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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河事件（卢庄事件）始末
作者：高永科 宋振生
1948年4月，为了配合我西北野战军进行“西府战役”，西北局在陕北绥德县义合镇召开会议。会议上决定，成立陕甘宁边区中共西府地委，西府地委归属中共西北局领导。中共西府地委下辖区域包括永寿、礼泉、乾县、彬县、长武、旬邑、麟游、陇县、千阳、凤翔、岐山、扶风、武功、凤县、宝鸡、甘肃灵台等县。
1948年11月初，中共西府地委书记李景膺、组织部长严克伦，指派地委交通员高云程赴扶风、岐山、麟游等县传达西府地委命令，调回各县县委地下党员、进步青年学生、民主人士、游击队，回陕甘宁边区学习、整训，准备随我西北野战军解放西北。
一、集中出发
扶风、岐山、麟游等县赴陕甘宁边区整训人员集中出发地确定在扶风县天度镇的田家坪。
田家坪，地处扶风县天度镇北部，系乔山山脉的东观山半山处。属半山地带，人烟稀少，当时只住有薛应昌兄弟两户人家。薛应昌，为人忠厚口风紧。1947年中共扶风地下工委书记孙宪武和地委交通员高云程在扶风地区开展地下工作时期，在薛应昌家秘密建立了联络点，为西府各县上陕甘宁边区地下同志提供了安全可靠的歇脚站。同时，田家坪也是西府各县地下同志上边区的重要线路之一。孙宪武、高云程曾多次在薛应昌家秘密接头、开会，研究地下工作。在此隐蔽歇息期间，受到了薛应昌全家人的保护，薛应昌及全家人也承担了很大的风险。如果被敌特侦知，他们全家将面临敌人的抄家、抓捕。
薛应昌家的窑庄，是在一条沟的沟边，座西向东，依崖打有七孔窑洞。2015年4月5日我们去查访时，薛应昌的孙子薛正海，带领我们去看了当年（1948年11月20日～23日）扶、岐、麟等县赴陕甘宁边区“学习整训”部队集中时，在此休息、住过的旧窑庄。现在他们早已搬到附近新址了。这里的窑洞已颓废，空闲着，但整个窑院形状大体未变。
（扶、岐、麟等县赴边区部队集中出发地旧址扶风田家坪）
1948年11月20-23日，田家坪作为赴边区部队集中出发地，北距东观山口土门口约十二华里。岐山集中部队可从西观山向东隐蔽行军至田家坪。另外麟游来扶集中部队，行军路程大部都在山中，南下至土门口下山即到田家坪。土门口在东观山东200多米处，土门口是两山头之低凹处，是出入山中之要道。
2014年11月13日我们访问“泾河事件”亲历者白清珍（时任扶风地下县委宣传部长）时，他回忆说：1948年11月23日下午两三点钟，我们如约秘密分头来到扶风田家坪沟边一窑庄人家。我在窑洞休息时，见到麟游县委副书记柏少英和麟游游击大队大队长赵杰、副大队长袁惠民等人。到田家坪后，知道已集中了三天时间。扶风这次去边区的有扶风地下所留人员、党员、进步青年学生、游击队员约四五十人。扶风县委副书记史汀已先期率部分地下党员、游击队员进入边区学习整训。扶、岐、麟等县赴边区学习整训部队，在田家坪秘密集中后，在四周制高点设了警戒哨兵多人。
2014年11月13日我们访问原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牟玲生时，他回忆说，他当时担任扶风地下共青团团支部书记，按照党组织的安排，1948年11月23日下午三四点钟，由他介绍上陕甘宁边区学习培训的扶风中学地下共青团团支部书记胡志高（解放后在新疆军区部队工作）、团员赵辅斌等五位共青团员，约好在扶风县天度镇坊村学校集合后，同去扶风田家坪集中。正在此时，因有一项紧急地下任务需他前去，等他完成任务后追赶至田家坪时，去边区的部队已经出发几个小时了。当天一直在下雨，天黑山路泥泞，他怕追赶不上队伍，才未能前往。
上边区部队出发几天后的一天早上约七八点钟，他正在家清扫院子，突然撞进来一个破衣烂衫，衣服上布满了枣刺的青年人。他上前查看后，才认出是他介绍上边区学习的共青团员赵辅斌。他急忙问：“发生了什么事？”赵辅斌说：“上边区部队在永寿县芦家嘴休息吃饭后，正在场院上集合时，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我随部队突围出来，沿路要饭走了好几天刚回来。”当时他一下子愣住了，等他镇定下来，安慰了一下赵辅斌后，赶忙从厨房里给他拿来些吃的。饭后把他送回家休息。牟玲生迅速找到牟富生（时任扶风地下县委副书记），并向他作了汇报。牟玲生说，我是扶风首先知道发生“泾河事件”的人。1989年有一次去陕北开会返回时，他还专门去了永寿芦家嘴村看了那里的地形，确实很险要。
（笔者访问泾河事件亲历者牟玲生<左二>、白清珍<左一>）
扶、岐、麟等县赴边区部队在扶风田家坪集中后（近200人）立即召开会议，成立了领导小组，确定了行动时间、行军编制（班排为单位）和前进路线，决定由中共麟游县委副书记柏少英、中共西府地委交通员高云程负责政冶思想工作。岐山游击大队大队长冯兴汉、麟游游击大队副大队长袁惠民负责军事指挥。领导小组成员有：柏少英、王伟章（岐山解委会主任、县长）、白清珍（扶风县委宣传部长）、康令志（岐山县委副书记）、高云程、张云景、冯兴汉、赵杰（麟游游击大队大队长）、焦宏仁（永寿宁太游击队队员）等人，若有问题即开会解决。部队目的地在陕甘宁边区西府地委驻地旬邑马栏，路程大概有300华里，大部分为山间小道，其中国民党统冶区约180华里路程。会议决定由赵杰、袁惠民率麟游游击大队为先锋，王伟章、康令志、白清珍带领青年学生、民主人士走在队伍中间，冯兴汉游击大队为后卫，部队在天黑后晚七时冒雨从扶风田家坪出发。
二、行军路上
