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中苏边境会晤
二十九连是林业连,只有四十亩小麦,一个棒劳力每天能割一亩地,四十个农工一天就割完了,新来的知青只能算“半拉子”甚至连半拉子都不算,九十个人割了三天,这就是代连长没向团部请收割机的原因——林业连进入了“夏闲”,树既不能伐也不能种甚至火情等级最低,就得多给知青们找点活,给这些娇生惯养的人打下个吃苦耐劳的底子。麦子割完接着就种大豆,也用土法,人工起垄连牛马都不使,施肥、点种,覆土,又干了五天,以后还会有三铲四趟(tāng),全用镐头、锄头和靰鞡——一种胶底棉鞋,种地时用在垅台上踩坑,这得三个人一行,前边的人用鞋踩坑、中间的人用手下种、后边的人用鞋盖土——鞋也是工具,和几千年前的生产方式一样,这才是农活的基本功,使现代农机的人也得会,好让大城市来的孩子体会当年农垦人开荒的艰难,大米白面不要票管够来之不易。
兵团没有星期天,一切按农时,割完麦子因为下雨歇了五天,种完大豆又是三连休,知青们就洗衣服、理发、打篮球、钓鱼——这是男生;去师部照相、看病、买卫生用品、买毛线织毛衣——这是女生,大家统一做的事情是写信,杜甫有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他们已经离家一个多月,给家里的信不知道写了多少寄了多少却没见到一封来信,让他们的心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没着没落的。
“李副指导员,咋师部总没信来呢?”三排一班的班副王玉苹找到她的前班长李向阳问。
李向阳让王玉苹在办公室坐,说:“最近的‘抢收抢种大会战’你们班的表现不错,你和冯国庆都带了个好头。就是得想法让农闲不闲——找事干。咱们的信得由北京到省到市再到师部,然后再分捡到各团各连,信少了不值得送,也就攒下了,你都给谁写信呀?”最近风传她和冯国庆好,兵团要求知青二十五岁之前不能谈恋爱。
王玉苹正好想向李向阳解释,她怎么会看上冯国庆呢?一个整天抠赫哲语的呆子,说:“我们班数我写信少,女生们大多给父母写信,男生们也许会给女生写信,有的天天见还传纸条,你说多有意思?”
李向阳看看王玉苹,在学校时他并没太注意她——她学习一般长得也不漂亮,可下到兵团他才发现她个子高、体型好,脸上有股英武气,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虽然兵团提倡晚恋晚婚晚育,谁能等到七年之后才谈恋爱?不先下手为强就晚了。问:“咱们班谁的俄语最好?江对面总来‘照会’,那边的赫哲族要会会咱们这边的赫哲族,师长的意思:朋友来了有美酒,强盗来了有猎枪,别看边境紧张,咱们是礼仪之邦得让他们知道。”
中苏友好在斯大林时代是蜜月期,那时候中国处处学苏联,连有人说“海参崴是中国领土”都被打成了右派。可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之间渐行渐远直到反目,从1960年8月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挑起了第一次边境事件,到1966年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双方的武装冲突达到高潮,这年一月苏军又用装甲车在中国乌苏里江七里沁岛上制造了一起撞死、压死中国边民四人的流血事件,让中国军队和农垦兵团的战士处于高度戒备,其中也不乏两军哨兵篮球比赛等友好事件,中方就派出了“八一队”化妆成知青,经常让老毛子摸不到球,这就是外交上的打打谈谈,谈谈打打,在哪个方面中国都不能居下风。王玉苹说:“咱们哪里正经学过俄语?只会‘瓦斯多克扎啊列哦,宋采浮扎斯诺’——东方红、太阳升和缴枪不杀,我们连‘你好’,‘贵姓’对不会。”
