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怀明
1960年7 月，我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安排到现代文学教研组工作，系里即派我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组师从唐弢进修，任务是参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为期两年。
9月6日，我扛着行李前去报到，当即受到热情接待。有的去给我安排住处，有的去给我办伙食。正在这时，走过来一位50岁上下的先生，穿一身灰制服，虽然已近乎白色，但很整洁。他面带微笑，看见我守着行李，背着个大书包，就问：“新来的吗？从哪儿来的？”我回答说：“师大，进修来的。”他说：“噢，现代文学组的，你是第三个报到的。”接着就问我跟办公室联系了没有，住处有了没有，并要拉着我去办理。我说联系好了，正在办理。我问：“先生贵姓？”他说：“唐。”我高兴地说：“知道了，是唐弢同志。”
来进修的同志除我之外，还有吉林大学、长春师院、南京师院、云南省作协、昆明师院的同志。我深感自己理论水平低，专业知识浅薄，特别需要刻苦读书，认真钻研，发奋图强。
那时，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出版不久，樊骏是现代文学组的大笔杆子，写了篇评论《创业史》的文章，全组开会进行研讨。在会议结束时，唐弢总结说，我们写论文，要总结的深，概括的高，就要既要钻进去，又要突出来，不能就事论事。一篇评论文章，要以理论为线索，把全篇贯穿起来，一条线贯穿到底。对立面要非常明确，贯彻始终。当然，这个对立面不一定明确提出，但针对什么而发，在思想上应该明确。评《创业史》，要唤起全部知识，如《山乡巨变》、《三里湾》等，才能总结得深，概括得高。
鉴于1958年教育革命中受“左”的错误的影响，片面强调“革命性”，忽视科学性，许多学术带头人被斥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教材编写缺乏适当的主持人，因此质量普遍很低。1959年底，全国文化工作会议向中央书记处汇报高等学校的教材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何其芳所长领导下的文学研究所决定依靠所内雄厚的学术力量，撰写两本著作：《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并且要求勇于提出自己的创见。1960年9、10月间，党中央正式决定编选大学文科教材，并向周扬下达任务，限期解决文科教材问题。文学所的上述计划就成了文科教材的组成部分。
何其芳对我们说，古典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在体制上大同小异，要求比北京大学编写的文学史科学些、精炼些。
所谓科学些，包括这样几个基本要求：一、史实叙述准确；二、文艺论争、文艺思想斗争、文艺运动、文学现象论断正确，作家作品评价恰当，体例章节安排适当；三、总结经验，找出规律，这一条对现代文学史特别重要，可直接指导今天的创作。
所谓精炼些，即是：一、内容选择问题：什么样的作家作品入选，要有个标准。如民歌民谣，就应选内容好，有艺术价值，确实发生过影响的。要从文学史的角度出发，在文学史上发生过作用的才选。文学史不是文学大全。二、文字表达问题。
总之，要求叙述准确，论断正确，总结经验，找出规律，内容充实，文字精炼。
为此，一、关键问题是充分占有材料；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反对从概念出发。多花功夫，反复思考，多研究，才能认识事物。也就是毛主席主张的，了解情况，理论指导，得出事物固有的结论。二、反复修改。要看现有的文学史、研究文章、争论文章，可以启发我们去思考一些问题；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要多花劳动。这样，质量就会高些。
他一再强调要占有材料多思考。他说，要看完作家所有的作品，看前人的评论，摸清哪些问题引起过争论，哪些问题尚未解决，才能有所创见，写出有创见的学术著作。他还说，占有材料后还要多思考，要有充足的时间才能想清楚。当然也要发挥集体的力量。每次修改达到什么目的，达到什么要求，怎么做，要明确。每改一次，才能提高一步。