部队行至永寿县店头镇附近时，遭敌保警队鸣枪示警，我方迅速绕行，向永寿店头东北方向进入了山区。部队经店头镇至苏家塬向北，进入王十万沟时，雨水已转成雪花。王十万沟属永寿境内，是麟游、永寿、扶风三县交界处的一条大沟，沟里有条漆水河，以河为界，西北属麟游县，东南属永寿县，西南属扶风县，有“鸡叫鸣三县”之称。
据白清珍回忆：“部队行进经永寿店头镇至苏家源，向北进入永寿境内的王十万沟时，雨水转变成雪花。翻沟上下达十余华里，山路泥泞、土路湿滑，大家行进异常困难。不时有人跌倒，爬起来再走。”
（陕西永寿县王十万沟）
部队经过一夜踏雪行军，行走80华里，于1948年11月24日黎明时分，到达麟游县常丰镇武申村，大家分散隐蔽休息在村外废弃的旧窑洞里。24日天黑后，又开始向东行进。计划经永寿页梁，赶天亮前渡过泾河敌封锁线。
2014年9月7日访问吕治国（麟游游击大队中队长）时，他说：“赵杰（麟游游击大队大队长）在护送部队通过敌封锁的西兰公路后，率麟游游击大队四十多名游击队员去了乾县执行别的军事任务”。部队迅速通过西兰公路，进入永寿境内北部山区的罐罐沟后，行进队伍因雪厚雾大而迷路，两次走了回头路，延误了行军时间。25日天亮时才到达距泾河岸三十多华里的乔家山。部队不能按原计划在黎明前渡过泾河了，只好就地休息。吃饭时遭到国民党永寿县保安中队和永平、永太、渡马乡公所警察袭击，随后领导小组紧急开会研究，认为现在退回出发地和就地分散行动都有危险，于是决定白天冒险行军，抢渡泾河，并研究了防御计划和行动路线，于25日，由熟悉地形的宁太游击队队员焦宏仁带路向东北方向，经孟坪、马究、余家庄、太村、郭村翻沟向南到芦家嘴，由焦家河渡口抢渡泾河。
（陕西永寿县泾河）
高云程回忆时说：“在敌人向我们打枪声中，我们一直向泾河岸方向冲锋前进，行进到距泾河十余里处，前方通报山头发现敌人的四个骑兵。队伍稍停了一时，由郭村翻沟向南至芦家嘴村前停下休息。”
25日下午3时，队伍行至永寿县永太乡芦家嘴村，因部队冒雨踏雪夜行晓宿已两天，行进中没怎么吃顿饱饭，大家饥饿难忍，体力不支。根据众人建议，经领导小组研究决定，队伍就地休息，宿营于芦家嘴村外。在控制四周制高点后，队员们进村吃饭休息。另一方面，队伍行至永寿县永平乡灌灌沟时，就被该乡所设瞭望哨杨某发现，杨某立即报告给永平乡乡长。国民党永寿县长余梦飞获悉后，与国民党绥靖公署203师突击队联系，调动军队，同时组织地方武装进行围剿。
25日晚8时左右，国民党203师突击队第三支队队长宋志功，率部由永寿县常宁镇贺家村赶到车村，在永太乡某保长的指引下，抵达了芦家嘴村。
亲历者芦家嘴村民卢生金说：1948年11月25日天快黑时，我当时在车村（永寿县永太乡）上学，看到国民党203师突击队从车村桥上快速通过，人数很多。后来听村上人说，敌突击队快到芦家嘴时，把多余的重物资放在车上，轻装开进。
三、芦家嘴突围战斗
领导小组做出在芦家嘴休息吃饭的决定后，委派部队向导永寿宁太游击队队员焦宏仁等人，进村联系部队吃饭事宜。芦家嘴的卢氏家族沿沟边居住。当芦家嘴村善良厚道的父老乡亲知道我游击队要在村里吃饭休息时，没过多久各家窑洞里就飘出了缕缕饮烟。
（永寿县芦家嘴村）
2014年9月7日，我们在永寿县永太乡卢庄村访问、座谈时，亲历者卢志荣回忆说，他当年才11岁。大约是下午六点左右，游击队进的村子，有一百多人，其中有好多青年学生。他看到好多游击队员和学生裤腿上挂满了冰凌串串，可怜的很。当晚村民给游击队做的是面片，后来没面了，又熬玉米糁子和玉米面搅团吃。他父亲在前面用水桶担着饭，他在后面左手抱着碗筷，右手提着瓦罐装的开水，送到门前场院上，因人多筷子不够用，就用洋槐树枝做筷子。他家当时住在村子西边第一家。送完饭后回到家，看见院中放有两挺机关枪。听到院中休息的游击队、学生多是西府口音。
山里的夜晚格外宁静，夜色似一张大幕，把芦家嘴罩了个严严实实，殊不知此时危险已悄然而至，敌国民党203师突击队第三支队正向芦家嘴扑来。亲历者卢生金说：国民党突击队在熟悉地形的敌保长带路下，在村口暗伤了我方哨兵。一支部队上了芦家嘴的崖背，另一支从村子沟边的火墙（低土墙）外面，包围了正在窑洞中、场院上等待集合的游击队员和学生。卢志荣收完游击队吃完饭的碗筷，刚进家门不长时间，忽然听到崖背上面有人大喊：“一团在左，二团在中，三团在右，开火！”瞬间枪声大作。
当时敌人在崖背上面设有三挺机枪的火力群，从西、中、东三个方向，居高临下疯狂扫射，在窑洞里休息的我游击队员、青年学生，都被压制在里面冲不出来。就在这危急时刻，游击队机枪手在场院东南土墙上迅速架起机枪，向敌猛烈射击，打哑了敌机枪群。
（芦家嘴村崖背上方敌机枪阵地）
敌人在卢志荣家崖背上，架了一挺机枪，火力很猛。这时有几个青年学生，从他家院里冲出大门外，被迫又折返回来，在敌机枪哑火间隙，他急忙带领五、六个青年学生冲出大门，跑向他平时下沟担水的小路，把他们送下了沟。他急忙对学生们说，顺着沟底跑就跑出去了！卢志荣冒着枪林弹雨返回家后心口“呯呯”跳个不停。枪声一直响到后半夜才平息。
第二天早上（26日），敌突击队挨家挨户搜查游击队，连他家瓦缸里的鸡蛋都搜走了。后来他听说那天晚上（25日），游击队在芦家嘴休息吃饭的同时，已派人去焦家河渡口联系好了宋成玉（永寿县保安团守卫焦家河渡口的分队长）。宋成玉是我党地下党员，他按照和游击队约定的时间，已率部撤到附近“方山洼”里，计划让游击队从焦家河渡口渡过泾河进入边区。因遭敌突袭未能成行，成为憾事。
趁着敌机枪哑火，当时很多游击队员和学生冲下深沟突围成功。
时任麟游游击大队中队长吕治国回忆时说：在敌人从崖背上忽然开火后，我们被敌方火力封锁在窑洞里面，我身挎一枝“二八枪”，手握一支短枪，率部用机枪开路，掩护我麟游县委副书记柏少英和党员、学生冲下沟，向芦家嘴东南方向突围出去了。我们在通过西兰公路敌人封锁线时，机警地躲过了敌一百多人的搜索部队，保障了随行领导和大家的安全，顺利返回麟游驻地，人枪俱在。我方反击的机枪手把敌机枪群火力压制后，在土墙后观察敌情时，不幸被流弹击中头部，当场英勇牺牲。后来得知牺牲的机枪手是岐山冯兴汉游击大队吴振芳烈士。
