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作者文中一目了然的阿拉伯数字。）
我的童年
（三）
记两位小学老师
供图投稿作者：邓祝仁
（1）
我漂亮的算术老师
我上小学的时候，数学叫算术。六年间，教我们班算术的有三位教师，全是女性。一二年级的算术老师早已了无印象，除了女性这一特征外，她的名字、她的样子，如今怎么回忆还是不甚了了。五六年级的算术老师虽然似乎还有点印象，但姓什么、叫什么，却吃不准，她上课不讲普通话，讲桂林话的声音倒清晰着。那时如果有视频，该多好！
现在要说的算术老师，从三年级教到四年级，叫伍菊芬。
用今天的话说，伍老师绝对是个美女。亭亭玉立，却不单薄，不骨感，恰到好处的丰盈、性感。她绝对领导着学校服装的新潮流。夏天，伍老师喜欢穿那时流行的碎花裙、背带裙或格子裙，皮凉鞋配白短袜，从你身边走过，会飘溢些许淡淡的香味。冬天，是黑色的呢大衣配大红围领，或黑底白花棉袄搭鲜红的围脖。总之，很扯眼的。
伍老师一般不给我们留家庭作业，书上的习题都在课堂上完成。上她的课，我们不紧张，脑袋、心中，余地很多。我们在写算的时候，她巡视，发现普遍问题，会叫大家停下来，请同学们提几点疑惑，她来回答，语调不高，不急，绝不像其他老师总是急切地考问、追问，搞得我们很惶恐，脑袋、心里被填得满满的。
伍老师的声音很甜，很脆，有节奏，听她讲课如同欣赏音乐，很快乐，我们非常喜欢她。
伍老师上课的另一个特点，是课件准备周详，动手充分，实感性很强，给人印象深刻。有一次上图形课，认识正方形，她不像有的老师不用课件，只在黑板上写几个字，画两个图完事。她准备了各色各样的实物，让我们认识、分辨。比如她先引导小朋友看实物，只见她取出一张红色的正方形蜡纸，比划着告诉我们，正方形蜡纸四条边都一样长，把两个对角折叠起来，它们的连线也一样长。这样，正方形和长方形的差别就很容易弄懂了。我们获得了很直观的印象，永志不忘。
第二天下雨，不做课间操，大家自由活动。我当时不知怎么了，突然爬上讲台，模仿伍老师头天上课的腔调、神态，手舞足蹈、绘声绘色地演讲起来。同学们一个个望着我，我毫无畏惧，不怯场，居然把伍老师讲课的主要内容演示了一遍，情感全部投入，以至上课铃响了也没听见，直到伍老师走到教室门口，自己才知道冒失，吐了吐舌头，赶快爬下讲台。满以为这回将挨尅了。没想到，伍老师不仅没批评我，还问我把上节课的内容怎么记得那么牢。这是我在小学期间做得最出格、最癫狂的一件事。
我这次近似疯癫的举动过去没有多久，全年级算术考试。那天，似乎有神助我，做得很快，提前交了卷。伍老师问我检查了没有，做对了吗。我说，应该对吧。突然，伍老师把我拉到教室门口，悄悄说，帮她监考一下，她要上厕所，因为她有点拉肚子……这样，我代替伍老师当了一会儿小老师。因此，我在同学们中间颇得意了一阵。
或许有了这点经历，到初中二年级，我对学习平面几何尤其感兴趣，特别喜欢证明题，那些定理在课堂上总能牢记，做习题的时候常常会很快蹦出来。我居然代表学校参加过全市的初中数学竞赛。我以为，这全得益于伍老师。
上五年级，换了老师，就很少再有机会谛听伍老师讲课了。1960年小学毕业离校以后，连见伍老师一面也变得十分奢侈。后来，听说她病重去世。噩耗传来，我的心情很不是滋味，自言自语说，今后再也见不到伍老师了。一晃，五十多年矣。
（2）
永久地痛 慈母一般的语文老师
我最尊敬、情感最深厚的一位小学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去世已经很多年了。她创造了我人生中的若干个第一 次，我怎么会忘记她。
活了大半生，经历过的永久的、刻骨铭心的痛还真不少。这些痛，如烙印，如晒斑，留在身上，不可磨灭；如营养，如毒素，浸入血液，融进心底，潜藏大脑，朝夕与共，须臾不离。忘不掉，悔无用，不如写下来。
我最尊敬、情感最深厚的一位小学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去世已经很多年了。在她去世前的头一年，有一次同学聚会约请了她，她高兴地来了。可是，鬼使神差，我错过了这次聚会，失去了最后见老师一面的机会。后来，同学告诉我，那天，老师一再问我去哪儿啦，为什么没来……终于酿成了我一次永久的痛。这位老师叫黄勉玉，小学三四年级时担任我们的班主任兼语文教师，整天就和我们在一起。虽然是遥远的事，一件件、一桩桩却历历在目。黄老师创造了我人生中的若干个第一次，我怎么会忘记她。
那时，汉语拼音方案尚未正式公布，连老师也处于有选择的学习阶段，不要求学生学习，更别说考试。可是，黄老师不这样，她一培训回校，就利用自习课教我们读拼音字母、读韵母、读声母、读四声，“现炒现卖”地把学到的新东西在第一时间传授给我们。黄老师说：“以后全市都要用普通话上课，学讲普通话就靠汉语拼音，学会了汉语拼音，识字读书更容易。”
那时，《新华字典》还没有出版，加上桂林方言的原因，许多字的读音难以把握，同学们学起来并不容易，但觉得新鲜，学得高兴，老师觉得甜蜜，教得来劲。我的汉语拼音基础就是那时打下的。尽管在以后的岁月里，从小学到初中，学校里再也没有传授过汉语拼音知识，然而当 1957年下半年《新华字典》出版，1960 年代传到我所在的这个小城市以后，我能够借助字典查找生字词，预习课文了。在当时，这是一件比较新鲜的事情。我记得，我的高中同学中有几个还不知道拼音为何物，自然也不会查《新华字典》。从黄老师那里，我懂得了利用汉语拼音和使用工具书的好处。二十年后，虽然我得以考入大学中文系，但由于入学晚了三个月，错过了《现代汉语》音韵部分的学习，因此，我的汉语拼音知识仍旧是黄老师教给我的那一点，受桂林方言影响，碰到唇音、前后鼻音、翘不翘舌，比如肥回、挥飞、情琴、南兰、牛流、银人之类，我常常犯傻、出笑话。任同窗如何纠正，我就是正不过来。