他还说，对作家作品的概括，要连贯清楚，不要太琐碎，不要偏激，要使读过作品的人感到熟悉，使未读过作品的人留下深刻印象；引用别人的话要有我们的立场观点，不要有陈旧的观点；对作家作品评价要实事求是，不武断，特别是对有毛病的作家，叙述内容的安排上要注意适当，既要指出问题，又要给人留下好的印象。
在唐弢主持下，我们就现代文学史编写的目的和任务、思想斗争的教训和问题、文学运动的经验和规律、作家思想的发展道路、创作成就、文学的分期等问题，以及当前教材中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讨论。
唐弢说，大跃进以来写的现代文学史的主要问题，就是理论与实际如何结合的问题，就是对文艺运动、文学创作、作家作品、思想斗争如何进行历史评价的问题，以及如何总结经验、总结规律的问题。文学发展的道路要总结，要放在历史的地位去考察。比如，对胡适、周作人等人的贡献和问题，都要放在历史的叙述中去论述。北大的文学史最后设个专章来批判，我不赞成这样做。
他说，请当时人谈那时的历史背景对我们了解文艺斗争有很大的好处。要了解文艺斗争、文学运动，就得看杂志，看有哪些重要的文章，重要的文学作品。看杂志可以看出时代气氛。大量的历史事实反映出时代特色和时代气氛。不了解五四时期的沉闷空气，就无法理解狂人的呐喊、女神的叛逆，同样也无法理解五四运动退潮后的人们的苦闷和荒漠之感。
他还就写史要有对立面的问题，现代文学的分期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政治上有大的变化，文学上变化就大，所以文学史的发展可以分期。
他强调观点和材料的统一、论和史的结合。他说，写文学史要客观叙述，观点倾向要表现在客观叙述之中。要通过客观叙述多方启发引导人家同意你的观点，要通过材料、生活、发展过程去说服人。北大的文学史却是先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两结合的理论，然后硬去找两结合的规律，这种做法是不对的。规律要从客观的叙述中去找，写出了特点，规律就出来了。应该从材料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
当然，客观叙述不等于客观主义。没有观点的文学史是无用的文学史。马列主义的大框框要有，即使是毛主席对某一事物的具体论述，也要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体的一部分来理解，还是应从材料出发来理解，否则，你的看法也会与毛主席有距离。
方向解决后，要解决方法问题。方法不解决，也可能转化为方向问题。
唐弢对大家研究的问题，适当作了点分工，我的任务是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我先和几位同志跑了几家图书馆，搞完现代文学目录索引以后，就开始集中精力阅读《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甲寅》、《学衡》、《语丝》等杂志，以及鲁迅、郭沫若等作家在五四时期的作品，阅读已出版的一些现代文学史，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研究天地之中。
唐弢找我谈话，叫我不要自卑，要大胆地干。我想，自卑倒还没有，只是觉得自己知识太少，有一股强烈的改变现状的冲劲，恨不得一口把自己吃成一个知识的胖子。我的苦恼是怎样提高学习效率，怎样有条不紊、扎扎实实掌握知识，怎样通过深入一个点看一部史，融会贯通，触类旁通。唯有奋发努力！
当时我国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所里不少同志患了浮肿病。同一宿舍的同志见我每天早出晚归，休息太少，叫我注意身体。所里领导上对我也很关心。我的棉衣破旧不堪，本打算买件新的，但响应党的号召把发的布票全交了上去，穿件补着深色兰边的退了色的棉衣过冬，领导上就借给了我一件出差公用的皮大衣穿，书记王平凡还特意补好绒裤要供我使用。
到文学所进修这些天来，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这里的学术气氛特别浓，实事求是的学风特别好。大家都在老老实实、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做学问，没有一点喧哗之声，浮躁之气。讨论问题，都很注意让事实说话，细致说理，力求客观全面，避免简单粗暴。