“你好“是“普里唯特”谁不会?李向阳笑道:“咱们说的俄语苏联人都听不懂。你让冯国庆准备一下,看他能不能和那边的赫哲人对话。你也参加。”
王玉苹想多坐一会儿连长和指导员进来了,她起身向领导们点点头,给李向阳留下了一把野杏就走了。
几天后连部来了三辆解放牌吉普车,一辆是苏联人,两男一女;一辆是佳木斯外事办和兵团的领导,老中青三个人;一辆是师部武装连的战士,全都是严阵以待的样子。代连长和全连干部在连部大门口迎接并把他们请进了会议室。
双方的翻译分别用俄语和汉语介绍了两边的情况,原来这三个苏联人来自江对面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和犹太自治州,他们和二十九连的直线距离才三十多公里,都是湿地,夏天得绕道抚远口岸,两边上百公里;冬天水面结冰,坐爬犁过来只须半个小时。这次苏联方面代表那边的文化团体而非政府和军队,想和中方进行犹太教和赫哲族文化的交流,以缓和两国边境的紧张局势。
兵团付政委听了说:“犹太教就不必了吧?至于赫哲族,代连长,你赶紧通知你们渔业队来人,要懂赫哲语的,客人累了,晚上就在你们招待所住,现在就安排吃饭,明天咱们再会谈。”客人就被请到了招待所,剩下自己人付政委说:“咱们虽然有所准备有些事情还是没料到。”
郑主任说:“就按前天会上布置的,有关政治要么不谈,谈必申明是他们背叛了马恩列斯,他们对华约各国实行得是‘大国沙文’主义。”
付政委说:“他们可能是来喝酒的,听说他们最喜欢中国的二锅头,我特意给他们准备了茅台,七块钱一瓶,我的乖乖!咱们的牡丹烟对他们也是最好的。”
郑主任说:“他们一直在试探咱们军事上的虚实,那咱们俩就演一出《蒋干盗书》,不经意就露富——中国吃穿用什么都不缺,武器更不差,他们光造原子弹了,连火柴都缺。”
付政委说:“他们一喝酒就又唱又跳闹起来没完,我还特意找了几个能喝的,也预备了节目——二十八连那个上海姑娘扈喜的小提琴不次于他们的柴可夫斯基。”
冯国庆一听他们说扈喜心就砰砰跳,他知道柴可夫斯基是沙皇时期的作曲家、音乐指挥家;大卫·奥伊斯特拉赫才是苏联最著名的小提琴家,来过北京演出,可兵团领导说扈喜的小提琴不次于柴可夫斯基他还是很高兴,他和扈喜也是鸡犬之声相闻,想见一面都难。
郑主任说:“如果他们谈合作,倒是可以用你们兵团造的白酒换他们的康拜因零件,佳木斯从苏联进口的农机差不多都趴窝了。”
付政委说:“要是他们谈边境我们就说连西伯利亚都是中国领土,汉朝时期的苏武就曾在那里牧羊。”
这两位说得津津有味,却没留冯国庆和王玉苹陪苏联人吃饭。
为了迎接苏联人二十九连焕然一新,招待所全换了新床新被褥——原来的床垫是稻草的,被褥又黑又亮还都是跳蚤,因为来住的都是司机和赶车的;食堂的包间也换上了全套高档家具和景德镇瓷器,厨师和服务员也是向佳木斯宾馆借的。晚上农场职工和知青们就都穿着最好看的衣裳到招待所附近散步——这得表现出中国“物价稳定、市场繁荣,人民生活水平高”,他们就闻到了食堂那边飘来的肉香酒香,听到了那边传来的琴声、歌声和欢笑声。
一首小提琴曲《梁祝》,谢志远对冯国庆说:“扈喜,是扈喜!”
一首歌苏联二战歌曲《喀秋莎》,王玉苹对汪增美说:“这首歌又让唱了?”
一首苏联卫国战争时期雄壮而又忧郁的圆舞曲《秋之梦》,窗上出现了几个高大的影子,又忽高忽低,这是那三个苏联人在跳那种旋转很快的民族舞。
冯国庆想:“中苏何必太好?为了苏联中国与整个北约国家对立;中苏又何必反目?华约组织国家也不跟中国好了,中国只剩下阿尔巴尼亚一个朋友,叫‘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