黄老师喜欢利用文娱活动时间教我们唱歌，教我们识简谱，教我们根据简谱视唱。我那可怜的简谱常识，全部得益于黄老筛。因为在以后的学生生涯中，我再也没有碰到愿意或有机缘教我们音乐知识的老师了。尽管如此，我凭着这点皮毛，在 1960 年代那艰难的岁月里，有幸碰到了几个具有音乐细胞的同窗好友，度过了一段难忘的、艰难的“三楂树”岁月，《外国民歌200 首》几乎成了我们课余生活的全部，此系后话。
黄老师常常在上班会的时候给我们朗读《中国少年报》，使我懂得这是一份为了我们孩子的报纸，上面有许多值得我们了解的东西。黄老师说，这份报纸“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当时我觉得这句话“挺拗口”，问她为什么。黄老师耐心回答我，一一作解释，尽管那超出了一个孩子的理解范围。从此以后，我年年订阅《中国少年报》，直到初中二年级。不知不觉，我养成了阅读报纸，关心大事国事天下事的习惯。高中阶段，我不管功课如何繁忙，每天一定坚持读报，许多重要事件、文章过目不忘，为此还得到班主任当着全班同学的夸奖。今天看来，或许这微不足道，但关注天下和阅读习惯的养成，在我的人生进程和心灵历练中，却是一件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事情。
最让我感动的，是黄老师像母亲一样带我看电影。由于家里穷，学校几次包场看电影我都没去成。一天，我看见学校通知栏上包场看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我缠着母亲给一毛二分钱看电影，我不想再失去这次机会。谁知道，这次电影不面向学生，是为老师包场的。我很沮丧。黄老师不忍心让我太难受，就答应带我去。到了电影院，我才知道，黄老师的爱人、孩子一起都来了。电影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我简直不相信，就是这一次，我便记住了导演蔡楚生、郑君里的名字，记住了演员白杨、陶金、上官云珠、吴茵、舒绣文等名字。至今电影片头“一江春水向東流”和“八年離亂”那几个繁体字还清晰留在我脑海中。电影散场已经深夜，黄老师又送我回家……。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和老师家人看电影，也是全班同学中唯一单独和黄老师上电影院看电影的学生。后来，黄老师还带我去过她家一次，她家住盐街中段。
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一次作文课。那天，黄老师在班上朗读、讲评了我的作文——《游七星岩》。本来作文题是“记一件有意义的事”，老师夸奖我“游七星岩”的作文题目定得好。我写爷爷带我游七星岩，写在洞里看到什么，想到什么，怎么高兴，等等。都是一些大实话。黄老师说，作文写得有意思。并问同学还有谁游过七星岩。居然没有一个小朋友举手。那时，七星岩尚未通电，得打火把游览，游人不能多。其实，我的作文只得了 4 分（5分制），不是最高分，缺点很明显，主要是错字较多，一些句子不通顺。课后，我问黄老师，为什么不得高分也可以全班宣讲呢？黄老师说：“老师讲评作文，不一定选最高分的，而是选有特点的，可以启发大家，让大家容易明白好在哪、失误在哪。”我的《游七星岩》就可以做到这些。从此以后，我慢慢喜欢作文，不怕作文了。有意思的是，25 年后的 1982年，我当中学语文老师，第一次上公开课，给学生讲评作文，也选了一篇中不溜的作文。居然好评如潮。一位老教师在评议会上说，她到这所学校，20 多年了，还从未听过这么好的作文评改课……感恩我的黄老师。上小学高年级以后，虽然和黄老师同在一所学校，但单独在一起的机会很少。上中学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黄老师。后来“文革”爆发，听说黄老师被当作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和资产阶级教学权威来批斗，头被剪成阴阳头，我自己也被贴上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标签，自然更无缘相见。“四人帮”垮台之后，听说黄老师获得平反昭雪，而我则考进了大学，也就难以见面。再后来黄老师退休，她家拆迁，要见她就更难了。总之，从黄老师不教我们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黄老师教我们的时间是 1956 年 9 月1958 年 7 月，一晃，五十多年过去了！
（↑邓祝仁7年前的8月，独自一人前往贝加尔湖度假。在伊尔库茨克飞机场的摆渡车上无意中逗笑了一个嚎啕大哭的婴儿，整个过程被不知名的朋友记录了下来…… ）
（v）教授邓祝仁先生
换一换