简单片面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通病。我们拟定的大纲中有“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一节，原来的题名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何其芳看了以后觉得这样标出太直接，应另换一个提法。开始，我们几个来进修的同志都不以为然，认为这样虽然直接了些，但是观点鲜明，与资产阶级观点针锋相对。后来，只是在“无产阶级”后面加了“思想”二字，至于“无产阶级”四个字，那是千万少不得的，仿佛去掉了它，就没有了“革命性”，就会犯“右”的错误。
通过这些天来系统地阅读《新青年》杂志，再来思考五四文学革命的领导问题，我深深感到，何其芳的意见是正确的，不是他“右”了，而是我们“左”了。五四文学革命时党还没有成立，当然谈不上党的领导。从当时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身上，也看不出什么“无产阶级思想”。后来一些早期的共产党人的活动和影响，主要也是在政治方面，对文艺的发展影响非常有限。只要我们不是从固有的概念出发去硬套，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从材料出发，就不会得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五四文学革命”那样的结论。我们的那种不符合实际的认识，其实并不是革命性的表现，而是一种丧失科学性的盲目的行为。
1961年4月11日至25日，高等学校文科与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12日，周扬在会上作长篇讲话，总结1958年教育革命的经验，就文科教学中的几个关系问题和教材编选方针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周扬的这个讲话，以及其它一些讲话，我们都及时听到了传达。与此同时，我们还听了几个学术报告，如唐弢讲如何写作，候外庐讲如何做学问、何其芳讲如何进行科学研究。他们现身说法，其科学态度、治学精神、研究经验、学术风范，都使我深受教益。 1961年5月初，高教部想让文学所和北京师大合作编写现代文学史，8月底完成，供下半年开学使用。周扬在同唐弢等人的谈话中，希望很快编出一部文学史应付下学期对教材的急需，对这学史要求不高，只要求以现有文学史中公认较好的一本为底子，吸收其它本的长处，并根据各本所提供的材料范围，作一次审查订正推敲，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强革命性和科学性。周扬也希望有一部较好的文学史出世，对原材料重新摸一次，搞出一部观点稳妥，材料丰富的文学史。
何其芳不同意与师大合作，唐弢也不同意，觉得这样一来等于借兵给别人用，到了来所里拟编写的现代文学史还得重新再搞。商量结果是唐弢负责写鲁迅部分，其他由北京师大负责编写，唐弢只去做三次指导。
组里同志已写完论点提纲，有的已写出部分初稿，唐弢从中发现了一些问题。5月20日，他召集全组开会讨论。他说，考虑问题要具体，不能抽象。
一个是点。作家和作家的代表性作品都是点。文学史要写作家作品。写作品的目的，是为了写作家。好的大纲就是通过作品把作家的思想面貌写出来。如田汉，从他思想创作发展的三个阶段都找出一部代表作，最能反映他的思想精神面貌、艺术风格，抓住了作品的特点，就能写出作家的特点。点的重点在作家，有了点就有了特色。郁达夫“始终忠实于五四精神”，这是他的最大特点。既反映了他的优点，也反映了他的局限，抓住了这一点，他的特点就出来了。
一个是面。瞿秋白在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建设上的贡献，写出了面，点面结合较好。就材料而言，没有超出文集，但看了当时的刊物，对当时马列主义水平摸清了。如在对文艺的社会作用的认识上，当时启蒙主义把文艺作用强调过分，而秋白就头脑清醒，比较正确地处理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高出于一般水平。这样点面结合，水涨船高，点就更突出来了。
一个是线。线的问题就是史的问题。作家作品凡是在当时起过作用的，在全部历史中就有作用。段写出来了，才有了总的发展线索。这很重要，只有写好段，才能有总的线。何为线？每个作家本身的发展有个线，文学史本身的发展也有个线。点面线结合，才成为史。