（吴振芳烈士）
亲历者白清珍回忆时说，在敌突袭时，我方在失去有效指挥下，有些乱了阵脚。当时他和几个扶风游击队员、学生躲进窑洞抗击。扶风游击队指导员史志德在场院中间石碾盘下，向崖背上方敌人还击，但敌人火力太猛，不得已他只好退回窑里。他和大家组织起来，用一挺机枪和几支步枪，从窗口向敌还击。他们曾冲出去过一次，突围至场院中间时，因机枪卡壳不得又返回窑洞里。当时他们听到邻近几个窑洞里都有我游击队员向外还击的枪声。后来，敌人丧心病狂地把崖背上面的麦草垛子点着推下，火光把院子照的通亮。敌人趁机顺着墙根摸过来，把手榴弹扔进窑洞，炸破水缸，冲进窑洞，他们不幸被捕了。被捕同志共83人，1948年11月26日上午被敌押往乾县203师师部，12月1日被转西安，关押在陕西长安县杜曲镇南樊村。
岐山冯兴汉游击大队三中队队长文湃（文鹏飞）回忆说，当敌人突袭时，我指挥队员奋勇作战还击，直到子弹打尽，身负重伤。全中队四十余人，奋死抗击敌人，掩护了冯兴汉游击大队其他人员，保护岐山县委、党员、学生、民主人士从芦家嘴西北方向成功突围。
时任中共西府地委交通员高云程回忆：当敌人向我方突袭时，我正在芦家嘴场院沟边集合队伍，被敌人从崖背上抛下的手榴弹的爆炸气浪冲下了深沟，摔伤腰腿，失去了知觉。第二天早晨（11月26日），被卢庄村民田玉锡的爱人下沟打柴时发现，转移至附近一地窖中隐藏，才躲过了敌军的搜索部队。后由田玉锡等人秘密救护至永寿县店头地区。
（高云程先生）
他又带伤前往岐山县，找到已突围返回岐山的县委负责人王伟章等同志，帮助重建冯兴汉游击大队，之后他和王伟章同志返回扶风地区，联系上了已越狱回到扶风的白清珍同志。通过时任扶风县参议长隽文山（我党统战关系），向扶风县法门镇镇长韩定国借小麦六十多石，作为营救被捕同志经费。他们同隽文山等人带领二十多名被捕同志的家属，携带衣物前去西安国民党监狱探望营救被捕同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营救工作，并营救出多人。
高云程准备回边区，向中共西府地委及时汇报此次遭敌人偷袭的经过，但因芦家嘴突围战斗后，敌人严密封锁了泾河沿岸渡口，直到1949年1月底前后，他才辗转回到了陕甘宁边区中共西府地委驻地陕西旬邑县马栏，向地委作了详细汇报。1949年5月他随我西北野战军解放了扶风。
“芦家嘴突围战斗”因我方警戒不严，加之失去统一指挥，虽有部分人坚持战斗，但因天黑地形不熟，且多为青年学生，缺乏战斗经验，经过三个多小时激战反击，仍未获胜。在敌人围击下，我方仅有柏少英、冯兴汉等57人突围，其中6人进入边区，51人返回岐山、麟游等地。吴振芳、武启民、高景星、李三存在战斗中牺牲。冯志杰等8人负伤，白清珍等83人被捕。在这次突围战斗中，我方损失机枪四挺，步枪七十余枝，手枪三把。
1949年4月在“陕中战役”中，岐山冯兴汉游击大队，凤翔县游击队，在中共西府游击总队领导下，配合我西北野战军，在岐山、凤翔交界的“亢家河”，把从麟游县溃退的敌国民党军203师全部歼灭。这就是有名的“亢家河阻击战”。“亢家河阻击战”的胜利，为在永寿县“芦家嘴突围战斗”中牺牲的烈士们复了仇、雪了恨。
四、 狱中斗争
——白清珍回忆录（1）
（笔者采访陕西省委党校研究员白清珍）
敌人顺墙摸到窑门口，把手榴弹扔进窑里，把窑里水缸炸破了。利用这次机会，敌人冲进窑里，大家被捕了。
我们被带到芦家嘴村西边靠塬上的一个场上时，那里已集中了一大片我们的人。敌人在场上摆了一张桌子，逐个进行审讯。
我们一些随部队的干部都改称“化名”，应付了敌人的初次审讯。大家当晚就在那个场上蹲了一夜。敌人是203师的突击队。我看见场上被捕同志黑压压一大片，约有七八十人。敌人在场的周围还架起机枪。
我在被捕后当即考虑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隐瞒身份，另一个是如何从敌人手中脱身逃走。在敌人攻进窑洞前的危机时刻，我们把身上所带的可以证明真实身份的东西全部销毁，背的提包也扔掉，埋在柴堆里，并想好了对付敌人审讯的口供。当在场上被敌人叫出问讯时，我说是来北山贩粮的，驴子被游击队拉了差，跟着要驴子来的，家住谢王窑、叫席生财。我们同时被捕的扶风一些同志都化名隐姓，大多说成是老百姓或者是战士。
1948年11月26日上午，敌人就把我们用绳子串绑着臂膀押上赶路了。夜宿陕西永寿县监军镇。当晚对我们又审讯了一次，有的同志还被上了刑。11月27日，我们被敌人押解到乾县敌203师师部所在地。停了一天，敌人逐个又严厉地把我们审问了一次，准备向敌西安警备司令部移交。11月29日上午，我们被敌人用汽车押解到西安。当晚押解我们的汽车在敌西安警备司令部门口停了好久，可能是作移交手续，当夜被押到西安城南一个看守所住了一天。12月1日，我们被敌押解到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青训总队三大队十五中队。王长安和受伤的文拜被送别处去了。

（国民党西安集中营长安县杜曲南樊村监狱牢房旧址）
到“青训队”后，敌人又把被捕同志逐个审讯了一次。敌人大体相信了我们的“口供”。在敌人组织的一些上操等集体活动中，我们有意表现的乱七八糟不成次序，敌中队指导员在训话中也点出说：“你们扶风这一群老百姓乱七八糟，不成体统。“我感到隐蔽身份这点算是骗过了敌人，被敌训斥时我暗自高兴。我们被捕后大家都有一个打算，是设法逃走。在当晚敌人把我们集中在芦家嘴场上时就有同志从场边沟下脱逃走了，我感到地理不熟不好动作。
