文学”，是从有意远离虚饰和浮浅，远离诗意化的抒写，远离以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理想主义为基调的“青春无悔”叙事开始的。王继的长篇小说《六月悲风》就属于这类把追溯生命本源和精神本真作为目标，对中国知青生活作出最诚实、最本色的探索；在创作主题上肯定个人存在的价值，让文学确认个人的精神地位、情感地位乃至社会地位的合法性；对上山下乡这场政治劫难于一代知识青年精神与肉体的摧残进行了真实的书写；表达了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人道主义关怀，并将历史的本真及其隐秘还给历史的文学作品。

主流“知青作家”，往往以诗意的想象构筑千篇一律的“知青悲壮史”“知青成功史”。在这些悲壮与狂欢历史的宏大叙事中，他们同时也找到了自我确证的依据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这代人与理想主义血脉相连的关系。然而，他们的知青作品，往往刻意回避从社会历史角度对知青运动的总体评价，而以他们少年时期从前苏联革命小说的阅读经验中获得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主体人格基调，借用“延安革命文艺”的“颂歌式”表达方式，来开掘知青生涯在人生历程中的正面价值，从而用或悠长缠绵、或苍劲激越的笔调，将辽阔的大草原，遥远的平湖湾，神秘的北大荒，诗意化地抒写成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而且在这“一片神奇的土地”上，中国知青在与大自然搏斗、与命运的搏斗中无不充满“革命豪情”，从而让知青生活蕴含了一种光彩夺目的“悲壮之美”。这些小说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知青生活图景上的时代偏颇，但我们却很难透过那僵硬的、不近人情的、神化和造作的笔墨，那令人生厌的帮腔套语，看到接近生活真实的苦难画面和下乡知青的真实思想；很难寻觅到那个时代的知青们在宗教式的政治气氛里，被扭曲了的性格和精神状态

作家余杰在回忆中说：“从我自己的切身体会来看，当时我们在农场的心境是一种绝望的心态。到底要在农场待多少年才算个了结？知青都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了该怎么办？农场的前景又在那里，这没完没了的艰苦生活要到哪年哪月才能结束？大家都很苦恼。”“在我们云南农场奸污女知青，吊打捆绑男知青，其惨烈程度在全国农垦系统是首屈一指的。据当时的统计，云南兵团4个师2个独立团发生奸污女知青案件139起。以至于当时的中央领导人都很震惊。还有就是知青的非正常死亡，我就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朋友在这片土地上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可是，这些真实的历史却被轻松和诗意的知青文学所过滤，被声调高亢的歌颂所掩盖。一个个消失得毫无价值和光彩的宝贵生命，被“知青作家”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以所谓“英雄主义”“革命豪情”“悲壮之美”所虚饰。更有悖常理的是，在一些知青文学中，面对这场人为灾难中有的是因为饥饿，有的是因为受迫害，有的是因为受污辱一个个地永远离开自己的“战友”时，作家们跪在一座座同伴的坟前，仍然发誓“永不忏悔”，甚至引以为“自豪”。

王继也依旧缅怀、依旧诉说，但与主流知青作家绝然不同的是渗透于小说字里行间的批判省思精神，因此，他的小说更接近历史真实，更符合事物的本像。在长篇小说《六月悲风》中，王继拒绝表述记忆的僵化、矫饰、轻浅和圆通，而让记忆的自尊、自主、自立、自强和记忆的精神品性、灵性、个性及血性贯通于小说的始终。王继竭力地将自己的记忆，靠近良知的自我解剖与灵魂的严峻审视；精心荟萃散落在民间有生命血脉、精神容量和历史价值的原生碎片，从风雨剥蚀的记忆世界里，还原一段历史的本真和本质，还原真实世界的广度与深度。这是一个作家基于历史责任的承诺，也是源自生命灵性的本能。

在王继的记忆深处，沉积着他40多年前知青生涯中曾经有过的亢奋与痛苦、迷惘与彷徨、孤独与欢乐演绎出的无以数计的故事。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喧嚣归于沉寂，记忆却因为理性的梳理变得更加清晰。因此，王继以“解构与再阐释”的目光来重新审视自己的那段知青生活，就很容易解读出以往那些“知青作家”不能的解读、或者不愿解读的精神蕴涵。在长篇小说《六月悲风》中，王继并没有去着意书写“出类拔萃的知青精英人物”，而是忠实于原生状态，力求使小说的生活图景和人物形象比较接近现实的正常生活，在平实的知青生活中，写出黄双林、韩三、魏文武、江薇薇、龚晓萍和龚大平两兄妹等一群比较平凡普通的知青形象。小说重在诉说一代青年的心曲，表现他们在艰难逆境中的精神状态：苦闷、挣扎、憧憬和追求。在人的性格变化和心理变化中透视社会生活，从而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感，缩短了读者和现实的距离，袒呈了个人与集体的灵魂世界。通过对长篇小说《六月悲风》的阅读，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王继并没有如以往大多数“知青作家”那样，在小说中试图向读者证明知青身上曾经有着多么崇高无私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也没有因为迎合主流意识形态而悉心铺陈的“诗性言语”。相反，表现在魏文武身上的那种“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在实践中不仅显得滑稽可笑，而且因为远离人性变得极其可恶、非常可耻。