再就是引文的问题。写作家作品要善于抓住特点，抓住其重要的东西。如夏衍剧作的特点是平林淡月，淡中有浓，布局干净。如果历史上已有定评，就可引用。这定评有思想方面的，也有艺术方面的。如“我手写我口”，“笔锋常带感情”等，他们的主张正是他们在创作上的特色。章太炎再骂梁启超，梁的文章也有人看，有那么大的影响，就是因为他“笔锋常带感情”。如果别人讲的特点对，就可以引用。小说中的话也可以引用。但需是最重要、最切要的话。这样的话一引，往往再稍说几句就很圆满，要避免长篇大论的论述，那样反而不易说清。
5月31日，唐弢再次同我们谈文学史编写中的点面线结合问题。他说，周扬同志谈了对现代文学史编写的要求，对高教部教材编写小组所拟的现代文学史结构的意见，特别强调历史的贯穿性，强调客观叙述历史的发展过程，给作家作品历史的评价。唐弢说，周扬主张只鲁迅、郭沫若、茅盾三个人立专章，其他作家一律不在章节上出现名字，和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但他比我们更进了一步，要求对当时的全貌有更全面的了解，有更高的概括能力，强调历史的贯穿性，历史地位的评价，更便于看到面，看到线，总结规律。对点的问题，周扬同志讲得较少，但不是不要写点。
周扬同志的意见，其基本精神就是点面线的结合问题，就是把作家放在历史地位中去讲，从作家与时代（面）的关系，看他的作用。点离不开面，有点有面才成为史。点就是作家和作品，主要应放在作家上；对作家和作品的评价构成面。列为专章的作家是因为他太伟大，作品太丰富，不列为专章讲不充分，但绝不能从面游离出来。周扬同志竭力反对把作家作品孤立起来，不要把文学史变成作家作品论，要防止苏联文学史的那种做法。所以他主张即使在鲁迅专章，也应在鲁迅前面冠一个形容词，表现出其时代特色。这是周扬同志意见的基本精神。
唐弢这次特别强调了点的重要。他说点与点不同。作家作品反映时代，反映面的方法和成果不同，了解点就是为了了解面。如五四精神就是贯穿在那个时代的作家作品中，那个时代的作家有共同的地方，这就是面。如鲁迅、郭沫若，反帝反封、鼓吹反抗、个性解放、民主精神，这是他们共同的，但是两人又很不一样，出身、教养、经历、思想感情、精神气质不同。因此，点与点不同。文学史既要写出共同点来，即面来，也要写出不同风格来，即点来。只有面，没有点，笼笼统统，就不成其为史；同与不同写出来了，才是一部好的文学史。点就是风格，包括思想风格，艺术风格。一定要重视写好点，一定不能放松点。只是在考虑点时，不要忘掉面。
他还说，章节安排体现对文学史的看法。但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材料摸得多，摸得透，在于认识的深度和概括的高度。只有这步工作做好了，才能写出一部从内容到形式使人感到“耳目一新”的文学史。
1961年6月5日，唐弢突然让我去西安查阅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延安出版的刊物和书籍，明天就动身，和古典文学组陈翔鹤先生及其秘书一起去。他们是去西北大学组稿。那时陈是《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主编。
走前，我去见唐弢。他对我说，我想用你，本来编五四以来散文杂文选就想找你做我的助手，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找好了人，这事就算了。这次派你去西安搞资料，不应看作是另眼看重。你去我放心。你同他们一起去，生活上也方便些。
在西安工作很紧张。10天中除去路上两天半，星期天休息，星期三是政治学习时间，机关学校都不办公，工作时间实际上只有5天。5天之中，出入省委宣传部数次，开介绍信，先后跑了作协、剧协、省档案馆、省图书馆、革命历史展览馆、西北大学、陕西师大、省委党校等处，翻阅书刊，做目录内容提要卡片，以便将来使用时进行拍照或调出。
查找到的资料，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解放区出版的刊物。最多的是《中国文化》。文学所没有这个刊物，北京也很少，是这次最大的收获。此外尚有一本《谷雨》，近10期《文学战线》，全部《群众文艺》，还有《劳动文艺》等数种。二是解放区的创作。有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4种版本；《白毛女》抗战版，还有不少戏剧创作小丛书；最重要的是《和王实味的斗争》一书，麻纸，无封面，计36页，内有《和王实味斗争的经过与收获》（中央研究院各研究室关于反王实味斗争的检讨会的总结）、《中央研究院关于反王实味斗争的总结》及根据中央研究院揭发的材料、王实味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的《王实味反革命反党的思想及其活动》。三是抗战时期重要期刊杂志，如王鲁彦等主编的《文艺阵地》等，都作了简略的记录。四是抗战时期的书目，有不少书名是过去未曾见到的，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1961年7月6日，全组开会讨论北师大现代文学史编写组的结构提纲，并结合我们拟的方案，取长补短，制定出一个能够更好地体现周扬意见的章节安排。