在途中经过的沟都很大很深，我考虑过要是从沟边滾下去也可逃脱，但担心敌人用机枪扫射，也难得脱身。在西安敌警备司令部门口停车时，我想如果把绑绳取脱跳下汽车，跑入行人中敌人就不好找了，当时车停在西安西大街广济街口，那里有毋效武同学家开的“公顺和镰刀铺”，跑进铺子就可脱险，但又一看自己当时穿的粗布衣服，鞋子上还系着鞋带，连袜子也没穿，跑到西安街上和行人显然有区别，会被敌特务注意的。这样这一较好的机会就错过了。到了敌“青训队”，我利用一切机会了解周围地形，寻找越狱的机会。
敌人欺骗说，“青训队”内松外严，在队内行动有一定自由。但实情是敌人在周边有严密岗哨和铁丝网，鸽子也飞不过去，休想从这里逃走。
我们被捕同志在那里被罚苦役，推磨子磨面，修公路，从长安县韦曲镇往回抬运蔬菜。在这些活动中，我仔细观察了周围地形环境。敌“青训队”是国民党在西安特设一个关押在战场被俘我方人员的一个集中营，有多少大队不清楚，我们所在的是三大队十五中队，住在长安县南樊村，翻过山梁，西边便是王曲公路，东边不远是长安县杜曲镇。
我们夜里被关在一个二层土楼上挤在一起睡觉，有的难友夜里从窗子溜下去逃脱了。敌人叫我们上课的教室有一木格窗子，外面是老百姓家，同被捕的宋树恭家住长安县杜曲镇原上，离此不远。有一天他告诉我可以从这窗子逃脱，我说再观察一下看敌人在此有无暗哨监视。不巧的是当天晚上就有一难友从此处搬掉窗棱脱逃了出去。事后敌人发现后立刻砌封了此地，我又失去了这一机会。
1948年12月16日上午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打乱了十五中队的表面安静局面，也改变了我们在静观中寻找机会脱身的梦想，形势忽然紧张起来。
1948年5月，敌人在扶风“清剿”时俘去的一个叛徒，被敌找来“认人”。敌人把该队扶风被捕同志全部集中在院中，让叛徒认人，敌点过名后，第一个就把我叫到队部审问。一进门敌中队长就问：“你叫白清珍吗？”我用老百姓口气镇静地说：“我叫席生财，不姓白。”在场的有敌中队长和指导员，还有两人据说一个是敌“青训总队”的训导处长，一个自称是西农的学生，这时叛徒在场订对，听我那样说，叛徒开口了，指着我叫名字，还说：“他是县委成员，大学生，写过什么经济著作。”我当即进行了反驳，我说：“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他说的那些名目我不懂，我是贩粮的。”叛徒还要说时我顶了他几句：“你胡说啥！我家住在那里，你家住在那里？你不要把人认错了！”逼得他哑口无言。
敌人见我这样顶对叛徒，就软硬兼施，用各种威胁利诱的办法要我承认真实姓名。那位参加审问的训导处长开口“现身说法”，说他是“共党”方面的一个地委书记，投降后受到“重用”。敌人说，“只要你过来，我们会重用的，也可以给我们编经济报吗。”他们说了一阵子，我说：“听不懂你说的啥，我是贩粮的老百姓，家里无人，赶快放我回家。”我一直坚持这一口供，审讯了约近一个小时，敌人无奈，只得叫我回到队伍中去。一回到队伍前我就放声说：“那里来这么个人，不认识胡咬一起。”给大家递话。在叛徒和敌人面前，我已把一切置之度外，全力和敌人周旋，当时显得特别冷静和机敏。每当敌人拿出一个新花样时我立刻就想出了对付办法，应对自如。
这次突然事件打乱了我们的原计划。我们被押在这里后，经多方了解，认为敌人把我们当成老百姓看待，可以分头取保或设法越狱出去。
有一天，杨恒父亲来探视，他讲了外面的许多消息，已听说，外面党组织正在做营救大家出狱工作，对大家鼓舞很大。杨父给杨恒送来钱和鞋袜等，杨恒给我一些钱和袜子，使我有了物质准备，当晚我和史志德（扶风游击队指导员）就研究集体越狱问题。
五、逃出虎口
——白清珍回忆录（2）
1948年12月18日，敌驻守营房的一个班士兵出差走了，敌人把全中队的难友都集中在营房院内编“耙子”，这正好供我们商量越狱的事。我把准备工作、要通知的人选和由谁来夺取敌哨兵枪的人和史志德商议了一下由他处理。
早饭后不久，敌分队长就把我单独找去他们房子谈话，后叫我写“自传”，我把家乡自然环境和出生家世写了几页以应付。在写的过程中，听敌人在闲谈说“共军炮轰北平了”，说所在中队要编遣，中队长和指导员进西安城活动事情去了。他们为将面临的失业犯愁。利用敌走出房门的机会，我了解了敌分队长房间墙上挂的8枝长枪共有8带子弹，床下还有一箱手榴弹。下午吃饭时我回到大家中间，把这情况分析了一下，认为当晚越狱条件最好。
该队每天傍晚把大家集中到营房门前操场上操，跑步一小时，采取疲劳战，白天劳动傍晚跑步，让你疲惫不堪，夜里就无力逃跑。但这却是我们利用的好机会。每天散操都很晚，每天散操后让大家向营房内跑，我们正是利用向营房回跑的机会布置二人夺敌哨兵枪，再由史志德带人夺取队部小房的枪枝弹药，然后组织大家武装从周至、户县一带返回扶风。
当晚条件非常好，虽是月夜，但阴云很浓，伸手不见五指，正上操时敌中队长、指导员回来了，令人吃了一惊，但旋即又找了几个会拉胡琴的人去他们住地唱戏去了，敌人外出的那个班也未回来，当时我暗自高兴。
当我最后走到囚徒住的二门院内，见许多难友站在那里议论着，史志德也在。我就与史商议，说今晚这么好的条件如不动手，恐怕再无这样机会，且有危险，因已通知多人。刚巧这时大门岗哨已撤二门口，而二门对面分队长房子当晚允许大家去那里“欠香烟”，我立即与史志徳约定说，“我出去欠香烟去，如果无情况，即喊声“欠香烟”，你就动手夺枪。
我出去后见小房内正在嚷嚷着“欠香烟”，我即喊了一声“欠香烟”，我正准备向外跑时，忽听哨兵喊“干啥？”，回头看见史志德一人正在抓住枪与敌哨兵争夺，说时迟，那时快，我立即上前用双手把哨兵嘴扯住不让他喊出声。因在分队长房前，房中有两个敌人，敌哨兵死抱住枪不放，我们两人把哨兵从二门口直推拉到五六十米远的大门口枪未夺下，将敌按倒向外跑去，却迎面碰见从外面回来的敌大队副，他喊道“谁呀！”我们未理向前跑去。