毫无疑问，王继的知青叙事，代表的是“沉默的大多数”的声音，是知青文学话语的民间表达。如果我们这一代人都能够如王继先生一样从反思开始，自我升华，对整个民族、对十年浩劫及其产生的根源——中华民族历史与现实的精神结构、文化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以及民族文化基质中的痼疾进行深刻反思，那么，恢复民间记忆伦理、激活亲历者代表着的一页页重要历史的最确凿的、可凭性的记忆，抢救和还原五千年文明史中独一无二的精神文物，就完全可能变民族的灾难与不幸为重铸民族灵魂的巨大资源。在当今历史学、社会学对文革、知情的研究处于欲言又止的尴尬境地的情况下，王继在长篇小说《六月悲风》中，把自己独特的WG经验通过文学的形式转换成面向公众的叙述。与官方立场和主流叙事不同，长篇小说《六月悲风》是一种对“民间记忆”立场的自觉复归，是“民间记忆”伦理的自觉实践。真正的民间记忆尽管有着贫寒的烙印，但却具有高贵、质朴、生动而完整的品质，具有永远的精神品性、灵性和血性；具有多层次、多结构、多元化、多重奏，支撑与维系无数生命、历史、文明、常识、良知和秩序的延续性。王继的小说写作的意义就在于经验和历史的独特性，精神品质的“民间性”。

“集体记忆的个体表达

由于主题的多义性和作品艺术性的深厚粘稠，长篇小说《六月悲风》将作家自己的真正意图隐藏得很深，思想内涵也难以让人一语道破。由于王继的文学运思大胆疏离了主流文学观念和传统文学视角，拚弃了以往知青文学“精英化叙事”的言说方式，用“庸常”和“世俗”话语，以破碎的生存境遇和平常人的欲望观念，去对抗以往知青文学中常见的弊端——以“大我”的共性经验编织故事去证明先验的结论和愿景，从而张扬了文学的“人本主义”精神，把个体的人、独特的“人”字高悬于俗世之上。小说最大限度地涵容了复杂、尖锐的社会内容；自觉地使作品的客观意义大于主观思想，让读者能够从作品充满思辨色彩和感情因素的抒发中，从最大限度流动着生活血液的描绘中，去挖掘和发现多种多样的人生哲理，延伸作家的艺术旨趣。

真正的作家关心的是人，优秀的文学作品书写的是人在某种特殊生存环境里的人生遭遇和内心体验。王继以自己独特而敏锐的感觉，洞察人世的阴暗面、感受人生的苦难，他宁愿以平实的叙述显露小说主人公黄双林的“顽劣”，而不愿以突显波涛的文字编造出什么“十年磨难玉汝如成”的悲情故事。他力求以真实的面貌示人，探究读者真正关心的普遍价值。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由天性，让他目睹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因毫无理由的理由被禁锢在贫瘠悲惨的境地所产生的那种怜悯，或者是感同身受的痛苦，让他敢于发出一种自由的呼唤，一种为争取自由的抗争。于是在王继的小说里，我们便看到了黑暗、丑恶与狰狞，听到了生命和性灵在地狱里挣脱铁链的铮铮声响。同时还可以看到“我”的需求，“我”的好恶，“我”的梦想，“我”的欲望，“我”的自卑和自省。所有这些，使我们觉得读王继的小说是在跟一个个活生生的肉体，一个个活生生的灵魂在交流，而不是观看那些恬不知耻的灵魂在文学舞台上装模作样地拙劣表演。