1961年7月26日，我和许志英继续到唐弢家中去看解放前的杂志。我们俩已经来过好几次了，主要是看《白露》、《文学周报》、《弥灑》、《浅草》、《每周评论》、《先驱》、《国民》等。
唐弢今天在家。他因为要给《红旗》杂志赶写一篇稿子，今天没有去参加中宣部正在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
唐弢对我们说，座谈会主要是讨论“文艺十条”，中心问题是解决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他在小组会上结合鲁迅的看法，谈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不少人都说很好，随后又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周扬让他写篇纪念鲁迅的文章，即使《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再推迟一半个月，也应关起门来先写这篇文章。《文艺报》也抓他写纪念鲁迅的文章，《红旗》杂志则早就约了，听了他在这次会上的发言，又一次来催稿。给党刊写文章是党员的义务，怎么好推掉呢？于是，只好牺牲几次参加座谈会的讨论，回家关起门来写这篇文章了。
唐弢给我们把杂志送了出来，有《泰东》、《新中国》、《甲寅月刊》，并给我们送来暖水瓶，说：“有事敲门。”然后，就关上门写他的文章去了。
时间过得真快，近6点时，我们将看完的杂志送还唐弢。他站在门边相送，还处于写作的兴奋状态中的他，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了一通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情形。他说，座谈会很厉害，批评很尖锐，不下于1957年的鸣放。参加会议的党内外人士各占一半，周扬同志叫大家大胆讲话，保证“三不”批判。周扬说文艺为政治服务是个十分广阔的领域，现在把文艺为政治服务理解得太狭窄。唐弢说，鲁迅曾批评过一篇创作，这篇创作说一个人给孩子切西瓜吃，口里说着：“中国就像这样被瓜分了”。吃西瓜本来是件愉快的事，这样反而弄得索然无趣了。只知生硬地为政治服务，不知吃了西瓜，痛痛快快，精神振作地去工作，这就是为政治服务。他说，周扬对他说“文艺十条”是“防御性”的，你写的这篇文章应该是“进攻性”的，就是要向简单化、向“左”的东西“进攻”！
唐弢为他这几天没能参加座谈会深表惋惜。他说，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出要学习马列主义，学习历史，学习社会。我们就是应该向社会学习，熟悉各个阶级，懂得他们在各个时期的思想感情的变化，这样创作和批评才不会简单化。明天座谈会是总结会，我非去不可。
唐弢是个热情洋溢、激情澎湃的人，说起话来就收不住。他说得起劲，我们听得来神，不觉已是6点半了，他该用餐了。他抱歉地说，好几天没到所里去了，很惦念组里的工作和同志们。
在这前后，我们听了周扬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传达，学习了“文艺十条”，我都认真做了摘记。毛星、戈宝权参加座谈会回来后，向全所作了关于座谈会情况的报告。我感到，这确实是一次认真清理文艺工作中“左”的思想影响、纠正“左”的错误的会议。后来，我们又听了周恩来在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周恩来和陈毅在剧作家、儿童作家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传达。所有这些讲话、文件和报告，都使我们茅塞顿开，欢欣鼓舞，深受教育。
8月16日，全组正在传阅北师大拟定的现代文学史大纲。他们还有一部分大纲没有送来，我托人带信转达唐弢从天津来信意见，说全组现正在阅读大纲，在小组内征求意见，准备将来大组讨论时再请他们前来参加。尚缺的部分大纲，望尽快送来。关于唐弢编选的散文杂文选，亦望尽快能将各个阶段入选的作家先列出一个名单，入选篇目，可以后再定。