约跑出二三十米远敌人打了一枪，我被石头绊倒，还以为“带花”了，被从后面跑来的李博学和史志德拉起来跑着，一看并未受伤，我们先向东南方向跑了一阵，商量了一下又转向西南。约在南樊村南一里处，已看到敌一队人马打着灯笼火把，沿去杜曲的大路向东追去。我们即从南面的坡上爬上塬去，这塬可能就是现在的神禾塬。
上塬后跑了一阵，见敌人另一路向西的追兵也打着灯笼火把从去王曲的路上追来。已离我们不远，前面刚有一条沟，我们三人从沟沿滾下去，未被敌人发现，我们隐蔽了一会，听不到敌人动静，我们三人慢慢从沟中摸索着走到王曲公路的大路，经过仔细观察，未发现什么，即快速越过公路，路边一条小河，我们连鞋带袜就急速涉水过去。向西跑了好远以后，认为暂时脱险了，我们在一片坟地里躺下休息，感到获得自由后的舒畅，真正体会到自由的可贵。
当时阴云密布，不见南山，辨别方向是大问题，我们三人据平时对方向辨别的知识，在田野里行进，基本没有迷失方向。后来才知道，那次越狱中有两个同志因方向不明，跑了一夜，还未跑出敌“青训队”的圈子，黎明前他们藏在一个漩水坑中，第二天晚上才逃脱。
当晚我们一夜奔跑了约一百几十里路，天亮前赶到咸阳南约八里的一个独户人家，谎称是逃兵，那人是从南山向凤翔县贩运木炭的穷苦人，很同情我们，把我们藏在他家房内木楼上。傍晚下着小雪，我们沿着渭河向西走，不时有水滩挡路行进很不顺利。
1948年12月20日凌晨，我们三个年青人，还穿着国民党西安集中营的囚衣，准备从陕西兴平县南的张耳渡口渡过渭河。我们是18日夜在西安城南的南樊村敌“青训队”（集中营）越狱出来的，一路上夜行晓宿，那夜在渭河滩迷了路，投宿在离兴平县张耳渡口不远的树林中一个独户人家。原打算在夜里找船渡河，过河后直趋麟游山区，脱离险境。但屋主人告诉我们，敌人在渭河沿岸戒备森严，民间船只都被集中起来，只许在白天规定时间准许摆渡，还设有“盘查哨”检查过往行人。而且还说，沿渭河北岸一带驻有敌一个师的兵力，准备对付我人民解放军可能从秦岭山口的突然出击。还说地方保甲人员到处抓壮丁。这个消息又使我们紧张起来。我们越狱后尚未摆脱危险，后面可能还有敌人的追捕，面前又遇到这样的天然屏障，眼前又是一个独户人家，我们连任何换装的可能也没有。
怎么办？如何安全渡过河去，找一临时隐蔽地方，换掉囚衣，取得合法身份，这是我们三人当时面临的生死攸关的问题。稍有考虑不周，就有重新陷入虎口的危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有去找兴平“法震小学”，见到方向知同志，由她设法才能摆脱我们眼前的险境。但是法震学校在什么地方，方向知会不会接待我们？因为以前没有什么联系，我只是从西北农学院熟人那里知道她和法震小学的大体方位，但当时除了这条路外，没有任何办法，而且时间一刻也不能拖延。我把自己想法跟二位同行同志谈了一下，他们也同意这主张。利用早上第一班渡船从张耳渡口抢渡过河，沿渭河西进，去找法震小学。
东方尚未露明以前，我们三人就从林中农家小屋出发。此处离渡口约七八里地，据说渡船在太阳一杆高的时候才开始摆渡。我们不能迟到又不能到得过早，只有在快开船时赶到那里最合适。到后立即开船，过河后立即脱身，才免露出破绽。据此情景，我们看到天色尚早，就在林中一土壕中休息了一个时辰。当一轮红日冉冉从东方升起的时候，我们从这里出发了。
这时天空格外晴亮，我们沿河滩林中小路自东向西走着，由于焦急觉得太阳升起得缓慢。走出树林，远望渭河，远处一片白茫茫，看到西北方向的张耳渡口在那里形成一个L形弯度，渡口就在拐湾处，渡口已有人影点点，在那里聚集的人已不少，快到摆渡时候了。
（张耳渡口）
当渡口人点愈聚愈多时，我们决意向那里走去。急走到张耳渡口，渡船已上了不少人并堆放不少行李、杂物。我们上船后，走来两个穿黄军装的人，我们心里暗自吃惊，准备着不测。船开后约20分钟就渡到岸边，上岸后第一个迎接我们的是设在码头的“盘查哨”，插着一面白色三角小旗，上书三个蓝色醒目大字“盘查哨”，我们三人鼓起勇气大模大样地走了过去，未曾受到盘查，渭河这一关总算闯过。
一摆脱渡口人群，我们立即转入沿渭河平行的田间小路摸索前进。因是白天，我们穿着囚衣的青年，不断引起路人侧目而视。在途中见了学校、寺庙就问，沿途经过著名的千佛寺，近午时终于找到了草堂寺“法震小学”（西安、西北农学院我地下党联络站）。
看到“法震小学”几个大字，我们的心情立刻缓驰下来。看到身后无人，急速走进校门问明方校长办公室。见一中年妇女，身着灰棉制服，拄着双拐仗，一条腿在半空吊着。她警觉地眼光打量看我们三人。我说：“你是方校长吗？”她答道：“就是。你们有啥事？”我说“我是西北农学院王长安（地下党员）的朋友，叫白清珍，是他让我找你的。”
听到这里，她把我们三人招呼到她办公室。随即，我把我们不久前进边区途中，在永寿县泾河南岸芦家嘴，遭敌203师突击队袭击、被捕经过和我们被敌押运西安国民党“青训队”以及我们如何越狱的情况向她作了扼要介绍，并告诉她，王长安同志也同我们一起被捕，说明这些后，方校长连忙让我们到热炕上去，并派人给我们安排生活，好象到了家里一样亲热。那天午饭，她特地为我们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肉菜，这是我们被捕后近一月来的第一顿好饭，是方校长特地派人从兴平县买来的。
我把在敌狱中情况和越狱经过，沿途避过敌人的追捕和地方保甲势力的盘查，一一作了介绍。这里不仅是我们这次越狱转危为安的关键地方，也使我们对方向知同志艰苦创办“法震学校”的革命精神直接体验的地方。这些都是我们终生难忘的。方向知同志是那样开朗乐观，一条腿都残废了，还坚持办学。后来才知道，法震学校是方向知爱人、抗日烈士杨法震在山西永济“虞城战役”中壮烈牺牲，方向知用烈士抚恤金1200元在杨法震烈士故乡陕西兴平县仪空北庄创办的学校。