把感情扭曲了给人看，是王继在把握魏文武覃幺妹这两个人物命运走向时最成功的操作，当魏文武与覃幺妹之间情与理、情与爱等一系列令人怦然心动的场面，以魏文武生硬的推拒，有违常理地展露在本应单纯的生活空间时，不能不叫人心酸难禁？这样的情感扭曲叫人怎能无动于衷？它对于一切有良知人的心灵世界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撞击。应该说王继已经看透了人生的无趣，看透了人的卑劣，可是王继身上依然不乏那种天真的热诚，依然燃烧着那种不可磨灭的对人的亲近、关切、信任和期望。王继小说的这种精神品质，来自于他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对“人”的深厚感觉，来自于那种在历史上形成的、似乎也不能完全压抑住的人的天性。昆德拉说“一个新的伟大的小说文化，其特点是非凡的现实性与跨越所有真实性规则的无稽想象相联系。”没有这种感觉和天性，王继就不可能有“无稽”的想象，就不会有对于理想的期盼、对于人能变得更好的信心，更不可能写出把人的精神困境看成大问题，进行持续刻画、追问的《六月悲风》这篇小说。

小说《六月悲风》并未向读者提供什么令人激动的广阔历史画面，而是将“我”和同伴之间的故事，演绎成当年普通年轻人生活的一个断面。即便是故事，也并未让人读到那种有着起伏跌宕的情节、充满悲情色彩的青年男女爱情，而是以冷峻的白描及通俗畅白的语言，叙述了他们围绕着穷山僻壤而展开的生活场景，实录下当年都市少男少女下到农村后的悲惨景况。实际上，王继的小说是一个被延迟的道德审判领地，充满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幽默。尽管小说《六月悲风》的叙述框架是追忆式的，但这种追忆没有直接的价值判断在里面，多的是作者似水流年的感慨。主人公“我”的“文革”生活，如同一场荒诞的、不真实的恶梦，是不能用日常逻辑去解释的另一种逻辑。但就是在这种毫不经意的幽默，嬉笑多于怒骂的“梦境”叙说中，王继完成了对那个黑暗时代反人性本质的深刻批判。

王继的《六月悲风》始终关注“人与历史的关系”，始终关注平常人的平常生活。王继的“往事回忆三部曲”对往事的表述，是一种疏离主流集体话语的个人表述。从根本上讲作者不是为取悦当代，而是以自己的诚实写作给历史一个厚重的展示：给那些曾经生活在苦难中活着的或是已死去的知青兄弟姐妹有个交代，让自己有所慰藉。与那些没有人道情怀，没有人类苦难意识，没有底层意识的取宠之作相比；与那种高蹈的个人主义，玩弄技巧的形式主义、颓废的老庄主义的创作相比；与那些没有社会责任感，不屑于关注生活在社会底层“小人物”的生存境况和内心感受的“文学精英”相比，无论我们用怎样奢侈的词汇肯定王继和他的小说《六月悲风》都并不为过。

文学的真实不是一种对生活纯粹意义上的描摹和刻画，而应该是以一种写意的方式归纳出那些值得祭奠的细节。因为我们心灵深处需要的是一种鲜活的生命，而不是一具五脏俱全的尸首。《六月悲风》以魏文武走进精神病院来结尾，其情节真实与否并不重要，我认为，这种蕴涵深刻的结局，是全部作品中最精彩、最生动、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一笔。它是那个疯癫年代的隐寓，是作者对社会、对人性、对灵魂黑暗面抨击和戏谑的黑色幽默。这种色彩晦暗的书写,并不是王继猩猩作态地标新立异，而是他从内心深处对那些无理的、禁锢的、摧残人性的世界的一种强烈的抵制。其实，我们都有内心阴暗的时候，也都有一种真实和背拗，那些束缚的变态是可以理解与被原谅的，但丑恶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遭到唾弃，无论它是活在别人还是自己的灵魂里。

_知青小说的另类表达

王继的小说以其独具一格的叙事方式，在荒诞不经之中夹以大量新鲜、粗野、奇妙的比喻，恣肆的调侃、讽刺、议论和夸张、戏谑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知青文学”的稳重与严肃。同样是一场逝去的历史，王继和主流“知青作家”从中打捞上来的东西绝然不同，后者打捞上来的是理性，如同鱼刺、兽骨和树根，硬巴巴的；王继打捞上来则是如同水草一样柔软鲜活的东西。读王继的小说《六月悲风》，一种强烈的感受便是王继叙事的断续、反复、双线索、多头绪。他叙述故事时，并不严格按照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顺序，而是将原来的顺序打乱，造成时间的变形，营造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叙述历史与人的关系时，王继所用手法是突显个人历史荒诞滑稽与真实凝重并置，在《六月悲风》中，他的反讽不仅仅是一种想象力和智慧，而事实上这些都是现实中发生过的，它的蓝本是史无前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在王继的叙事文本里，历史失去了它在传统叙事小说中的精确与严谨，颇似昆德拉在《被》一书中谈到的十九世纪以前的小说，“战争，反抗，像是自然灾害，瘟疫或地震一样被人感受。人们在历史的事件中既看不到一种统一性，也看不到一种持续性，而且想不到它会转变他们的行程……但是那战役是什么？小说没有说。何必要说呢？所有的战争都一样。在十七世纪的小说里，历史的时刻只是被大致的确定。”然而这并不是说王继的文字调侃中没有一种内在的严谨性，鄙俗中没有一种纯正的高雅。与那些喜欢一谈“知青”历史，就宣扬自己如何清醒、理性的作家不同，在王继的小说中，整个社会的沦陷是毫无掩饰的，所触及的深度和真实性，又是那些所谓“大作家”不愿意接受的。