我写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初稿，正在送组内同志征求意见。
9月中旬，根据周扬的意见，决定我们这里的教材编写工作同高教部的北师大那摊子合并，并从全国各地高校调集精兵强将，组成现代文学史编写组。唐弢不得不放弃初衷，服从组织的安排，承担起现代文学史统编教材主编的重任。参加者有北京师范大学陈灿（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李文保、杨占升、张恩和、蔡清富、吕启祥、陈子艾，北京大学王瑶、严家炎，武汉大学刘绶松，山东大学刘泮溪，厦门大学万平近，华中师范学院黄曼君。文学研究所派出路坎、樊骏、吴子敏、许志英、徐廼翔参加。他们将集中于中央党校。唐弢决定，我们来进修的同志全部留在所里读书，搞论争资料，各自研究一个专题，他每半月回来一次进行指导。他还说，必要时还要叫我去帮忙，希望我不要说忙于读书而推托。我说当然不会那样。
唐弢不知怎么知道我已写出了《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一节，他的秘书马靖云从党校回来，让我明天下去劳动前把初稿留下，说唐弢要看看，让党校那边编书的同志参考参考。我说不行，前面改得很乱，后半截还没改完，还是等我参加完抢收抢种回来后再送为妥。
1961年10月9日，樊骏等几位同志上中央党校集中。我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托许志英代我送交唐弢。
没想到，唐弢看得非常之快。只隔了一天，马靖云从党校回来，就把稿子退我，并附有唐弢写给我的一封短信。他在信中首先说，这一节“写得很好，写法合于文学史的要求，从叙述中带出观点。新见解和新材料虽然不多，但大体稳妥。”接着又说：“如果绪论回顾到较大的面，第一节从文化文学开始，也比较恰当。”还说，某些地方还有点重复，要更精练一些，某些重要地方如能更突出一些、鲜明一些就更好。遵照他的意见，我又作了一点修改，就送打字室打印去了。我为这篇稿子能送教材编写组的同志参考而感到高兴，作为一只麻雀，让大家解剖，对自己的提高助莫大焉。
此后，唐弢坐镇党校，忙于编写教材，我们就不大容易见到他了。但他心中还是挂念着我们，周扬有什么关于文科教材方面的讲话和意见，或是其他领导同志有什么主张和看法，他都及时回来给我们传达。他还让我们前去参加教材编写讨论会，听取那些全国顶端学者的意见，那可是难得的学习机会啊！
1962年6月间，他从上海市招收研究生回来，同我们谈到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情况。他非常直率地说，一是吸收研究成果不够。吸收科研成果不够，主观原因是读书太少，真正科研成果没有摸透。客观方面的困难是学术界理论问题没有充分讨论，没有统一的意见。二是史与论的结合不够好。材料不充足，有的未发现，现有的也未看完。搞创作、搞理论都要有感情，春秋笔法不是客观叙述，叙述中自带感情。周扬说：“有论无史”是现在编成的教科书的通病，总的倾向还是简单化。写法上也有问题。“由此可见”，不是叙述的笔法，不是春秋笔法。反面意见不敢摊开，正面意见也阐述无力，没有充分的论证。切忌引人家的话来为自己服务，又曲解了愿意。写文学史要把事情先交待清楚，要设想人家不知道，或知道得很少，须先交待清楚，再下结论。写文章也要如此。三是文化面没有铺开。这是个大问题，向来不为人们所注意。这有待整个学术水平的提高，才能拉开。从文化面出发谈文学史，才能谈得深，谈得对。我是“宽”派，根本问题还是要摸清材料，才能站得住，看得清。四是历史主义观点不够。阶级观点不是抽象的，一定要放在历史发展之中去表现，不然就是空的。意识形态中的许多东西并不全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有许多东西是统治阶级中的人创造的，他们有很大的贡献。不能把人看得简单化，不能把意识形态发展看得简单化。
看得出，唐弢对现代文学史编写的要求和标准是很高的，是有他自己的一些独到的想法和见解的，目前教材编写的状况离他的目标和期望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最终能否完全如他所愿，谁知道呢？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进修就要结束了。
1962年6月29日，何其芳在他的“何寓书屋”接见了我们来进修的同志，作临别答疑。他讲了五个问题：一是五四文学革命是谁领导的问题，二是新诗和他的诗见，三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四是对《十年文学》一书的看法，五是关于典型问题。