这次越狱共脱险逃出8名同志。是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进行的，也算是一次小胜利。我和史志德、李博学三人在法震学校休息了一天，把在敌狱中的一切紧张、忧虑、饥饿、疲劳都恢复了。第二天黎明，每人换了一套衣服，并佩戴上西北农学院校徽，又向我们原来活动地区——扶风地区进发。
六、采访手记
2014年9月7日上午，宋振生、张新利、高永科一行三人，经永寿县宋建光同志联系，参加了永寿县永太镇卢庄村委会“泾河事件”（卢庄事件）访谈会，见到了当年亲历者卢志荣（时年77岁）、卢生金（时年81岁）、卢生章、卢生发等四位老人。卢庄村委会书记、村主任等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提供了卢庄村史册页等有关资料。访谈会持续了四个小时。
（永寿县永太镇卢庄村委办公室举行“泾河事件”访谈会）
（笔者在永寿县永太镇卢庄村委会前留念）
访谈结束已到下午两点，卢志荣老人带我们来到“泾河事件”遗址——芦家嘴老窑庄。
（一）寻访机枪手
我们一行三人跟随卢志荣老人走下一条长满荒草的土坡，来到了原芦家嘴村“泾河事件”的发生地。看到靠北依崖有一排废弃的窑洞，敞开的窑口像一位老者，瞪大眼睛审视着我们。原来的村庄早已搬迁到别处去了，旧时的场院上，还有人在此耕种。
卢志荣老人指着场院东南角，向我们回忆起游击队机枪手牺牲的经过：在芦家嘴突围战斗中，敌人用机枪在崖背上面向下扫射，封锁了整个场院。在窑洞里向外突围的好多游击队队员、学生，冲出窑洞来到场院中间，又被敌人机枪火力给堵回去了。就在这时，在场院东南角的火墙（低土墙）上，我方一个机枪手快速架起机关枪，向敌人猛烈还击，把敌机枪打的没声了。趁着这个机会好多游击队队员和学生冲出窑洞，从沟下突围出去了。后来我方机枪手在火墙后观察敌情时不幸头部中弹，当场牺牲了。
卢志荣老人给我们介绍，我方游击队“机枪手”牺牲时穿一身蓝棉衣，是个大个子。第二天中午（1948年11月26日），敌203师突击队撒走后，由村上的几个老人商议了烈士的后事。卢志荣的父亲用盆端来水，用新毛巾为烈士洗去脸上的血迹。村上一位老人从家里拿来一身干净衣服，给烈士换上。大家在沟边砍了两棵小洋槐树，制做了一副简易担架，把牺牲的“机枪手”抬下沟，在半沟一块平坦地方安葬了，还给烈士烧了些纸钱。卢志荣老人领我们来到沟边，指着半沟一棵“独立树”说道：“你们看，就是那颗树。当时为了能记住安葬机枪手烈士的地方，才栽上这个树的！”
（1948年安葬“机枪手”烈士时栽的独立树）
在芦家嘴老场院沟边，卢志荣老人还对我们说道：“也不知道烈士是哪里人，这些年没有人来这里查访过，叫人心里难过得很！”在村委会访谈会上，卢生金老人讲道，他和村上几位老人还商量过，大家准备筹些钱，把牺牲的“机枪手”烈士重新安葬一下，要在坟前立个碑子，刻上“无名烈士墓”几个字。听到这些善良厚道老人们的心里话，我们一阵心酸涌上心头，无言以对。
（卢志荣老人给笔者讲述游击队机枪手牺牲和安葬经过）
我们从永寿芦家嘴返回后，去了西安后村省委三号院，访问了牟玲生副书记。向他汇报了在芦家嘴突围战斗中牺牲的“机枪手”烈士的安葬过程，并向牟副书记告知，至今无家人来此查访等情况后，他很重视此事，叫我们写份书面材料，由他转省委办理。牟副书记动情地说：“要妥善查访烈士的家乡和家人情况，对当年安葬烈士和救助我游击队伤员的芦家嘴村民，一定要感谢，而且不是一般的感谢！“牟副书记还对我们讲道，有一次他去陕北开会，返回途中顺路去了永寿芦家嘴，看了那里的地形，地况确实很特别、很险要。
（笔者访问原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牟玲生）
查访烈士“机枪手”的工作，在原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牟玲生和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安庆学以及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各位领导的关注下，由永寿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仇彥俊、张晓军等四位同志，于2015年5月8日——13日驱车行程八百余公里，走访了扶风、岐山、眉县等县党史研究室、民政局等部门，并在当地有关部门配合下，查访了芦家嘴突围战斗中牺牲的四位烈士高景星、吴振芳、武启民、李三存的家人，最后确认在芦家嘴突围战斗中牺牲的“机枪手”是岐山冯兴汉游击大队战士吴振芳（岐山县青化乡务子村人）。
烈士的家人出示了由国家民政部颁发的《吴振芳烈士证书》。并悉知，1948年11月25日吴振芳烈士牺牲后，中共岐山地下县委非常重视，于1949年2月间，由岐山县委秘密派遣岐山冯兴汉游击大队部分战士，武装护送家属从永寿县芦家嘴村沟中，将吴振芳烈士遗体“搬灵”回到岐山老家安葬。并派岐山县委副书记张云锦等同志，代表岐山县委参加了吴振芳烈士的安葬仪式和追悼会。
（吴振芳烈士证书）
2015年，时任中共永寿县委书记齐海涛、组织部潭部长非常重视支持烈士的查访工作。查访工作结束后，即派出由永寿县委党史研究室、县民政局领导带队，由永寿县永太镇党委、人大、镇政府领导陪同一行数人前往卢庄村，看望了当年在芦家嘴突围战斗中，冒着生命危险，奋不顾身，掩护青年学生突围，救助和护送我游击队伤员，安葬烈士的卢庄村村民卢志荣、卢生涛、卢志祥、卢登科、卢茂林、邵五和他们的家人。对他们当年不顾自身安危，掩护、救助、护送我游击队伤员，掩护青年学生突围的英勇事迹给予高度评价，并代表永寿县委、县政府向他们表示了衷心感谢，同时向他们发放了慰问金，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他们当年的英勇付出。