主流意识形态认为，人性的异化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产物，但事实上人的异化不应止于某种制度。西方近代杰出思想家卢梭最早提出人类文明的异化现象，在他看来，人类越是文明，道德越是堕落，他认为异化就是知识理性对人的自然道德的破坏。在中国“十年文革”期间，由于人的生存环境异化，生存状态恶化，人际关系异化，导致了“人”蜕化为“非人”。这不是西方意义上现代人的精神困境，而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精神状态。这种困境不只是表现为城市里的孤独啊，人和人无法沟通啊，不只是这些。而是一种类似只有在经历一场残酷战争才会出现的人性异化现象。王继的小说基调，就是这种类似人性异化的基调。实际上也可以把它看成是《虐恋亚文化》中所谓的“社会受虐倾向”，施虐方是麻木不仁的社会体制，受虐方是被迫服从的个体生命；施虐方的形象特征是力量、强大、专治、坚硬，受虐方的精神状态是悲观、自卑、羞涩、痛苦和自嘲。王继通过受虐生命苦难遭遇的真实书写传达的一种理念是：人的历史必须得到尊重，忽视了作为个体的人的尊严与美的历史，必然是荒诞的历史，必然遭到嘲笑。所以，读王继的《六月悲风》,透视他的精神家园,我们得到的似乎不应只是哭笑不得的审美体验,也不应只是轻松的回味和激赏。

王继不愿意遵循什么体制层面的语境套路，也不满足于以传统的视角去审视那个深深铭刻在记忆中的时代，他只是希望通过一种自己认为最合适的语言，表述那个时代的真实；展现那个时代的荒诞与怪异；揭示那个时代的困境。因此，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运用的主流语境习惯不同，王继的小说放弃了小说文体“开端——经过——高潮——结局”的传统模式，形成了一种所谓“多维叙述失控”或“失控交错的叙述结构”书写方式。主流叙述总是把自己的痛苦添色，将悲痛加以直接渲染。而王继的语言特色却彻底避开了客观写实讽刺幽默的路径。没有功名地位的焦虑，王继选择了自己最善长的文学表述方式，将自己的思想表达得更为果敢、单纯、直接和平等。更能从容地通过游离的、断片的、散漫的差异性审视和叙述来实现“卡夫卡式的幽默”。用类似于“陀夫妥耶夫斯基式”的风格描写人的灵魂颤动、内心善与恶的交战，在制造各种阅读快感的同时，展现了那个时代的荒谬，表现了中国文学作品中少见的悲天悯人的柔性情怀。因此，他的小说既有寓言般或者象征性的整体感，更重要的是没有牵制读者的思想，而是在语言张力特别强劲的叙事中,给读者留下自由判断的空间。

在《六月悲风》中，王继关注的是单个的人、有个性的人、平凡的人。实际上，每个人的心灵中都隐藏着堕落的一面，也有不甘堕落的一面。王继一开始就注意到人的心灵深处的罪孽与恶习，看到人怎样一次又一次地陷入误区，怎样接近生命的绝望境地；同时又看到了堕落的灵魂在困境绝地之中的挣扎。王继对这样一种人类困境的极端揭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很卑微，很黑暗，很罪恶的世界；让我们看到某种奴性的精神状态。作为人类困境的精神氛围的自然、真实的揭示者，时时萦绕着王继的社会陌生感、孤独感和恐惧感是《六月悲风》的创作主题。在渗透着叛逆思想、倔强地表现不甘放弃希望的同时，又表现出对一切都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宿命论思想。《六月悲风》里已经没有生命、人格这样的概念，人性与动物性及其模糊，人已经被挤压到了畜牲境地，在穷困、饥饿的深渊中“我”所看到的是人性与兽性相混合的肉身。这里只有苦难和黑暗，没有生命，没有光，没有折中。在这里没有救赎，救赎是一个太人性的词语。这里每一个人的精神都被推到了个人承担的极限，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的扭曲形态。不过，王继只是揭示了这种极端形态，只是裸裎了生活的荒谬本质，而孵育此类生活的那种精神结构和决定力量是什么？他没有作出回答，因为本来就没有答案，或者说答案早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