7月2日，唐弢同我们作临别答问。他主要讲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阿Q典型问题，二是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问题，三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四是生活和创作方法的关系问题，五是小说《短裤党》问题，六是瞿秋白的《在荒漠里》，七是鲁迅受外国文学影响问题，八是左联的创作理论和实践问题。接着，组里同志对我们几位进修同志的优缺点进行了点评。唐弢最后说，同志们很用功，很刻苦，但与这样刻苦相比，进展不大，责任在我。回去后，一是要谦虚。先听清人家的意见，平心静气地和人家谈清问题，说清看法，别以为自己比别人高。二是对理论问题要抓，要有韧性，不气馁。我是靠瞎摸，初中毕业，就是碰钉子碰出来的。碰过钉子，反复达到的成果，比较容易巩固。我碰了不少钉子。我13岁学写旧诗，作了叫老师看，老师说：“不要看写旧诗那么容易啊！”过了几年写了又送去，老师说：“还行。”所以说，要锲而不舍，不要气馁。三是学马恩著作不仅要学其结论，拿来应用，还要学习他们的思想方法，学习他们怎样在复杂的现象里找出规律，得出结论。思想方法是个百宝箱。他还说，何其芳踏踏实实做学问的精神，在全北京市有名，都知道何其芳写文章要看很多材料，非常认真。我写文章引用马恩的译文，他都要我对照一下原文。文学所的学风文风就是踏实、严肃、认真。他还对我们一些进修同志的缺点提出批评，三言两语，切中要害。他说我的缺点是不善于处理一些复杂的环境，直线一些。真可谓一语破的！
在文学所师从唐弢进修两年，最大的收获就是培养了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精神。要占有大量的材料，从材料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从本本出发，从原则出发。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学风在思想深处的确立，为自己今后的思想和行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它将使自己终生受用不尽。
在我行将离开文学所的时候，他对我说，你还是会写文章的，他想把我留下来，在他身边工作，我当然非常乐意。可是他向北师大提出，北师大不同意。我受做“党的驯服工具”的教育和影响太深，也没有去找有关领导做那怕一点点争取留下来的努力。这样，我就失去了一次十分难得的跟随恩师学习、工作的机会。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求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回师大以后，就明显地感受到了这种政治气候的变化，曾几何时，阶级斗争这根弦又紧绷起来了。
那时，我担任两个班的政治辅导员，学生们要办个墙报，叫《红浪》，我支持，他们让我写几句祝贺的话，我随手就写道：“红浪滚滚来，朋辈笑开怀，祝尔东流去，浩荡归大海。”待墙报贴出来一看，同时还贴有钟敬文先生给他们写的一篇较长点的鼓励的话。学生们事先谁都没有给我提起过这件事，我看了感到很不自在，心想自己是个年轻教师，跟老一辈、大权威并列不妥。这时，系党总支副书记找我谈话了，批评我说：“你同什么人站在一起了？！”我知道钟先生在1957年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前几年已经“摘帽”，我想既然已经“摘帽”，回到人民队伍中来了，那就是说他已经不再是右派分子了。我说：“他不是已经摘帽了吗？”他说：“摘帽右派也是右派！”我无话可说。在他看来，学生找钟先生题词是完全错误的，批评我同右派站在了一起，也就是批评学生们也同右派站在了一起，作为政治辅导员，这可是丧失阶级立场和阶级斗争观念的政治错误啊！