2021年12月4日，我们从卢庄村委会卢晓军来电中知悉，“泾河事件”的亲历者卢志荣、卢生金、卢生章三位老人，已于2017年相继去世了。他们纯朴、厚道、善良的音容又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当年是他们为我游击队送水、送饭，舍生忘死，带领青年学生突出重围，安葬我牺牲烈士，借此文对他们的离世表示深深地怀念！
（笔者和“泾河事件”亲历者卢生章、卢志荣、卢生金等人合影留念）
（二）袁惠民救护记
2014年9月7日下午3时左右，在“泾河事件”遗址场院的沟边，亲历者卢志荣老人曾向我们回忆起，袁惠民（时任麟游游击大队副大队长）在突围时的受伤经过。
袁队长在带队突围时，因天黑路滑，不幸摔下深沟。腰、腿受了重伤。后来他忍着巨痛，爬到沟对面的史家背坡一个空窑庄里，才躲过了敌人的搜捕。卢庄村民卢茂才在史家背坡放羊时，发现头羊受惊，便上前查看，发现有人向他抛土块，他进到空窑庄后才发现，是游击队袁队长受伤在此隐藏。卢茂才见袁队长伤势严重急需救治，便急忙赶回羊群，找来邻村一位老中医为袁队长治伤。他又回家取来饭食、开水，白天让袁队长隐藏在窑洞里，夜深人静时，把袁队长背回家中，在家中热坑上暖和，天亮前又背回原地。后来本村的卢登科、邵五、卢志祥三人也知道了此事，他们四人轮流给袁队长送吃送喝。经过半个多月疗养，他们见袁队长伤情有所好转。因怕时间长了被敌人发现， 经四人商量，决定由卢登科、邵五二人护送袁队长回麟游老家养伤。他们两人一路轮换背着袁队长，三天后才赶到袁队长麟游老家。
见到亲人被背回家，袁队长全家人十分感激，并留下他们两人，好菜、好饭招待了三天，他们两人急着回家，向袁队长和他的家人告别后，便返回了永寿。卢登科后来对家人说过，袁队长家境富裕，住的是八卦庄子（窑庄）。后来听说袁队长伤愈后，及时返回了部队。
袁队长在1958年来到芦家嘴村，他还带来两人，一同看望了当年救护过他的卢茂才、卢登科、邵五、卢志祥等人，还仔细观察了芦家嘴村的地形、他当时突围时的路线和当年养过伤的史家背坡旧窑庄。
（卢志荣老人讲述袁队长在史家背坡的救治过程）
（三）吕治国重返芦家嘴
2016年8月13日，“泾河事件”的亲历者，原乾县建委副主任吕治国老人，年近百岁，冒着酷署，率全家子孙四代三十多人，重返夕日战场“泾河事件”遗址芦家嘴，追念烈士，启教后代！
（吕冶国老人同家人在“泾河事件”遗址合影留念）
（笔者和“泾河事件”亲历者吕治国在“泾河事件”遗址合影留念）
七、写作后记
2014年7月一个酷热的下午，此时我在咸阳市图书馆二楼地方志文献室里阅读，室内安静凉爽。我在书架上偶然看到一册《解放宝鸡》党史资料丛书，当我翻阅到扶风资料篇时，看到了很多熟悉的李特生、牟富生、冯兴汉等前辈所写的回忆解放扶风时的文篇。当看到冯兴汉和我的父亲高云程回忆文章中所记载的，在永寿县“芦家嘴突围战斗”（泾河事件）中那些悲壮的战斗场面，以及从岐山县县志里获悉，冯兴汉前辈在“文革”中受迫害，于1969年1月4日投嘉陵江不幸离世的惨痛消息，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图书馆闭馆时间到了，我在图书馆前院银杏树旁遥望着北方沉思，事件中永寿“芦家嘴”到底在那里呀？此刻我忽然萌发了查访这次事件始未的想法。
（宋振生、张新利、高永科查访“泾河事件”途中在永寿乔家山留念）
在两位好友宋振生和张新利的鼓励支持下，2014年至2021年七年间，我们先后走访了咸阳市政协文史委办公室、咸阳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永寿县委党史研究室、永寿县永太镇卢庄村委会、“泾河事件”（卢庄事件）发生地、扶风县天度镇田家坪（扶、岐、麟等县赴陕甘宁边区部队集中出发地）与永寿县永太镇卢庄村“泾河事件”的亲历者卢志荣（时年77岁）、卢生金（时年81岁）、卢生发（时年73岁）、卢生章、吕冶国（时年94岁）、白清珍（时年90岁）、牟玲生（时年83岁）及亲历者的家人，交流座谈，形成了本篇文章。
在我们走访的过程中，感受到老一辈当年冒着枪林弹雨，不怕流血牺牲，为人民打天下的艰难与不易。这里要说明的是，“芦家嘴突围战斗”中负伤和被捕的83位同志，后在我党组织及时营救下，大部出狱（或成功越狱）返回原地，继续坚持地下斗争，直至解放。其余同志于1949年西安解放前夕国民党胡宗南部南逃汉中、四川时，陆续返回当地继续革命工作。
岁月如梭，光阴飞逝。“泾河事件”（卢庄事件）已经过去74年了。“芦家嘴突围战斗”的硝烟虽然早已散去，可是在芦家嘴突围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吴振芳烈士、武启民烈士、高景星烈士、李三存烈士，以及所有参加陕西永寿县“芦家嘴突围战斗”的扶风、岐山、眉县、麟游等县前辈们，志士们，历史将永记你们当年为了人民的自由、幸福和解放事业，而英勇献出自已的一腔热血的事迹，宝鸡西府地区的人民将永记你们的功绩！先烈的事迹已载入史册。先烈不朽，吾辈自强。失败固然残酷，但让我们学会了顽强！谨以本文献给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的先辈们以作纪念。