还有一事，正当我讲完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读，集中精力准备下学期在本系开讲中国现代文学史之时，一位系副主任和现代文学组党支部书记商定，既不和教研组其他同志通气，也不向我透露，突然在系里宣布将我调到写作组教研组工作。现代文学组大哗，多位讲师和青年骨干教师纷纷找系里提意见，表示强烈反对，系领导最后只好作罢。我当然想不通，不知为何突然有此变故。我没有去找领导，领导也没有找我。但由此我却落下了一个罪名：“不听党的话了”。在1964年7月我被选调中宣部离开师大的鉴定会上，主持会议的党支部书记批评我说：“当学生时，听党的话，很朴实，任劳任怨，前几年在文学所那样的环境下受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变化很大，不听党的话了。”又说：“对学生墙报和文学所专家，都应作阶级分析。唐弢虽然是党员专家，可他是个新党员，旧知识分子的残余的东西是不是完全无产阶级化了，头脑要清醒。对他的指导，他提的意见要分析。他老说我们头脑简单，要我们头脑复杂一些，这是错误的。”好厉害！“不听党的话了”，帽子不小！说唐弢身上存在“旧知识分子的残余的东西”，可是唐弢对此人对他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却甚感不爽，曾对我说：“你就不会像你们那位同志那样，会来那个。”不知道谁身上“旧知识分子的残余的东西”多。我也不知道唐弢批评我们“简单化”错在哪里，更不知道我“在文学所那样的环境下”，“受到”了什么“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只觉得在那里感受到了党组织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温暖，看到了师生之间、同志之间的友爱、互助和团结，体味到了文学所非常认真的刻苦钻研的学术氛围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学风。
很快，由于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激烈展开，现代文学史的编写被迫中止。很快，“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戈命”席卷全国，中宣部被“彻底砸烂”，周扬被诬为“文艺黑线”的“总代表”被关进了监狱，包括何其芳、唐弢等在内的“黑线”人物均被打翻在地。直到“文革”结束，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才在1978年秋重新启动；待到出书，已是1979年和1980年的事情了。
粉碎“四人帮”后，文学所现代组的同志曾有意拉我回去重操旧业，我以荒疏太久，未敢应命。
离开文学所后20多年中，我从末与唐弢吾师见面。 唯一的一次相会是在1988年全国第五次文代会上。会上有项议程是征求对《中共中央关于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的意见，我作为文件的起草者和组织者参加会议，刚报到，看见代表名单上他的名字，便立即登门拜访。久别重逢，相聚甚欢，自有说不完的话，从历史到现实，我们谈了很长时间。想不到这次相见竟是与他最后一次会面。
有些人，本来同大名人没有什么关系，却也能想方设法拉上关系，“包装”自己，利用关系，直上云霄。而我却是同不少大名人有关系，甚至相当不错的关系，却不去维持和发展这种关系，为自己谋点好处。天生就这么傻，就这德性，不可救药，没有出息！
我虽然早已离开了曾经钟爱的现代文学这门学科，但依旧难以忘怀。应组织之命在周扬住处编他的文集，有机会与他接触、交谈，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退休多年后写出《如烟如火话周扬》，不意被评为2008年《中华读书报》年度图书100佳，排名第 61，评语说：“在周扬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出版的这本著作，以周扬的文艺活动为主线，全面呈现了周扬波澜壮阔的一生。凡有争议处，作者都把不同的意见展示出来；凡是有疑点处，亦尽量考证清楚。作者在评述时，不溢美，也不隐恶，力求公正客观，向世人展现出一个真实的、生动的、没有扭曲的和没有矫饰的周扬。”拙著在写法上得益于唐弢以致周扬的教诲，也可以算是对他们的培养教育之恩的一个报答吧。
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总是在曲折中前进的。人的一生就像一部跌宕起伏、五味杂陈、五彩斑斓的交响乐。重要的是，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意气昂扬，奋发向上，脚踏实地，求真务实，不断反思，不断超越。
2009年11月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