特此感谢：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宝鸡市委党史研究室、咸阳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中共永寿县委党史研究室、咸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咸阳市图书馆地方志文献室、永寿县永太镇卢庄村委会等部门提供党史资料。
在本文形成过程中还得到了原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牟玲生、中共陕西省委党校研究员白清珍、原乾县建委副主任吕治国等前辈的鼓劢与支持。咸阳市委科协副主席陈娥（曾任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科长）、陕西省永寿县宋建光、陕西省永寿县永太镇卢庄村党支部书记邵月宽、村主任李西功、报账员卢小军等提供了部分资料，陕西省扶风县天度镇下寨村薛银瑞先生对文稿倾心修改，高录科、高拴录、高宗科、成新录、薛正海给予热情接待和帮助并提供了详细历史资料等，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科陈玥副科长给予具体写作指导。在此一并表示诚挚地感谢！
由于“泾河事件”（卢庄事件）发生距今已很久远，我们通过对亲历者的访问、记录及查阅资料，尽可能还原这段历史。但由于资料匮乏，加之我们水平有限，文中出现错误、遗漏在所难免。请亲历者及家人、党史工作者，给予批评指正。
（卢庄事件纪念碑）
（永寿县渠子镇永太便民中心领导及同志清明节祭奠革命先烈）
注释：
（1）高云程（高鹏鸣）（1911.6—1989.2），陕西扶风县天度镇齐横村人，时任领导小组成员，中共西府地委地下交通员，负责政治思想工作。建国后曾任中共宝鸡专署公安处总务科长，武功县人民政府委员、财政科科长，永寿县商业局第一副局长，乾县商业局局长兼党总支书记，乾县税务局局长，乾县总工会主席等职。1982年离休，1989年逝世，享年78岁。
（2）白清珍（1924— ），陕西扶风法门镇齐村人。时任领导小组成员、中共扶风地下县委宣传部长。建国后曾任中共扶风县委宣传部长、宝鸡市委宣传部长、陕西省委党校（校刊）研究员等职。
（3）柏少英，陕西麟游县澄铭窑岭西人，领导小组组长，中共麟游地下县委副书记兼麟游游击大队政委。建国后曾任中共乾县县委书记、中央监委审批科副科长、甘肃省平凉地区农工部长、宝鸡市政协负责人。1985年逝世，享年91岁。
（4）赵杰，陕西麟游县洪泉人。时任领导小组成员、麟游游击大队大队长。建国后曾任麟游县副县长、县委书记、陕西煤矿设计院处长等职。
（5）袁惠民，陕西麟游县常丰乡袁家人。时任领导小组成员、麟游游击大队副大队长，建国后曾任延安姚家坡农场场长、陕西省公安厅顾问等职。
（6）牟玲生（1931— 2024），陕西扶风县天度镇坊村人，时任扶风县共青团团支部书记。解放后历任凤翔县团委书记、团省委部长，陕西省委政研室研究员、共青团陕西省委副书记、延安宜川县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延安地区常委、陕西省委政研室副主任、省直机关党委副书记、省委秘书长、陕西省委常委、副书记、省人大副主住等职。
（7）冯兴汉（1905—1969），曾用名：左臣、银学，陕西岐山县京当乡上冯家人，时任领导小组成员、岐山冯兴汉游击大队大队长。解放后曾任中共岐山县大队副大队长，后任中共凤县县大队大队长、武装部副部长、县供销社主任、新华书店经理等职。
（8）王伟章（1920.5—2013.12），陕西淳化县千家乡西凤岭寺人。领导小组副组长、岐山县解放委员会主任（县长）兼岐山冯兴汉游击大队教导员。建国后曾任共青团宝鸡地委书记，陕西省农工部处长，淳化、礼泉、旬邑等县县委书记，咸阳市中级法院院长兼公、检、法党组书记、政法委书记等职。1983年离休，2013年12月17日逝世，享年94岁。
（9）康令志，时任中共岐山县地下工委副书记，领导小组成员。
（10）吕治国（1921.8— ），陕西麟游县桑树原人。时任领导小组成员，麟游游击大队中队长。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彬县军分区独八团二营五连连长、麟游县公安队长、武装部军事股长、乾县兵役局局长、中共乾县漠西公社党委书记、乾县城建局局长、乾县建委副主任，1985年离休。
（11）焦宏仁，永寿县渠子镇下芦堡人。时任领导小组成员、部队向导、永寿宁太游击队队员。解放后在永寿县供销社工作。
（12）吴振芳（1908.3—1948.11）岐山县青化乡务子村人，1948年9月参加革命，同年11月25日于在永寿县芦家嘴突围战斗中牺牲，时年40岁。
（13）武启民（生年不详—1948.11）陕西眉县人，中共党员，曾任眉县游击队党支部书记。1948年11月25日在永寿县芦家嘴突围战斗中牺牲。
（14）高景星（1917.10—1948.11）陕西扶风县法门镇宝㟷村人，中共党员，1948年1月参加革命，系扶风游击队队员。1948年11月25日在永寿县芦家嘴突围战斗中牺牲，时年31岁。
（15）李三存（生年不详—1948.11）陕西岐山县人，眉县游击队队员，1948年11月25日在永寿县芦家嘴突围战斗中牺牲。
（16）本文资料图片由张新利（咸阳市社会福利院）、宋振生（咸阳市交通局）拍摄。
作者简介
高永科，陕西扶风人，退休职工。爱读书、喜文字。作品散见于《陕毛一厂报》及《扶风微传媒》、《都市头条》、《家在永寿》等网络平台。
宋振生，陕西省永寿县人，咸阳市交通局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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